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為家？——一個北京老外的出走，與一間獨立音樂酒吧的被迫關停

2023年的倒數第二天，我來到了一家位於九龍山附近的酒吧。除了幾十平米的室內空間外，它還擁有可以承辦小型音樂演出的露台。北京的冬夜異常寒冷，大風颳得人們耳朵生疼，但還是60多位裹着長款羽絨衣和圍巾的觀衆聚在這裏，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國面孔，安靜地等待着面前的吉他手調音。這是愛爾蘭獨立音樂人康大衛（David Carey）在北京的最後一場演出。

「我在中國已經待了九年，只是寫下這樣的語句都會體會到那份時間的厚重。」在活動宣傳推文中，大衛用中英雙語這樣寫到，「生活在北京這個不斷膨脹的超級大都市給我帶來不容忽視的影響。我在這裏上過班，組建過幾支樂隊，運營過一家讓我引以為豪的文化空間……我依然對中國的人們和文化飽含熱忱，但生活的鐵拳這次落到了我的身上，所以我準備離開這裏，去尋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事實上，在疫情期間和開放之後，選擇離開中國大陸的外國人不佔少數。而近年來，人們對「老外」，尤其是「西方白人」這一身份的態度，也在發生着轉變：他們擁有着刺眼的「白人特權」，可以拿着國際機構或學校的高昂工資，或擁有優越的外派身份，穿梭在城市中最時尚的bistro和酒館裏，享受着對標巴黎、紐約的消費環境。這似乎使他們的離開顯得沒什麼值得同情的。但我們在談論老外時，似乎將很多千差萬別的背景信息混為一談，從國籍、人種、工作行業，到為何來到中國，是否融入本地的生活文化之中等等……他們的身份和故事同樣是複雜的，在享受着「身份特權」的同時，另一部分人也在忍受着來自周邊的惡意與歧視——兩者可能在同時發生。

這也是為什麼康大衛的離開，以及他和插畫藝術家Alice合開的文化空間小塊兒的關閉尤其令人惋惜。這是一個外來者的故事，他熱愛中國獨立音樂現場，對這裏的人抱有善意，嘗試並確實與此地構建了深刻的聯結，卻因為舉辦包含LGBTQ+元素的電影放映而受到警察的調查，在面臨被起訴「非法工作」的風險下被迫離開。在這個故事背後的問題是，我們想要的開放、包容、多元、繁榮的社群生活和文化環境，需要由什麼支撐？

一

大衛有一輛死飛，他住在胡同裏，也喜歡騎着車逛胡同。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它的中心城區卻如此低矮、緊湊。早晨，大衛通常會騎到寶鈔胡同買麵包，或到國子監買煎餅，再拐到安定門內大街上的臨街小鋪，用熊本熊自帶杯接上一杯咖啡。附近有家用心做本地音樂推介的膠片店，同樣身為音樂人的大衛常常會與店主聊上幾句，挖掘新的樂隊與風格。夜晚，他要麼會去「school」看演出——這個在2015年吸引他留在北京的音樂場館仍然堅挺着；要麼則會回到小塊兒——除了日咖夜酒的商業模式外，在幾乎每個營業的晚上，小塊兒都會舉辦不同的活動，噪音現場、變裝演出、喝喝畫畫、手工之夜……而大衛私人最愛的是每週日的「遊戲之夜」。他與醉醺醺的顧客們以用戶名相稱，爭奪當晚馬里奧賽車之王的榮譽，勝者可以享受酒水折扣。參與比賽的人們認真但友善，笑着咒罵彼此，又共同為獲勝者慶祝。在這片小小的天地裏，大衛覺得開心又放鬆。

現在已經搬到柏林的大衛告訴我，這是他常在他夢中回顧的日子。

2015年，愛爾蘭的一所大學裏學習音樂的大衛夢想成為一名樂手，但愛爾蘭的舞台似乎太小了。在這個僅擁有500萬人口的「小地方」，少有人對音樂現場充滿激情，而一個新人表演者為了出名，似乎只有去美國發展事業，或在YouTube上吸引粉絲，才會被愛爾蘭當地的觀衆接受並喜愛。在一位研究中國古代音樂教授的建議下，大衛申請了六個月的學生簽證來到北京，這裏據說擁有蓬勃發展的音樂現場。

