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虛構：德黑蘭獄中來信

本期文章來自ARTFORUM中文網與中國大陸自媒體《同時》2022年的年度專題約稿，《同時》是一個自媒體，關於抵抗的自我教育，也是大家努力保持聯結的組織嘗試。

這是一篇虛構文章。但虛構的創作基礎來自中國女性知識工作者被迫害的真實經歷。之所以要虛構成伊朗故事，是因為中國境內的迫害和審查問題，她們無法找到自己的語言。在端傳媒的版本上作者增補了腳註和後記，我們也希望點明，這是一個中國故事。作者希望將這個故事給所有「白紙運動」被抓捕的夥伴們，「但願有一天我們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用自己的語言，講述彼此的故事。」

媽媽，

這是我在卡查克監獄的拘留中心（Qarchak detention center）的第二天，德黑蘭的這個冬天真的很冷，還好北部關押政治犯的埃溫監獄（Evin）已經人滿為患，我被拉來了南部的這一座，不然我可能會更狼狽一些吧！我還穿着九月初時離家跟你告別時的衣服，那時我只帶了兩套初秋的衣服出門，遠未料到再回來會是這麼久之後，並且以這樣的方式。你有沒有給我的植物澆水？即便是冬天，蕨類也需要大量的溼度，海芋們要多曬太陽，我的檸檬樹有結出檸檬嗎？

我試着給你寫這封信，儘管我不知道它會不會最終到你的手裏，我想很大的可能是被他們直接處理掉吧，不是因為這封信會對他們造成任何威脅，而僅僅是出於他們的習慣性殘暴和冷漠。你還記得法拉嗎？我跟你講過的因為在卑路支斯坦做研究而被抓捕的女孩子——他們指控她危害國家安全罪而判處了15年，她已經在裏面四年了，我們寄給她的書她從來沒有收到過，而她在裏面寫的那部寄給阿里的小說，寄出來時被撕到只剩下目錄了。上個月，在我第一次被審訊釋放後見到了阿里。他告訴我，最近接到了法拉從監獄裏打來的電話，這是這一年裏唯一一次聽到她的消息，她的聲音聽起來還是那麼堅不可摧。在告別時，阿里欲言又止——我想我、他以及我身邊所有朋友們都心知肚明卻小心翼翼不願意戳破的是，我正處於一種借來的自由之中——「我相信無論後面會發生什麼，你也會一樣地堅不可摧的……」他說完，我的眼淚難以抑制地落了下來。

我想我可能會令大家失望吧，說到底我可能只是一個軟弱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儘管這一年來自從被剝奪了熱愛的事業之後，我一直在練習失去，每天晚上都會抱住兩隻貓默默地和它們告別，可是我意識到我竟然有那麼多害怕失去的，連家裏的幾千本書都捨不得，多麼不堪一擊啊。被抓捕的當天早上我才淘了一批二手黑膠，它們應該早就到家了吧？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機會聽它們。我那天還在購物車裏添加了一個破壁機，想着可以榨石榴汁做早餐，可是太貴了猶豫了一下就沒有支付。你能相信嗎？在裏面的這一天半的時間裏，最折磨我的瞬間總是對這些最可恥的小資產階級生活的留戀。比起我的成就、我在所熱愛的事業中找到的意義，似乎失去生活本身更令人痛苦。

對了媽媽，我甚至一直沒敢告訴你我失業的事情，春夏之交時我先經歷了一場居家監禁，僅僅是因為我和朋友們相約在街上跳舞——這個政權有多麼畏懼自由的靈魂！然後秘密警察聯繫我供職的報社——這些年來不止一次了——總編輯和高層再也不願意承擔任何由我帶來的風險。你知道我總是願意理解和同情時代洪流裏的懦弱和膽怯。不過報社利用這隻「房間裏的大象」，拒絕遵守勞動法支付全額賠償，因為他們篤定我不敢冒着再度得罪公權力的風險把離職緣由與經過公開。（對，他們賭贏了！）那些一次又一次如菜市場般的在賠償金上的討價還價，真讓人瞧不起他們！這叫什麼來着？倀鬼。

在十月的第一次審訊出來後，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懸置了起來，我知道我只是在等待自由再度被奪走。在白天，我花大量的時間閱讀這些年間被抓進去的朋友們的獄中筆記，為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設。當我讀到阿明在獄中始終拒絕認罪，在德黑蘭最高法院上最後陳詞時，結結巴巴地說出「我願意用自由去捍衛我所做的事」，我趴到床上大哭了一場，懷疑自己是否真的配得上我所有的遭遇。到了晚上，我總是在做關於逃亡、抓捕和監禁的噩夢，有時窗外的電閃雷鳴會和夢中的審訊監禁混剪進入同一道大腦波頻，將我喚醒。不過，那些夢中的恐懼感與絕望感太雷同了，以至於醒來後都沒有記住，唯一印象深刻的夢卻是最日常的——我夢到在德黑蘭的家中做飯招待朋友們，那個夢是如此綿長，我甚至記得每一道菜的準備過程，以及在準備時想到朋友們會發出讚歎時的欣喜。醒來後感到現實是那麼荒涼。

