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被放逐的勞工：當上海成為他們的無依之地

【編者按】近兩個月的高壓封城後，五月下旬，上海逐漸顯露出解封的「曙光」。虹橋站，這一曾是封城期間被放逐人群的棲身之所，迎來了一批又一批離滬的人群。而就在不久前，「這裏像一個難民營」。

六十天的時間裏，以千萬計的人們禁足家中，昔日外人眼中繁華熱鬧的城市，只餘空蕩的街道和扎眼的藍色圍擋。

流散，也在高樓陰翳下發生着。疫情前，懷揣謀生希望從全國各地來到上海的他們，在疫情爆發後，成爲被放棄和驅逐的對象。有人困於閉仄的工棚、有人露宿關停的食鋪檔口、有人輾轉於不同的臨時收容所……虹橋站在他們眼中是「五星級酒店」。

自救和互助，幫他們熬過這段爲食物和水發愁的「饑荒」期。臨近五月中旬，得知上海將逐步解封的消息，他們的心情稍微輕鬆了一些。網絡流出的那句「上海就是個笑話」，也被他們拿來調侃自己對上海的失望。

未來要去哪裏，沒有人知道。但離開，已經是很多人的決定。

上海虹橋站外的高架橋，被無家可歸的人們稱為「樓上」。巨型水泥基建成為他們的新家，橋墩下的公路是「樓下」。四月，「樓下」出現了Covid-19患者，露宿者們害怕病症蔓延，一些人帶著行囊走到「樓上」居住。

這是月季花開始盛開的季節。高架橋的花壇，月季枝蔓伸展開來，一朵一朵探出欄杆。入夜，空氣沾滿涼意，風在「樓上」呼嘯而過。露宿人們的新家懸盪在十幾米高空，他們躺在硬邦邦的水泥地面，倚著鮮紅的水馬路障，嘗試避避涼風。不遠處一所公安局，白色牆體外掛著「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牌，光線從公安局的窗戶射出。總在附近轉悠的的士司機估計，留宿在虹橋站周邊的勞工，得有一兩千人。

上海疫情從三月迅猛蔓延，強硬的清零政策讓這座城市徹底癱瘓。四月下旬，曾宇熙從北京回上海，與京東援滬人員搭乘同一班列車。彼時京滬往來高鐵列車，每日從數十班次銳減到一班車。上百紅衣援滬京東員工坐滿了幾節車廂，抵達上海後，隊伍排列齊整，喊了口號，「上海我們來啦！」曾宇熙覺得他們意氣風發，帶著敢死隊的決心，要來拯救陷落疫情的上海。

只不過，眼前的光景是割裂的。虹橋站往日的熱鬧和嘈雜不再，提醒疫情防控的廣播聲格外響亮。曾宇熙與浩浩蕩蕩的紅衣隊伍往出站方向走去，只消五分鐘的路程，他逗留了逾半小時。他覺得自己難以消化眼前的景象，四周是打地鋪的人們，飲料機和服務台附近有插頭，聚集著不少人；有人拆開廣告燈箱，墊著睡覺。人，家當，未知的命途，散落一地。曾宇熙聽到京東人竊竊私語，虹橋站怎麼這個樣子？

擔心物資緊缺，曾宇熙特地從北京帶了幾包真空包裝的烤雞。他拿出一包烤雞遞給在虹橋站睡覺的人。上海的情況比想象中糟多了，「這裏像一個難民營，」這個念頭從他心裡掠過。走到室外，那是一個新上海。

失控

三月底，高鐵列車和私家車接載了一波波來上海尋找工作機會的人，不少是奔著方艙工作來的。廣場上是一片烏央央的人頭。眼前的一切有些魔幻，張美華以為自己回到了老家，「周圍人像以前70年代放電影一樣，（好像）聚集在一起看電影。」

時間倒流到農曆新年後不久。二月中，許軍坐上堂哥的小汽車，從連雲港老家出發，駛向上海。六個小時的車程，許軍在睡夢中勾勒新一年的掙錢計劃，「來的時候，我們是滿懷希望來的。」一覺醒來，車子停在此前打工時住的工地宿舍門口。

此行的首要目的是討薪。許軍想趁工地開工前，把去年四萬多工資討回來，再繼續打工。他離家匆忙，沒帶換洗衣服，身上是一件冬天的夾絨棉襖。他計劃好了，要到錢，開工後，再讓同鄉小工幫忙帶行李來也不遲。

56歲的許軍在上海地鐵14號線的建設工地做電焊工。他年紀大了，膝蓋有舊疾，做過幾次手術，幹不了太重的活兒。不過，電焊也不輕鬆，一台通風系統風機足足兩三噸重，先由兩名小工吊起，再由許軍將其固定在地鐵站頂蓋。過去兩年，許軍焊了幾百台風機。許軍覺得戴著眼罩不方便，有時候嫌黑也不愛戴。火星日日在眼前迸射，久而久之，視力受損不少，視線逐漸模糊。來上海打工後，許軍戴上了眼鏡。

即使如此，他還是滿意這份工作的。日薪350元，因為在地下動工，無論颳風下雨都不會停工。許軍的上海生活與假期無關，他也對此感到自豪，「我都是滿工的，去年幹到將近300個工（天），從來沒休息過。」白天在地下幹活，收工後天色已晚，許軍覺得自己沒有時間、也沒有閒錢欣賞上海廣為人知和光鮮亮麗的那面。