在到北京的第一週，懵懂的大衛去Mao Livehouse看了一場AV大久保、刺蝟和DA BANG的拼盤演出。台上的樂隊有着獨特的聲線，展現着他之前從未接觸過的中國獨立音樂風格。而台下的三四百名觀衆似乎都着了迷，熱情地為演出歡呼，大衛感覺自己彷彿處於某一重要事件的中心。他愛極了這種氛圍。

彼時，Mao Livehouse北京的所在地鼓樓地區聚集着包括老疆進酒、愚公移山等一批老牌音樂場地。在租金政策迫使他們搬出之前，鼓樓周邊具有青年文化氣息的店鋪為穿梭其中的搖滾樂迷和樂手們提供了一塊烏托邦式的城市空間，包容着他們自由探索音樂和藝術，在開到黎明的餐廳暢聊、認識同好。不久後，大衛聯繫了具有搖滾樂氣質的school酒吧，也獲得了演出的機會。那時的大衛甚至沒有一套專業的音樂設備，作品也不算成熟，但他不僅得到了酒吧老闆的鼓勵，也結實了一群好奇而友善的聽衆。他們會在演出結束後為大衛鼓掌、和他聊天——這是大衛在愛爾蘭未曾經歷過的。六個月的學生簽證到期了，大衛並未離開，他決定留下來，在中國生活下去。

大衛找了一份在幼兒園擔任音樂教師的工作。在朝八晚五的日常之外，他與在豆瓣上認識、同樣對迷幻電子抱有熱情的萎度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樂隊，曳取Nocturnes。在廣告公司工作的萎度負責寫旋律和作詞，大衛則負責編曲與製作。他們利用晚上和週末的時間討論創作與排練，並在2016年3月獨立發行了首張EP專輯《一個充滿成年人的世界》。萎度回憶，那時的演出場地和音樂廠牌負責人都非常願意接觸新樂隊和不同的音樂風格，並樂於支持樂隊的發展。2016年10月，曳取與獨立音樂廠牌草台回聲簽約，隨後開始在北京各大live house公開演出，同時活躍在音樂節上。到2018年，曳取每年能在國內參加10到15場音樂節表演，每場有約5000元的收入，這也是樂隊主要的收入來源。在彼時熱鬧而繁榮的獨立音樂行業中，樂隊能得到很多巡演，甚至是去歐洲表演的機會，這些新鮮的體驗也成為了他們的創作動力。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前進。

二

事情的轉變發生在2019年前後。首先，涉外演出面臨的限制增多。根據《文化和旅遊部辦公廳關於進一步規範涉外營業性演出審批工作的通知》，涉外演出報批必須經過省級文化和旅遊行政部門同意。之前，大衛參與的演出偶爾也需要經受內容上的審查，但從19年後，他必須要通過持證的音樂經紀人報批演出，拿到許可後才能表演。儘管申請本身是免費的，經紀人會向外國樂隊收取3000到5000元的手續費，且需要花費10到20個工作日才能拿到結果（中國樂隊的審批一般在5到10個工作日）。這大大增加了大衛參加線下演出的成本，2019年，曳取只參加了兩場音樂節，儘管他們的線上聽衆不斷增加。

這類審核在特殊節日前後會變得尤為嚴苛。2021年3月，大衛的另一個音樂項目原本被邀請在一場千人規模的演出當駐演，但彼時正值兩會期間，場地的音樂經紀人因為大衛的外國人身份臨時拒絕了他們登台，並提出，大衛可以通過不站在舞台上表演，或者佩戴面具的方式以規避「涉外演出」的風險。大衛感到非常荒謬，「這是種族歧視。」「不，這不是種族歧視，」那名音樂經紀人說到，「這只是規定。」

