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上野千鶴子對談

up主全嘻嘻引發了許多輿論批評之後，大家十分期待一個「真正的實力在線的對談」。這樣的萬衆期待自然地落在了頗有人氣的電影學者、女權主義者戴錦華的肩頭。然而訪談中，是千鶴子而不是戴錦華提到了中國性別研究學者李小江；是上野千鶴子提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極速推進市場化、中國女性也捲入激烈的社會競爭；千鶴子比戴錦華更直接說出「伏地魔」的名字：文革、紅衛兵、慰安婦……而戴錦華的回答空大無物，躲閃迴避，更似外賓。不嚴謹地說，倘若把戴錦華和千鶴子的名字調換，恐怕才更符合我記憶中曾經期待的戴錦華。

按理說，這是一個媒體舉辦的圖書推介論壇。雙方在對話的過程中，無法就某一個話題深入討論，存在籠而統之的現象，無可厚非，但這並不能掩蓋對談中幾乎每個問題、每個對話都踏空呼應，顧左右而言他，甚至從嚴肅的社會議題轉向避重就輕的抒情的情況。

在衰老和照料問題上，千鶴子指出了老齡社會的照料責任應該是社會共同承擔，而不是落在女性身上。而照料母親33年之久且在疫情期間喪母的戴錦華，不提中國普遍存在的家庭期待中男女照料角色的差異，只談老齡化照護的階級差異和所需的社會資源。她更忽視中國疫情管控的政策，彷彿中國的階級問題與西方的階級問題同構，無視目前中國體制下，城鄉、體制內外雙軌制的社會差異，無視被戶籍制度卡住脖子的農民工在居住、求職、教育、醫療各個方面低人一等的現實。

在社會老齡化的話題中，她更是把公共話題轉向個人，在迴避中國的老齡化亟待建設對應的公共福利制度，而稱自己希望能夠安樂死。當上野千鶴子指出這是「自我決策、自我負責的新自由主義生死觀」，戴錦華則把它拉入了主觀意志的討論，認為喪失了主體意識的生命沒有意義。當千鶴子認為老齡化是東亞共同的社會問題，並介紹了日本本地照護保險制度，戴錦華提供了「衰老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你很年輕的時候已經變得暮氣沉沉，覺得已經沒有了希望」這樣一句關於內在個人精神氣質的煽情雞湯，這是對現實社會結構、政策制度和尖銳社會矛盾的典型迴避。

作為讀者，我們完全可以理解戴錦華的公共表達存在禁忌。但這種不得不被暫時懸置的禁忌，也同時意味着這些表達註定與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割裂。同樣是資本主義，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形態與美國、西歐一樣嗎？中國眼下最激烈的社會矛盾之一，可以當做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來認識和評說嗎？同樣是大力批評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上野千鶴子認為資本主義與市場之外的所有變量重構了性別差異，而戴錦華認為「市場經濟使我們高度浪漫化市場……市場把所有不公平都合法化，自然化了」。此間微妙差異，正說明了戴錦華只願意批評市場而不想提到政府角色如何作用其中過程。

在這樣的情況下，新自由主義之惡作為一種可以被批評的惡，被濫用了。這種濫用不但讓新自由主義成為其他不可以被批評和言說之惡的替罪羊，也把中國具體現實語境的問題簡化、窄化成了外部的、全球化的、或者其他遙遠問題。為了能夠讓這樣的轉移注意力的遊戲完成，所有對中國社會矛盾根源的分析就必須要浮於淺表，就必須支離破碎，用辭藻和語言風格來掩飾有失嚴謹的學術要求。然而，這些策略性描述，依然可以向我們揭示，為官方所允許存在且被觀察者網所青睞的「限定款女性主義學者」的稻草人究竟在為怎樣的理念站台。

