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美華，台灣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
2006年美國一位黑人社運人士特蘭納博克（Tarana Burke）在網路上發起使用#MeToo（我也是）標籤，號召人們以同理、共感的方式，來支持遭受性騷擾的黑人女性。這個來自黑人社區的草根運動，一直到2017年美國白人女星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指控好萊塢製片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之後，好萊塢的名人效應，快速掀起臉書、推特快速轉傳性騷擾的指控，並迅速擴散到其他國家，形成數位時代最大規模的女性主義運動。
MeToo所帶起的反性騷擾運動和過往不同的是，不知名的女性揭露被有權勢的男性性騷擾、性侵害時，有另一整個社群等著聆聽她們受暴的私密故事。整個運動最大的特徵是，受害女性透過MeToo發聲，關注者則透過轉發或標籤「我也是」，讓全然陌生的人們得以跨越地理疆界，迅速產生情感連結，並要求被指名道姓的加害者予以課責。MeToo運動在美國各大城、不少西方國家引發大規模抗議遊行、南韓甚至推出一系列的性騷擾立法，在歐洲諸多被指控的政治人物以下台收場，凱文史貝西（Kevin Spacey）等好萊塢巨星則失去光鮮亮麗的舞台。
時至今日，MeToo運動在全球北方仍是以白人／順性別／異性戀／女性為主的反性騷擾運動，而無法更具涵蓋性的納入有色人種女性、同志、跨性別等不同性／別主體的受害經驗。另方面，全球南方的研究（註1）則顯示，MeToo的出現和一個社會既定的物質與文化條件密切相關。這包括數位科技的普及與否、文化上是否鼓勵人們公開談論性（侵）、主流社會能否接受性別平等的趨勢，以及司法究責體制對受害者而言是否友善等等。
從這樣的全球圖像來看，台灣晚到的MeToo運動就令人困惑。首先，台灣在促進性／別平等事務上有傲人的成就；包括全球少數有民選女總統的國家、四成以上的女性立委，同婚合法化更遙遙領先眾多亞洲國家。體制上，反性騷擾立法也是全球名列前矛的國度，包括《性別工作平等法》（2002）、《性別平等教育法》（2004）、《性騷擾防治法》（2005），晚近還新增《跟蹤騷擾防制法》（2021），司法基礎設施也堪稱完備。
在各種文化與制度基礎設施相對充份的狀態下，何以台灣的MeToo遲至2023年6月才出現？為什麼《人選之人——造浪者》可以引爆這麼大的風暴？台灣遲到的MeToo究竟意味著什麼？自許進步、性別平等的台灣，會不會在體質上更像有MeToo障礙的南半球國家？
異性戀常規下的女性日常
性騷擾緊密的被織入女性日常生活的證據之一，就反映在日常語彙之中。「吃豆腐」一詞就是台灣社會用來洗白、淡化甚至美化男性對女性不當的性索求與身體掠奪的行為。
性騷擾廣泛的指向「在權力不平等的關係情境中，提出違反對方意願的性要求」（註2），意即行為者希望從既定的權力關係中對他人索求額外的性利益。性騷擾因而常也攀附在職場或學習環境上的權力結構上，同時具有性別歧視的語言或行為，都可能造成女性在職場或學習場域被矮化或邊緣化，影響其表現，甚至導致無法與同儕公平競爭，所以性別歧視也都被視為性騷擾。
在這樣的知識脈絡下，性騷擾的概念猶如Liz Kelly筆下的「性暴力連續體（The continuum of sexual violence）」（註3），從具性別歧視的言詞、偷摸、強吻、摟抱、強制猥褻的肢體侵犯迄至強暴等程度不一的性暴力。台灣這波MeToo運動中，大多數浮上枱面的案例係以言詞性騷擾、不可慾的性注視（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s）和過度追求為主，和歐美、好萊塢明星被MeToo的案件涉及各種程度不一的性侵案例不大相同。
這些在受害人心中埋藏多年，看似「輕微」的言詞與行為性騷擾或性別歧視，在這波MeToo運動被大量引爆的現象，反而突顯這些同時帶有性索求與性別歧視的性騷擾，其實就是女孩和女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而這也是《人》劇引起廣大年輕女性共鳴的原因之一。一個程度而言，整部劇有效地打開社會公開談論性騷擾的空間，並催化了本地的MeToo運動。
性騷擾緊密的被織入女性日常生活的證據之一，就反映在日常語彙之中。「吃豆腐」一詞就是台灣社會用來洗白、淡化甚至美化男性對女性不當的性索求與身體掠奪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