在這段期間，大衛也逐漸在一些小事上感受到了社會氛圍的變化。比如走在街上，周圍人會對他發表並不友好的評論，或者在乘地鐵時，身邊的人會在他坐下後默默拉上口罩。這些以前會讓他嗤之以鼻的小事開始逐漸影響他：為什麼人們會假定他是危險的、邪惡的存在？大衛還提到，在他初來中國時，北京的出租車司機都很樂意用英語交流，國內的樂隊也會編排英文歌詞，希望能走上更大的國際舞台，成為下一個酷玩樂隊。但2019年之後，這種開放的態度在逐漸消失。「好像大家從之前想要與世界的其他部分產生連接的狀態，變為覺得自己的文化已經足夠強大了，不再在乎他人的東西。這讓我有些傷感。」

從2019年開始，大衛和他在幼兒園的同事、插畫藝術家Alice出於對磁帶音樂的共同興趣，開始合作一個新的項目——獨立音樂廠牌小塊兒。作為兩個磁帶愛好者，大衛和Alice從2019年底開始在家裏與一些音樂人合作，製作音樂磁帶並在線上售賣。在武漢疫情嚴重的時期，兩人看到很多寵物被困在家中，沒有主人的照顧，缺乏食物和水的消息後，決定發起一次慈善義賣。他們聯合了26組音樂人，將他們的原創作品製作成電子和流行兩盤磁帶。

酸塔是受邀的音樂人之一。她在20年初與大衛結實，並在小塊兒唱片發行首張迷你專輯。她立刻答應了邀約，覺得能用自己的一首歌為籌款出力是件非常美好的事情。第一批150份磁帶上線不久後就全部售罄，大衛和Alice又立刻重新制作了400份，最終把售賣所得的27000元捐給了武漢的慈善機構。磁帶受歡迎的程度也讓他們對將小塊兒開設成線下空間也有了初步的信心。

與此同時，疫情在當時日益加重，也有新的傳聞稱病毒是從美國傳至國內。保安以「外國人不可以進」為由，阻止大衛和Alice進入他們原本在小區內租下的錄音棚。大衛和Alice只好尋找新的場地。他們在胡同中租下一塊約50平米的空間。它的入口在公共街道上，不會受到他人的限制。另一方面，大衛和Alice的教師工作也因為幼兒園的關閉而結束。幼兒園同意多給他們一年的工作簽證時間，而為了留下來，他們必須在此期間找到新的工作。可彼時難有學校還在招聘新的老師。這也讓大衛和Alice下定決心決定自己創業，投入到他們真正感興趣的事情上，運營小塊兒的實體空間。從申請營業執照到採購酒水、設計裝修，2020年7月，小塊兒酒吧在經過三個月的籌備後開始營業了。

三

作為鼓樓區域的延伸，北鑼鼓巷與擠滿遊客的商業街南鑼鼓巷只有一條馬路之隔，聚集了一衆北京著名的深夜酒吧、進口超市、咖啡館、書屋等獨立店鋪。改造後的民居和駐京辦事處、寺廟、學校等穿插坐落在其兩側蜈蚣狀排列的胡同裏。從北鑼鼓巷拐到花園前巷，不遠處便能看到小塊兒熒光藍色的logo，那是Alice根據大衛領養的鬥牛犬「包子」設計的簡筆畫。小塊兒的對公衆開放的空間約30平米，吧檯後還有個錄音棚。這裏平日約能容納20名顧客，白天提供咖啡和飲料，晚上開始供應以小塊兒合作的樂隊命名的雞尾酒。店內的照明也以環境燈為主。在吧檯右側的立櫃上，擺滿了小塊兒出品的磁帶以及印有小塊兒logo的帽子、磁帶機等衍生品。立櫃也圈出了一個小小的舞台區域。如果撤掉店內的桌椅，這裏就搖身一變，成為了小型livehouse。