一年下來，許軍的工資積累到八九萬。按照建築工地慣例，每個月付給工人3000元生活費，剩下的錢在年底一次性結清。年年被拖欠工資，許軍的經驗之談是，「你只有繼續給他幹活，不幹更要不到錢。」

討薪之路並不順利。抵達上海第一晚，保安攔著不讓進宿舍。許軍繞到後門，撬開鐵皮推拉門的鎖頭，硬是住了進來。往後一個月，許軍和十幾位工友，輾轉市政府、勞動局、信訪辦和專管地鐵建設的建築總公司，多番找各方申訴、談判。政府部門遲遲沒有回應，總公司反覆要求對賬。討到最後，總公司的領導指著帳目上的日薪說「不值得這麼多錢」，要扣20%。許軍不願再耗下去，接受了縮水的三萬多欠薪。

討薪的日子裏，許軍和工友們每天在外東奔西跑，那時進入室內公共場所前，無非就是掃個健康碼，不異於往常。逐漸爬升的新冠確診人數尚未引起他們的注意和擔憂。「上海是大都市，不能封城封路的，」許軍心想，「電視新聞不是天天說嗎，上海大都市，全國人民的生產製造都在這裏，不可能封死的。」討薪之旅讓許軍對地鐵工地感到失望，他想回老家另謀出路。沒想到，回家的路被堵上了。

年近40歲的蕭力來到上海打工八九年了。近年，中國一線城市的生活運轉高度依賴外賣員。天氣暖和的時候，蕭力便是一位眾包外賣騎手（註：在平台APP上註冊便可成為眾包騎手，可自由接單，平台企業將外賣單外包給眾包騎手，無需支付固定工資、繳納五險一金），駕駛電動摩托車滿城跑。上海冬天冷，蕭力覺得跑外賣有點受罪，就去做餐飲業，到隔年夏天，再騎上摩托。

蕭力在重慶出生。山城火鍋店興盛，他離開老家後，在外地和朋友開過火鍋店，也四處打工，做過電焊工、修車的、廚師、汽配等等，「反正有什麼做什麼，對我們這樣沒文化的來說，只能是混個溫飽就行。」幾年前，蕭力落腳上海，對打工者來說，國際大都市始終有吸引力，工資比其他城市高點兒。不過，住的環境和都市人沒法比。蕭力的住處是群租房，房東是上海本地人。群租房有3間房，擠著8個人，房裡擺著上下舖（註：碌架床、雙層床）的床架，大房間能塞進四五人，一個床位近千元。「是稍微有些違規的，」蕭力小心翼翼又坦白地說道，「只要你不瞎鬧騰，正正規規在裏面住，然後居民也沒什麼反應，什麼都可以。說白了就是一種潛規則，默默地讓你住。」

進入三月，自由在一點點消逝。蕭力租住的小區接連短期封閉了幾次，「就只是失去一點自由，別的都還好。」蕭力心想，或許只是短暫隔離，網購也一切如常。關在咫尺方寸的小屋，蕭力沒事幹，研究起電商。在外打拼幾年，他不看好實體店的前景，把希望轉寄到網店。

三月底，50多歲的張美華辭去了一份全職護理工作。這份工作從2021年10月開始，照顧對象是一位生活無法自理的老人。張美華從醫科學校裡畢業，在老家做過幾十年醫生，也當過老師，照顧人對她來說是得心應手的事。老人原本已經說不出話來，每天餵飯的時候，張美華趁機引導老人表達自己的需求，嘗試簡短發音，例如「飯」、「餓了」、「飽了」。幾個月後，老人可以吐出幾句簡單的生活用語。張美華原本以為今年過年可以回家，僱主一家外出，要求她多留一陣子，她一人待在家照顧老人，沒想到一待就拖到了疫情爆發。

隨著小區封鎖，不少人轉為居家辦公，也有不少人的生計停擺。張美華僱主的工作被疫情波及，想節省開銷，提議降薪。張美華心裏不服氣，覺得自己為這個家庭已經犧牲了不少。一氣之下，張美華辭去工作，拖著行李箱離開了僱主家。

在勞務中介的宿舍住了兩三天，輾轉之下，張美華聽說虹橋站爆發工作需求，招工如火如荼，於是拉著行李箱前往虹橋。三月底，高鐵列車和私家車接載了一波波來上海尋找工作機會的人，不少是奔著方艙工作來的。廣場上是一片烏央央的人頭。眼前的一切有些魔幻，張美華以為自己回到了老家，「周圍人像以前70年代放電影一樣，（好像）聚集在一起看電影。」

流浪

疫情封城期間當外賣員，蕭力算是見證了這座城市的多重宇宙。有次夜晚跑單，他看到一個小區門口堆滿了物資，「他那個多好啊，五六斤後腿肉，還有五花肉，有兩種肉。黃瓜、茄子、西葫蘆還有青葉子菜，這麼大一包，還有一板雞蛋。別的小區有這個待遇？不可能，別的小區能給你一點方便面就算不錯的了。」

四月，蕭力的流浪生活開啟。

直到三月底，沒有人相信上海會真的封城。愚人節前一天，蕭力居住的小區突然打開大門，美名其曰讓大夥兒「放風」，其實是出外購物儲糧的最後一次機會。沒人想到一場漫長的封鎖向他們砸來。蕭力宿舍的人只買了一小包食物，打算頂一個星期。

