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8日，中國教育部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2022屆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達1076萬人，同比增加167萬。這是中國大陸高校畢業生數量首次超過千萬人。

與高校合作負責調查畢業生就業情況的新錦成研究院執行院長張可解釋，今年高校畢業生急劇增長的主要來源是2019年高等職業院校（下稱「高職」）100萬人的大擴招。

2019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曾提出高職大規模擴招100萬人，以「加快培養國家發展急需的各類技術技能人才」，2020年繼續提出今明兩年擴招200萬人。實際上，2019年和2020年的高職擴招分別達到116萬人和157.44萬人。

此外，2020年爲應對Covid-19疫情爆發導致的多重就業壓力，碩士研究生和專升本分別擴招18.9萬人和32.2萬人。同年5月，教育部指出繼續開展第二學士學位教育，而此前2019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印發文件，提出逐步停止第二學士學位招生，設置三年過渡期，2022年起所有單位不再招收此類學生。這幾項因素疊加導致今年高校畢業生規模和增幅爲史上最高。

在畢業生總量激增的同時，大量企業裁員、延緩甚至停止招聘，教培、互聯網、房地產等多個行業面臨寒冬，Omicron的爆發和防疫政策繼而擾亂了春季招聘，且推遲了原本應在三四月舉行的地方級公務員考試和事業單位考試。

在如此嚴峻複雜的就業形勢下，中國高校畢業生的出路在何處？端傳媒就此採訪了在畢業季被臨時毀約、響應政府「西部計劃」、考研失敗、等待考公考編的數名應屆生，管理學生日常事務的高校輔導員，研究大學生失業問題的學者，以及第三方就業率調查機構工作人員，嘗試釐清這一議題。

毀約：「公司撐不住了」

五月底，余凱剛結束畢業答辯。輔導員通知他們，已落實就業單位的同學儘快聯繫企業，辦理報到證等相關手續。余凱打電話給一月初就已簽約的遊戲公司HR。對方的答覆讓他始料未及，「對不起，同學。今年形勢不好，公司不景氣，你的Offer被回收了。」

余凱大腦一片空白，已簽訂三方協議的Offer被企業「回收」毀約，這是他從未聽過、也未想過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他甚至沒想到追問解約的細節和補償，簡單回應了兩句就匆匆掛斷了電話。「當時挺恐懼挺茫然的，這一根救命稻草突然沒了，我也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余凱本科和碩士都就讀於一所985大學的戲劇專業。遊戲一直是他的興趣，本科畢業後，他就想着從事遊戲策劃工作。設計遊戲情節，撰寫劇情腳本，和自己所學的專業知識還算相關。況且，余凱覺得遊戲行業前景廣闊，對應屆生來說，成長和晉升空間有時候比工資更重要。

疫情初期，受到「宅經濟」刺激，遊戲行業邁入一輪高速增長期。2020年中國遊戲產業報告顯示，中國遊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2786.87億元，比疫情前的2019年增長20.71%。即使「996模式」和「內卷」長期被詬病，余凱還是在去年秋招中投身互聯網大廠的遊戲部門，「畢竟還年輕，還能拼一拼。」

在五月的那通電話裏，「未提前參與實習」成了余凱被解約的理由之一。一月初，HR曾詢問余凱是否想提前到公司實習，因爲要準備畢業論文和答辯，余凱拒絕了。

事實上，更主要的原因是「大環境不好」。2021年8月起，國內遊戲版號停止發放。版號相當於一款遊戲的「營業執照」，根據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的規定，沒有遊戲版號，新遊戲最多只能進入公測階段，無法商業變現。版號停發意味着開發中的遊戲項目無法及時上線，導致不少大廠裁員和小工作室倒閉。

2021年8月30日，中國新聞出版署又發布通知，嚴格限制未成年人網絡遊戲在線時長，遊戲監管逐步加碼。「宅經濟」短暫繁榮後也逐步衰弱，2021年中國遊戲產業報告顯示，遊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增幅較2020年同比縮減近15%。

