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認「逃兵」的謝三泰，30年後解封的民運照片——那個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灣記者們（下）

「你知道，在那個訊息不對等的社會裡頭，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採集影像，如此而已。」

半生被稱劊子手，戒嚴部隊軍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

李曉明是六四戒嚴部隊之中一人，離開中國後，長期受失眠、易怒所苦，近年才去看心理醫生。槍響30年後，他說：「雖我沒開槍、沒殺人，但身為當時戒嚴部隊的20萬戒嚴部隊的一員，當時我在部隊服役，我覺得也是一種恥辱，有一種內疚情感。軍人......，在六四中扮演很可恥的角色吧。」

英劇《Chimerica》追尋坦克人：討論六四？抑或一場美麗的誤會？

編劇柯克伍德直指中國是如何買起美國甚至全世界，不知道有沒有觀眾因此如夢初醒⋯⋯

「北京公社」的八個瞬間（上）：六四三十年，對於「反思」的反思

在自由主義主導、卻陷入自咬尾巴困境的反思主流之外，我們可以從與1989學運、冷戰結束同時興起的後馬克思主義，來觀照這56天。

一個人的戰鬥，沒有退路的吳仁華

吳仁華三本書最初都在香港自費出版，封面是自己用 word文檔設計，「很難看、很粗糙」。「三十年過去了，你出版那些受害者名錄，誰會買呢？」

六四去國三十載，若在故土上不能說話，與流亡何異？——張倫專訪

他是當年北大高材生、也是廣場糾察總長；是語言不通而茫然失措的流亡者、也是大師門下的高足；是被三個孩子弄得手忙腳亂的父親，也是無法床前盡孝的孩子。

通脹中的六四：失敗的改革如何引爆革命

後三十年改革的保守底色是怎麼來的。

「記者在現場」的意義是什麼？——那個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灣記者們（中）

30年後，他們受訪時，反覆思考「記者在現場」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彷彿和30年前在現場採訪的自己對話。

邊緣化的六四論述：八九春夏，其實發生的是「兩場運動」

對於六四運動的深入理解，需要我們同時跳出這兩種敘事：既告別「知識分子中心論」、重視工人和市民的參與，同時承認「民主」的確是工人和市民參與運動的核心訴求。最關鍵的是，工人與市民所理解的「民主」，和學生、知識分子所擁抱的民主觀念有很大不同。

多重曝光：十個鏡頭前後的八九六四

反覆訴說，歷史終不會消失於黑暗之中。

專訪吳國光：八九毀滅中國知識分子之後，如何繼續「韌性的戰鬥」？

「可以說，我自己在推動中國民主化上是一個失敗者。但我這三十年就是承認失敗、但不放棄初衷。」

被圍困的六四論述，需重新對接後冷戰的時代光譜

在三十週年的今天，當脱韁的世界把後冷戰的自由主義共識遠遠甩下，我們需要新的力量和批判，新的盟友和想像。

8本六四文學書：廣場和燭火就是理所當然的救贖嗎？

希望和絕望如何不流於空洞？在尋覓答案、塑造角色和意象上，文學給了我們如此不同的角度，回到那並未結束的夜⋯⋯

【書摘】程翔：天安門屠殺促進蘇東集團解體

萊比錫民眾高呼「記著天安門」是在警告東德秘密員警，若他們動手的話，便會發生另一件「天安門事件」。在群眾大聲呼喊下，東歐的秘密員警也不敢導演另一場「天安門事件」。

影像：六四「愛國民主大遊行」，支聯會指人數較去年多一倍

1989年成立的支聯會，每年六四前的周日均會舉辦大遊行。今年踏入第30個年頭，遊行主題除了一如往常要求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等訴求外，更聚焦在近日《逃犯條例》修訂。

「我當時，可能真是做對了一件事」——那個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灣記者們（上）

「電視上就出現一張字卡、一條新聞：『造謠大王肖斌抓到了』，從那時開始，路邊再也見不到有人談論這件事，也不會有人接受你的採訪了。」

六四三十年紀念研討會首度移師台北，持續重訪八九民主夢

六四三十年紀念研討會，今年由香港移師，來到台北舉行。三十年前，運動發生在冷戰結束前夕，追求民主體制蔚為浪潮；今日，舊體制已面臨不同挑戰，而「新冷戰」格局再度降臨。有心與會者如何重訪當年民主夢？

香港記者陳潤芝的六四記憶：「每隔二十分鐘，軍人就開槍，砰砰砰砰砰」

同事打開房門朝外看，然後轉過頭，陳潤芝第一次見到有人嘴唇是紫色的，「外面一定是軍隊。好恐怖。」

從「白宮戰情室密件」一窺美國眼中的八九民運

美國駐上海總領事Charles Sylvester在「戰情室報告」形容這類反宣傳活動為「中式人為洗白」。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R. Lilley）甚至在另一份戰情室報告中形容是「大謊言運動」。

六四座談 鮑彤致信：「我們正生活在六四制度之中」

支聯會主席何俊仁表示，六四是很多香港人一生都不會忘記的，而一個地區的人會因為對於政權的不滿，而持續悼念、抗議30年，在世界範圍都是罕見的。

30年後，香港還能守住六四記憶嗎？—— 專訪李立峯

一邊是諱莫如深，一邊是恆常悼念，六四記憶在香港綿延30年，是一種必然？香港中文大學兩位學者10年研究，揭示集體記憶背後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