避重就輕背後，一位國家主義者的自覺

回顧戴錦華數十年來從事的知識生產和學術研究，性別、階級、民族其實是貫穿其電影研究、公共表達的老話題。然而與其鮮明可見、看似先鋒先進的女性主義性別立場相併置的，是如其偶像切瓦格拉式的陳舊的烏托邦革命英雄主義，是她選擇性地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全球化、市場、資本的猛烈反對和抨擊，是文化批評中對中產審美文化的嫌惡而又不探究這種現象的根本政治原因的避重就輕。這些可言明的取捨選擇和愛好嫌惡，反映照見了一個最不可言明的立場：一個若隱若現的國家主義者。

與上野千鶴子談及世婦會的話題，戴錦華首先說自己人在美國，沒有參加。對於「彼時中國對女性主義的理解被顛覆」，戴錦華的解釋是：「來自國際的女性主義者……大型基金會的贊助……有計劃地翻譯系列作品……這樣的過程本身還與傳播者角色相聯，也與背後的支持機構有關，構成了上世紀90年代中國新自由主義的另外一個傳播渠道」。這着實是一種認為世婦會作為「境外勢力」的在中國傳播新自由主義的委婉表達。

然而戴錦華在2006年出版的《性別中國》中曾經對世婦會做出過正面評價：「1995年，世婦會在中國召開，則推進了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全面普及……世婦會的召開似乎給中國女性主義者與國際婦女NGO組織創造了彼此聯繫的機遇和可能，並且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女性主義社會文化實踐由文學、文化領域向社會科學領域的轉型。於是，農村婦女、打工妹、青少女、老年婦女問題，重新回到女性主義或社會性別議題之中。」

對世婦會評價的前後差異，表現出戴錦華的歷史意見在這數十年間的明確而微妙的變化和意見轉向。這種變化是代表性的。尤其在今天的意見表達上，不存在其它政治選擇。在中國的學術生產和公共言論表達的環境裏能夠屹立不倒的常青樹，一定是按照規定動作修剪、扭曲後的造型盆景。不論是否出於戴錦華個人的本意，在社交媒體和網絡中，她已經被捏造成了這種國家意志潛意識的代言人。

一則標題為「戴錦華評張愛玲：我對張愛玲熱難辭其咎」的短視頻，更能說明在某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她的定位所在。戴錦華在此視頻中稱，《秧歌》不是文學，而是政治，因為這是美國有關機構僱傭張愛玲得到的寫作；對於提問者引用龍應台的觀點，她回應說「龍應台go to hell」，她就是台灣文化部部長。這裏，她否定了二者作品的文學性，將二者的作品屬性定義為政治。而她在做這種論斷的同時何嘗不是正在為另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服務？

戴錦華在這則視頻中稱，「某種意義上我是中國第一個研究張愛玲的人，所以我對『張愛玲熱』難辭其咎。」這說法有許多層含義。除了學術第一人的自我標榜和「張愛玲熱」的居功，還順帶表達了對張愛玲的鄙夷不屑，否則也不會用「難辭其咎」的負面說法了。實際上，研究張愛玲第一人應為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當然，後者是美籍學者。而不準確或擦邊球之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張愛玲熱恐怕是無法在因果論上單一歸因於某一位學者的研究討論的。

對比戴錦華自己提到的在《浮出歷史地表》的2003年再版後記，其中的「花絮說明」可見，對於夏志清的存在，她的「無知」並不是無知無覺的。2003年，她寫到：「自以為畢業於北大中文系，熟讀各路文學史……竟不知張愛玲、蘇青何許人也……彼時我從未讀過夏志清先生的文學史，不知道他對於張愛玲的命名意義……」，在這個後記說明中，戴錦華自己寫到，她對張愛玲所下的各個輕易結論「是此書諸多『歷史侷限』中最刺眼的數處。」

是什麼讓時隔多年後戴錦華在課堂中放棄了她在後記中嚴謹、坦誠和自省的態度，忘記了自身的歷史侷限，反而堅持將擦邊球進行到底？當然，這則短視頻可能是某個講座之後的Q&A的斷章取義，她或許也未曾料想這些隻言片語會這樣被截取傳播，但僅就視頻文本而言，她所表現的強烈的對立情緒和批判意味，從傳播結果上已經構成了一種最具有國家主義性質的爽文敘事。批評張、龍的爽點就在於，我們早已離開了還尚有辯論和討論空間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當下的中國言論氛圍裏，張愛玲執意離開大陸的原因中包含對中共政府的否定，這是難以被容忍的污點；而龍應台在台灣問題中的態度不符合眼下的中國戰狼式的外交及內宣需求。

