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倒數第二天，我來到了一家位於九龍山附近的酒吧。除了幾十平米的室內空間外，它還擁有可以承辦小型音樂演出的露台。北京的冬夜異常寒冷，大風颳得人們耳朵生疼，但還是60多位裹着長款羽絨衣和圍巾的觀衆聚在這裏，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國面孔，安靜地等待着面前的吉他手調音。這是愛爾蘭獨立音樂人康大衛（David Carey）在北京的最後一場演出。
「我在中國已經待了九年，只是寫下這樣的語句都會體會到那份時間的厚重。」在活動宣傳推文中，大衛用中英雙語這樣寫到，「生活在北京這個不斷膨脹的超級大都市給我帶來不容忽視的影響。我在這裏上過班，組建過幾支樂隊，運營過一家讓我引以為豪的文化空間……我依然對中國的人們和文化飽含熱忱，但生活的鐵拳這次落到了我的身上，所以我準備離開這裏，去尋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事實上，在疫情期間和開放之後，選擇離開中國大陸的外國人不佔少數。而近年來，人們對「老外」，尤其是「西方白人」這一身份的態度，也在發生着轉變：他們擁有着刺眼的「白人特權」，可以拿着國際機構或學校的高昂工資，或擁有優越的外派身份，穿梭在城市中最時尚的bistro和酒館裏，享受着對標巴黎、紐約的消費環境。這似乎使他們的離開顯得沒什麼值得同情的。但我們在談論老外時，似乎將很多千差萬別的背景信息混為一談，從國籍、人種、工作行業，到為何來到中國，是否融入本地的生活文化之中等等……他們的身份和故事同樣是複雜的，在享受着「身份特權」的同時，另一部分人也在忍受着來自周邊的惡意與歧視——兩者可能在同時發生。
這也是為什麼康大衛的離開，以及他和插畫藝術家Alice合開的文化空間小塊兒的關閉尤其令人惋惜。這是一個外來者的故事，他熱愛中國獨立音樂現場，對這裏的人抱有善意，嘗試並確實與此地構建了深刻的聯結，卻因為舉辦包含LGBTQ+元素的電影放映而受到警察的調查，在面臨被起訴「非法工作」的風險下被迫離開。在這個故事背後的問題是，我們想要的開放、包容、多元、繁榮的社群生活和文化環境，需要由什麼支撐？
一
大衛有一輛死飛，他住在胡同裏，也喜歡騎着車逛胡同。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它的中心城區卻如此低矮、緊湊。早晨，大衛通常會騎到寶鈔胡同買麵包，或到國子監買煎餅，再拐到安定門內大街上的臨街小鋪，用熊本熊自帶杯接上一杯咖啡。附近有家用心做本地音樂推介的膠片店，同樣身為音樂人的大衛常常會與店主聊上幾句，挖掘新的樂隊與風格。夜晚，他要麼會去「school」看演出——這個在2015年吸引他留在北京的音樂場館仍然堅挺着；要麼則會回到小塊兒——除了日咖夜酒的商業模式外，在幾乎每個營業的晚上，小塊兒都會舉辦不同的活動，噪音現場、變裝演出、喝喝畫畫、手工之夜……而大衛私人最愛的是每週日的「遊戲之夜」。他與醉醺醺的顧客們以用戶名相稱，爭奪當晚馬里奧賽車之王的榮譽，勝者可以享受酒水折扣。參與比賽的人們認真但友善，笑着咒罵彼此，又共同為獲勝者慶祝。在這片小小的天地裏，大衛覺得開心又放鬆。
現在已經搬到柏林的大衛告訴我，這是他常在他夢中回顧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