2008年民進黨慘敗的那晚，我回到陸委會辦公室，靜靜看着濟南路對面立法院的夜色，心想：「國民黨恐怕要長期執政，民進黨不知何時才能回到台灣權力中心？」這不只是我的心情，也是很多綠營朋友難以表達的苦楚。
2016年1月16日選舉結果揭曉，一位長期支持國民黨的好友來電哀怨表示：「敗成這樣，民進黨恐怕要長期執政，台灣和國民黨將來該怎麼辦？」
聽到熟悉的語境，心中其實有些失落與複雜。短短八年，何以台灣政治竟有如此戲劇性地翻轉？許多政論性節目解釋「站在阿扁對立面，成就了馬英九；站在馬英九的對立面，成就了蔡英文。」這樣的政治擺盪，是否真這麼簡單，如此化約？
由於民進黨選情持續穩定，加上泛藍選民對國民黨不滿，本次總統大選的得票率創下總統直選以來的新低（66.27％）。蔡英文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搭配下，雖以56.1%的得票率打破了陳水扁在2004年得票天花板（50.1%），但相較2012年上次的得票數，雖只增加八十萬票左右。但在民進黨動員泛綠選民，運作「選票最大化」的訴求下，國民黨輸的非常徹底。
本次國民黨不論在總統與立委選情都是空前挫敗。不僅總統得票率創新低，全台只有花東金馬選票勝過民進黨；立法院席次更只剩下三十五席。這樣選舉結果，完全顛覆了台灣傳統政治板塊的分析內涵。
國民黨到底怎麼了？民進黨做對了什麼？這是大家選後思考的問題。
許多針對選舉結果的分析，容易陷入個人行為特質或領導風格的迷思，流於「勝者王、敗者寇」或「時勢造英雄」的說詞，過度放大特定政治人物的能動性。相對於此，本文將回到台灣近年來價值體系、政經秩序與社會集體意識的變遷，從宏觀輪廓去解釋。這也意味著：本文將選舉結果視為整體結構變動中的理性抉擇，蔡英文則是在轉型的過程中「因勢利導」站在多數人的那一邊。
國民黨的統治基礎
先談國民黨統治合法性的傳統支柱。
國民黨的價值體系，具有保守主義與精英主義傾向。深層而言，則預設了以下看法：秩序與道德規範不僅是本質性的假定，更是不證自明或毋庸置疑的前提，世界的運作理應簡單規律，歷史存在某種必然的一統思維。形式倫理實是維繫社會具體運作的根源，因此多元價值或懷疑論往往是裂解秩序的來源，改革必然帶來混亂。
具體來說，所有的國家認同、政經秩序與分配程序都以「既有秩序」作為基礎。簡單地說，這是一種訴諸在中華民國傳統的法統下，由同質性甚高的知識菁英與技術官僚組合成的統治集團，透過國家權威進行由上而下的資源分配。重點是，任何質疑或挑戰這個體系的個人或團體，往往被輕蔑的解釋為「民粹主義」。
在台灣現實的政經體制中，這種以「國家為中心」的保守主義邏輯有以下兩個軸線：一、中國正統的歷史文化觀與兩岸政治定位；二、國家統合主義的政經發展模式。
就第一個軸線來看，國民黨強調中國文化史觀的正統性。從黨國威權體制開始，台灣的基礎公民教育與歷史觀，就建立在華夏正統與儒家思想的文本脈絡。即便1895至1945年台灣已經脫離這套歷史文化體系，但因國共內戰與冷戰的現實考量，使得原已斷裂的台灣與中國，又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重新焊接。
這個最大的連接點，則是中華民國繼承了一個中國的正當性與法統，即便實際統治與管轄的範疇只剩台澎金馬。在此背景下，中華民國法統主導兩岸關係的發展，一個中國的主架構，難以從執政者的心中移除，遂產生九二共識與「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思維。
第二個軸線，則是強調國家在經濟發展扮演催生、誘導的角色。意即威權政體為了延續統治基礎，以國家權威的主導市場經濟與市民社會的運作；經濟的高速增長除了是現代化指標，更是執政黨的重要政績。換言之，就國家的發展的性質在於「發展是硬道理」與「穩定壓倒一切」。追求經濟成長可以犧牲公平正義、人權、環保、國土保育；為了維持一定社會穩定，可以否認多元價值與批判精神。
除了經濟掛帥的思維外，統合主義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更是建立在「侍從主義」的政商互惠關係中。
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多次告訴筆者，國民黨長期掌握國家的鎮壓與資源分配能力，發展出錯綜複雜的政商關係網絡。企業若表態效忠，或能擁有政策優惠、資源奧援或經營特許；地方派系若俯首稱臣，自然坐擁農會、水利會等小金庫。反之，在恩庇體系中，若有二心則將面對司法檢調、查稅、抽銀根、扶持對手等毀滅性的懲罰。
國民黨以保守主義為前提，以精英作為統治階層，左手握有文化霸權詮釋道德歷史世界內涵，右手掌握國家機器進行資源分配；這個集優勢於一身的政黨究竟是如何解體，其實有脈絡可循。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最高階段》皆指出，「資本主義是自身的掘墓人」，「資本主義異化的形式與內容越高，資本主義崩解的日子便不遠了」。用這個邏輯來解釋國民黨的頹敗過程，不僅深刻且具有辯證性。
民進黨的文化價值重建
民進黨在傳統泛藍「中國為法統」的一言論之外，分裂出以「以台灣為法統」的本土意識，從「特殊國與國關係」與「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出台，建構出「中華民國在台灣」與「中華民國是台灣」的政治邏輯。