「放風」這一天，蕭力決定出走。原本他只是覺得在小區憋得悶，手上正好有外賣員的通行證，想著不如出去溜達溜達。預計在外奔波沒有開水，他連泡麵也不打算買，精心規劃了適合的乾糧，例如餅乾和麵包。在外睡了一晚，隔天，房東叫蕭力回小區做核酸檢測，他急忙趕回去，發現大門被圍了起來。保安說需要核酸結果才能進小區，蕭力找了間醫院自費做核酸，帶著結果回小區，保安還是不讓進。「今天是不能進也不能出了，自己在外面想辦法解決。」保安擺擺手讓蕭力離開，蕭力轉頭騎車走了。

蕭力意識到自己得露宿街頭了。

逃出小區，蕭力隨身衣物不多。一輛摩托車，一件薄羽絨服，前一天買得乾糧，幾乎是全部家當。白天，蕭力開著摩托車張羅外賣工作。剛離家的夜晚，下了雨，蕭力四處奔波，終於找到一個稍微能遮風避雨的地方睡覺。

新家是一間食舖的檔口位置，最重要的是，那裏一定程度上能遮蔽警察的視線，多住一晚是一晚。上海正值春夏之交，天氣好的話，傍晚夕陽的澄澈光線撒在檔口地面上，溫柔的色調頗像一部文藝電影。

對蕭力而言，四月的生活可以濃縮為一個詞，生存。

談到生存，飢餓是首要難題。在外露宿頭幾天，很缺食物，蕭力第一次感受到飢餓的力量，「眼裏冒金光。」漸漸地，蕭力摸索出獲得食物的竅門。封城期間，關在小區的人們靠團購維生，外賣騎手成為能大賺一筆的職業，在郊區送外賣尤其是門好生意，由於騎手緊缺，調度費飆升到800元。不過對蕭力來說，接下郊區外賣單是為了順路買食糧。郊區沒有市區管得嚴，有的食雜店會偷偷摸摸開門，門下露出小縫，「反正大家都是明白人，看見門開了一點點小縫的話，意思是說裏面有人，你就可以輕輕敲敲門，問一下可不可以賣東西。」蕭力有時會花上單程兩小時的時間，跑到東北部郊區買一大袋零食，火腿腸、肉、八寶粥、啤酒，好幾百元。

有一次送外賣，路過的小區保安偷偷販賣盒飯，蕭力才吃得上「最好的一頓」。盒飯有紅燒肉、空心菜和西葫蘆。蕭力把盒飯照片發到微信群，關在小區的朋友們好生羨慕。朋友告訴他，自己連續吃了兩個星期的泡麵，「吃吐了。」

「要是平時的話，一個盒飯算什麼，根本不叫什麼事，誰都不在意，但是現在就不一樣，一個盒飯的話，很多人可能（眼睛）已經在冒綠光了。」蕭力說。

睡眠是第二個問題。蕭力從家裏出來，就拎了件薄薄的羽絨服，白天能當外套，夜裏當棉被。一開始在外露宿，蕭力也沒有睡袋或睡墊，就坐在摩托車上睡，伸直腳往車柄一架，竟也能維持平衡，一整夜不跌下來。四月的天氣不全然晴朗，三分之一的時間是雨天，最低溫能到10攝氏度以下，蕭力有時候在夜裏凍得瑟瑟發抖。

水是第三個難題。蕭力說，檔口新家的優點之一，是離公共廁所近，只有六七百米。在封城的日子裏，公共廁所難求，在外遊走一個月，蕭力只見過兩個公廁開著，不僅得掃碼進入，也有專人看守，只允許洗手，洗漱是奢望，「更別提洗澡了，洗個臉都費勁。」蕭力說，見過有人偷偷帶著塑料瓶進去接水，出來再找地方貓著刷牙。

疫情封城期間當外賣員，蕭力算是見證了這座城市的多重宇宙。剛開始封城，社交媒體上日日流傳缺乏食物、藥品的求助信息。有次夜晚跑單，他看到一個小區門口堆滿了物資，「他那個多好啊，五六斤後腿肉，還有五花肉，有兩種肉。黃瓜、茄子、西葫蘆還有青葉子菜，這麼大一包，還有一板雞蛋。別的小區有這個待遇？不可能，別的小區能給你一點方便麵就算不錯的了。」蕭力感慨極了。

外賣員同行在微信群裏分享自己的物資，只有「基本生活所需」，即「麵條，一兩個土豆，一點點辣椒，一個洋蔥，一個圓白菜，就這麼搞定。」這裏頭還不乏發霉的、爛掉的蔬菜。物資也不是常有，只派過一兩次。群裏有的同行一個月靠啃麵包過活，「餓了才啃一點，整整一個月就這麼吃，就為了活命。」

蕭力還在馬路上遇過陽性患者。有次他騎著車，被警察攔下查通行證，順利放行後，警察悄悄叮囑他，路邊不遠處的人確診了，讓他離遠點兒。蕭力心裏納悶，不明白為什麼警察能讓確診患者在大馬路上晃悠。

人們開始對官方消息失去信任。蕭力覺得自己看到的上海有別於新聞所描繪的。「新聞中說物資運到上海，都有吃的、有喝的，實際情況是，澇的澇死，餓的餓死。」蕭力覺得，無論是封在小區裏的人，還是被驅逐露宿的人「心理素質差一點，都能被逼瘋。」

流浪生活不易，蕭力慶幸自己沒被關在小區。多一點點的自由，意味著多一點可能性。在城市稍微鬆動一點時，有的小區被允許在樓下小範圍自由活動。理髮店的老闆娘搬了把小椅子，擺在路邊，幫人剪頭髮。蕭力路過看到，趕緊加入，他已經一個多月沒剪頭髮了，「理個光頭算了，誰知道什麼時候能解封。」