戴錦華的「自反性」不僅僅是一種善用轉折的長難句風格，更是一種意見和立場的前後不一致的矛盾。與國家主義總是保持相同站位，也就意味着她必須作出這種前後不一致的表態，而藉助獨特風格的語言和辭藻閃爍其詞。其不論是在鏡中還是在霧中，不論是遮蔽的還是曖昧的，戴錦華在明確宣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的同時，她許多簡化、片面的言論在輿論中滋養的是她曾經極為反對的民族主義和簡單粗暴的階級論斷。

民族主義的女性主義者

學者湯尼·白露（Tani E. Barlow）在《中國女性主義思想史中的婦女問題》中曾評價，「儘管中國女性主義通常是民族主義的。它也始終還是別的東西。」……「當中國（女性主義）理論家投身於國際性的社會進化論和革命思想中，他們同時以民族主義者和憎惡民族主義這兩種身份投入其中。」

戴錦華的確曾以一種反民族主義的姿態成為了民族主義者。2022年7月年「與日本學者討論戰爭史，會把我逼成民族主義者」的相關視頻引起不少爭議。其中戴錦華稱，「即使是日本一流的左翼學者，都拒絕討論戰爭中日本的罪責：你談南京大屠殺，他們就談廣島長崎；你談日本是戰爭加害者，他們就渲染自己作為戰爭受害者的身份；甚至把戰爭解釋成是日本所經歷的曲折的現代化道路。」當我搜索相關文章，發現下文沒有關於這個日本學術討論的具體內容，而是對其《52倍人生——戴錦華大師電影課》的推銷。且不論她在這個提議上持有民族主義的態度是否合理，民族主義情緒的確是一種較為好用的招徠買賣的方式。

在彼時的討論中，很多人指出戴錦華一筆帶過的「五年的學術討論」是指包括中國東亞政治和文化思想史學者孫歌，日本史學家、漢學家溝口熊三等學者共同參與的「日中·知識共同體「（1997-2002）討論會。該討論會從數據和資料支持的歷史客觀真實、中日雙方從各自不同角度被塑造重現的歷史回憶，帶有政治敏感性的民族情緒等不同角度，討論了南京大屠殺以及中日戰爭諸多爭議性話題。根據該討論會成果和相關討論，例如溝口熊三《創造日中間知識的空間》；孫歌《實話如何實說》，《日中戰爭——感情與記憶的構圖》等內容，都直接面對了關於南京大屠殺中中日雙方的感情記憶與事實記錄的差異所在、原因何為、以及影響何在。倘若戴錦華提到的5年學術會就是該會議，那麼根據這些內容，視頻中的惡意解讀並不符合會議的實際情況，這些扭曲的片面解讀倒是為了成全她自己想要成為民族主義者的藉口。

那麼問題是，女性主義者可以和民族主義者、國家主義者並置嗎？畢竟這些理念和價值茲有許多矛盾衝突之處。戴錦華倒也從未隱藏自己作為女性主義者的同時是學院左派的立場，其諸多文章著作都有着明確的面對國家、民族和婦女的糾葛歷史的判斷。在《涉渡之舟》中，戴錦華稱，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新政府頒布的法律等一系列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是「一次對女性的史無前例的賜予」。「這一外力為主要甚至唯一動力的婦女解放運動，女性的自我以及群體意識的低下與其現實變革的不相適應，便成為一個不足為奇的事實。」