余凱對去年下半年遊戲行業遭遇的動盪也有所耳聞。不過，他仍對即將入職的遊戲公司保持樂觀，畢竟那是一家小有名氣的公司，在遊戲行業內營收排在前二十。2022年4月，遊戲行業重新開放一批版號，「當時我看到HR朋友圈發了新項目招人的信息，」余凱不能理解的是，「爲什麼他們四月還在招人，五月又解約我。」

余凱就解約的後續問題諮詢了學校就業指導中心的老師，得到了三條建議：自己和公司協商解約，走勞動仲裁或者走法律途徑。對工作還沒着落的余凱來說，需要投入更多時間金錢成本的後兩者太奢侈了，他最終選擇簽署HR發來的解約協議，賠償金5000元。

和余凱一樣在畢業季被毀約的，還有一所211院校的碩士畢業生陳雨萌。秋招時, 陳雨萌簽約了一家互聯網金融公司，擔任證券軟件部門的HR。

「上週二（5月24日）公司還問我什麼時候入職，週五那邊又跟我提出，公司客戶主要集中在上海，因爲疫情原因業務支撐不住，所以做了組織架構調整，我這個崗位沒了。」通知她的HR在電話中解釋，「公司有考慮過想再撐一撐，但是現在撐不住了。」在HR通知陳雨萌解約的當天，她看到證券軟件部的校招群直接被解散了。

陳雨萌向HR反映，她覺得公司在五月底解約「不太人道」，「還不如早點說『撐不住』，越往後面機會越少啊。」HR表示會向公司反饋，讓她耐心等待答覆。然而，等待的結果卻是，她被踢出200多人的集團校招總群。

自2021年下半年開始，互聯網大廠頻頻傳出裁員風聲。直到被解約，余凱始終心存僥倖。看到京東「畢業」和大廠裁員潮的各種新聞，他覺得「被優化」的應該只是業務表現不佳的那批年紀比較大的人。像自己這種「白菜價」應屆生，不正是會被大廠的優化體系吸收進去的「高性價比」員工嗎？

然而，互聯網大廠和畢業生之間心照不宣的「應屆生保護」原則被徹底打破。

五月中旬，「小鵬汽車被曝毀約20餘名應屆生」的話題登上微博熱搜。受上海疫情影響，供應鏈承壓，新能源汽車行業被廣泛波及。據界面新聞報導，今年4月汽車行業產銷爲近十年來同期月度最低，分別爲120萬輛和118萬輛，同比下滑46%和47%。

「解約應屆生」相關詞條話題在微博、脈脈（職場社交平台）上不斷出現，快手、京東、理想汽車、騰訊等頭部企業均傳出大規模毀約校招生的消息。

直到六月中旬，余凱還在脈脈首頁上看到不少和他有着相同遭遇的人。有被毀約的應屆生發帖控訴：「公司毀約校招生，賠償5000塊錢。但校招生被耽誤的時間成本，接下來面臨的就業困難，承受的精神壓力，只配這5000塊錢？」評論區衆說紛紜，有網友指點道，「高端製造業是當下最好的擇業方向，不要把互聯網當成主戰方向了，已經是一片紅海了。」

「很多就業方向消失了」

「我們班還沒有一個人找到工作。」六月初，曾思然在電話裏告訴端傳媒記者。

曾思然是北京一所211大學城市規劃專業的本科應屆畢業生。她們班30人的就業意向表上，5人保研，8人出國，剩下17人全待就業，或準備考研，或等待考公。

對曾思然這樣的城市規劃專業本科畢業生來說，地產公司是歷年就業主流去向。然而，曾思然大四（其專業爲五年制）那年，包括碧桂園在內的大地產公司先後裁員，緊接着恆大爆雷。她曾在豆瓣同專業小組看到一篇帖子稱：「現在律師事務所裏面，一半的案子都是地產糾紛。」曾思然在那時決定考研。