在疫情期間運營一家文化空間並不容易。每天早晨睜眼醒來，大衛不知道今天的自己是不是被封控了，還能否去給小塊兒開門。在這三年中，小塊兒停業了三四次，總共約四個月的時間，而他們仍然需要支付高昂的租金。幸運的是，因為店面足夠小，很多時間內，它都是周圍唯一被允許運營的酒吧。而在禁止堂食期間，小塊兒會爭取以外賣的方式營業，或者顧客可以通過預約入內。大衛記得，有時政策並沒有明確規定每平米空間可以容納多少人，儘管他們嚴格遵守掃碼和測體溫的規定，執法人員仍然以人數過多而驅趕顧客。大衛覺得這是他們自己在制定標準，並不合理，而大衛的房東告訴他，當警察叫你幹嘛時，你就幹嘛，別管公不公平。

雖然面臨着這些運營的困難，疫情帶來的限制和挑戰也為小塊兒帶來了出乎意料的機會。當時的人們都很需要社群，也需要還在發生的音樂現場。疫情期間，因為停工政策與復工的不確定性，DDC山老胡同店、13club、壇temple等老牌livehouse陸續關閉。在這種情況下，繼續辦現場需要處理很多麻煩，而小塊兒投入營造分享音樂和藝術的環境中，既是一種和大環境的搏鬥，也是為了更好地連結社群。因此，還在那時運營的文化空間和音樂現場都會收到很多來自周邊的支持，觀衆和顧客們常常帶着感恩之心珍惜這些來之不易的相聚。

為了更好地支持剛起步的獨立音樂人，大衛提出了「音樂開放麥之夜」，報名參與者可以登上舞台彈唱自己原創的樂曲。在互聯網公司工作的竹子曾是小塊兒的常客之一，從未接受過系統音樂訓練，剛剛開始嘗試創作的她，在22年參加了一次小塊兒舉辦的歌曲創作工作坊。在當晚的開放麥，她抱着吉他彈唱了兩首自己寫的歌曲。幾天之後，大衛聯繫她問是否有合作的意願。在小塊兒的推動下，竹子發布了她的第一張EP。

竹子眼中的小塊兒非常願意支持熱愛音樂的人，這在目前整體資本導向的音樂市場中，是很不容易的行為。她提到，大衛在製作迷你專輯的過程中，會傾聽和尊重音樂人的想法，在後續的宣傳中也會提出很多新鮮的想法，並主動幫她尋找演出的機會。酸塔在與小塊兒合作時，也深受大衛對音樂熱愛的感染。之前少有和外國人工作經驗的酸塔很欣賞大衛直接的表達和清晰的工作方式。而她認為小塊兒提供給她最寶貴的支持就是來自朋友的信心——她在音樂事業的起初，並不完全認同自己能投入到音樂事業中，但小塊兒無論是幫她聯繫演出，或是參與酸塔自己的活動時，都會盡力提供支持。

除了音樂表演之外，小塊兒也探索了各種豐富的活動類型，「喝喝畫畫」便是其中之一。在每週四晚上，小塊兒會邀請志願者前來做模特，並向顧客提供繪畫工具，鼓勵大家以自己的喜好捕捉面前的場景。繪畫時間結束後，小塊兒會邀請參與者把自己的畫作放在舞台上一起展示交流——這項活動的重點不在於比較誰的繪畫技術更加高超，而是提供一個新手友好，可以互動、交流和用畫筆探索自己的機會。

除了藝術和音樂之外，小塊兒還是lgbtq+群體的安全空間。每週二晚，會放映變裝綜藝或lgbtq+電影，也不定期舉辦過變裝派對。變裝派對期間，小塊兒會把門窗玻璃都遮擋住，讓有着誇張穿着和妝容的參與者們能安全、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性別。21年夏天，一場「性別彎曲舞會」特別火爆，參與者絡繹不絕，盡情展示着自己精心製作的服裝和假發。儘管小塊兒安裝了符合標準的隔音設備，但還是因為擾民被舉報。當城管推門進來，看到所有人都穿着性感時，十分震驚。他開始大聲喊叫、辱罵，要求他們立刻停止派對，並將所有人驅逐出去。當時的氛圍非常沉重，但在大家慢慢往外走時，有幾個聲音突然出現，喊着「我愛你小塊兒！」正是這些時刻讓小塊兒的凝聚力愈發強大。