我做了所有能做的來避免抓捕的再度發生——躲藏在遙遠的異鄉，刪除社交媒體賬號、清除掉電腦和手機裏的檔案，吞嚥下所有的不公，退出公共生活，陷入了巨大的失語。我每天都在想如果當時我就被立刻監禁了，至少能喚起一波聲援的躁動，能再次燃起抵抗的熱情，而不是這樣被遺忘。

記憶變得斷層。那些404使你甚至不再記得前一天、再前一天都發生過什麼。我們所有人的對話都變得艱難和不連貫。通訊軟件只有啓動閱後即焚功能才能感到一點安全，可是我經常在一覺醒來看到對面發來的回覆，卻怎麼都記不起回覆的是我說過的什麼內容。我戀戀不捨地看着那些滿是溫度的消息在10s後、30s後或1h後消失，沒辦法讓它們留得更久一點。我不敢截屏，因為所有的這一切都可能成為罪證。

忘記是暴行，是的，是暴政的幫兇、共謀！但是生活在這個國家，更難以迴避的現實是，記憶是有罪的。它絕不僅僅是讓你活得沉重、痛苦而已，它隨時會成為秘密警察所掌握的證據，把你丟進你無法想象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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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從第一次頗費周章的對我的抓捕說起吧，我早就該在那次被釋放後就去講述它，多麼遺憾我那時候沒有。痛感已經開始逐漸褪色。我簽署了保證書不對外透露審訊細節，很多時候那些碎片化的思緒和感受，每當想要寫下來，又會意識到似乎記錄在哪裏都不夠安全，就作罷了。手機和電腦不再帶給我任何私密感——當然，它們早就已經是政權監控人的工具了，但是在被秘密警察收走30小時後，它們簡直像病毒一樣令人恐懼（而現實中的病毒早就不再令人恐懼了）。

十月再普通不過的一天，他們用重案組的破案方式「誘捕」到我，不遠千里從德黑蘭來到薩南達季 （Sanandaj，伊朗庫爾德地區的主要城市），出動了那麼多人，重重埋伏和僞裝——這後來還成為他們在裏面向我耀武揚威的事蹟，損毀說以我的智力，根本配不上他們布下的天羅地網。然而可笑的是，我根本就沒有在躲藏啊，那只是尋常的與朋友們聚會的一天，我正在廚房裏用番茄和鷹嘴豆燉一鍋羊肉。在僞裝成我們同路人的薩南達季本地線人的庫爾德語的掩護下，我們放鬆了警惕，他們闖入赫迪耶家，「都蹲下！」【1】阿德勒條件反射地蹲下了，然後馬上被摁倒在地，兩個年輕女孩子努爾和赫迪耶站在旁邊一動不動，愣在了原地。我本能地用庫爾德語嘶吼和抵抗，直到聽到像刀子一樣的德黑蘭波斯語——沒有比這口音更好地詮釋暴力了，它是神權暴力、國家機器暴力、主體民族沙文主義和父權暴力的綜合體——「瑪赫薩，你還聽不出我的口音嘛，大老遠見到老鄉，你不開心嗎？這次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你！」【2】這句充滿了挑釁與壓制的惡毒開場白很久以後都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即便出生於德黑蘭，作為庫爾德人，我永遠是故土上的異鄉人，從小到大我都在竭力避免自己的波斯語沾染上德黑蘭口音。不過在當時，我立刻就安靜了下來，意識到事情大概比我想象得還要嚴重。

沒有出示證件，沒有傳喚或拘捕的通知，只是用口音和一隻手銬作為威脅，我和聚會的朋友們就被帶走了，我們的手機和電腦全部被搶走，赫迪耶父母的房子被搜了個底朝天。我被塞進了一輛車，其他人被塞進了另一輛，太黑了我什麼都沒看清，只記得他們在附近的警局停留了片刻，而庫爾德地區如你所知已經在抗爭中幾近失守，多處警局被抗議者佔領，他們無法借用來審訊。然而，到德黑蘭的480公里的路途對他們而言風險太大了，很多城鎮在一到夜晚都像是在戰火之中。途中他們不斷地控訴我，因為我，他們需要冒着這樣的風險來出公差，都不知道能不能順利回到德黑蘭的安樂窩。【3】他們還不忘記惡毒地告誡我，赫迪耶、努爾和阿德勒一同被帶走都是因為我，他們會記恨我的！（我當然知道他們不會。）不知道開了多久，好不容易在庫爾德地區找到了一座秩序尚在的警局，焦灼不安使我徹底喪失了時間感，只記得抵達時已經是深夜了。