爲配合「房住不炒」（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自2021年起「三條紅線」政策（指剔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大於70%、淨負債率大於100%、現金短債比小於1倍）和「集中供地」政策正式實施，旨在遏制地產商加杠桿和穩定地價。一系列調控政策的密集出台，限制了房企的借貸能力，給長期依賴貸款、債台高築的房地產行業帶來劇烈震盪。下半年恆大鉅額債務危機，成爲中國房地產行業發展的轉折點。

隨着針對地產行業的監管和調控政策不斷收緊，地產公司因資金流動性不足，開始大量縮減用人規模。據虎嗅網報道，碧桂園去年年底將區域公司由106個縮減至65個，縮減近4成。智聯招聘在《2022房地產行業人才市場分析報告》中指出，2022年初房地產行業整體招聘職位數同比下降29%。

曾思然說：「如果進不了地產公司，基本只能去設計院或者政府部門。要麼就是跨行，而如果不重新學個其他專業，教培曾經是一條最好走也最多人走的路。」然而，2021年雙減政策出台後，教培這張底牌也丟了。「去年很多就業方向一下子就消失了，選擇變少了很多。」

核心業務爲高校畢業生就業調查的新錦成研究院執行院長張可告訴端傳媒，以房地產、互聯網、教培、旅遊、酒店爲代表的過去比較熱門的幾大行業，近兩年的就業佔比都急速下降，「這幾個行業受到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研究院過往統計數據中，教育、互聯網行業是通常排在前兩名的就業趨向行業。「從去年開始，教培行業（就業）人數斷崖式下跌……整個行業是覆滅的。」前程無憂發布的《2022屆畢業生秋招行情》顯示，房地產和教培曾是2021屆畢業生招聘量前五的行業，均在2022屆跌出前十，秋招量分別收縮至去年的57%和61%。

「我們的就業市場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它是葫蘆形的，沒有中間。」黃天華認爲，過去教培爲就業市場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梯式的連接作用。比如頂端是少部分能拿到月薪一萬、一萬五以上的職業，例如公務員、科企人員，底端則是佔據絕大部分就業市場的四到六千元月薪的崗位，但中間收入區間的七千到九千的很少，而教培提供了這樣一個中間段，「這就是爲什麼教培在一本二本很多學生那裏很火。」

黃天華指出，打擊教培行業的結果就是就業市場沒有了「中間這條可上可下的路」，大家變成「要麼考到編，要麼跌下去拿四五千」。

去西部，下基層

對於正經歷着「最難就業季」的2022屆大學生來說，「西部計劃」「三支一扶」（支教、支農、支醫、幫扶鄉村振興）等基層志願服務項目成爲找工作的「跳板」。

「到西部去，到基層去，到祖國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這是「西部計劃」的一條宣傳語。自2003年起，中國政府每年招募一定數量的高校應屆生或在讀研究生到中國西部基層開展志願服務工作，包括教育、三農、醫療衛生、基層青年工作、基層社會管理、服務新疆、服務西藏等七個專項，爲期1至3年。

截至2021年，「西部計劃」累計招募派遣了41萬餘名高校畢業生及在讀研究生。今年的「西部計劃」擬招募志願者2萬名，自2003年以來「西部計劃」一直呈現擴招趨勢，並在2019年穩定在2萬人。

在中國西南地區一所師範院校就讀大四的陳慧媛5月報名參加了西部計劃。公務員考試失利後，她決定試試西部計劃，作爲正式工作前的「過渡」。6月初，她已順利通過筆試及面試，等待選填志願。

西部計劃最吸引陳慧媛的是它的政策獎勵：服務期滿2年以上且考核合格的，服務期滿後3年內報考碩士研究生的，初試總分加10分。此外，這類基層服務項目在公務員考試、事業單位招聘考試中也有明確的優惠政策，包括競爭大幅降低的定向招聘和加分政策。

每年「西部計劃」和「三支一扶」都吸引了許多考公、考編失敗的大學生，他們將這一條路視爲「曲線入編」。

陳慧媛所在的學校今年報名西部計劃的人數大幅增長，有126人參加筆試，最終選錄了69人，而去年報名人數僅70人。在小紅書等社交平台上搜索關鍵詞，可以發現不少網帖提及今年西部計劃報名人數顯著上升。陳慧媛還注意到，今年她所在省份的西部計劃筆試由省項目組負責，而往年是由各高校自行組織考試。