一位寡言的大姐和蕭力一同住在檔口。蕭力把檔口通往店鋪的走道位置讓給大姐，那裏稍微暖和些。走道上的窗戶被藍色塑料布隨意糊上，這塊布破破爛爛的，露出一個大窟窿。往外望去，十米開外的房子掛著鮮紅的橫幅標語，敦促人們儘快打加強針。在封城期間，標語似乎失去了它的觀衆。

平時，蕭力外出買到乾糧，會順帶分點食物給大姐。「平心而論，大家都不容易，能幫伸下手就伸下手，又不是多難的事情。」蕭力說，「我雖然說我不相信好人有好報，但是平心而論，該支援就支援，每個人心裏面都有一個脆弱的底線。」

長年在外打工的生活，讓他形成一套既幫助他人、又保持距離的處事哲學。他與大姐不太對話，「大家都是落難人，你說太多的話，人始終是有個面子，有個臉皮的，你不能讓別人感覺你是在施捨她，對吧？」蕭力的語速總是不疾不徐的，「反正疫情大家心裏都很難過的，你在她心裏再插一刀，我感覺有點過意不去了。」

流浪生活滿一個月時，正值五一勞動節。蕭力那天很早回到檔口新家，看到地板有清潔過的痕跡。大姐告訴他，老闆說隔天起就不讓住人了。「所以我第二天就走了，就沒有回去過了。」蕭力又得找尋下一個新家。

上鎖

肉身被鎖住，意味著工人的生計停擺。在幾乎停滯了的時間裏，人們吞咽落肚的難言之隱漸漸浮現。有人每天和手機那端的妻子聯絡，為錢的問題發愁、爭執。許軍說，在這個密集而閉塞的空間裏，「情緒崩潰的，可能白天看不到，但晚上有人哭是正常的。」

3月20日，一討到欠薪，許軍和工友們就被趕出宿舍。有人旋即返鄉，許軍的老家出現疫情，鄉裏嚴格執行「不進不出」的防疫政策，只得和堂哥滯留上海。他們決定去相識工友所在工地中轉幾天。臨時宿舍是地鐵工地旁的組合屋，一個白盒子18平方米，裝兩三個人。沒想到入住後翌日，工地大門無聲無息上了鎖。

3月25日，工地派人帶工人統一去附近的菜市場買菜。許軍抓了一把小青菜，賣家喊價35元一斤，許軍覺得貴，「想扔下，又不好扔，唉我只有買了。」在菜市場，疫情的嚴峻迅猛且直觀地展露在菜價上。兩棵大白菜，平日不到20元，此刻飆升到98，50斤大米要160元。這些對許軍來說簡直是天價。以前許軍和堂哥兩人總是搭夥吃飯，一葷一素的12元盒飯也不捨得買。那次許軍掏出300元買了一小袋食物，每天撕下兩片白菜葉子省著吃。完成儲糧翌日，工地上有人發燒了。

工地封閉後，工人們每天被要求做抗原快速測試，並且需要上傳抗原結果的相片，發到工人封閉管理的微信群。許軍每天盯著群消息，發現群裏的「兩道槓」（註：即抗原結果呈陽性）越來越多。吊車將一部分組合屋挪到遠處，確診者集中住在遠處的組合屋。很快，用來隔離確診者的組合屋就住滿了。

許軍焦慮極了，在微博上瘋狂發求助貼，每天撥打12345熱線（註：各地市政府設置的便民服務熱線）。直到四月中旬，工地感染人數近半，剩下的人突然被轉運到浙江酒店隔離，陽性患者則被送到方艙。出發去浙江前，工地有人告訴許軍，隔離完就能回家。許軍很興奮，立馬相信這個說法。不過，期待很快破滅。

浙江隔離結束後，許軍等人被送回討薪時居住的宿舍。為了配合高壓防疫措施，宿舍進化了不少。大門的旋轉閘機外加了一道鐵質捲簾門防線。宿舍區有八排活動板房，前四排給工地領導住，從第五排開始是工人區域，每排板房之間豎起了一道比人高的、木板做的柵欄。木柵欄設有可活動的小門，除了送飯時能打開，其他時候都被鐵鏈鎖住。許軍和其他十幾名工友住在第五排板房，接近板房門口還有一道木柵欄，平日也被鐵鍊纏繞。

其實，木柵欄的原料來自板房內的上下舖床板。許軍看到，好幾個房間空蕩蕩的，床也不見蹤影，上下舖的鐵架被遺棄在木柵欄旁。工友們東拼西湊，才勉強搭建出能睡人的床。

對這些改變，許軍套用了一個官方新詞，「硬隔離」。這些變化讓他清楚意識到，要離開上海，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被關在工地宿舍日子是枯燥的。每天中午和傍晚會派發食物，大多時候是老壇酸菜泡麵。許軍說，由於央視在今年三月爆料酸菜製作過程中存在衛生問題，大夥兒都心照不宣地丟掉酸菜配料。為了增強飽腹感，許軍往泡麵盒裡倒很多水，直到溢過注水線，最後把麵湯喝得一滴不剩。

