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導演李睿珺：《隱入塵煙》為何被下架，至今沒人告訴我原因

李睿珺背著雙肩包走在前面，為拍照取景，他領著攝影師穿過北京春天的黃昏，穿過空蕩的遊樂場，廢棄的工廠，往公園深處去了。那裏有成排的楊樹，楊絮隨風飄落，落滿草叢間，厚厚一層浮在綠色之上，遠看像雪。李睿珺就這樣貓著腰踏入「雪」裏，毫不介意那無處不在的惱人的白色棉狀物。

這讓他想起小的時候，在家鄉甘肅一個叫做花牆子的村莊，也是這樣的季節，春風夾著漫天飛絮，年幼頑皮，一群小孩子總愛「捉」楊絮，團成一團後點燃，看它在火苗霎那蔓延間化為烏有，很過癮。

關於花牆子的一切，李睿珺回憶鉅細靡遺，儘管生活在北京十餘年，他始終覺得自己屬於花牆子，或許從某個角度看，也從未離開過。他講的故事，大多關於那個村莊和周邊的人事，更準確地說，是關於那些被世俗目光不著痕跡地略過的人。

「這樣的人在任何地方都有，永遠退縮、默默站在後排，不太愛表達自己。大家好像就本能地把他們忽略掉了，但他們又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他們在想什麼，他們怎麼跟社會和周邊的人建立聯繫，這是我感興趣的。」

在那些形形色色的臉孔裏，有位跟李睿珺同村的叔叔，早年腿受過傷，一直沒有找到適合的伴侶。他的生活很簡單，物慾極低，唯一的興趣是抽煙。在村子裏，他屬於可有可無的那類人，有時鄰里站在村口聊天，他站在邊上聽，也插不上話。只有每戶人家要蓋房子，做一些髒活累活的時候，才會想到他，「比如和泥巴，他很在行。他就覺得我給你幹活，你管飯、給我買幾包煙就行。」

那個年代娛樂匱乏，村子裏偶爾組織在夜晚放映露天電影。他便搬個小板凳到前排跟孩子們坐在一起，也跟他們鬧成一團。電影散場，李睿珺跟著父母回家，躺在熱炕上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他，「有時候我會想他睡在哪裏，他回去有沒有人給他暖炕。」

在對這類人物的懷想與悲憫裏，李睿珺塑造了《隱入塵煙》中的馬有鐵（老四），也刻意在這個故事的敘述中調高了美好的濃度。在他的鏡頭中，田野舒緩平展，麥穗豐腴飽滿，陽光穿透薄霧，照耀錯落分佈的馬路和樹林，綿恆的水渠宛若綠色絲帶，信馬由繮地牽引著成群的牛羊和騾馬。老四與貴英（《隱入塵煙》女主角）秋收時勞作，農閒時將麥粒按在手背，盛放一朵「麥子花」。

李睿珺試圖以土地沉默的包容，去盡力撫平那些遭受過不公對待的創傷，「他們是一對離不開土地的人，反而是這種看似沒有選擇的選擇，餽贈了他們一切，成為他們能夠自信從容、感到慰藉的動力。」另一個啟發是，事物有其兩面性，不存在絕對的好與壞。

善於站在不同緯度觀察、推敲的李睿珺，很多時能以非常平和的心態接納突如其來的變動。《隱入塵煙》全網下架是其一，4月香港科技大學舉辦李睿珺科大電影週，邀請他參與映後談。原本預定放映的《隱入塵煙》未獲得香港電檢處發出准映證，轉為放映《路過未來》。

經過一個月時間的消化，李睿珺覺得，可能陰錯陽差間《路過未來》所聚焦的製造業失落、失業率攀升的困境，比起《隱入塵煙》所呈現的原始農業時代的消逝，反而更能與眼下的香港社會產生同頻的呼應。

返京後，李睿珺繼續投入新的劇本創作，每天帶幾張A4紙、兩隻不同顏色的筆，坐到家附近的星巴克咖啡寫作，在紛雜人聲與音樂聲中，他筆下是西北風捲野草的廣袤荒原，那片土地裏生長出的苦難，以及面向苦難的韌勁與良善。

 

