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倒數第二天，我來到了一家位於九龍山附近的酒吧。除了幾十平米的室內空間外，它還擁有可以承辦小型音樂演出的露台。北京的冬夜異常寒冷，大風颳得人們耳朵生疼，但還是60多位裹着長款羽絨衣和圍巾的觀衆聚在這裏，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國面孔，安靜地等待着面前的吉他手調音。這是愛爾蘭獨立音樂人康大衛（David Carey）在北京的最後一場演出。

「我在中國已經待了九年，只是寫下這樣的語句都會體會到那份時間的厚重。」在活動宣傳推文中，大衛用中英雙語這樣寫到，「生活在北京這個不斷膨脹的超級大都市給我帶來不容忽視的影響。我在這裏上過班，組建過幾支樂隊，運營過一家讓我引以為豪的文化空間……我依然對中國的人們和文化飽含熱忱，但生活的鐵拳這次落到了我的身上，所以我準備離開這裏，去尋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事實上，在疫情期間和開放之後，選擇離開中國大陸的外國人不佔少數。而近年來，人們對「老外」，尤其是「西方白人」這一身份的態度，也在發生着轉變：他們擁有着刺眼的「白人特權」，可以拿着國際機構或學校的高昂工資，或擁有優越的外派身份，穿梭在城市中最時尚的bistro和酒館裏，享受着對標巴黎、紐約的消費環境。這似乎使他們的離開顯得沒什麼值得同情的。但我們在談論老外時，似乎將很多千差萬別的背景信息混為一談，從國籍、人種、工作行業，到為何來到中國，是否融入本地的生活文化之中等等……他們的身份和故事同樣是複雜的，在享受着「身份特權」的同時，另一部分人也在忍受着來自周邊的惡意與歧視——兩者可能在同時發生。

這也是為什麼康大衛的離開，以及他和插畫藝術家Alice合開的文化空間小塊兒的關閉尤其令人惋惜。這是一個外來者的故事，他熱愛中國獨立音樂現場，對這裏的人抱有善意，嘗試並確實與此地構建了深刻的聯結，卻因為舉辦包含LGBTQ+元素的電影放映而受到警察的調查，在面臨被起訴「非法工作」的風險下被迫離開。在這個故事背後的問題是，我們想要的開放、包容、多元、繁榮的社群生活和文化環境，需要由什麼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