當我最終被他們帶到那個地下室時，此前被信念勉強壓抑住的恐懼感撲面襲來，所有的理直氣壯都消散了。我首先看到了一個巨型的籠子，裏面兩個蓬頭垢面的男人睡在亮得灼人的白熾燈下，毫無尊嚴可言。後面更隱蔽處還有另一個籠子，我進去時沒有人，後來上廁所時看到陸續有女人被送進去。而環繞四周的，是審訊室。我被帶進了其中一間。

大多的時間是焦灼的等待。他們一次又一次地離開這間屋子，回來時帶來更多的從我手機和電腦中調出的「證據」。我是多麼軟弱啊，審訊才剛剛開始，幾乎什麼狠招數都沒使出來呢，我就把手機和電腦的密碼如實上交了——後來我聽說努爾扛了6個小時才交出來。不安感讓我不斷想要去廁所，而上廁所大概是在審訊期間最屈辱的體驗了。那間廁所在樓梯口的位置，幾乎是通道處，只有一個象徵性的不足身高三分之一的隔擋，僅僅保證在蹲下來的時候不被看到，而我總要絞盡腦汁試驗怎樣體面地彎曲身體提起褲子而不被通道上走過的男性警員目光所及。一位德黑蘭來的女警員專門負責看守我上廁所，但當她不在的時候，就會有男警員替代她的角色——似乎在被認定有罪的時刻，不想被陌生男警察看到最私密的動作都是不正當的訴求。

在德黑蘭審訊者不在場時，總有幾個兇惡的本地中年男警員坐在地下室中心，監視着四周每間審訊室，但尿頻卻讓我有機會偶爾打量到我的審訊室外面的這個地下室空間的動向。我無意中聽到了本地的幾個較為年輕的陪審警員在過道里用庫爾德語竊竊私語，埋怨要陪這些德黑蘭來的尊貴大爺們加夜班的同時還總受他們的氣，「真是首都來的人，一點規矩都不講，進屋的時候都不讓嫌疑犯通過計時裝置，是打定主意了要超過審訊規定時長！」我還聽到審我的德黑蘭警察在審訊室門口叮囑本地警察在結束後要立即刪掉包括監控在內的所有審訊記錄。這一切訊號都使我手腳發軟，時間彷彿變得更加沒有盡頭。

我也努力在路過其它房間的時候伺機窺探一下朋友們的動靜。努爾的房間總是不斷傳來啜泣聲，她年紀太小了，從未經歷過這些，大概也還沒學會怎麼在暴力面前隱藏自己的脆弱。審訊她的秘密警察和她年齡相仿，面對她時滿嘴調情式的花言巧語。我聽到他油腔滑調地對啜泣的努爾說，「我對我老婆都沒這麼溫柔過」。後來努爾告訴我，每當其他從德黑蘭來的中年警察進入審訊室嚴辭威懾努爾後，他總會馬上安撫她的情緒，哄她，逗她開心。努爾的情感經驗少，屈指可數的幾段也都是被男人欺騙。所以，一個年輕異性在密閉空間和漫長時間裏高強度地關注她，聽她述說，陪伴她哭泣，她怎麼可能不將自己的脆弱暴露出來呢？這招大概是專門用來擊破她的吧！接近釋放時我們一起坐在在門廳的調解室簽字辦手續，我驚訝地發現他和努爾間的互動充滿了性張力，「你頭髮天然就是這個色嗎？真好看！」「你什麼時候請我吃飯呀？」「你知不知道你口供答得漏洞百出，我費了多少心思才幫你圓回來！」他每說完一句，努爾總會低下頭，露出羞澀的神色。無恥！這些花樣迭出的審訊技法，簡直像是在做人性實驗！我想起塞比迪耶跟我們講過她被監禁的時候，一個女警員時常找她談心，說她是因為長得不好看、自卑、單純，所以容易被同校的男性革命領袖所蠱惑。瑪雅姆聽到這裏啐了一口，我則攥緊了拳頭。

對了，審訊努爾的警察在半夜的某個審訊的空檔——大多數審訊者在開會或是在打盹兒——來到我的審訊室佯裝和我閒聊，正繪聲繪色地講述他幾個月前跟蹤我的場景，此時外面突然有一個強姦犯被帶入地下室，他立刻分了神，用輕浮到刺耳的語調說，「都到庫區了，去黑市找雞啊，用得着強姦嘛！」對，他用的就是「雞」這個對女性最具侮辱性的污言穢語，你能相信這是從一個伊斯蘭共和國的公權力捍衛者口中說出來的嗎？