由於準備過公務員考試，陳慧媛沒有花費太多時間備考西部計劃。她了解到，西部計劃筆試部分題型與考公類似，於是只在考前一天買了一份複習資料，看了一天便上考場。她坦言，筆試考得一般，但面試主要看中候選人去西部意願的強烈程度，「只要你表現出足夠想去，本校的老師不會太爲難你。」

今年五月，西部計劃開始報名前後，小紅書、知乎等社交媒體出現了不少針對西部計劃的諮詢帖：「去西部計劃會後悔嗎？」「西部計劃值得去嗎？」「西部計劃女生建議去嗎？」其中有不少「勸退」回覆，有志願者抱怨經常加班，工作瑣碎，領導難相處，「西部很缺人，但不缺你」。

陳慧媛選擇「西部計劃」後，周圍也多是反對的聲音。父母擔心西部不安全，希望她回河北考公務員。父母的反應在意料之中，報名之初陳慧媛並未與父母溝通，筆試通過後才正式向父母提起。

面臨同樣困境的還有在廣東一所二本院校就讀的林琪。她報名了「廣東大學生志願服務山區計劃」（簡稱「山區計劃」）。廣東省「山區計劃」屬於省級「西部計劃」，享受相同的優惠政策，志願者主要被派遣至粵東、粵西、粵北地區及肇慶市、惠州市龍門縣的鄉村，服務期爲兩至三年。

「穩定」「體制內」「離家近」三個詞可以概括林琪的職業規劃。她自幼生活在珠三角，除了「山區計劃」，她還報考了事業單位和家附近的社工崗，但暫時都沒下文。在「山區計劃」衆多崗位中，她報名了不限專業的「駐鎮幫扶工作隊服務崗」，地點是粵東山區一座城市，那裏恰好是她父親的家鄉。

起初，林琪的父母都比較支持她，那座城市也是他們的老家。但一個同鄉阿姨得知她報名「山區計劃」後極力反對，擔心她服務期滿後就留在了山區。

「她跟我媽說，她知道一個女孩子在『山區計劃』期間結婚了，最後留在了當地。」林琪的母親聽後也改變了對女兒報名「山區計劃」的態度，林琪很無奈，「她覺得他們一代好不容易才從山裏出來，不理解我爲什麼又要回去。」

考公，進體制

選擇「西部計劃」之前，陳慧媛去年6月一直在在河北家中準備考公務員。除了去年11月的國家公務員考試（下稱「國考」）和12月的北京市公務員考試，她的複習重心還有今年3月底的河北省考（地方級公務員招錄）。爲了專心複習，她從家裏搬了出去一個人住，每天七點半起床，一直學習到晚上十點。

去年11月28日，2022年度國考如期舉行。其計劃招錄僅3.12萬人，而報名過審人數多達212.3萬人，2021和2020年國考的報考人數分別爲151萬和143萬人。國考結束後，省考陸續展開。除了江蘇、上海、北京、山東、廣東在去年12月和今年年初已舉行筆試，受疫情防控影響，其餘23個省份原定於今年3月的筆試均被推遲，至今仍未開考。

今年年初，陳慧媛國考落榜，無緣面試。雖然進入了北京市公務員考試的面試，但陳慧媛對那個崗位並不滿意，放棄了面試。而原本應於3月26日、27日舉行的河北省考，因疫情防控推遲至今。

進入體制，是大多數應屆畢業生的選擇。張可表示，目前國內畢業生的大趨勢是更傾向於找更穩定的體制內工作，包括考公務員和進入國企。

黃天華指出，目前許多臨近畢業仍未就業的高學歷學生並非找不到工作，而是正在等待因疫情推遲了的體制內單位招聘。除了公務員考試，很多事業單位也推遲了三四月的編制考試。

一名參加河北省2022年上半年中小學教師資格面試的應屆生告訴端傳媒記者，根據地方疫情防控政策，考生考前14天旅居史中，只要出現有陽性感染者的縣，無論本人是否持有核酸檢測陰性報告，都只能選擇延期考試或是退費。而其他未出現疫情的地區「是專車接送去考試」。