文藝片的意外

《隱入塵煙》同時獲得觀眾口碑和票房的雙重肯定是個意外。

這是李睿珺的第六部長片，並入圍第72屆柏林國際影展主競賽單元。影片講述西北農村一對窮苦夫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冗長而沉悶的尋常生活，全片的基調並未陷於灰暗，大部分時間都流露出油畫般的濃郁色澤。春是幼苗嫩枝，夏是驟雨驕陽，秋是金黃飽滿，冬是寒鴉棲枝。

但最初它不被看好。《隱入塵煙》在疫情下籌拍，阻力可想而知，資金短缺的窘境裏李睿珺找來自己的姨父飾演老四，搭檔資深女演員海清。全片以甘肅方言演繹，劇情平淡，表演克制，細緻臨摹勞作場景取代台詞，隨處可見的長鏡頭及遠景拍攝拉慢節奏。

一路拍的時候，李睿珺就在想，觀眾會不會覺得很枯燥、會不會看不下去想睡覺？

「這部電影經歷很多坎坷拍完了，我們在做發行的時候，沒有對它的票房有任何預期，覺得如果能把宣發成本收回來就不錯了，可能有個三五百萬（人民幣，下同）就到頭了。根據以往經驗，不敢有太多奢求。」李睿珺已經理解並無奈接受了這套電影市場運作規則——「院線為存活，會多排他們認為觀眾愛看、有市場可能性的電影，那麼市場認知度低、故事及敘述方式非主流類型的文藝片，通常不會得到很高的排片比例，排片時段也不好。反饋到製作方，製作方會覺得如果我要投資這樣的電影，就意味著未來沒有排片、沒有觀眾，從降低投資風險的角度來說，肯定儘量選擇那種大眾喜聞樂見的電影。再反饋到創作者，你寫出這樣的劇本，可能很難獲得資金，即便拍出來了，做宣發時也會面臨要不要在院線上映、要不要投入那麼多錢宣傳的選擇，因為很可能收不回成本，形成一種循環。」種種看似情理之中的利益權衡，日復一日地將文藝片推向市場的邊緣。

但李睿珺從未想過要向市場妥協，他說原因是自己沒有那種能力，足以處理一部商業類型電影背後龐大複雜的網絡，平衡資方宣發眾多意見、兼顧大眾審美，並在這博弈間見縫插針地實現自我美學的突破。「說白了，我是一個做私房菜的，而不是開連鎖餐廳的人。」

更重要的一點是，李睿珺仍然相信，作為一名創作者，有責任為電影市場開闢更多元的可能性，拓寬觀眾對電影美學的認知，「只有當觀眾對電影美學的認知不斷被拓寬的時候，很多電影才有市場的可能性，如果各種類型的電影都有市場的可能性，那就意味著很多導演都有機會。」

《隱入塵煙》偶然間奇蹟般地實現了這一可能性，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破局之作。影片探討的大齡未婚、糧食欠款、老房拆遷等多重現實社會議題，引發中國輿論的關注和反思，在豆瓣斬獲8.5的高分。《隱入塵煙》上映的第62天，總票房正式破億，在宣傳少、排片低的劣勢下，憑藉後期觀眾積聚的口碑，票房扶搖直上，曾力壓《獨行月球》、《明日戰記》、《小黃人大眼萌：神偷奶爸前傳》等商業大片，四度拿下單日票房冠軍。

李睿珺將這視作一個積極的信號，原來觀眾能夠接受這樣的故事和拍攝手法，那他日後可以放心地朝著自己想要的方向推進和探索。

就在影片討論度衝上峰頂時，《隱入塵煙》突然從主流影視平台全網下架，在優酷、愛奇藝、騰訊視頻等均無法找到完整影片，則是另一個意外。

箇中原因，李睿珺亦不知情，「因為至今也沒有人告訴我原因。」但他猜測或許與圍繞電影的諸多爭議相關。喜愛《隱入塵煙》的觀眾毫不吝嗇對它的讚譽，將其形容為可媲美余華小說《活著》的現實主義題材佳作，既細緻捕捉了日常裏的詩意，又以冷峻色彩臨摹出在農耕秩序走向瓦解的年代，人與時代浪潮錯位下的悲涼；而持反對意見者則認為，電影裏描述的貧困情形過於悲慘，質疑有「迎合西方」、「抹黑社會主義新農村」之嫌。