在小塊兒發展的後期，已經擁有了一個基本固定的活動時間表，從音樂、手工、遊戲到藝術市集，大衛希望在這些不同的興趣活動中，顧客們能找到願意和社群中的人共同參與、分享的。在小塊兒兼職的小寧是小塊兒zine的策劃和撰稿，也是小塊兒許多活動的見證者，她觀察到當大家聚集在包容、溫暖又狹小的空間中，一起做一些事情，很容易生出彼此之間的親近感。澳洲人Jesse也是小塊兒的常客，他指出相比於北京其他一些有外國人運營並主要服務於外國人群體的酒吧，小塊兒的顧客更為多元。這裏既聚集了一些深入參與到本地文化現場的老外，他們能夠說流利的中文，或從事與中文和國內事件相關的寫作；又因為大衛本身對於中國獨立音樂及樂隊的關注，許多演出和活動吸引的主要群體還是中國觀衆。

於是，這個隱藏在北鑼鼓巷附近、散發着藍光的酒吧成為了不同文化身份背景的顧客時常光顧的空間。它並不算大的場地、環繞的氛圍光、豐富的活動和開放包容的氛圍讓它成為了一個讓人倍感親切的存在。疫情結束後，小塊兒作為音樂現場和酒吧的運轉情況也愈發良好，受到了更多關注。大衛存下了一些錢，立刻開始籌備在其他城市開新店。正好，大衛在廣州的朋友向他推薦了一家店鋪，那裏由荔灣區政府文化部門出租，以低廉的租金吸引年輕的商業入駐，且如果租戶受疫情影響關店，此期間無需支付租金。大衛對廣州的印象也很好，每次在那裏演出都會受到比其他城市更多的歡迎。2022年5月，廣州小塊兒開業了。此外，他們也開始考慮把北京的小塊兒搬到一個面積更大的場地，進一步發展小塊兒的品牌。至少在當時，小塊兒的未來似乎很有希望。

四

2023年3月，小塊兒籌辦了一系列慶祝國際三八婦女節的活動，其中包括放映美國台裔導演伍思薇的影片《面子》。故事的主角威廉是在美國長大的華人醫生，她在照顧未婚先孕的媽媽，幫助她面對內心真愛的同時，也在小心翼翼地探索自己的性向，並最終向觀念保守的媽媽出櫃。雖然涉及不受官方歡迎的同性元素，但根據大衛的判斷，放映這部探索母女關係的影片應該是安全的：《面子》的片源可以在國內的互聯網上搜到，他也曾在北京的另外一家酒吧裏看過本片。

如往常一樣，小塊兒把活動預告發布在了自己的公衆號上。但這次，放映的消息在未經聯繫的情況下被一個關注國內同性權益的微信公衆號轉載了。據後來房東提供給大衛和Alice的截圖，有人正是通過這一渠道了解到小塊兒的活動並向警察局舉報。彼時在廣州的大衛被要求立刻返京。當他下午趕到小塊兒時，那裏已有六七名東城區文化和旅遊局警察正在等着他。他們質問大衛和Alice為何舉辦放映活動，為何在中國宣傳LGBTQ+文化甚至大衛本人是不是同性戀，大衛則回答這場免費放映並沒違反任何相關法律。晚上，另一波來自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的警察來到小塊兒勒令大衛關店。隔天，他們將大衛和Alice以上交收入證明的名義請到警察局，並對他們進行了大約八小時的質詢。他們問大衛為什麼要做慈善活動？為什麼中文如此流利？大衛感到十分荒謬，他在中國已經待了八年，自然會學習掌握中文。警察接着問他是否是間諜，大衛以為他在開玩笑——愛爾蘭只有五百萬國民，甚至還沒有北京市的居民多，也並不擁有軍隊。為什麼一個愛爾蘭間諜會來北京開一間小酒吧？他能收集什麼情報呢？

可惜警察並非在開玩笑。他們後續認定大衛的情況是「非法工作」。因為大衛最新的工作簽證掛在廣州的小塊兒，可實際常住北京，屬於「非法工作」的情況，並告知大衛他可能面臨30天的行政拘留、罰款，或五到十年的驅逐出境。在審問結束之後，他將八頁紙的記錄打印出來。當翻譯向大衛和Alice解釋內容時，警察不時催促，並告訴翻譯這一部分不重要，可以不用告訴他們。大衛還是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些問題和回答並不是原本的內容，而警察很不情願修改。最後，警察告訴他們如果不簽字，就會再被關上兩天。已經筋疲力盡的大衛最終簽了字。