五月氣溫慢慢攀升，熱氣聚攏在屋內，兩個吊頂風扇形同虛設，許軍和工友們都打赤膊。許軍聽說，兩米外的後排板房，住著從方艙回來的人，怕得連窗子也不敢開。從老家穿來的夾絨棉襖早已不合時宜，被掛在床尾，象徵性地爲許軍劃出一點私密空間。只有出門做核酸的時候，他才會迫不得已穿上這件唯一的上衣。

打發時間成為每天的挑戰。許軍依賴用諜戰片來消解情緒，手機下載了十幾部影片，每晚看到兩三點。宿舍沒有Wifi，只得靠流量支撐小小的手機屏幕。討薪後，許軍留下一千元，剩下的早早就寄回家。留下的錢幾乎用來充話費了，「兩個手機近六百元。在這裏只有手機陪伴了，乾瞪著牆你受不了的。」

肉身被鎖住，意味著工人的生計停擺。在幾乎停滯了的時間裏，人們吞嚥落肚的難言之隱漸漸浮現。有人每天和手機那端的妻子聯絡，為錢的問題發愁、爭執。許軍說，在這個密集而閉塞的空間裏，「情緒崩潰的，可能白天看不到，但晚上有人哭是正常的。」有一晚，有人趁夜從牆頭爬出去，一到街上就被警察抓走。

最令許軍感到寒心的，或許是外面的人看待工人的態度。許軍印象很深，五月初，宿舍區一百多名農民工去不遠處的核酸檢測點排隊做檢測，穿著藍色防護衣的檢測人員命令他們離開，「不給農民工做核酸」在許軍聽來格外刺耳。這是工友們第三次前往該處做核酸檢測，在許軍看來，拒絕來得莫名其妙。他火冒三丈，「爲什麼前兩次給我們做，現在不讓我們做？我們農民工不值錢嗎？我們農民工賤嗎？我們外地捐的物資你們沒吃嗎？你們對我們這樣幹嘛？」檢測人員的領導自然不理，嚷著有農民工聚眾鬧事，掏出手機準備報警，朝保安方向走去。

許軍覺得農民工被當作「毒瘤」對待。

陷阱

病毒擴散的步伐沒有在東海停下腳步。感染的擔憂很快成為現實。進入東海一周後，方虹接到核酸結果「異常」的通知。詭異的是，當接到疾控中心通知核酸「異常」結果的電話時，方虹心裏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是，「終於解脫了。」

四月初，方虹以為能在上海賺一筆錢。

上海封城當日，方虹正在深圳上一門家政速成課。她刷著微信，看到中介發布上海方艙護工招工廣告。條件令她心動極了，日薪500至800元，工期3至5個月。這份短期高薪的工作戰勝了她對染疫的擔憂。方虹盤算這筆工資可以怎麼花：一萬多交一年養老保險，剩下的去雲南旅遊，還能休息一個月。落決定並不困難，她馬上報名，交付近2000元中介費。

方虹47歲，曾在廣西一家國企工作逾20年。2018年離開國企後，做過幾份散工。方虹說，像她那個年紀的人，大多做家政或在超市打工。老家工資基本只有兩三千元，沒法維持生活開銷。方虹決定到大城市投入家政行業，工資水平是老家兩倍。

4月7日早上，動車從深圳北上。與方虹同行的人學歷都不高，她們以前做過保險、房產銷售、家電清洗和保姆。晚上八時許，列車抵達上海虹橋站。方虹覺得匯合的場面嘈雜、混亂。一百多名外地湧來的勞工被分為護工和保潔兩組，分別被催促登上兩輛大巴。沒人知道大巴的目的地。

方虹被放在護工組。當天深夜，他們被安置在一間護理院的會議室休息。翌日清晨，方虹被告知此處是東海老年護理醫院，她才意識到，自己的工作地點並非中介招工廣告所說的方艙。幾位工作人員教新來的人穿脫防護服，簡單說明如何照顧老人和打鼻飼。兩個小時的培訓後，方虹開始照顧九位老人。

東海的情況糟透了。方虹得知，不少本院醫護在三月感染，已轉移隔離，院內大多醫護人員來自外院，他們不熟悉院內老人原本的情況。

護工工作是六小時輪班制，每天兩班。進入病區前，方虹得花半小時穿戴防護裝備，先穿一層白色防護服和口罩，套一件藍色背開式隔離衣，再戴透明面罩和兩層手套。這是艱辛的工作，六小時內往往不進食、不如廁，尿不濕成為必需品。

一離開病區，護工們首先做的是脫下防護服。過程分為兩步，先在「一脫區」脫下易沾染病毒的裝備，包括防護面罩、藍色隔離衣、白色防護服和第一層手套，而後到「二脱區」摘掉口罩和第二層手套。這些步驟在病房大樓外臨時搭建的雨棚完成，「一脫區」和「二脫區」相隔兩三米，中間沒有隔板完全遮擋。有一次，隊伍排了幾十個人，等了40分鐘才輪到方虹，「都快虛脫了」。

方虹看到，許多人沒有按照培訓規定流程脫下防護服，她感到擔憂，覺得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同時，隊伍中人與人的間隔往往只有20釐米，也會帶來風險。但她顧不上這麼多，雙手每天長時間塞在兩層緊緻的手套中，手指早已充血、腫脹。她只想回宿舍洗頭洗衣服，打理好自己，能睡覺的時間不到三個小時。