而赫迪耶遭遇的則是另一種，這一定是這場審訊中的最卑劣的問題了，「你父母不是還沒退休？你不是還有個9歲的妹妹嗎？」對家人的威脅讓赫迪耶徹底繳械。同時，審訊一直在努力消耗她的意志，在那接近30小時的時間中，每個問題之間的沉默過度漫長，折磨着早已疲憊不堪的軀體。我每次上廁所路過赫迪耶的審訊室時，她都一動不動地抱着雙腿蜷縮在冰冷的金屬審訊椅上，像雕塑一樣。後來她告訴我們，她甚至一次廁所都去沒上過。尿檢的時候，是我們第一次被允許見到彼此，但有人盯着我們，禁止我們說話。我和努爾偷偷地勾了下手指，立刻被喝止了。赫迪耶從廁所出來時，拿了一杯血紅色的尿，做尿檢的男警員驚了一下，旁邊的女警員漫不經心地說了聲，「來月經啦？」那天是她經期第一天，不知道是怎樣熬過來這漫長的折磨的。

對付我的秘密警察是裏面最老練的一個，他原本就是德黑蘭秘密警察系統的高層領導。在從我這裏拿到密碼，打開我手機後，他勃然大怒地回到審訊室，質問我為什麼錄音一直開着，「你喜歡跟警察講權利對嗎？！警察跟你說話你就開錄音？！你覺得你特懂法，是嗎？你就是欠收拾！」在審訊的過程中，他時而用權威打壓我，「我最恨的就是你把警察都當傻X！」。彷彿我說的每一句話都不對，都在將自己處於更大的險境中；時而以可怕的罪刑恐嚇我，「你把剛剛的問題給我再說一遍！你想在裏面待上多少年？」，以至於最終幾乎所有寫下的口供都是他的表述；時而又搖身一變成了開明派，表達對自由捍衛者的理解和對伊朗女性處境的同情，讓我相信公權力不是鐵板一塊……他在權力上方享受着將我的自尊一點一點擊垮的過程，那24小時近乎於一場大型「煤氣燈效應」（gaslighting），以至於在我意志最薄弱的時刻，幾乎要相信他是在為我好，是在幫我爭取體制的寬恕。

在把最終的筆錄拿給我看的時候，我發現筆錄最前面的程式化問題「我需要自己委託聯繫律師」的那一欄，早已自動替我選了「不需要」。還有「我已經閱讀過審訊規範手冊」那裏也自動選了「是」，然而20小時過去了，我甚至不知道所謂「審訊規範手冊」是什麼。我質問他，他百無聊賴地回答說，「這些可以改」，又遞給我一份關於審訊規範的文件。在後來我問努爾和赫迪耶，她們沒有和暴力機器打交道的經驗，不止完全沒有留意到這些地方，甚至都沒有仔細看過自己的筆錄就簽了字。

最可笑的是這些警察的傲慢和無知，你能相信嗎，他們甚至分不清卑路支語和庫爾德語！明明只要用谷歌查一下就可以分辨。那首我的朋友用卑路支語寫作的抗議詩也被安在了我頭上，而我分明就不懂卑路支語呀——幫審我的德黑蘭警察打下手記筆錄的庫爾德警察面露尷尬之色，我在辯解的時候幾乎都要笑出聲來！【4】他還用八卦的口吻向我打聽，為性少數群體發聲的曼阿尼是不是有艾滋病——只因為他是gay。他最兇惡的招數都用來逼問我是不是一名女權主義者，其他審訊室的秘密警察也在誘導努爾、赫迪耶和阿德勒指控我是女權主義者，彷彿跟所有的一切比起來，對女權主義的認同才是最大的罪行！我困惑不解，如果他正常問我，我想都不用想就會告訴他，我當然是一名女權主義者。還有，他在逼我承認我們所有的創作都是在影射最高領袖時，他自己甚至也不敢說出那個名字，這是多麼可笑啊！

