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國際 評論

帝國的同謀?——烏克蘭戰爭陰影下被審視的俄羅斯文化

徹底反思帝國和「殖民」遺產,是俄羅斯從知識階層到普通民衆在未來必須直面的挑戰。


2021年5月7日,俄羅斯愛國者公園是一個圍繞軍事裝備主題設計的主題公園,包括軍事裝備的互動展覽,孩子們在俄羅斯 T34 坦克上玩耍。  攝:Ulf Mauder/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5月7日,俄羅斯愛國者公園是一個圍繞軍事裝備主題設計的主題公園,包括軍事裝備的互動展覽,孩子們在俄羅斯 T34 坦克上玩耍。 攝:Ulf Mauder/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龔珏,俄羅斯科學院博士生,俄羅斯文學研究者、譯者

一、「帝國性」

俄烏戰爭已進行到第六個月,兩國在文化戰線上的交鋒雖不似真實戰場上那般血腥與殘酷,但依然激烈異常,從開戰伊始就未曾停止。

「去俄化」幾乎成爲烏克蘭政府的官方文化政策。除了呼籲世界各地的文化機構、活動完全抵制俄羅斯代表參加外,烏國內也迅速出台了全方位的去俄化政策法規。4月,烏克蘭最高拉達(烏克蘭議會)審議了「地名去殖民化法」,即規定涉及頌揚俄羅斯城市、歷史、人物的烏克蘭地名都需改名;6月,最高拉達又通過法案,禁止進口、銷售俄聯邦國籍作者的俄語書籍,禁止在公衆場合演奏俄聯邦國籍音樂人的作品(公開譴責俄羅斯入侵的作者除外)。

而在知識界,烏克蘭知識分子對俄羅斯文化發起了猛攻,試圖證明全面抵制俄羅斯文化的必要性。在許多烏克蘭評論者看來,自烏克蘭被俄羅斯吞併以來,俄蘇當局都有意壓制非俄羅斯文化,因此俄羅斯文化的繁榮在客觀層面建立於帝國非主體民族文化被打壓的基礎之上。

而在當代俄羅斯,由於經濟結構的限制,無論藝術家持何種政治立場,其作品幾乎都免不了來自寡頭的幕後注資,甚至俄當局也會積極贊助一些反對派色彩的作品,並將其推向國際市場,以打造國家的「軟實力」,並營造出一種文化多元的假象。而由於寡頭同時也是普京戰爭機器的錢袋子,因此烏克蘭知識分子普遍認爲,無論一位俄羅斯藝術家持何種政治立場,他的作品如今都註定沾上了烏克蘭人的鮮血。

此外,烏克蘭評論者試圖從俄羅斯文學經典中找出各種擁護帝國與殖民的例證。最常被用來當作靶子的當屬《致俄羅斯的誹謗者》(Klevetnikam Rossii; 1831)和《論烏克蘭獨立》(Na nezavisimost' Ukrainy; 1992)這兩首詩。在前者中,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歡呼沙皇軍隊對波蘭反俄起義的血腥鎮壓和帝國的擴張,並要求西方批評者不要插手「斯拉夫人內部的爭吵」。而後一首詩則由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寫於蘇聯解體之際,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其中藉助大量典故和文體遊戲惡毒地挖苦、詛咒了新獨立的烏克蘭及其歷史、文化、民族身份認同。

隨後的論證邏輯非常簡單:既然俄羅斯的第一個和最後一個偉大詩人——且兩人通常都被視爲自由的歌手、帝國迫害的犧牲品——都如此赤裸裸地擁護帝國,那麼自然可以推導出整個俄羅斯文化的「帝國性」與「殖民性」。再者,既然俄羅斯文化並不能阻止俄羅斯人轟炸馬里烏波爾、屠戮布恰,那麼它的「偉大人道主義傳統」自然隨之破產,被「取消」也就毫不冤枉。

如果說烏克蘭知識界對抵制俄羅斯文化「外因」的分析多少點到了要害,那麼對「內因」的論證實在難稱嚴謹。

如果說烏克蘭知識界對抵制俄羅斯文化「外因」的分析多少點到了要害,那麼對「內因」的論證實在難稱嚴謹。這也是俄羅斯自由派知識分子自我辯護的要點:戰爭的責任主要在普京,在蘇聯解體以來的「帝國幻肢痛」,而不在俄羅斯文化,尤其古典文化。只需換個視角,大可以在普希金、布羅茨基和其他被詬病爲帝國主義者的經典作家筆下找到許多反帝國的作品,因爲偉大的創作者本身就是複雜、多元的,「帝國性」自然也不是俄羅斯文化的唯一面相。