「我唯一的回應就是，如果大家有機會出去旅遊，除了那些名山大川，也多去周邊鄉村看看，有機會能在鄉村待上兩三天，開拓對現實世界的認知。」

花牆子隸屬於張掖地區高台縣，張掖以七色丹霞地貌聞名，景色壯觀，但當地的生活是貧瘠的。根據2022年高台縣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全縣農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032元，每月不到1600元。村莊繞著一條黑河，四周被沙漠與濕地包圍，村裏人世代以種植玉米、小麥為生。與中國許多貧乏的農村一樣，農業收入難以支撐家庭生活，村子裏隨處可見電影中那種土坯房，用黃土、磚頭、木頭搭建，冬天西北風猛烈起來，家家戶戶的窗框吱嘎作響。

1990年秋天，李睿珺7歲那年，花牆子才大規模通電。他記得通電那晚，在堂叔家的堂屋，早早將燈泡開關打開，抬頭等著那個15瓦的燈泡發出黃色光亮。堂叔也是後來村裏為數不多擁有電視的人，童年時，李睿珺和堂弟在這台稀有的黑白電視前渡過了不少時光。「那時電視對於一個普通西北鄉村的家庭來說，是一件奢侈品。通常只有村裏年輕人去外地打工，年底買一台14英吋的黑白電視回來。」

不可否認的是，《隱入塵煙》將花牆子拉入公眾視野，更多人因好奇來到這個邊陲之地，也期望男主角老四的扮演者、李睿珺的姨父武仁林多拍攝一些洗麥子、和麵的日常生活視頻，上載到抖音等平台。這些動靜無疑再度觸動了當地執政者的神經，一面一再要求武仁林刪除視頻，一面開始清拆村莊內的土坯房。

「地方執政者對很多事情的思維方式很奇怪，他們會以陰謀論來看待，到底是誰在背後支持你發這些視頻？目的是什麼？是什麼勢力？為什麼在這個時間段發？把這個事情意識形態化。」李睿珺更無奈的是，凝結著世代農人智慧的土坯房，技術簡單，適宜乾旱少雨的河西走廊，如今卻被視作經濟欠發達的象徵，正被推土機摧毀，被鋼筋水泥所取代。
 
李睿珺在拍攝《隱入塵煙》有一個願望，是在農業1.0的最後時代，為傳統農業勞作方式留存影像記錄。《隱入塵煙》的拍攝跨度長達一年，呈現四季更迭，萬物生長。李睿珺在開春時種了些莊稼、養了一頭豬、十隻小雞。他既沒錯過小雞出殼的霎那，亦記錄了秋收時節的田野，佈滿一捆捆被扎成圓筒的麥秸。拍攝間隙他坐在田埂邊的樹樁修改劇本，看農人在遠處播撒種子，那些種子最終都在他的鏡頭裏，結出果來。

莊稼的事，電影的事

大約是在2007年，李睿珺回到家鄉，在與母親的閒聊中，得知村莊裏那些看著他長大的老人，這幾年走了不少，有的絕食死去，有的喝農藥。風燭殘年，病痛折磨，子女又長年在外打工，老人們守在老宅裏鬱鬱而終，不願拖累家人。

這些老人一生為兒女而活，年輕時為父母養老送終，生兒育女後給他們最好的教育，幫他們娶媳婦、帶孩子，到了晚年，他們希望像自己曾經照顧父母一樣，得到兒女的照顧。可惜的是，時代的變革，令家庭和社會關係不斷重組，打破了延續千百年的生存法則。這些老人也沒有太多怨言，他們繼續穿破舊的衣服，下地幹活。

也是那段時間，李睿珺隨父母掃墓，見到一個離鄉多年的年輕人拎著祭品，茫然無助地站在碩大的沙丘上，找不到父母的墳墓。年輕人叫住路過的牧羊人，自報家門，問對方是否還記得自家祖墳的大致位置，牧羊人指著前面一片沙漠，說應該就在那下面。