在辦理釋放手續的時候我們終於都放鬆了下來，也包括警察。幾乎每個德黑蘭來的警察都向我炫耀了一遍以往他們是在哪個「案子」中跟蹤、調查過我的。又怕我覺得自己太「重要」，不忘在最後補充一句，「你成不了氣候！浪費我們的精力！」一個看起來在這裏職銜最高的庫爾德警察彷彿想抓緊最後機會在這幾位首都來的警察面前表現自己對政權的忠誠，冠冕堂皇地用波斯語教育起了我們，「你們知不知道現在國際局勢下伊朗的處境？美國和以色列虎視眈眈，俄羅斯和伊朗的戰略友誼也不穩固，中國和沙特正眉來眼去，伊朗腹「面」受敵……」，「腹「背」受敵」，我小聲打斷了他激昂的演講，坐在旁邊的夥伴們忍不住笑了出來，一位德黑蘭警察馬上替他解圍，「馬赫薩，你就是跟警察對着幹慣了！」「這不是對着幹，只是一個文字工作者的職業病而已……」我竊竊私語。庫爾德警察訕訕地結束了他精心為這場審訊的尾聲而準備的陳詞。夥伴們笑得更大聲了，彷彿我們終於在這24小時的屈辱後扳回了一局。

最有趣的插曲是阿德勒，那場聚會只有他一個男生在場，他幸運地有機會在手機被奪走前，悄悄清空了裏面的內容，以至於審訊過程中全程無所畏懼。但你知道他的手機是怎麼被奪走的嗎？雞飛狗跳的伏擊中，警察以為我們的手機都被收走了——他當時正用努爾的手機拍攝他們強行闖入的畫面，蹲下後被警察撲倒搶走了手中的手機——卻漏掉了他本人的，但是他在等着進審訊室時把手伸進褲兜給朋友發消息告知我們被捕，竟發到了有我在的通訊群，而我的手機正在警察手裏！馬上就來了警察奪走了他的手機。

輕鬆的故事也沒有那麼多。我的腰間盤突出在審訊椅上狠狠地發作了，等待的時間實在太長、太難熬了。不去廁所的時候，我也總是在審訊室裏踱步，大部分時候是小步倒着走，以緩解腰背疼痛，於是總是碰撞到桌椅，引來地下室中心最兇惡的那個中年男警員的呵斥——他幾次大聲威脅說要把我銬到審訊椅上。半夜四點疲憊到沒有力氣走動了，我把審訊室的三把木椅子靠牆拼在了一起，躺在上面休息，可是不知道是刺眼的白熾燈，還是巨大的恐懼和無助，讓睏意無論如何都沒有到來。我緊抓着被帶走前從赫迪耶家順手拿出來的毛衣外套，那是在那個冰冷的空間裏僅僅能觸摸到的安撫我的溫度。我使勁在腦海中描摹法拉和其他在監獄裏的夥伴過着什麼樣的日子；想象維達、塞比迪耶和另一些朋友們即便出來後只是進入了一座更大的監獄，被官方置換了全新的姓名和身份，在密不透風的監控和虛假的生活中煎熬。塞比迪耶的抵抗形象曾經出現在很多報道中，出獄後在陌生朋友在的聚會、公共活動中她時常顧及不到組織者和邀請方的風險，高調地發言，想被別人認出來，我曾經花了很久時間才理解，她只是太渴望奪回自己的名字了。這些在想象中對自己未來生活的模擬，幾乎立刻就把我擊垮了，在某個瞬間我想我如果沒有勇氣那樣活着，是否有勇氣結束自己的生命？然後我又立刻打消這個念頭，想到瑪雅姆、禮薩還有其他在外面的夥伴一定正在想辦法救援我們，憑藉對他們的信心，我勉強支撐着自己的意志不徹底崩塌。

一個始終一言不發的，坐在地下室中間看守的阿塞拜疆族模樣的警員搬來又一把木椅子到我的審訊室，輕輕墊在了我懸空的小腿下方——他以為我已經睡着了。30小時審訊期間，我唯一一次掉下了眼淚。

媽媽，你看過那部關於東德斯塔西的電影《竊聽風暴》嗎？我幾年前看的時候只覺得是一部好電影，這些年在越來越嚴密地監控中生活再看時就有了更多的感觸。那個「獻給好人的奏鳴曲」的意象多麼動人，秘密警察在監聽那個東德知識分子家的過程中，被他們的音樂、情感和思想所打動，默默地幫助他們逃脫了體制的懲罰。今天的監控都是由大數據算法驅動，就連思想、情感和創作在那裏都變成機械地、碎片化的「關鍵詞」來啓動警報，連最後喚醒人性的裂隙都沒有存在的土壤了。我禁不住想，如果我們也是由那樣具體的人、耐心地監控着，是不是也會有那麼一、兩個體制的爪牙被我們的創作、情感與思想打動，從而站到我們的一邊呢？

直到最後確定能離開了，他們才拿來了本該在抓捕當時就出示的傳喚通知書，叫我們簽上頭一天的日期，那張寫着「尋釁滋事」罪名的拘留通知書，也只是給我們看了一眼，告訴我們，鑑於庫爾德地區局勢不穩定，拘留中心暫時難以執行對我們的拘留，就不用把文件帶走了。【5】走出警察局時，我看到那個阿塞拜疆族模樣的警員下班，和另一些警衛一起走在我前面，我快速走過他身邊，壓低聲音說了聲「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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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的時間，我身邊的所有人都在討論要不要離開這個國家。