病毒擴散的步伐沒有在東海停下腳步。感染的擔憂很快成為現實。進入東海一週後，方虹接到核酸結果「異常」的通知，她特意追問，「異常」等於「陽性」嗎？電話那頭笑了笑，給出肯定的答案。方虹猜測傳染來自宿舍，有人確診後，同住的人不會被及時通知，難以做好防護措施，大家照樣在宿舍生活，「平時在寢室吃飯，總不能24小時戴口罩吧。」方虹宿舍住了六個人，最終五人確診。詭異的是，當接到疾控中心通知核酸「異常」結果的電話時，方虹心裏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是，「終於解脫了。」她身邊不少人也有這個想法。

事實上，來到上海後，方虹才發現勞動協議上的甲方，並非勞務中介或東海，而是負責東海護工的上海錦星醫院管理有限管理公司。方虹等臨時護工希望向錦星索要感染和隔離的補償。另一方面，許多外來務工衝著中介的招工廣告，急匆匆來到上海虹橋站，才發現找不到聯繫人，工作自然也打水漂，只得在虹橋站露宿。方虹說她見到不少這樣的人，「從3月底到4月份來到上海務工的人，不知道多少人像我們淪落到這樣的陷阱裏。」

遭遇黑中介，是疫情期間隱密又常見的陷阱。根據中國青年報，有中介發布招聘保安的廣告，稱工作區域沒有新冠感染者，直到受訪工人被帶到工作區域，才發現所在小區內早已出現群體感染。方艙也是經常出現招聘欺騙的場地，實際工作內容往往和招聘廣告描述不同。

正因為護工間的互相通信，方虹得知，東海不允許在方艙隔離結束的臨時護工回去工作。方虹聯繫了錦星的管理人員，對方表示，政府會接管從方艙出來的人士，東海和錦星不再負責這批臨時護工的後續事宜。

方虹感到憤怒，來到上海短短几天內，高薪的美好願望在被冰冷的規則和現實戳破。「誰知道來這裏才幾天就感染了，哪裏能掙到錢？根本就掙不到錢。回去還要面對高額的自費隔離費用，所以這些姐妹都很崩潰的，很多人甚至借了很多錢（中介費）來的。」方虹說。

在方艙隔離一個星期後，方虹在其他臨時護工指引下，抵達一處沒有容身之處人員的匯集地。而後，方虹被送到政府設立的臨時收容站，其前身是一間中學。課室內清空了桌椅，擺上十張床，方虹迎來新一輪七天隔離。在隔離的第七天，他們會做一次核酸，若陰性過關，再做轉移。有的臨時護工不知道收容站的存在，離開方艙後流落街頭，在地鐵口過道待了兩天，靠別人救濟的食物維生。

「以前只知道收容所是收容那些流浪人員的，現在我們也跟流浪人員一樣了。」方虹說。

沒有容身之處的人們，被迫進入踢皮球的遊戲。失去工作和攢錢的機會，等待他們的只有一個接一個的收容站。方虹在結束中學的隔離後，被轉送到另一處由小學改造而成的臨時收容站。小學收容站很快因為出現陽性，在五月初又將所有人轉移。也有工作人員表示，因學校準備復課，無法再收留他們。聽說下一個留宿點沒有床，方虹和其他人把被子和薄薄的床墊裝進專用的黃色醫療廢物垃圾袋，打包帶走。

黃色垃圾袋算是流浪者恩物，在外收容期間十分實用，不單能裝東西，還能套在紙箱裏，再倒進熱水洗澡，「用處大著呢。」

新隔離點落在小區。方虹等六人被分到空置的「兩室一廳」套房，60多平方米，簡易安裝了水電，洗手盆像是下一秒就會掉下來。方虹和一位同伴在客廳裏打地鋪，憑藉一扇只能打開一掌寬的窗戶接觸外界。以前在學校收容站，還能在走廊上活動筋骨，現在困在套房，也沒法洗熱水澡。方虹覺得自己在坐牢，眾人開始想辦法離開。

困頓

張美華說自己在大深山裏長大，沒那麼嬌貴，小時候到處爬樹，生存能力很強，露宿的生活根本不算什麼。「七八十年代，吃不飽，你真的要厲害，要為父母分擔啊。」張美華在虹橋露宿時，缺水源，她找到停車場的自來水龍頭接水。缺電，就把馬路上懸掛攝像頭的配電箱撬開，招呼其他人一起使用配電箱內的插頭。

在國家的宏大抗疫敘事中，個體永遠是被安排的那方。失控的命途中也不乏有掙扎。

方虹嘗試過維權。感染的臨時護工離開東海後，方虹發現，管理人員馬上將臨時護工的微信群解散了。方虹覺得錦星是在切割，拋棄她們。方虹決定重新組建微信群，和其他被感染的護工互助自救。平時，大家在群裏聊各自所在方艙的情況，探討離開方艙後的去向，包括解封後如何維權。

方虹有過爭取勞工權益的經驗。2018年，她所在的國企破產倒閉，被私企收購後，他們被告知可以自主選擇留下或離開。方虹決定離開，但離開的工人卻沒有得到任何補償。方虹記得，當時他們拉橫幅，鬧得很厲害，當地政府派工作組來協調了很久，最終每人得到了三萬多元的補償。「如果不爭取的話，一分錢補償都沒有。」其他臨時護工對方虹很有信任感，她們覺得方虹文化程度高，能做他們的代表。

經過朋友介紹，方虹找到了一位律師。她們決定先談判，實在不行再走或會耗時良久的司法程序。但原護工群解散後，錦星管理人員的聯絡方式消失無蹤，錦星老闆也不接他們的電話。