在小塊兒關閉的三天內，警察要求小塊兒的兼職人員去警察局接受調查。大衛最初拒絕了這一要求，而警察威脅到如果兼職人員不主動到警察局，那麼他們會找到兼職人員的工作單位並逮捕他們。

接受過大衛和Alice諮詢的美國博欽律師事務所北京代表處合夥人、中國美國商會名譽主席吉莫曼表示，小塊兒的案例並非獨有。他觀察到，近年來，中國警察和國家安全機關高度關注那些被認為是孕育了敏感社會民間活動的組織和商業場所——包括支持婦女權利、工人權利、LGBTQ群體、退休者、退伍軍人、宗教自由、新聞自由、環境保護和學術自由的組織和場所。大多數所謂的調查並未達到觸及刑事司法系統的程度，而是純粹是為了產生廣泛的、系統性的寒蟬效應，以維持對任何被感知為威脅或不穩定觸發因素的最大控制。這很大程度上是源於政府對國家安全問題不合理的過分重視，這種重視開始驅逐商業活動，並導致了健全公民社會的解體。不幸的是，由於法律的模糊性和司法監督的缺乏，安保和警察機關的過度反應及越權難被阻止，這也為娛樂行業的從業者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

事實上，疫情後北京對獨立文化空間的加強管控變得更為普遍。儘管帶有官方背景的境外文化機構，比如為愛酷電影周提供放映場地的法國文化中心，仍然享有舉辦文化活動上的自由度，但是對於由私人運營的小型文化空間所受的限制和審查愈發嚴重。

曾在小塊兒做兼職的小麗也參與北京另外一家獨立空間的運營，她提到2023年以來，她們舉辦的所有文化活動都需要先到所在區域的派出所進行報備，即使這是一個只有十人左右的小型交流會。派出所會對活動類型做出要求，一些僅限女性參加的活動會被認為是在引發性別對立。即使通過了報備，在活動舉辦的過程中，也不時會有便衣前來查看。而對於不公開招募參與的活動，倘若被系統檢測到就會被警告。此外，文化空間與鄰里之間的關係也經常較為複雜，小麗所在機構與小塊兒都因為舉辦活動而受到鄰居不滿、遭受當面騷擾，或被不滿活動的路人舉報。北京這片曾經的本土文化精神保留地，正在失去越來越多的獨立文化空間，和它們發出的多樣化聲音。

五

在這一經歷後，大衛和Alice共同決定關閉小塊兒酒吧，也不得不離開中國。在中國經營生意是生存在一個灰色的地帶，能和不能的界限是模糊的。大衛認為自己並沒有做任何不合法的事情，也以為自己知道「邊界」在哪兒，身為外國人總是會受到更多注意，所以他一直都很小心地遵守規則，不想讓太多人注意到，但警察總能找到他們做錯的地方。小塊兒一直在做一些支持中國獨立文化的事情，然而事已至此，已經無法繼續承擔風險了。

大衛提過警察在接到一次噪音投訴後來到小塊兒檢查。當大衛展示了自己檢查噪音並未超標的視頻後，警察開始依次檢查防火系統、酒精產品的標簽是否為當日的，彷彿鐵了心要挑出什麼毛病。大衛深知中國式的做事方式，但希望在規則允許的範圍內往前推推。他並不尋求激進的改變。「我真的很喜歡北京和中國，它給我家的感覺，所以我非常希望這裏的環境能有所改善。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舉辦我們所做的那些活動，樹立好的榜樣，然後希望人們能從中受到啓發，推動改變。像慢慢積累的浪潮，逐漸形成巨浪，而不是像一閃而過的閃電，轉瞬即逝。」