記得一年前，我和禮薩深入聊起他在2009年綠色革命後被抓捕後的經歷，面對那麼多人流亡海外，他在那時依然堅定地選擇了留下。「歷史還沒有終結，我們還活在其中，我們有責任！」他說我們要留下，要奪回。他說你看那些離開的人，他們面對的是更大的失語，他們在這片土地上被捂住了嘴，但是出去可以放聲高歌后，外面又有多少人對他們的聲音感興趣呢？那些聲音畢竟只屬於這片土地。他們的抗爭也最終將與這裏的歷史脫節。我們聊起1979年後流亡西方的左翼伊斯蘭組織穆賈希丁，媽媽你一定還記得他們曾經在趕國王下台後又與神權政府鬥爭的悲壯記憶，這記憶如今幾乎被它們當下邪教般的陰謀論模樣所改寫，年輕的抗爭力量再也不屑於與他們為伍，你甚至只能在一些黃色網站的廣告中看到它們的身影，這是不是太可悲了！

從警察局出來後的那一晚，阿德勒回家了，我和努爾回到赫迪耶在薩南達季的家中分享各自審訊室裏的經歷，一會兒哈哈大笑嘲諷那些公權力的無知，一會兒各自炫耀自己應付審訊的小聰明，一會兒又因同伴在裏面受到的羞辱而一起啜泣。我們一起回味他們因為沒有足夠的證據無法正式逮捕我們而惱羞成怒的樣子——「我他媽的就不明白了，你們也不圖錢，也不圖名，到底圖什麼？你們就是他媽的腦子有水！」那個審訊赫迪耶的德黑蘭來的中年警察，在我們辦完手續準備離開的前夕，惡狠狠地甩來一句。我們苦笑，以他們的想象力永遠也無法企及什麼我們所追求的另一個的世界是什麼樣子的，他們甚至無法理解人是可以擁有尊嚴，擁有外在於自身利益的理想的！我們點火燒掉了抗爭印刷品，字跡熔成灰燼就像墓誌銘一樣。那一晚我們互相撫慰的時光是多麼的珍貴啊，可是赫迪耶畢竟不便再收留我們，我們的行蹤正處在更加嚴苛的監控之中，和任何人接觸都可能給他們帶來麻煩。我和努爾不知道要去哪裏，第二天晚上最終下決心衝出了警察的封鎖線。逃離的路上還能隱隱聽到伊拉克庫爾德斯坦方向傳來的炮火聲。【6】

在機場等待飛機的漫長時間裏，我接到馬吉德從加拿大打來的電話，他已經從朋友們那裏聽說了我的處境，「你必須馬上走！從庫區穿過邊境到伊拉克那一邊，千萬不要回德黑蘭！」「我沒有做好準備非法出境，我不想再也回不來！」「我知道你沒有做好準備，但是你要清楚，這是流亡！流亡不會給你留出準備時間的！」，那通長達2個小時的通話使我筋疲力竭，我幾乎和他爭吵了起來，他在逼我面對我還不想面對的一切。馬吉德又叫帕爾瓦打給我，她曾在拘留所被監禁一年，判決後又在緩刑的狀態裏戴了兩年的電子手銬，與所有人斬斷了聯繫。就在她幾乎被公衆也被警察遺忘了的時候，她悄無聲息地離開了，現在正在法國辦理政治避難，「只要我還擁有伊斯蘭共和國的護照，無論走到哪裏都因為祖國在我身後而感到顫慄，我只能和那裏一刀兩斷」，帕爾瓦堅決地說。她曾經為抗爭放棄了那麼多，即將完成的學業、優渥的生活，在西方那個勢利的系統中卻幾乎只能靠「販賣」受害者的經歷來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不想走，更不想走了就回不來，比起這種結果，在監獄裏待一陣子似乎也不是那麼難以忍受。可我又怎麼知道那僅僅是「一陣子」呢？

我最終來到了基什島，這座波斯灣上的島嶼彷彿置身於歷史之外。陽光明媚，溫暖潮溼，沒有民衆的怒火，沒有警察的暴力。而身處歷史之中的那些地方，則越來越冷了，街上的女人也因為天氣寒冷而重新裹起了頭巾。我們的德黑蘭朋友們一個又一個被帶走、被無端指控。還沒有「消失」的人陷入恐懼和不安，而最可怕的是在我們之間滋生的不信任和疏離。夥伴們相互猜疑被「打入」的通訊群裏究竟誰是秘密警察的線人。被抓進去又出來的人有時面對的不是朋友們的安撫，而是害怕被牽連。通訊工具裏解除好友的理由總是大同小異：我和你們不一樣，我還沒有準備好成為革命者，我不想「犧牲」！