方虹的同伴們去政府網站留言，嘗試撥打12345熱線和勞動監察部門、勞動保障諮詢、公共法律服務熱線，政府部門「推來推去，沒有多大效果。」方虹說。直到有一天，方虹突然接到勞動部門人員致電，她立即把錦星老闆的電話報給了該政府人員。翌日，一位錦星考勤人員主動聯繫方虹，但該人員無法回應護工的訴求。

終於，方虹添加了錦星老闆的微信。對方態度負面，稱勞工協議上已註明工資待遇，又說很多人按照規定防疫、至今未被感染，懷疑方虹等人故意感染以騙取費用。「我後來也很無奈，我什麼也做不了，感覺很對不起相信我的姐妹。」

勞工權益受損的情況屢見不鮮。溫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忠穎曾做研究，指出勞工在疫情期間從事臨時崗位的權益保障問題，其中在簽訂合同時，勞務單位提供的協議內容存在解釋障礙，在發生勞動爭議時變成對甲方有利的證據。

很多時候，幫助勞工的工作又落到志願者頭上。回到上海後，曾宇熙成為了一名志願者。他發現勞工普遍遇到幾類問題，一類是方艙的臨時工，例如做建設、水電工、護工等，招工廣告上的工資往往逾千元每日。中介收取高額介紹費後，極有可能消失無蹤。奔著高薪工作來到上海的外來務工人員，不少人直接前往工作地點，被告知已經不要人了。他們只得返回虹橋站，尋找新的工作機會，或滯留在站內。另外，想要返鄉卻搶不到車票的情況也十分常見。

志願者能提供的幫助中，物資和食物算是基本保障，也會幫忙返鄉搶票，甚至會幫工友尋找工作機會。但志願者力量有限，有的工友三番五次被黑中介欺騙，曾宇熙也頗感無奈。他的心態慢慢發生轉變。志願者希望介紹露宿者去收容站居住，不少工友拒絕了這個提議，原因很簡單，收容站雖然供吃住，但隔離意味著失去捕捉工作的機會。曾宇熙還記得，虹橋站有位警察，花了自己的錢幫這些滯留勞工搶票，剛把票搶到手，對方接到中介電話，急匆匆離開前往工作地點。警察此後不願再接收單人搶票需求，要求志願者走流程提出求助需求。

4月15日，上海第154場疫情發布會上，官方終於提到流動人員的問題，表示居無定所的社會流浪人員始終是社會救助工作領域高度關注的對象，包括「酒店旅館封閉、高鐵和公共交通暫停之後短暫滯留；二是此前在工地、市場等務工場所居住，現因封控被要求離開，又一時找不到居住地的人員；三是來滬求職未果，又暫時不想離滬的人員。」社會流浪人員也被官方視為疫情防控的流動風險源。5月10日，政府稱公安開展在滬滯留人員安置查找工作。

不過，有關注民工的志願者撰文表示，政府曾在4月20日發布工作提示要求，對無處居住的人員「按照屬地原則，由各區、相關街道落實安置場所」，但其支援團隊在26日接觸一部分露宿者時，對方表示從未接到來自居委會和街道的安置電話。

或許大多時候，人們最終只能靠自救或互助。張美華再次回到虹橋，已是五月中旬。在這之前，她獲得了方艙的工作機會。離開方艙的最後一天，她打包藏了幾天的饅頭和麵包，跑到方艙門口的保衛處，用微波爐加熱。張美華沒地方去，又回到虹橋站。從方艙到虹橋車程一個多小時，20多個饅頭麵包還熱乎。抵達後，她把食物分給在虹橋露宿的人們。

張美華說自己在大深山裏長大，沒那麼嬌貴，小時候到處爬樹，生存能力很強，露宿的生活根本不算什麼。「七八十年代，吃不飽，你真的要厲害，要為父母分擔啊。」張美華在虹橋露宿生活中彰顯了生存能力。缺水源，她找到停車場的自來水龍頭接水。缺電，就把馬路上懸掛攝像頭的配電箱撬開，招呼其他人一起使用配電箱內的插頭。

她清楚意識到，當下的遭遇與小時候的貧窮，是截然不同的。「這種痛苦是不一樣的。小時候雖然沒吃沒喝，人是快樂的，沒有精神壓力。在這個地方，有精神壓力。」

張美華和許多人一同睡在虹橋高架橋的「樓下」。她睡眠質量不錯，夜裏八九點就能入睡，再多噪音也吵不醒她。凌晨四點醒來，天還沒亮，身旁有人還醒著，坐著發愁，有男人哭著給老婆打電話，說三天沒怎麼吃東西了。

來上海的這段時間，張美華唯一一次哭泣，是在方艙醫院工作期間。那次，她的生理期快到了，托偷偷溜出去買東西的同事買點衛生巾、洗髮水和其他食物。張美華把買回來的一大袋東西藏在閒置病房，院方通過監控看到她從病房拿出塑料袋，覺得她偷竊。張美華覺得自己很冤枉，哭了一下午。生理期到來，張美華只能多套一層襯褲，經血沾滿了褲子。過了兩天，院方才給了她一包衛生巾。

離開

流落街頭的畫面，對蕭力來說也不陌生。他長年漂泊在外，非典期間正好到廣州打工，默默幫街頭流浪的小孩。他也闖蕩過北京，付不起旅店費用，就睡在馬路邊。他說自己現在變得安穩了，沒有以前那麼有激情，「平安是福，就安穩活著。這兩年疫情鬧得。」

