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national Feminism and Women’s Movements in Post-1997 Hong Kong: 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
出版時間：2015年9月
出版社：香港大學出版社
作者：Adelyn Lim
2015年，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Transnational Feminism and Women’s Movements in Post-1997 Hong Kong: 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向讀者展開了香港婦女運動和女權主義運動的歷史。作者Adelyn Lim是人類學出身。她結合後殖民主義差異政治和團結政治理論，把女權主義，發展成社會運動的「框架」。
第一章，從「妹仔」（婢女和性工作者）問題開始，梳理了1843到1997年，英國殖民統治期間，香港婦女運動的主要人物、機構、抗爭事件和策略。九七之後的情況則分開四章，涉及貧困女性化、家庭暴力、賣淫和性工作者、家務傭人工人議題。婦女運動和女權運動如何被組織起來，使用的宣傳辭令、行動策略是什麼。「阿姐」（性工作者）這個說法，就是「紫藤」（1996年成立的性工作者團體）提出的。
「婦女運動」和「女權運動」可以被完全劃等號嗎？我們常常會不自覺地混用。「婦女運動」，更關心婦女切身利益的提升。共同利益把運動者們聯結在一起。她們要挑戰的，並不一定是男性主導的性別等級制度，和既有政治制度、權力秩序。
而「女權運動」則不同。它要從根本上瓦解這一套權力結構，使女性不再處於從屬地位。更有女權主義群體進一步發展，在男女二元性別關係之外繼續拓展，尋求更平等的夥伴關係，而不是壓倒性的控制。
「婦女運動」和「女權運動」之間的分野在香港尤為明顯。Lim描述，在傳統婦女議題上（如貧困、教育、家庭暴力），香港本土婦女權益團體主要分為兩大陣營：一是親中婦女團體，另一是權利導向的草根女權組織。
親中婦女團體與政府關係密切，資源豐富。在中國政策框架下、男性主導的政治力量影響下（不少機構的負責人是政府高官的妻子），選擇性地回應婦女議題，推進婦女福利服務工作。這種婦女團體更像一種社會進步的裝飾。
而權利導向的草根女權組織，缺乏參與體制的機會。更多通過街頭抗議、倡導、教育活動，推進婦女權益。這些團體也會批評男性意識主導的民主派，對女權運動被納入民主運動框架，成為附屬工具非常警惕。
2007年，林蔚文和 Irene L. K. Tong的一篇研究也指出，香港和澳門在迴歸前後，強調統一（unity）和穩定（stability）的民族主義論述、限制公民社會參與，及選擇性回應社會需求的政治框架，是兩地婦女運動發展的主要障礙。
Lim的研究強調，香港婦女運動一開始就存在「跨國性」。由於港英政府對本地社會文化的不干預原則，「妹仔」被奴役、性虐等問題，直到1970年代才正式受到挑戰。香港社會對「妹仔」的大量需求，導致人販集團活動猖獗。他們從廣東綁架女孩，販運到香港賣掉。當時的首席大法官John Smale判處了幾樁拐賣女童大案。但港英政府很快向本地團體的請願妥協。商人需要保留「妹仔」，女孩家人也把這種買賣當做一種對抗貧苦的「風俗」。因此進一步解救「妹仔」、改變她們命運的社會運動，反而首先在英國發起。1919年，隨夫來港的Clara Haslewood，就是廢除「妹仔」運動的領軍人。她也促進了1921年本土團體「反對蓄婢會」的成立。
回到今天，港人口中的「菲律賓女傭」，已經為自己爭得「工人」的稱謂。Lim從國際家務工人運動的背景出發，講述香港本土的和跨國家務工人組織，如何團結動員，求同存異，提升自身權利。針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其他跨國流動的、本土的性工作者的機構「紫藤」，則將組織工作延伸拓展到中國大陸多個地區。
這本書並不晦澀難懂。不過，「跨國性」和「邊緣聲音」作為核心主題的此書，所關注的「邊緣人群」和「邊緣話題」，取樣上依舊是傳統意義上相對主流的對「邊緣」定義的範疇。性工作者議題也是從「賣淫是一種工作」、「性工作者是工作女性」的角度來談性工作者組織的認同和再現策略。這反映了作者在研究設計中的概念區分，未將基於女性的性（sexuality）及其主體性（subjectivity）建構的組織樣本納入女權團體研究範疇。
因而，女同性戀及多元性別社群組織，新媒體時代的女權文化運動群體和個體，就人口販賣、國際難民議題工作的機構，都沒有納入本書討論範疇。這與作者「填補沒有全面研究香港婦女運動和女權運動」的寫作目標仍有差距。
（曾金燕，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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