在選舉操作與政治社會化的交替作用下，本土意識在台灣內部發酵、發展出新的國家認同內涵；蔡英文所提「憲政體制下維持現狀」之說，亦可視為此一論述軸線的延伸。
文化價值體系的重建，必須搭配一定的經濟條件才能奏效。這意味馬政府執政的經濟表現，會是支撐國民黨統治基礎的關鍵。國民黨雖效法新保守主義，以市場自由化與私有化作為刺激經濟發展的工具，但問題在於：自由化的對象主要針對中國市場，在不對稱的經濟規模與體制之下，除了具備特殊政經關係的紅頂商人與買辦之外，中小企業與一般民眾難以進入兩岸交流的「紅利分配層」。
由於基本的利益分配對象不在社會大眾，而是統合主義下的侍從關係與特權階級；這個新的經濟剝削行為與政商網絡關係無所不在，即便是兩岸農業交流也深受其害。在焦均所著之《水果政治學》一書中，有著極為寫實赤裸的分析。在此背景下，如果台灣經濟發展受挫，此一扭曲的政經體制，將引發難以預料的社會後果。
2008年的政黨輪替，與其說是國民黨的選舉勝利，不如說是民進黨的執政失敗。可惜國民黨未曾認清其執政的前提，其雖揚言改革，其實是將既有黨國體制的保守思維，與柴契爾夫人（又譯撒切爾夫人）的新保守主義選擇性的對接。例如國民黨在兩岸關係中主張市場開放與自由化，名為促進台灣經濟發展與競爭力提昇，但主要受益者並非一般社會大眾，而是與國民黨關係良好的大企業與官僚買辦，仍延續了侍從主義的政經邏輯。這個四不像的拼裝車談不上改革，而是一種徹底的制度復辟。
在文化價值上，重新執政的國民黨，戮力透過國家力量反轉民進黨執政時期的本土化教育，再現中國文化歷史在政治社會化過程的正統地位，並在兩岸關係中重建中國論述的核心立場。但國民黨錯估了民進黨的政治目標，本土化教育，旨在解構國民黨威權時期過於單一、化約的黨化歷史教育，希冀推動去黨國化與去威權化的政治工程。
民進黨雖然執政失敗，但政治啟蒙已逐漸發酵；政治社會化的合理性，使歷史發展產生不可逆的後果。這在日後崛起的公民社會運動、太陽花學運或是反課綱行動中，找到不少線索。
國民黨無力應對社會劇變
2012年之後，台灣的政治板塊在有了深刻轉變。政經秩序劇烈變化下，社會集體意識出現了新面貌。政黨惡鬥引發政府失能與政治失靈；代議政治的疲乏下，新民粹或審議式民主呼聲日漸崛起。
這股社會力量，恰巧撞上經濟不景氣與貧富分化下，人們對公平正義的訴求，使得各種公民不服從運動蓬勃發展，並將矛頭指向兩岸交流紅利分配的扭曲。
這股浪潮終於在服貿的程序爭議下，以「太陽花運動」佔領政府的方式爆發，並外溢出第三勢力與柯文哲現象。直接在2014年九合一大選時，產生了第一波政治海嘯，淹沒了國民黨。
社會集體意識的崛起，成為台灣公民社會運動的土壤，在群眾的反省批判中，直接反噬國民黨經營的中國正統文化價值體系。太陽花青年所接受的政治社會化內涵，多為民進黨執政時期所建構的新世界觀、國際觀與歷史觀。有別於國民黨威權時期的黨化與意識形態教育；新的公民與社會價值，建立在民主人權、多元文化、本土意識，以及國際關係的整體結構中。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並不特別突顯，而是鑲嵌在新的政治文化中。
面對台灣社會結構的劇烈轉變，國民黨的統治精英的回應又是什麼呢？
第一種是透過激進的「中國正統情結」，並結合混亂的後殖民話語進行反駁。「皇民說」、「郭冠英爭議」，與「中華民國毀滅說」正是這種情緒的投射。由於這種個人式的論述，帶有過多去歷史的偏見，結果反而引發更多的反作用力。
第二者，則是從「道德精英主義」的觀點出發，嘗試從道德高度強調社會秩序的合法性，並將台灣近期複雜的政經問題，簡化為「民粹主義氾濫」或「道德淪喪」。問題是，國民黨建立的文化霸權正在快速解構中，以儒家思想作為維繫道統的作法顯得蒼白無力；精英論者反被批評心態傲慢，且事實證明其「一點也不精英」，還是政經秩序混亂的元兇，反而將社會中去體制與反精英的聲浪推到高峰。
第三種反應則是從「經濟發展主義」出發，以兩岸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為背景，回溯台灣過去經濟高速成長或社會穩定的「美好年代」，召喚經濟選民與中產階級的記憶情感。此舉雖然在過去選情緊繃時屢屢發揮催票效果，然而在台灣經濟衰退，中產階級清貧化的當下，多數選民已將國民黨的與企業家視為政商一體的買辦集團，此招效果不言而喻。
重點不在於回應所產生的政治效應，而在於回應者的心態。在台灣社會劇烈的轉型下，顯然過去支撐國民黨統治的重要支柱不是腐朽空洞，不然就是在解體邊緣。國民黨的敗選早有結構性的因素，至於馬英九的執政包袱、黨內鬥爭、地方派系解體、欠約青年政治甄拔、換柱風波、朱立倫的選戰策略、王如玄的軍宅風暴等因素，咸信則是成為選情崩盤的附加因素罷了。
執政與既得利益者若能面對事實，謙卑自省，那麼輸掉的或許只是一場戰役，而非整場戰爭，畢竟政黨輪替本是民主國家的常態。
問題是，國民黨得到教訓了嗎？
（張宇韶，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曾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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