同時期英、法文學中的帝國元素遠甚於俄羅斯文學,但如今兩國在切割、反思帝國遺產方面都遙遙領先俄羅斯。至於說俄羅斯士兵犯下的戰爭罪行,這恰恰是因爲俄羅斯兵源普遍來自貧困地區,而那裏的民衆大多未曾受過體面教育,因此根本無從談起俄羅斯文化的「人道主義傳統」是否對他們產生影響。

不過這些辯解並不能讓烏克蘭知識界滿意,反而促成了他們的進一步論證:既然連俄羅斯自由派知識分子都拒絕反思俄羅斯文化,這恰恰體現了俄羅斯文化「帝國性」的根深蒂固。就連稍持不同意見的烏克蘭知識界名流也未能倖免:洛茲尼察(Sergei Loznitsa,目前最具全球知名度的烏克蘭導演之一)因呼籲不要全面抵制俄羅斯電影而遭烏克蘭電影學院除名;而阿列斯托維奇(Alexei Arestovich,軍事博主,烏總統辦公室主任顧問,開戰後成爲烏克蘭第一「網紅」)亦遭遇各界口誅筆伐,僅僅因爲他在直播中稱烏克蘭若只想建設「大國小文化」、拒絕俄羅斯文化,那就不可能贏得這場戰爭。

2013年3月8日,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即冬宮博物館)館長皮奧特羅夫斯基(Mikhail Piotrovski)出席沙皇彼得展覽開幕式。

2013年3月8日,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即冬宮博物館)館長皮奧特羅夫斯基(Mikhail Piotrovski)出席沙皇彼得展覽開幕式。攝:Michel Porro/WireImage

二、「強大的文化進攻」

正當俄、烏知識分子就俄羅斯文化是否應爲入侵負責而爭吵不休時,俄政府官方報紙《俄羅斯報》(Rossiiskaia gazeta)刊發了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即冬宮博物館)館長皮奧特羅夫斯基(Mikhail Piotrovski)的一篇長訪談,赤裸裸地鼓吹帝國和戰爭。

艾爾米塔什是俄羅斯在國際上最具知名度的博物館,而皮奧特羅夫斯基院士則出身貴族世家,是蘇俄阿拉伯學權威。儘管他此前就常參與普京的助選活動,但開戰後俄羅斯知識界仍期待他即使不公開反戰,也要挺住壓力保持體面的沉默。結果他的這篇訪談震驚了輿論,也讓俄羅斯知識分子先前的種種辯解之辭相形之下顯得蒼白無力。

皮奧特羅夫斯基先是爲艾爾米塔什因開戰來保持沉默而遭批評感到忿忿不平,他認爲這是西方對俄羅斯文化「絕對競爭力」的嫉妒,隨後他自豪地談起俄羅斯各大博物館此前在歐洲舉辦的一系列特展:「這就是強大的文化進攻,一場獨特的『特別行動』(俄羅斯宣傳系統將入侵烏克蘭的戰爭稱爲『特別軍事行動』,且民衆被禁止使用『戰爭』一詞來稱呼此事件)……我們就是在進攻。沒人可以阻撓我們的進攻。」尤其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在巴黎舉辦的特展在他眼裏就是「在布洛涅林苑(Bois de Boulogne,巴黎城西的大型森林公園)上空飄揚的俄羅斯國旗」。

皮奧特羅夫斯基院士用極度軍事化的語言將文化交流與國家軟實力的「進攻」趨同,他沒有(或假裝沒有)意識到,正是其語言中暴露出的這種將文化用作武器的潛意識才是俄羅斯文化遭普遍抵制的真正原因,反而沿用了克里姆林宮的慣用宣傳話術,將俄羅斯從加害者轉變爲受害者——俄羅斯文化只不過成了黑命攸關運動(BLM)以來取消文化的又一個犧牲品而已。

「我們全都是軍國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國家,我應該與其同在。」

在他看來,黑命攸關運動「有些可笑:值得爲殖民主義一直這麼懺悔嗎,畢竟殖民主義也不是那麼黑白分明的」,由黑命攸關運動引發的「取消文化」勢必走進死衚衕,而俄羅斯「正好撞到了槍口上」,因此歐美便決定轉而「取消」俄羅斯。皮氏多次將「取消文化」在歐美的盛行比作「蘇維埃瘟疫」,而俄羅斯因爲吸取了歷史教訓,不會重蹈覆轍,於是最終這場文化戰爭就會變成他們的「單方面行動」。然而「柴可夫斯基反正是取消不了的」,「恰恰因此我們正取得勝利」。

在說完漫長的有關俄羅斯文化影響力和文物保護的獨白後,這位院士館長終於轉入克里姆林宮最渴望聽到的壯麗尾聲:「我們一直在退讓,退讓,現在終於無處可退了……我們國家正在完成偉大的全球性轉變。而我們也與它共同參與其中。」隨後是這位院士對帝國和戰爭的大聲歡呼:「我們全都是軍國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國家,我應該與其同在。我有時會重複有一個好戰國族主義(jingoist)公式:無論國家怎麼樣,它都是我的國家……戰爭一方面是流血和殺戮,但另一方面也是人與國族的自我確立。每個人都想要自我確立。……我們所有人終究都是被帝國傳統養育的,而帝國將許多民族、許多人結合在一起……這一點是非常誘人的。」