戴錦華在這裏並未具體闡明她是依據什麼樣的歷史事實作出了「唯一動力推動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判斷。根據上下文，這裏的來自婦女外部的、唯一的動力說的就是共產黨。的確，在中國婦女史的研究中，有一種觀點的確為「中共的婦女運動是運動婦女，婦女是被動的客體」，即從蘇維埃運動到「文革」時期鐵姑娘式的生產運動，中國婦女缺乏主體性和自主性。但同時也已經有大量的歷史學者，通過史料、口述等研究方法追問了中國女性如何主動參與革命動員的過程，包括支持後援和慰勞、成為地方領導者、擁有了自己的組織(女工農婦代表會議)等等。人大教授宋少鵬稱，若只是把「婦女」作為被運動的對象和客體，否認其主體性，實難解釋國民黨劉慶科對蘇區婦女運動「一般婦孺固尤迷途未反」的評價。這裏的描述說的正是國共對峙年代，蘇區女性的積極參與如何讓共產黨具有優勢，尤其是當共產黨遭到國民黨的挫敗時，女性仍然支持共產黨的情況。

這段時期的女性自我和群體意識低下嗎？還是說這段時間女性的話語表達和群體利益，如同其他歷史時期一樣有不同程度地被壓抑。中國女性群體與現實變革的不相適應，具體指哪些，原因又何在……戴錦華論述中的字裏行間裏並沒有闡述她如何做出這些歷史判斷。這些觀點只是她前置於文化現象研究的論述。而這些的歷史判斷和看法，雖然可以在歷史學觀點中自由爭論，但着實違背了一個女性主義者的立場和傾向。

同樣是《涉渡之舟》開篇，戴錦華稱，「諸多歷史文獻與統計圖表可以印證：迄今為止（指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仍是婦女解放程度最高、女性擁有最多的權利與自由的國度之一。」此書出版於2002年，她本人在後記中稱，文章大部分完成於1994年前。但1994年的中國，參考國際通用標準：經濟參與和機會、教育程度、健康與生存（溺殺女嬰）、政治賦權（即女性參政比例）等因素，中國婦女的地位排名132，中國婦女遠沒有達到戴錦華 「解放程度最高，最多權利、最自由」的狀況。這些論述與戴錦華對革命運動是對中國婦女的「賜予」之說一起，倒是如實地反應觀點持有者自身的姿態和其所在的關於性別、民族和國家的意識形態座標象限，以及這些交叉變量一旦存在衝突時，她的優先排序何在。性別敘事服務於國家民族和意識形態的論述，這的確倒讓她有落入了「粉紅女權」這一分類中。

成為替罪羊的靶子：中產和資本

戴錦華的文化保守性正是隱藏在其女性主義者的先鋒面孔下的。在闡明某種觀點時，她常常不揭示自己預設觀點的價值前提，鮮用數據和實證的方式來論證。當她批評資本，幾乎不釐清佔有某種經濟資源的利益代表，很少討論具體事件中她批評的資本到底是國有、私營、跨國外資的來源區分；談及市場，她也忽略中國的市場準入和流動需要經過政府審批授意許可，以及後者如何尋租的種種情況。當她批評中產，也很少在同一個連續語境下界定說明這一群體究竟是以收入和消費能力劃分還是專業人士、企業主或公務員群體。實際上，資本在她的語境中往往不是經濟制度中的因素，而是一種絕對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是社會不公正的根源。

2016年澎湃新聞的《當下的性別想象中，深刻地存在着「多妻制」幽靈》是一篇頗為有趣且較便於說明其問題的採訪。開篇的採訪者問到新儒家發表的對女性極為不敬的言論，比如「只有儒家才能安頓現代女性」，「妻妾制有其合理之處」等時，戴錦華回答：「新儒家重提傳統誕生於中國崛起、中國文化主體自覺性的大背景下，而西方邏輯，或者說西方文化、普世價值，在我們這兒逐漸錯位或無效。」在此，戴錦華話鋒一轉，把這個對儒家父權的批評引向了資本：「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中國，『資本』已然召喚和復活了那個多妻制的幽靈。」繼而談論資本的非人化、批評中國自由派女性主義者的滯後等等。