在花牆子，墳墓大多建在沙漠邊上，後人不時打理照看，才不至令墳墓被隨風移動的沙粒掩埋。那個年輕人最後唯有放下祭品，將整座沙丘當作父母的墳墓，燒完紙錢後離開。

陽光鋪灑的沙漠，無數道沙石湧起的褶皺如凝固的浪濤，起伏地聳立著鋸齒形的沙丘，一直延伸到遠方金色的地平線處。酸楚、感傷的情緒席捲了李睿珺，他在短短的幾分鐘裏想到了很多，想生命的意義，想村裏的老人，想從這片土地衍生出來的他的童年，負載著曠野的無序感，又遵循著自然的規律。後來他理解了，甚至從中看出了一些詩意，那是一種對生活的熱愛和歷經滄桑之後，由人性的堅韌和豁達提煉出來的。

「我就想能不能拍一個關於這個群體的故事，他們身上發生的事，他們的命運變化。」回到北京後，李睿珺就提筆寫了一些關於家鄉的故事，後來成為他的第二部電影《老驢頭》。

相較於處女作《夏至》，是畢業幾年全無頭緒的焦慮裏，急於檢驗自我的衝動之作，潦草地從報紙上摘取了一篇故事、湊夠資金說拍就拍，《老驢頭》被李睿珺視為真正意義上創作的開始，關於他想要拍什麼、美學基調與鏡頭語言，這些概念都是在這部電影裏確認下來。那之後，李睿珺的拍攝幾乎沒有離開過這片土地，也始終延用讓村民們飾演自己的獨特方式。

但最初，當李睿珺帶著《老驢頭》的劇本回到花牆子，說要拍一部電影，村裏的人都覺得他瘋了。「他們就覺得我們祖祖輩輩在這個村子生活，沒有見過一個人在村子裏拍過電影，你也是從這個村子走出去的人，你怎麼會拍電影呢？而且還要我們來演，我們怎麼能演電影呢？」茶餘飯後，人們總帶著一絲嘲諷的口吻在議論這件「荒誕」事。原本確定出演的村民也不堪輿論壓力放棄，一籌莫展的李睿珺，只好從身邊人「下手」，拉親戚上陣。

一部接一部電影拍完，登上了報紙，也登上了電視台電影頻道，村民才後知後覺地從這些反饋裏確認到原來這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周遭質疑的聲音慢慢減退，甚至開始有人主動要求參演。

「當他們在這些平台看到自己的形象和村子，突然覺得原來我們演得也不是很差，我們的故事和語言也很有趣，原本以為不美觀的生活畫面，通過鏡頭的選擇後也拍出了想像不到的美感。」權威的平台賦予他們重新認知自我、周邊環境、文化及語言的機會。他們忽然意識到，花牆子本身就像一張巨大的銀幕，河水、沙漠、牛羊勾勒出遼闊的原野，掠過的狂風裹挾混沌與生機勃勃，這片土地每天都有關於生命、生活、自然的電影輪番上演。於是往日的畏縮不安不復存在，他們更自信從容地遊走鏡頭與田野之間，閒來無事，還能與別村的人，聊聊電影拍攝二三事。

在同樣回頭對村莊的凝視裏，李睿珺也有新的感觸。這事發生在《老驢頭》拍攝期間，他請一位村民飾演去世的老人，以遺照和夢境的形式出現。老人私下找到李睿珺，說自己還沒有遺照，挺滿意這張照片，能不能給他一張。李睿珺自然應允，將多洗出來的幾張照片給他了。

老人拿著這張照片在村口給其他老人看，後來在李睿珺拍攝過程裏，總有老人跑來他身邊，悄悄在他耳邊說，能不能幫我拍一張遺照？

起初李睿珺有些不明白，為什麼這些老人在身體看起來明明還很健朗時，會執著於一張遺照。但母親告訴他，村裏很多老人兒女長年在外，有的幾年回來一次，有的可能只有老人去世時才匆匆趕回來，來不及給父母準備一張像樣的遺照，他們在家裏四處翻找，情急之下通常會選擇拿著父母的身分證到縣城照相館，把身分證上的那張照片掃描下來，放大放大再放大，最後拿到一張模糊不清、甚至還帶著長城防偽標誌的照片。「這些老人不希望自己的遺照也是這樣的。」

「這件事讓我反思拍這部電影的意義，電影本身能改變他們的生活嗎？還不如我停下來給他們每個人拍一張遺照，可能更能直接改變他們的狀態。」李睿珺的講述間，少有喧聲與跌宕，少有頓足與歌哭，那份淡淡的悲傷在粗糲的朔風裏飄蕩、逸散。