勇敢的人有那麼多，他們出現在圖像上被傳播被歌頌。但是還有那麼多沒有被克服的恐懼與軟弱，過分狼狽因而只好藏匿於革命的幽閉之處，沒有位置安放。

新年前夕，米娜從德黑蘭來到這座島嶼找我，那天晚上我們睡在一張床上，她痛苦地講述在懲罰的威脅面前，朋友們開始對這場革命產生動搖，恐懼的治理術正在發揮效用，分化彼此。她也因為更堅定、更誠實而被孤立。她賭氣說不願意再用自己的法律知識幫助剛剛「消失」的朋友們了。我幾乎不耐煩地終止了睡前的那場談話。後來我想我大概是害怕我的軟弱被她識破吧。審訊對我最大的折磨是在背叛的一瞬間，我在他們的逼問下，說出了一些參與者的暱稱，我安慰自己不說真實名字就不會真正暴露他們，但我知道這只是自我欺騙罷了。那種背叛在那個瞬間也吞噬了自己，我的一部分精神與信念在瓦解，它將使我永遠活在那種自責的痛苦裏。米娜此前經歷審訊時，始終都沒有交出手機和電腦密碼，面對警察每問一句話，回擊的都是不屈的眼神和沉默。我們都想要擁抱並傳遞這樣的女性形象，但是我想她應該更寬容一點，給我們這一代人多留一些時間學習與恐懼相處。可我沒想到的是，和米娜告別後不到一週，她再度被抓捕。這半年來，每一場告別，都不知是否還會相見。我多麼後悔在那晚打斷了她。

我想到前些年凱塔雍在被抓捕前的痛苦，作為被監禁的著名異見者的妻子，她不得不去擁抱「十二月黨人妻子」的形象，必須放棄自己一切的活動，扛住所有政治壓力聲援丈夫並完成他未竟的事業。那個形象不能允許她有一絲軟弱和退縮。當我們意識到她扛不住的時候，已經太晚了，在監禁前夕，她重度抑鬱、幻聽，面容也變得浮腫，總是把自己藏在家中的衣櫃裏。對了，今天剛好是她的生日，她在獄中是怎麼度過的呢？

強制頭巾法案和道德警察被取消的煙幕彈在英文世界開始散播，外界開始歡呼伊朗女性革命的勝利，而不再密切關注裏面正在進行時的抓捕與監禁。最高領袖在電視上咬定這場抗爭是境外勢力的陰謀，他們正急於「找出組織」。【7】

抗爭情緒日漸低迷。而我呢，失語的自我懲罰並沒有換來我的安全，只是把我變得遲鈍和冷漠。該來的還是來了。這一次沒有精心布置的天羅地網——我在被迫頻繁彙報行蹤的情況下束手等待就範；也沒有審訊——他們早就收集和編造好了他們所需要的罪名，「境外勢力」的慣用虛假指控容不下任何輕微的辯駁。我直接被帶回德黑蘭南部的卡查克監獄等待最終的審判，甚至沒有留給我時間回家和你見一面。

媽媽，我想他們一定會找你、嚇唬你我將面臨可怕的懲罰，要你勸我認罪，就像他們以往慣用的那樣。我知道你會被嚇到，會擔心我，可是你也會相信我沒有做錯，對嗎？我們這代人未能完成這場革命，我想，能留給下一代最好的承諾大概也只有：「被指控者無人表達悔恨。」 *

*「被指控者無人表達悔恨」是19歲的抗爭者雅爾達（Yalda Aghafazli）留下的遺言，她在去年11月被抓捕，在卡查克拘留中心的十天裏遭受毆打和折磨，她絕食抗議。釋放後她選擇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馬赫薩

2023.1.13

腳註：

【1】11月8日，作者在廣州的朋友家中被北京國保跨省抓捕，當天聚會的四個人的本地健康碼同時被「賦黃碼」，幾個本地防疫人員敲開門謊稱監測到有人從封控區流動過來，需要為她們做抗原測試，在防疫人員要來他們身份證登記、拿到她們手機掃碼後，幾個北京便衣衝了進來把他們「抓獲」，並在她們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搶走了手機。

【2】德黑蘭口音的波斯語指北京話。

【3】在被抓捕的時候，作者的北京健康寶已經彈窗2個多月了，即便是跨省抓捕的警察也沒辦法按照慣例將她帶回北京審訊拘留。事實上，這些來跨省抓她的幾位北京國保也冒着健康寶彈窗的風險來執行任務。於是，審訊只好在疫情肆虐的廣州進行。