嚴格來講，多妻制的幽靈到底應該歸罪於新儒家還是（全球化帶來的）資本與權力，可以稍作辨別，分為「經濟制度的合法婚姻關係」和「文化、倫理中的社會行為規範與實踐」兩個方面。作為鑲嵌於經濟制度的婚姻關係，根據恩格斯的理論，歷史上，一夫一妻制的出現，正是為了保存和繼承私有財產產生的，它伴隨着資本主義應運而生。當然，這種一夫一妻的家庭生產製，並不意味着婚姻制度中的男女平等。其次，作為一種社會規範與實踐，多妻制在許多非全球化、資本化前的前現代的歷史語境中長期存在，不一定是由資本主義興起才有了多妻制的文化土壤。

戴錦華試圖說明論證「一個男性佔有多少女性，是跟他佔有的權力和資本成正比的」時，提到的是婁燁的《浮城謎事》。《浮城謎事》中的男主的「家庭、婚姻、情慾」結構，正是一個近乎標準的正統儒家禮教下的男女秩序結構。在這種結構中，男性社會交往由規範化的家庭秩序、科舉制度和男性旅居生活模式構成。女人則隨着儒家式感情結構的需要而分化：好女人夫為妻綱，社會功能性的傳宗接代；壞女人則承擔感情和色情功能，包括姬妾、妓女或「妖女」，滿足男人在生殖與生產範疇之外尋求情緒釋放等需要。《浮城謎事》只不過傳統小妾被換成了現代二奶，青樓妓女成為了賣身的貧困女大學生罷了。

戴錦華很少在闡述觀點時論證觀點。她的預設價值包括且不限於：中國近代的革命已經摧毀了傳統文化；儒家舊體制的權力完全離開了如今的中國社會；中國不存在一個尚處於政府行政權力強支配下的「僞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在中國運作的是全球資本和西方的那種市場經濟。在這些預設前提的取捨之間，戴錦華給出的結果是：現代社會里的所有問題和錯誤就與傳統文化絕緣，全球化的資本和市場來揹負多妻制的罵名。

這些觀點是一種只給結果、不給過程的強烈姿態被直接拋出。戴錦華每逢問題必然用西方後殖民話語來批判資本主義的習慣性動作，已經形成了一種話語策略。資本作為一種普遍的反思對象只是保守思想在推行觀點時方便好用的靶子。

雖然近年來戴錦華的公共媒體發言頻繁話題廣泛 ，覆蓋了電影評析、耽美等流行文化、時事評論如疫情和烏俄戰爭等等，但所有這些主題都逃不開批評資本、市場、中產、全球化等，幾乎成為了其標誌性的常規保留操作。媒體的標題也常常掩蓋她本來稍有中立意味的評價。例如2016年新聞採訪標題，「今天的中國電影，哪個不是中產階級的？」「宣布一部作品是屬於中產階級的沒有意義」，戴錦華雖然承認「今天的中國，中產階級根本無法晉升為資產者」，但落腳點依然在「你批判中產階級是因為中產階級遮蔽了巨大的無產階級存在嗎？……我覺得中產階級斷言就是無效斷言。並且，這句斷言本身，就散發着中產味道、中產氣息。」連在與上野千鶴子的對談中，關於中國電影的討論，中國男導演的節變，也被戴錦華稱為「資本的反噬」。

戴錦華意見中，中產和底層，雖然各作為一個模糊的宏大概念，卻有着清晰而尖銳的對立的關係。她常常富有道德正義感地把批評中產和當同情底層勞動人民聯繫在一起。在建立對立這種關係的同時，二者之間的分化原因，例如由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或者體制內外等行政管理和區別對待帶來的分化，倒是不必討論的。二者實際上共同承擔的負擔（不一定是均勻承擔），例如國家權力、行政意志和制度決策帶來的不公，都隱身不見了。