村莊也在衰老、萎縮。李睿珺始終忘不了，從學校回家的路上，田間地頭裏，農民正在勞作，牛羊、騾馬成群，傍晚陽光照射在農作物上，露水閃爍著光芒，有時走得渴了，他便趴在路過的溪邊喝水，那溪水清澈見底，抬頭看得到遠處很高的沙漠。那時世界很小，只有花牆子這麼大，城市只存在於過年爺爺買回來的年畫裏。

如今生活在年畫般的城市，唯一讓他感到親切的是雨霧飄渺的時刻，他會沿著街道一直走，穿越樹林，走到一片廣袤的草地，深吸一口氣，雨滴與泥土碰撞散發的土腥味，引領他尋回精神上的童年。

在電影《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的宣傳資料上，李睿珺曾以詩人顧城《我是一個悲哀的孩子》節選結尾，它代表影片的主旨，其實更是李睿珺故土情懷的映照。

我是一個悲哀的孩子
始終沒有長大
我從北方的草灘上
走出
沿著一條
發白的路
走進
布滿齒輪的城市
走進狹小的街巷
板棚
每顆低低的心
在一片淡漠的煙中
繼續講綠色的故事……

比電影本身更有價值的是

李睿珺起初壓根沒想過電影的事。他在山西傳媒學院學的是影視廣告，培養方向廣告製作。這也是誤打誤撞，中學班主任在學校信件收發室拿到招生簡章，出於多個選擇多條出路的好意，領著當初主修音樂和美術的李睿珺去應考。

再往前，李睿珺小時候一直想要一支竹笛，說過很多次，但父親總忘記買給他，除此之外他還愛畫畫。這份喜愛是單純的對於美好之物的嚮往。

但等他大學一年級在老師指導下大量閲片，開始系統地學習視聽語言、影片分析，大量閲片，他發覺電影的價值遠高於美學本身，而是把現實轉化為詩，透過鏡頭內外世界的連結和對照，給予人遐想和面對現實的力量。

最初讓他有這種感受的是意大利導演維多里奧·狄西嘉（Vittorio De Sica）的作品《單車竊賊》（也譯為：《偷自行車的人》）。這部電影劇情平凡無奇，鏡位中立，講述在戰後失業率極高的意大利，貧困的安東尼好不容易得到一份張貼海報的工作，卻被人偷走了省吃儉用換來的單車。安東尼四處尋找，種種曲折之後還是無功而返，絕望之際只好去偷他人的單車，卻在兒子的親眼目睹下被眾人逮個正著，父親的尊嚴就這樣在兒子面前坍塌崩落。電影最後一幕，縱使父親的行為在兒子小小的腦袋翻攪著五味雜陳的情緒，眼淚清掛在臉頰旁，他仍堅定地緊握失魂落魄的父親的手。李睿珺說到這裏頓了頓，讓情緒沉下來，儘量不讓這幕往心裏去。在看完這部電影的半個月裏，他時不時地還會牽掛這對父子，他們的命運，他們身陷時代大蕭條的掙扎、困惑和焦慮。

「好像電影很有力量，比起音樂和美術更加具體和更具有衝擊力，跟觀眾的交流也更直接，對我來說更有魅力。」從那時起，李睿珺知道，他想拍電影了。

這個念頭的湧起到實踐之間還隔了漫無目標在北京闖蕩的幾年。那是屬於千禧年的新鮮、暢快，他在街上晃晃悠悠，做未來的夢。

剛畢業那會，李睿珺做過電視台編導，但後來覺得自己搞不定，索性就換一個工作。「那幾年，我的狀態經常是工作半年，辭職半年，再工作半年，再辭職半年。」

他住在北京大學西門附近的胡同，那裏聚居著一班外來務工者、考研學生，市場有需求，房東們就在四合院裏的平房屋頂往上搭，房子越建越高，遮擋住李睿珺屋內的光線。於是他常到家附近的中關村圖書大廈看書、寫劇本，「各種書都翻，文學、繪畫、影視、音樂，反正碰到什麼就看什麼，有興趣就繼續看，看不下去就重新拎一本。」蘇童的短篇小說《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就是在這種無序的閱讀裏被發現的，後來被李睿珺拍成電影。