皮奧特羅夫斯基最後的陳述完全契合最經典意義上對法西斯主義的定義。涅夫佐羅夫(Alexander Nevzorov,俄羅斯國家杜馬前議員,著名記者,開戰以來其Telegram頻道始終高居俄羅斯媒體人引用榜首位,因反戰言論而被俄當局通緝,後與妻子一同加入烏克蘭籍)給出了最一針見血的評論:「法西斯敲響了艾爾米塔什的大門……而門爲它打開了」。

俄羅斯的艾爾米塔什博物館。

俄羅斯的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攝:PHAS/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俄羅斯知識界對這位院士館長發言的法西斯性質幾乎沒有任何討論,但也有俄羅斯評論人士表達了同情而非譴責——開戰以來,俄羅斯的國立文化機構負責人幾乎都要依次表態過關,而皮奧特羅夫斯基尤其能感受到壓力和恐懼——2017年聯邦安全局(FSB)曾多次搜查博物館,據皮氏自己當時所言,這是因爲「博物館裏騙子太多」。而表態不過關的下場所有人都明白——就在皮奧特羅夫斯基的訪談刊出後一週,近年來莫斯科話劇界最耀眼的明星劇院「果戈理中心」(Gogol-Center)就因主創人員堅持反戰立場而被當局強行關閉。而因反戰乃至沉默而被禁止登台的演員、音樂人更是數不勝數。

然而皮奧特羅夫斯基早已不是第一次發表類似言論。早在2018年,他就在一次訪談中坦誠,作爲「世襲俄羅斯貴族」,當「真理」和「國家」發生衝突時,他當然會站在國家這一邊。更何況對於一次應付上級的表演性發言來說,皮氏的調門未免也顯得過高。不過最值得探究的或許並非這位世襲貴族院士館長到底是否發自肺腑,而是其觀點與俄羅斯民間擁戰情緒的暗暗契合。

三、「積怨」

無論是官方背景、信譽素來可疑的全俄民意研究中心(VTsIOM),還是反對派背景、被俄當局打上「外國代理人」烙印的列瓦達中心(Levada-Center),開戰以來做出的幾次民調結果都讓人瞠目結舌:支持戰爭的俄羅斯民衆比例始終在70—80%的高位徘徊。儘管有許多社會學家指出在俄羅斯當前的高壓氛圍下,類似調查都無法準確摸清民衆內心的真實想法,但類似結果給觀察人士帶來的震驚仍不亞於開戰本身,俄羅斯知識界則開始討論這種擁護戰爭的集體潛意識背後的深層原因。

在類似的討論中,「積怨」(ressentiment)幾乎成了所有人都會提及的理解當代俄羅斯的核心概念。最初將這個法語名詞引入學術話語體系的是尼采,他在《論道德的譜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1887)中將「積怨」概括爲一種奴隸和弱者的道德意識:「道德中的奴隸起義開始於積怨本身變得有創造力並表現出價值之時:這樣一些造物們的積怨,他們不被允許有真正的反應,即有所作爲地反應,而只有通過某種想象的復仇來保護自己不受傷害。所有高尚的道德都是從一聲歡呼勝利的『肯定』中成長爲自身,而奴隸道德則從一開始就對着某個『外面』說不,對着某個『別處』或者某個『非自身』說不:這一聲『不』就是他們的創造行動。」(趙千帆譯文,「積怨」原作「怨恨」)。此後,舍勒(Max Scheler)在其《道德意識中的積怨與羞感》(Ressentiment und Schamgefühle im moralischen Bewusstsein;1912)中將「積怨」概念系統化,並在很大程度上預言了一戰失敗後德國將會經歷的「魏瑪積怨」。

在一些評論家看來,積怨幾乎貫穿了整個俄羅斯近現代歷史——一方面農奴制的壓迫使得俄國社會中長期存在對內積怨,另一方面作爲一個「後發現代國家」,俄國始終得不到發達國家世界的完全接納,導致了國家層面的對外積怨。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Zapiski iz podpolia;1864)到邪典導演巴拉巴諾夫(Alexei Balabanov)的幫派片《兄弟》(Brat;1997,2000)二部曲,積怨也一直是俄羅斯文藝作品中繞不開的主導動機。而將民衆的對內積怨轉化爲國族層面的對外積怨,則始終是俄國統治者的拿手好戲。對內積怨的失控直接或間接導致了俄羅斯帝國的崩潰和蘇聯早年的一次次血腥清洗,而當蘇聯解體後,失敗的政治、經濟轉型讓俄羅斯民衆重新陷入赤貧和徹底的無權狀態,而普京主義通過對媒體宣傳的操控,成功將「西方的打壓」塑造成俄羅斯一切苦難的來源,從而把民衆的對內積怨轉化爲對外積怨。