在北京一所211高校就讀新聞專業的劉銘正在等待國考和江蘇省考的面試，去年年底他在這兩場考試的筆試中都取得了第一名，面試按照「招一排三」的原則，安排筆試前3名進入面試，招聘1人。但原定於3月的面試被一直推延。

去年六月，爲考研準備了三個月的劉銘決定放棄，轉向考公。「（新聞）專業考研後的就業比較受限，去央媒或地方媒體的待遇和公務員差不多，甚至比不上公務員。」劉銘不想待在生活成本太高、壓力太大的北京，他琢磨着如果去其他小城市，文科專業也不太好找工作，只有公務員的待遇會好一些。

截至5月30日，劉銘所在新聞學院本科畢業生去向統計表上，僅近一半學生確定了去向，其中大部分爲國內讀研和出國留學，實際就業的只有2人。剩下未確定去向的33人中，有一半在爲繼續升學做準備，「擬就業」學生中，有9人正在等待因疫情推遲了的公務員或事業編考試。

劉銘並非江蘇人，他選擇去無錫參加江蘇省考是看中了蘇南地區公務員的待遇，「在全國屬於第一檔的那種」。據他了解，蘇南地區公務員一年的薪資待遇在20至25萬元人民幣左右。「在北京找一個（互聯網）大廠，前幾年也差不多這待遇了。」

「青島、無錫這種準一線城市，生活幸福感可能會高一點。」劉銘來自山東，他正在等待的另一場面試在青島。他說，青島、濟南是山東省內公務員待遇最好的，年薪大概在15至18萬元左右。

「以公務員爲代表的整個體制內的工資，跟市場工資相比，是非常離譜的一個程度。」黃天華表示，長三角與珠三角體制內外薪酬待遇的差別，是近三四年出現「考公熱」的重要原因。再加上近年來外貿與疫情的雙重打擊，企業經營預期越來越差，在招聘上縮手縮腳，「大部分畢業生都扎堆爭奪體制工作，於是就出現了學歷碾壓的情況，博士生當中小學老師，副教授當街道主任。」

「受疫情影響最大的是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很多企業可能都沒辦法生存下去，更不可能再招人，薪資也有一個比較大的下降，學生從心理上會更傾向找一份穩定的工作。」張可說。

黃天華指出，985高校文科本科生在珠三角普通企業擔任文職，稅前收入最多七八千元人民幣，到手只有五六千元。如果畢業於普通一本院校，到手僅四千元左右。相比之下，疫情前深圳公務員年薪能到30萬元，廣州公務員在23萬元左右。雖然疫情後公務員有降薪，但仍然高於普通企業文職的薪資水平。

「高校老師都沒有30萬。一個學術界的朋友跟我說，他的本科生在上海當了公務員之後，收入比他多。」黃天華說。

劉銘的同班同學邱敏今年3月報名了老家雲南的省考和一家事業單位的考試。但考試推遲至今仍未確定具體時間。年初考研落榜後，爸媽和在體制內工作的表姐們都告訴她，像他們一樣找個體制內的工作，「對自己以後好一些」。

在她的理解中，「對自己好」指的是工作穩定、相對輕鬆，符合父母的期待。「疫情下各方面形勢不太穩定，體制內的工作可能相對穩定一些。」

等待了很長一段時間後，邱敏決定做兩手準備，在北京也找找工作。前兩週，她剛去一家媒體面試記者崗位，公司對她很滿意，但邱敏有些猶豫。對方給出的年薪在7萬左右，「在北京生活的話，還是有點難度。」

邱敏發現，同一學院的研究生學姐們也紛紛選擇進體制。「不是缺少拼勁，就業形勢擺在那，大家都是爲了工作和生活。如果（體制外）不能解決我的生存或生活需要，體制內可能會成爲首選。」