「那幾年就覺得特別想拍，但具體要拍什麼，好像又不是很清楚。」被停滯不前的焦慮和與日俱增的自我懷疑裹挾，李睿珺開始覺得拍什麼不重要，先試一試，「想看看我能不能拍，能不能靠鏡頭語言講清楚一件事，這是最基本的。」

2006年，李睿珺拿著父母積攢多年的縣城購房款和從親友那東拼西湊借來的錢，總共30萬，開拍處女作《夏至》。

因為資金有限，劇組裏不少工作人員都身兼數職，李睿珺也不敢給他們提更多的要求，比如再重復拍幾條。後來，工作人員因瑣事發生爭吵、乃至打架，李睿珺倍感沮喪。好不容易完成拍攝工作後，他把電影送去參加了一些國際電影節，期盼能夠通過電影節獲得海外發行的機會。雖然電影最後確實獲獎，但他不懂英語，到了電影節現場也無法和發行人員交流，結果一個海外版權都沒賣出去。

他甚至來不及感到挫敗，就不得不為了還錢四處打零工，他接過婚禮攝像、電視攝像、節目剪接等。在一個知乎問答裏，他這樣描述當年的窘迫：2008年底，回甘肅老家過年，為了省錢，買了一張28小時的硬座火車票，拍婚慶片，拿到2萬塊錢、害怕在路上遇到小偷，就用別針把現金固定在襯衣內側的胸口處。

「那部電影本身毫無價值，拍得亂七八糟，我當時拍得焦頭爛額，四處借錢，一度想要放棄，後來我就想我拍電影的價值和意義是什麼？」這個答案，李睿珺從一個剛出獄的男人身上找到了。

《夏至》主場景拍攝地在四川一個村莊，那裏的木製房子大多隔音不好。劇組在院子裏打板開機，隔壁就故意大聲播放九十年代的DJ舞曲，「我們不斷有人去跟他做工作，問他能不能停下來，他就停下來，但只要我們一喊開機，他又放。」被拍攝任務壓得神經緊繃的李睿珺煩不勝煩，認定他無非就是要一些錢，便讓製片去溝通。結果傳遞回來的信息是，他不要錢，要見導演。

房東出於善意提醒李睿珺，不要去招惹他，因為他剛從監獄放出來，村裏人都遠離他。李睿珺還是去了，「我問他要幹什麼？他問你們是北京來的嗎？我說對啊。他說我可以配合你們拍電影，但是我有一個要求，你能不能買一張紅紙，用毛筆寫一封感謝信，感謝我在你們拍攝電影的時候給予幫助，落款一定要寫從北京來的某某劇組，送感謝信的時候一定要放鞭炮，吸引全村人來看。」李睿珺一口答應，全照他的要求做了，那之後他再也沒有放過音樂干擾拍攝。

原本這件事過去就過去了，李睿珺無暇深思，只是為解決一樁糾紛鬆一口氣。直到有一天拍攝外景，聚集了很多圍觀群眾，他無意間看到「曾搗亂的鄰居」在人群間默默協助劇組維持秩序，「他不停地告訴人們，不要說話、不要亂動，會被錄進去。」李睿珺特別受觸動，如今回望，他覺得《夏至》唯一的意義，就是一個北京來的劇組給一個剛出獄的人送了一封感謝信，藉由這封信讓他獲得應有的尊重，讓他重新融入村子的生活，讓人們不再因過去歧視他，「這件事本身已經超越了電影的價值和意義。」

李睿珺曾在「一席」的演講裏，做過一道算數，中國男性平均壽命72歲，若以平均兩年產出一部電影的速度來計，幸運的話，他還能再拍攝大約20部電影。「我希望這20部電影，全部去拍我真正想拍的、值得關注且有意義的人和事情，我不想輕易浪費這些機會。」

至於拍攝的間隙，他想回到花牆子，蓋一院房子，弄兩畝地，種點菜，也種點糧食。他還想過要在沙漠邊修一座更大一點的房子，用作公共圖書館，裏面有空調，夏天不那麼熱，冬天也不那麼冷，人們坐在裏面看書、寫作業、看電影，或只是單純來坐一坐，曬曬太陽。

編者按：本文於2023年6月19日19:24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