所有人都談到自己對上海的失望。

幾乎每一天，許軍都迫切希望趕緊離開上海。在板房悶得慌，他回顧起過去的日子。2014年，許軍在老家開了養豬場，養了幾百頭豬。18年一場豬瘟掃蕩，豬死光了，許軍欠下20萬高利貸。他很慌張，不知如何是好，在微博寫下自己的無助。很快有警察找上門，以尋釁滋事罪把他抓到派出所。

再早幾年，許軍的大女婿因白血病離世，妻子心理受創，患上精神疾病。豬瘟帶來接連不斷的災難，讓許軍妻子徹底「瘋瘋癲癲」，整天到處亂跑。許軍沒錢送妻子入住精神科。他有兩個女兒，現在因各自的生活難以照料母親。妻子生活難以自理，目前一人在老家，靠熟悉的鄰居和親戚送飯。

因為養豬，家裡早年安裝了攝像頭。豬死了，攝像頭的職責變成監視妻子。現在許軍在上海，只能通過手機上的應用程式盯著妻子一舉一動。要是家裏沒見著人影，就趕緊打電話回去讓鄰居幫忙找人。困在上海超過兩個月，許軍很想回家，一刻不願多留。

五月初，人們正想方設法逃離上海。網絡上流傳著幾份攻略，教人們如何離開上海。微信上，不同省市的離滬返鄉微信群組建了起來，每天都很活躍。離開並非易事，條件一籮筐，需要24小時內的核酸陰性證明，家鄉的接收函，上海所在街道簽發的通行證，三類文件缺一不可。

綁住許軍的主因是上海通行證。沒有街道和社區為許軍負責，政務求助熱線、110派出所和社區把責任推來推去，又是一場踢皮球遊戲。直到五月中旬，許軍花了好大口舌請求工地領導，才終於有機會從宿舍釋放，跑一趟社區。他提前手寫好一份返鄉承諾書。最終，許軍和領導跑了五個社區辦公室，對方均以非管轄範圍拒絕受理。

返鄉似乎變成一門隱密的生意。許軍說，自己在五月上旬曾接到一個上海陌生來電，對方要求1100元，就可以送他去堂哥小汽車停放的地點，許軍和堂哥原本打算開車返鄉。對方還承諾包辦通行證。許軍已無心追究對方如何拿到自己的電話，關鍵是，他已經身無分文，根本拿不出那筆錢。

也有人想再多停留一會兒，例如張美華。她從家裏出來時，想著春節能回趟家，也沒帶夏季的衣衫。她說自己對吃的挑剔，行李箱還裝著老家帶來的葛根粉、紅棗和粉絲。張美華想念老家，但她能忍著。她想在上海待到夏天，至少得是解封後吧。張美華在電話裏的語氣嚴肅，說不想讓自己有任何機會把病毒帶回老鄉，在她看來，那是極不負責任的事兒。她忍不住埋怨起來，覺得這兩個月上海亂套了，這座城市好像無政府。

覺得「亂」的還有蕭力。當檔口新家離開後，蕭力換了好幾個地方睡覺，躲警察又成了關鍵，在生存挑戰清單上，睡覺問題甚至超過了飢餓。有時他睡在人行道的花壇，那裏隱密，不易被發現。有時睡在橋洞下，有時公園草地搭個帳篷又能度過一晚。「你們可能以爲睡水泥地板感覺苦，其實有給你睡已經很不錯了。看你運氣了，運氣不好警察就攆你走了。」我們問蕭力，很多人在虹橋站睡，他怎麼不去？他第一反應說道，「那是他們享福啊。」「按目前的條件來說那裏是五星級酒店吧。」

流落街頭的畫面，對蕭力來說也不陌生。他長年漂泊在外，非典期間正好到廣州打工，默默幫街頭流浪的小孩。他也闖蕩過北京，付不起旅店費用，就睡在馬路邊。年輕的時候，蕭力閒時愛跑到圖書館和新華書店看書，哲學、管理學、經商、口才學什麼都看，「出名的大師那些書以前挺喜歡的。」大師的名字信手拈來，例如李嘉誠和比爾蓋茨。他說自己現在變得安穩了，沒有以前那麼有激情，「平安是福，就安穩活著。這兩年疫情鬧的。」

「就像他們網絡上說的一樣，上海就是個笑話。」蕭力說，現在朋友們在群裡討論點什麼，馬上有人出來調侃，「上海闢謠平台要出來闢謠了。」他現在一心撲在鑽研電商上，興許以後轉戰杭州，他覺得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適合打工，不適合創業。

這是方虹第一次來上海，或許也是她最後一次待在上海。她在上海有一個心願，等到解封，要當面找錦星討要賠償。隔離期間，她靠讀書消遣時間，「有時候人需要一些精神的東西。」方虹認爲，正是像孔子、老子這樣的思想家的出現，才給習慣隱忍的百姓帶來一些新觀念和改變。而把視線拉回當下，方虹仍然覺得，大部分中國人還是那樣隱忍，「因爲習慣了。」

她覺得自己也是這樣的人。「他（社會）宣傳某一項東西是正確的，人有時候可能就沒想那麼多，他就覺得這個是正確的。」方虹說，「普通升斗小民怎麼能跟社會抗衡？我們都是很渺小的，都是芸芸衆生，我們不像那些偉人有閃光的思想……我們做不到，我們只能跟著這個時代隨波逐流，就只能這樣子，只有這樣才能生存。」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許軍、蕭力、方虹、張美華、曾宇熙為化名）

（感謝 王剛、潘尼 對本文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