2022年5月9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勝利日閱兵式上講話時。

2022年5月9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勝利日閱兵式上講話時。攝:Tian Bi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當昔日榮光果真以對烏克蘭發動戰爭的形式「重演」,戰爭首先得到的就是積怨的宣泄和普遍的歡呼。

近年來俄羅斯民間極爲流行的國族主義口號「我們可以重演」(Mozhem povtorit)或許最能用來闡釋這種積怨情緒。「重演」的對象是二戰,但對普京宣傳機器形塑而成的俄羅斯民衆的集體潛意識而言,二戰與其說是共產主義蘇聯戰勝了納粹主義德國,毋寧說僅僅意味着「我們」戰勝了「他們」;與其說是造成兩千六百多萬同胞死難的巨大歷史悲劇,毋寧說是國家歷史上難得的高光時刻,因此當昔日榮光果真以對烏克蘭發動戰爭的形式「重演」,戰爭首先得到的就是積怨的宣泄和普遍的歡呼。

對積怨由內而外的轉化而言,最必要的手段就是扮演受害者(victim play),這樣才能讓民衆將個人生活中所受的屈辱轉化爲對國家在地緣政治中所受(真實或虛假的)「屈辱」的共情。因此對皮奧特羅夫斯基和擁戰的「沉默的大多數」民衆來說,與烏克蘭的戰爭絕非俄羅斯主動侵略,而是它一再退讓,直至無路可退的結果。此外,皮氏在訪談中還不斷提及20世紀初俄羅斯富商收藏家莫羅佐夫(Morozov)與休金(Shchukin)對當時歐洲畫壇的巨大影響,隨後譴責西方國家不遵守商業信用和法律條款,試圖在莫羅佐夫特展結束後扣留畫作,並誘導讀者將此事理解爲西方「取消」俄羅斯文化的又一個例證。但他幾乎一直在迴避一個事實,即他們的個人收藏是被布爾什維克抄沒充公後才流入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而歐洲國家之所以試圖扣押這些畫作,正是因爲兩位收藏家後人發起的訴訟。

積怨常被拿來與同樣在帝國崩潰後迸發的「復仇主義」(revanchism)和「領土收復主義」(irredentism)這兩種意識形態進行比較。但不同於通常有着更爲清晰目標的後兩者,積怨往往只追求純粹泄憤式的否定。正如尼采所界定的那樣,積怨本身並不生成正面價值,它的價值就是對他者、「敵人」價值的反應/反動(Reaktion)。因此每當俄羅斯與西方交惡,西方的最新現實便會成爲俄羅斯積怨的首要攻擊對象——而這種現實在眼下的代表自然就是平權運動和取消文化。甚至連俄羅斯的知識階層也無法擺脫這種積怨情緒,皮奧特羅夫斯基對取消文化和黑命攸關運動的揶揄絕非孤證。

就在俄烏戰爭打響前一年,著名戲劇導演博戈莫洛夫(Konstantin Bogomolov)亦曾撰寫長文《劫掠歐羅巴2.0》,將如今的歐洲稱爲由「酷兒活動家、女權狂熱分子和環保精神變態」組成的「倫理(第三)帝國」(eticheskii Reikh),在引發巨大爭議的同時,也吸引了許多親建制乃至以自由派自居的知識分子的附和。

而在俄烏戰爭中,積怨的這種純粹否定傾向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俄羅斯根本沒有清晰而連貫的戰略目標。無論被俘的普通士兵還是被外媒逼問下的駐外使節,都坦陳自己不清楚這場戰爭的目的何在。俄軍在布恰的屠戮、對馬里烏波爾和頓巴斯前線城市基礎設施毀滅式的破壞似乎都表明,俄羅斯知道自己並非前去「解放」烏克蘭,甚至未曾認真打算進行長期佔領,它唯一想做的,就是宣泄自己的積怨,對世界喊一聲「我們可以重演」。

很難說憑皮奧特羅夫斯基的訪談和當代俄羅斯民衆的積怨集體潛意識,就等於驗證了烏克蘭知識分子關於俄羅斯文化「帝國性」原罪的論斷,但徹底反思帝國和殖民遺產,仍是俄羅斯從知識階層到普通民衆在未來必須直面的挑戰。尤其當俄軍在戰場上逐漸顯出敗勢,普京的帝國復興夢很可能將慘淡收場之際,如何擺脫積怨意識的致命輪迴,如何避免它釀成下一場歷史災難,可能都將成爲亟待解決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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