【4】10月，作者的一位朋友在伊朗抗爭歌曲的啓發下，創作演唱了一首上世紀經典抗爭歌曲的粵語版。警方在對作者微信嚴密監控的過程中在聊天記錄上看到了她私信發給幾位朋友的清唱版本，他們以為是她創作的，然而她本身並不懂粵語。當作者在審訊過程中指明這一點的時候，警察惱羞成怒，說，「歌詞明明是用簡體字寫的，你以為我沒見過粵語嗎？我在香港待過，粵語是繁體字！」而他們當時正在位於廣州的一間公安局的審訊室，北京國保旁邊幫他寫筆錄的民警正是粵語為母語的廣東人。

【5】在24小時審訊（從被帶走到最終釋放有30幾個小時，超過了法定的審訊時間）結束後，她獲得「尋釁滋事」15天行政拘留的懲罰，然而疫情政策導致廣州的拘留所難以收監，她的「15天」被暫緩執行。拷貝走手機和電腦裏的資料後，她和其他人一起被釋放。

【6】11月11日凌晨，廣州海珠區正式封鎖，作者在最後時刻跨過海珠大橋，趕往機場，因為害怕廣州健康碼再度變紅，不敢留宿酒店，在機場候機廳等待了十幾個小時，最終登上飛機離開了廣州。

【7】新年前夕（12月28日），公安部印發通知，要求在元旦春節期間維護安全穩定，嚴厲打擊敵對勢力各類滲透顛覆搗亂破壞活動。隨即，「白紙運動」的一部分參與者在12月初經歷過24小時審訊後，在1月再度悄無聲息地被抓捕。很多人消失至今。

後記：

2022這一年來我的經歷聽起來很可怕，但我知道它只是我們共同經歷的這荒誕的一年的一個微不足道的註腳。

我是一個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知識工作者。在過去的幾年裏，我因為我的職業和社會活動，不得不經常和警察打交道，但是在2022年以前，我們勉強維持了某種平衡，他們仍然留給我空間參與公共生活，包括寫作、社交媒體發言、做客播客或線下活動、組織活動等，但是偶爾會約談我、跟蹤我、找我單位領導或派人監視我組織的活動和公共發言。

到了這一年，他們的行事邏輯不再有理可循，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觸發最高警報，不再給出理由，不再有任何共識可以達成的空間。2022年春夏之交，在漫長的封控結束後，我因為和朋友們相約在公共場所跳舞而被居家監禁三天。一個月後，我所供職六年的媒體在政治壓力下與我非法解除勞動合同，並拒絕按照《勞動法》全額賠付。秋天，我離開北京參與一個藝術展的布展，準備了不足10天的衣物行李，未曾想到這一離開，再也沒能回家。

從漫長的健康寶彈窗無法返京，到被北京國保在廣州跨省抓捕，後來躲到偏遠的地方避風頭，再到「白紙運動」發生，朋友們陸續被消失……對暴政的恐懼在這一年中捂住了我的嘴，我意識到被剝奪講述的權利，比所有這些迫害讓我更加痛苦。直到找到這個方法，藉助伊朗的語境，我才講出了我們的故事。在這個故事寫完的時刻，我仍然不知道明天和抓捕哪個會先到來。所幸它沒有一語成讖，如今我已經順利離開了這個國家。逃離得如此匆忙，甚至沒能來得及回家收拾行李、安置我的貓、告訴家人發生了什麼。即使已經身在海外，恐懼的身體記憶仍在，請原諒我到現在依然不敢實名。

在這個故事第一次發表的時候，正逢清零政策180度掉頭。感染大潮立刻席捲而來，幾乎每個人都有家人被奪走生命——事實上在清零政策還未結束時已經難以控制疫情的蔓延。毫無準備的放開彷彿是對封控時期怨聲載道的民衆的「懲罰」。儘管無論是徹底的清零還是一夜之間放開的兩種政策是同一種懶政、僅僅將生命視作統計學意義上的數字的邏輯；然而，記憶的難以保存，造成感知更容易被操縱。在輿論場上，對前一種政策的反對被塑造成為後一種政策之後果的罪人，人們開始主動遺忘此前的反封控抗爭，甚至謾罵那些抗爭者。十月和十一月暗流洶涌的民間抵抗情緒前所未有地陷入失語。在新冠高重症死亡率的哀鴻遍野中，在對反封控抗爭的謾罵和遺忘中，秘密的抓捕仍然在繼續。恐懼讓我們找不到彼此，不知道誰又被帶走了，不敢在輿論場上為消失的朋友發聲。

這篇文章獻給所有「白紙運動」被抓捕的夥伴們，但願有一天我們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用自己的語言，講述彼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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