正因如此，告別小塊兒與中國對大衛來說是艱難的。 他本以為隨着中文水平提高，能更好地融入這個視為家的地方。在中國生活了九年，大衛也以為自己知道默認的「界限」在哪兒。「但實際上，這只是讓我遭受了更多的不公平對待，人們告訴我離開他們的國家，罵我傻逼，威脅要跟我打架…… 每一天我都感覺是個外來者，這些發生的事情不斷提醒我不屬於這裏，永遠也不會。我從2015年到2019年看到的所有進步都消失了，人們變得自私、殘忍和偏執。」

他感到中國不再歡迎外國公民參與到他們的社會中，不希望外國人公民學習中文、與本地人結交朋友，就像警察會質問他，為什麼你不做英文老師？為什麼你的酒吧裏大多都是中國人？

這讓大衛十分傷心。他想，如果調換身份，一個移居愛爾蘭的中國人在當了五年中文老師後，並沒有把攢下來的積蓄帶回國內，而是在科克市中心開設一家酒吧，舉辦文化交流相關的活動，當地人應該會對此刮目相看。而大衛只是希望能在中國繼續做他喜愛的事情，而不被質疑是否別有用心。

曾一度抱有樂觀態度併為小塊兒的未來做了許多規劃的大衛，在2023年暑期不得不關閉了小塊兒的北京空間，並轉賣了小塊兒的廣州空間。在去年年底的告別演出結束後，大衛回到英國看望和陪伴自己多年未見的家人。目前，他已移居至德國，繼續探索音樂事業的發展。Alice則已移居至泰國。至於小塊兒的其他音樂計劃，大衛希望試着以線上的方式繼續合作完成。

疫情封控與它持續的影響，令人們必須重新評估自己的選擇。大衛和萎度的樂隊曳取Nocturnes也默契地解散了，不僅因為大衛的離去，萎度也在國內音樂市場的發展及與大衛的合作上感到愈發困難。她提到因為封控，國內的演出市場經歷了大段的空白期與資金的萎縮，許多廠牌沒有經費和精力再去運營小衆的樂隊，而更願意把錢投入到已經獲得流量的樂隊上，例如選秀的寵兒。同質化的內容佔據了大部分的市場，留給新鮮的、不一樣的創作人的成長空間也越來越少。

為了面對這樣的改變，萎度決定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她的本職工作上。她提到，不是所有人都有大衛這樣可以直接離開的權利。對於生活在國內的她們而言，如何在各個行業都不景氣的情況下找到新的應對方式才是最重要的。樂隊停滯後，她換了一份更需要投入精力、發展前景也更好的工作，目前往返於北京和迪拜。小麗所在的文化機構同樣關閉了之前線下空間，正在尋找新的場地和籌辦活動的機會。而選擇留在中國的Jesse仍然喜歡北京的氣息，他希望能做一些幫助西方世界更好理解中國的事情，定期為《漢語世界》、sixthtone等有官方背景的英文雜誌與媒體供稿。

在小塊兒關閉的那天，大衛收到了200多條來自不同顧客的消息，訴說小塊兒對他們而言是個多麼有意義的空間。他把每一條消息、朋友圈和推文都截圖存進了電腦的收藏夾中，想要記住這些真摯、可愛的面孔。我也最後一次站在它閃着藍光的logo下面。我在這裏畫過燈籠、插過花、淘到過喜歡的磁帶，但印象最深的還是觀看一場由來自伊朗和土耳其的三位音樂家帶來的演出。他們用吉他、口琴和土耳其傳統樂器薩茲琴演奏由波斯語詩歌改編的樂曲。儘管語言不通，我依舊在他們編織的低緩鄉愁中度過了一個沉浸的夜晚，一場在國際化都市獨有的相遇。

但從大衛九年前經歷的那個歡迎的、充滿活力的鼓樓之夜，到因為播放含有LGBTQ+元素的電影遭到審問、不得不離開的今天，我們所處的這片土地是更開放了，還是更害怕開放了？北京曾是許多原生態的、獨立的、社群式空間的發源地，人們在此擁抱差異、構建聯繫、共同創造，而今它們的生存環境被壓縮，在審查之下接連消失，那麼這些原本生猛的、多元的聲音，又讓位給了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