中式政治正確的女權代言人

作為一個帶有女性主義視角的文學評論學者，以及一位極富理論性的拉康-馬克思主義電影批評者，戴錦華在早年間的文化、文學研究、影視研究是珍貴且富有意義的。但嚴格意義上講，尤其是從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來看，她並不是社會學家，也不是歷史學家。她本人在2015年的海南師範大學講座中坦誠說過，近十年左右，她沒有專門做過性別研究的課題。不同於她的本行——電影批評和影視理論，她圍繞女性主義的觀點更多來自個人生活閱讀遊學經驗和哲學思考，強於闡釋而弱於統計論證。在近年來的媒體參與和網絡表達，她凸出的女性主義者的身份，又為中國今日的網絡文化獻出了「男凝」等流行詞彙。但她不論她怎樣激烈地批評資本、批評可能帶來不公的新技術、她的另一些身份，是知名up主，是流量經濟的弄潮兒、網絡資本的受益者。

在當下的中國，當性別議題作為一個尤其焦慮、衝突劇烈又尤其富有自由解釋空間的公共話題，大家不但渴望來自學術界的理論指導，情不自禁想要尋找某種權威來找回性別的主體性、強化女性主義者的認同，為性別文化的變遷和意識轉型提供判斷座標的錨點，也需要某種偶像來滿足「理想女性」的想象填充。戴錦華多或少就迎合了這種時代的需求，成為受到媒體和流量青睞的話語明星。當她反覆申明女性主義的身份，說出女性主義幫助她戰勝困惑、戰勝自卑，且把性別不平等與經濟和社會結構作出相互勾連的表達時，她也確實起到了一定的啓蒙作用。

但是，當她的電影評述工作和精神分析式的女性主義搭售了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觀點和立場時，也就把中國目前所有社會問題和尖銳矛盾的鍋一口氣扣給了她所攻擊和批評的靶子，中產、資本、市場、全球化等等。在她呼籲重新評估階級分析的盲點，重新正視歷史脈絡和經驗時，與市場和資本相互作用的國家體制，政府權力，不應該被區別對待。

實際上，戴錦華本人經歷了早期國家女權主義的式微，也經歷了改革開放之後經濟轉型對女性的剝削和利用，更經歷了近年來中國被擠壓的話語和行動空間。作為世婦會的遺產，她批評這些行動者和機構在組織層面受到外國基金贊助支持，但卻不提許多組織也曾經與政府積極合作，甚至本身就有政府背景，而在後期被體制內邊緣化。她批評這些發展和救助的議題上頗有西方中心主義，但卻不承認他們在政治實踐中，在政府會議和學院的象牙塔外，直接面向農家女、打工者、吸毒者、殘障者、性工作者、被性侵者或抗擊艾滋病的女性，而如今這些機會被逐漸剝奪。曾經與戴錦華同一時期出身的許多著名的、開拓性的性別研究學者、活動者都因為異見打壓被噤聲或輾轉海外。在當下，能否考編上岸已經成為年輕人的「中式種姓制度」，成為符合中國國情的階級身份；在行動的一線，許多女權主義者在反家暴、反對性侵等公共社會事件中積極維權、發聲，進而因為反抗成為被維穩的對象時，她依然批評資本與市場以及部分女權主義者自由主義的傾向。這是對中式政治正確的服從和服務。

在這樣的情況下，媒體對其部分言論選擇性的放大隨同輿論的禁區一起，幾乎架空了其作為學者向公共客觀傳達描述中國真實社會問題的能力，圍繞她階級和民族的爭議和批評也不可避免地延伸到了她女權主義者的身份上，這些矛盾和悖論並非文過飾非可以掩蓋的。當她的話語能力越強、越具有影響力，就越吸引到在性別維度上想要爭取更多話語但同時依然保持國族熱情的群體，與近年來某種意義上興起的「粉紅女權」不謀而合，進而遮蔽了其他女性主義的多樣性和可能性。

正如戴錦華常用歷史的遺產與包袱來闡明事物的兩面性，她成為當下網絡和輿論中中國女性主義學者符號化的代言人也是遺產與包袱。「戴錦華熱」現象背後是包括性別敘事在內的更多的自由表達在主流話語空間內極大需求和極端壓抑的並存。只要沒有學術獨立和言論自由，歷史和現實的表達再現幾乎註定失實失真。當意識形態絕對控制下的敘事成為唯一權威的時候，不論是性別的、階級的還是民族，它彰顯的仍然是霸權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