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珏，俄羅斯科學院博士生，俄羅斯文學研究者、譯者
一、「帝國性」
俄烏戰爭已進行到第六個月，兩國在文化戰線上的交鋒雖不似真實戰場上那般血腥與殘酷，但依然激烈異常，從開戰伊始就未曾停止。
「去俄化」幾乎成爲烏克蘭政府的官方文化政策。除了呼籲世界各地的文化機構、活動完全抵制俄羅斯代表參加外，烏國內也迅速出台了全方位的去俄化政策法規。4月，烏克蘭最高拉達（烏克蘭議會）審議了「地名去殖民化法」，即規定涉及頌揚俄羅斯城市、歷史、人物的烏克蘭地名都需改名；6月，最高拉達又通過法案，禁止進口、銷售俄聯邦國籍作者的俄語書籍，禁止在公衆場合演奏俄聯邦國籍音樂人的作品（公開譴責俄羅斯入侵的作者除外）。
而在知識界，烏克蘭知識分子對俄羅斯文化發起了猛攻，試圖證明全面抵制俄羅斯文化的必要性。在許多烏克蘭評論者看來，自烏克蘭被俄羅斯吞併以來，俄蘇當局都有意壓制非俄羅斯文化，因此俄羅斯文化的繁榮在客觀層面建立於帝國非主體民族文化被打壓的基礎之上。
而在當代俄羅斯，由於經濟結構的限制，無論藝術家持何種政治立場，其作品幾乎都免不了來自寡頭的幕後注資，甚至俄當局也會積極贊助一些反對派色彩的作品，並將其推向國際市場，以打造國家的「軟實力」，並營造出一種文化多元的假象。而由於寡頭同時也是普京戰爭機器的錢袋子，因此烏克蘭知識分子普遍認爲，無論一位俄羅斯藝術家持何種政治立場，他的作品如今都註定沾上了烏克蘭人的鮮血。
此外，烏克蘭評論者試圖從俄羅斯文學經典中找出各種擁護帝國與殖民的例證。最常被用來當作靶子的當屬《致俄羅斯的誹謗者》（Klevetnikam Rossii; 1831）和《論烏克蘭獨立》（Na nezavisimost' Ukrainy; 1992）這兩首詩。在前者中，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歡呼沙皇軍隊對波蘭反俄起義的血腥鎮壓和帝國的擴張，並要求西方批評者不要插手「斯拉夫人內部的爭吵」。而後一首詩則由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寫於蘇聯解體之際，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其中藉助大量典故和文體遊戲惡毒地挖苦、詛咒了新獨立的烏克蘭及其歷史、文化、民族身份認同。
隨後的論證邏輯非常簡單：既然俄羅斯的第一個和最後一個偉大詩人——且兩人通常都被視爲自由的歌手、帝國迫害的犧牲品——都如此赤裸裸地擁護帝國，那麼自然可以推導出整個俄羅斯文化的「帝國性」與「殖民性」。再者，既然俄羅斯文化並不能阻止俄羅斯人轟炸馬里烏波爾、屠戮布恰，那麼它的「偉大人道主義傳統」自然隨之破產，被「取消」也就毫不冤枉。
如果說烏克蘭知識界對抵制俄羅斯文化「外因」的分析多少點到了要害，那麼對「內因」的論證實在難稱嚴謹。
如果說烏克蘭知識界對抵制俄羅斯文化「外因」的分析多少點到了要害，那麼對「內因」的論證實在難稱嚴謹。這也是俄羅斯自由派知識分子自我辯護的要點：戰爭的責任主要在普京，在蘇聯解體以來的「帝國幻肢痛」，而不在俄羅斯文化，尤其古典文化。只需換個視角，大可以在普希金、布羅茨基和其他被詬病爲帝國主義者的經典作家筆下找到許多反帝國的作品，因爲偉大的創作者本身就是複雜、多元的，「帝國性」自然也不是俄羅斯文化的唯一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