「過去兩年半的疫情，讓生活在中國社會的人，包括大學生在內都看得非常清楚，進體制才能保生存。」黃天華坦言，「這對整個群體的心理造成非常大的打擊，或者說無形中給他們製造了一種恐慌，未來如果還出現這種情況，我不能去找一個把自己陷入危險狀態的工作。」

靈活就業「注水」

爲工作「犯難」的同時，畢業生還面臨高校爲保就業率要求他們簽署各式「就業承諾」的壓力。數名受訪者向端傳媒表示，學校以各種方式施壓，要求待業的他們提供工作證明，或簽署《靈活就業協議》《自由職業說明》等文件。

靈活就業

曾思然研究生考試落榜後，錯過找工作和考公考編的黃金時間，目前仍「未落實去向」，成爲學院重點關注的那類畢業生。她告訴端傳媒，班主任從五月起就因「靈活就業協議」的事情多次給她打電話。

「每次說辭都一樣，說把這個東西簽了，不會對你以後的工作或者考研考公有任何影響，簽了依然是應屆生。」班主任第一次「和顏悅色」，第二次「急匆匆的催促」，第三次已經是「命令的口氣」。曾思然每一次都打太極回應。

然而，班主任發給曾思然的協議甚至都不是正式的《靈活就業協議》，而是一份《單位接收函模板》，寥寥數行，接收單位的信息空缺着。班主任希望她能先在上面簽名，再由學院去聯繫合作的小公司，把她的檔案遷至其中一個。曾思然心想，「這不是逼我簽賣身契嗎？」

至於爲什麼一定要簽「靈活就業協議」，電話那頭的班主任從未解釋。曾思然覺得就是爲了讓學院的就業落實率好看，「一個爲了挽救就業率的習俗。」

曾思然的舍友也都處於待業狀態，接到班主任電話時，幾人都在宿舍。「老師午休時給我們所有人打電話。這邊一個人拿起電話說『我再想想』，過會兒那邊一個人也拿起電話說『我再想想』。大家越說越有底氣，所有人都拒絕（簽協議）了。」

也有受訪者在多次催促下被迫簽署了協議。一名22屆的應屆生告訴端傳媒，她最後簽署的《靈活就業協議》只需填寫工作性質、具體內容和收入。一名20屆的畢業生兩年前待就業時，學院輔導員也曾要求他填寫靈活就業協議，並建議填寫自由職業，「千萬不要選需要提供工作證明的其他靈活就業」，由此他勾選了「自由撰稿人」。2020年9月，正在準備考研的他又接到輔導員通知，提醒他如果有人電話詢問他的工作狀態，就說仍在做自由撰稿人，並在同時準備考研。

填報高考志願時，就業率是曾思然頗爲看重的指標。她原本奔着「高就業率」進入了材料學院，後來才跟隨興趣轉到現在的城市規劃專業。經歷「靈活就業協議」一事後，她不僅覺得當初在乎就業率的自己「年少無知」，也感到憤慨，所謂就業率都是假的，「感覺他們都是騙子。」

多名受訪者都表達了對學院就業率的懷疑。一名22屆的大學生告訴記者，她印象中學院的就業落實率高達90%，而現實是她所在的隨機分配的就業信息收集小組群裏，大部分人都填了「待就業」。

去年，中國高校就業統計指標發生變化，根據教育部發布的《關於進一步做好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統計與核查工作的通知》，2021屆起將「就業率」改爲「畢業去向落實率」，由協議和合同就業率、創業率、靈活就業率和升學率共同組成。張可表示，「就業率」和「畢業去向落實率」雖然名稱不同，但內涵一樣，只是前者一直被人詬病，「過去教育部提的就業率是一個廣義的就業率，並不是全職工作人數的佔比，還包括了升學、自主創業、靈活就業等。」

張可告訴端傳媒，教育部要求「管、辦、評」分離——政府管高校，高校自己辦，「評」則需要獨立的第三方機構。教育部要求高校每年必須公開本校畢業生就業情況和就業質量，同時學校不能自評，需依託第三方機構。新錦成研究院就是這樣的一家第三方機構，每年與國內700所高校合作，高校向他們提供畢業生的聯繫方式、專業、畢業年份等基礎信息，他們再向學生發送問卷收集就業情況，整理並出版大學生就業質量研究報告。

張可透露，研究院的調查就業率與學校上報的就業率有本質區別。每年12月至次年8月，高校需通過「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管理系統」向教育部定期報送學生就業進展，截止日期爲8月31日，被稱爲「客觀就業率」。第三方機構調查的就業率則被稱爲「調查就業率」。張可說，由於學校可能將畢業證、學位證發放與就業協議掛鈎，學生出於各種情況被迫簽訂相關協議，所以學校上報的「客觀就業率」會有注水成分，比「調查就業率」高一些。

張可表示，教育部也會組織第三方機構抽查部分學校，驗證就業率是否真實，「所以這兩年開始，高校的注水情況比以前少一些。」

針對就業率造假，教育部多次強調「四不准」：不准以任何方式強迫畢業生簽訂就業協議和勞動合同，不准將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優秀畢業生證書發放與畢業生簽約掛鈎，不准以戶檔託管爲由勸說畢業生簽訂虛假就業協議，不准將畢業生頂崗實習、見習證明材料作爲就業證明材料。儘管如此，面臨就業率考核壓力的高校仍使出「渾身解數」。

「雖然政府一直說不能（強制）要求學生簽就業協議，但通過其他方式還是要這東西。我們實在沒有（辦法）了，只能用靈活就業，總比沒就業好。」一所某公立二本院校的輔導員告訴端傳媒，現在就業和學科發展掛鈎，學校領導都非常重視，但就業工作壓力都落在輔導員身上，「面臨兩頭壓力，對上面是領導的加碼，對下要和學生周旋。」

「學生覺得你就是個打雜的，領導覺得有關學生的都得輔導員做。」學院領導常常在群裏「扔個通知」，再由輔導員自己想辦法去做。她用「卑微」來形容這個群體，不止是就業去向，學生的日常事務均由輔導員負責。雖然學生就業情況和她的績效指標沒有掛鈎，但「領導天天找輔導員談話，教育你，你受得了？今天這個領導，明天那個領導。」

端傳媒記者瀏覽公開文件發現，不少省份對「畢業去向落實率」都有明確指標，如廣東省、安徽省、山東省、重慶市政府在《第十四個五年規劃》中制定了90%以上的高校學生畢業去向落實率目標。遼寧省政府還試行《遼寧省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獎勵考核指標》，其中「畢業去向落實率落實情況」分值爲40分，按照落實率排名賦分，佔比40%。

這名輔導員坦言，感受到這幾屆畢業生面臨的就業壓力後，從大一入學她就告誡自己的學生「要考研，提升學歷」。雖然帶的不是畢業班，但她目睹了畢業班同事的巨大壓力。對他們而言，「靈活就業協議」是沒辦法的辦法，「日常壓力全部都往下壓，科層制嘛。」

出路：宇宙的盡頭是？

從2020年「拓寬畢業生就業和升學渠道」，到2021年「好就業，就好業」，再到今年「千方百計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最難畢業季」的論調年復一年，就業形勢卻愈發嚴峻，看不到轉機。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與智聯招聘聯合發布的《中國就業市場景氣報告》顯示，2022年第一季度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景氣指數（CIER）爲0.71，降至Covid-19爆發以來最低點。張可解釋，該指數爲市場釋放出來的崗位除以市場求職人數，指數小於1則表示勞動力總量供過於求。

畢業生求職難的現象早已存在。1999年中國高校開始大規模擴招，擴招第十年的2008年，招生總量超過600萬人。「擴得最快的是前十年（1999年至2008年左右），後十年被罵得厲害。」黃天華說，大部分高校畢業生都期望進入第三產業，特別是高端服務業。然而，由於地區經濟發展差異，能提供這一類型崗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三大經濟區域。

黃天華研究發現，多年來超過70%的大學畢業生多前往北京、珠三角和長三角求職，導致這三個地方的勞動力往往供過於求，「這三大區域根本給不了那麼多崗位。」黃天華說，當深圳、廣州有博士當中小學老師，上海有博士當街道工作人員時，中西部很多小學卻沒有一個師範畢業的人來當老師。「這種經濟發展的差異是非常要命的。」

新錦成研究院2021年10月至12月的抽樣調查顯示，2021屆本科生畢業去向落實率爲80.95%，低於2020屆的82.44%和2019屆的85.62%，同時遠低於2021屆碩士生的90.72%及專科生的89.18%。

去年下半年以來，多個政府部門陸續出台政策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今年3月，教育部推出升級後的「國家24365大學生就業服務平台」，爲畢業生和用人單位提供求職和招聘服務。同月，人社部等10部門啓動100萬就業見習崗位募集計劃，爲離校2年內未就業高校畢業生、16至24歲失業青年提供見習崗位。此外，教育部在剛剛過去的5月舉辦了「就業促進周」，以及「百日衝刺」等活動。

不過，在黃天華看來，解局的關鍵在於兩點，「一是教育部門是否願意縮招。從縮招開始算起三到四年之後，大學生就業難就可以緩解。二是經濟好轉才可以創造就業，吸納畢業生。」

張可認爲，未來三年之內大學生就業形勢都會比較難。「23屆、24屆畢業生人數一定還是千萬以上，24屆之後才會下降。」

考研失敗後，曾思然正在蒐羅北京市各個高校第二學士學位招生信息，而今年下半年等待她的，還有考研二戰、國考省考大大小小的各種考試。

再讀一個學士學位是曾思然目前最理想的畢業去向，「讀一個計算機、金融這樣的熱門專業，將來考公可選擇的崗位也更多。中途一旦找到工作，或者考上研究生，也可以隨時退學。」第二學士學位被當作一種緩衝，成爲像曾思然這樣「未落實去向」的畢業生延續應屆生身份的庇護。

六月，春招已近尾聲。余凱又重新回到「海投的狀態」，大廠招聘停滯後，只剩下一些中小型民企私企還在零星地招聘管培生。「這周投了幾十個（崗位），但都沒有下文了。」

余凱從前給自己規劃了一個看得見的未來：先在內卷比較嚴重的互聯網大廠裏「996」一段時間，等攢足資本後再考慮公務員、事業編這種安穩的體制內工作。「想吃幾年青春飯，先拼搏幾年，把一些早期的資本，比如車、房在35歲之前實現。」這也曾是許多投身互聯網大廠的應屆生所共享的職業規劃，而今，關於未來的想像被近身的不確定性籠罩和改變。

以前，余凱對體制內「千篇一律的工作」不感興趣，但是被毀約之後，他開始考慮考公，把「穩定」放在比過去更高的價值排序上，他覺得或許真如網絡段子說的那樣，「宇宙的盡頭是公務員」。

由於家人的堅決反對，再加上最想去的新疆崗位競爭較大、被選上的可能性小，陳慧媛最終決定放棄西部計劃。「我退出西部計劃了，」陳慧媛不無遺憾地告訴端傳媒，家人認爲她一個人去落後的西部不太安全，可能存在未知的危險和可預知的孤單。陳慧媛不想讓他們擔心，原本堅定的「西部夢」逐漸動搖。6月12日，從3月份被推遲至今的河北省考終於確定於7月9日筆試。陳慧媛決定妥協，回家考公。

上週，劉銘也收到了國考和江蘇省考的面試通知，分別在6月27日和7月9日。邱敏也將在7月9日參加雲南省的省考。

六月中旬，曾思然已從北京的學校回到內蒙古老家，在集中隔離的酒店裏，她接到班主任打來的第四通電話，敦促她簽下「靈活就業協議」。面對電話那頭的陳腔，曾思然再一次拒絕了。

（爲尊重受訪者意願，黃天華、陳雨萌、余凱、曾思然、陳慧媛、林琪、劉銘、邱敏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