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Chinese，英語與華語媒體的落差

在英語媒體中，由於槍手周文偉的護照標示出生地為「Republic of China」，警方註記他的族裔為「Chinese」，導致美聯社（The Associated Press）在第一時間將事件標誌為「中國移民」（Chinese immigrant）對「台灣人」的仇殺事件。「對於台灣與中國間的情勢不滿」的國籍框架，成為警方解釋動機的第一時間的說法。

紐約時報的報導訪問了辦理案件的官員，表示周文偉對台灣的仇恨是在年輕時居住在台灣時產生的：「根據我們目前收集到的信息，他住在那裡的時候不受歡迎。」這句話似乎也佐證了美國警方一開始認為的、周嫌實則是名中國裔的移民，雖曾短暫以外來人的身份停留在台灣但無台灣認同，並將中美台衝突的框架，套用在周嫌對台灣人——國族上的不認同與仇恨——的槍殺動機之中。

幾個小時後，美國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確認周嫌出生地為台灣，台灣的媒體也報導他實則為台灣出生的外省二代。由此，省籍因素介入，並快速地轉變成輿論發酵的框架，周嫌參與拉斯維加斯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照片也被公佈於網站上，他在和統會聲援韓國瑜的餐席照片則不斷流傳，成為大眾對於他槍殺動機的脈絡補充。

但是受台灣關注的省籍與統獨的議題，並未在英語媒體中以同等的尺度發酵。美國大眾一直難以釐清台灣內部對國族身份認同的模糊與游移。在美國移民的脈絡中，第一波來到美國的台灣移民，多為四、五十年代隨著國民黨政府移居到台灣，短暫停留後，又移民至美國的菁英外省族群。這批移民的生命歷程，多數未經歷台灣國內的民主化，保有中國民族主義的思想甚至是中國人的認同。而於1965年後，美國大幅放寬移民限制，在相對開放的台灣社會離開搬至美國的近代台美人又與前人不盡相同。

在美國，台美人族裔身份認同的廣泛崛起，也是2000年後，隨著台灣國內的本土意識提升所致，連帶影響了台美人組織的動員，在美的台美人社群認同也才漸漸從廣義的「華裔」框架中離開。台美人組織倡導在美國人口普查中要台裔人士不勾選「Chinese」，而在「Other Asian」的選項中，主動填入「Taiwanese」的稱謂，至今已經三十餘年。

近年隨著更多二代台美人的加入，這些舉措得到更大幅度的支持與推廣。知名民調機構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0年的人口普查資料統計中，仍將自我認同為台裔的美國人納入「Chinese」計算，引起台美人組織的抗議。面對族群認同的抹滅，台美人強調，台灣的認同不只是一個「政治上的選擇」，而是根深蒂固的認同。

在美國的移民脈絡中，我們可見台美人的認同並非理所當然，而是來自多年運動的累積而倡議，才能鬆動「華人」這個框架中在美國社會既有的問題。因此直至今日英語社群對這些區別的認知仍有落差，中美台衝突也一直是佔主導的認知框架。隨著美國人對中國崛起的負面態度增高，本土意識較強的在美台灣人也試圖劃分「台裔」與「中裔」甚至「華人」的差距，有別於單純因為慣說華語即用「Chinese」的稱呼。因此，英語語境中「想像的台裔」經常包含了政治認同的元素，並非單一「族裔」（ethnicity）的概念。

因此，本案的討論很快在英語與華語界形成差異：台灣人的歷史經驗使得「外省二代」所帶來偏向統一的政治認同，快速地成為主要理解槍擊案的認知框架，但在英語語境中，擁有「中國統一」思想的槍手，即刻被聯想為「中國裔」，成為英語語境上難以看見「台裔」內部異質性的修辭矛盾。

美國本土的激進化和槍枝失控問題

在對整體的事實有全盤徹底的調查之前，筆者認為不能忘記事件最大的背景——美國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如何促成這場災難。槍擊案發生在美國國內受到關注的大規模槍殺問題之中，近年無論是教堂、學校，或超市等等，一般人視為日常生活會接觸到的場所，都已經成為不安全之處。槍枝氾濫造成的大規模槍殺，為美國社會正在面對的棘手問題。

尤其是在事件的前一天，5月14日，在紐約州水牛城的一間超級市場中，才剛發生另一起大規模的槍殺案，有10名受害者死亡，多數為非裔美國人。而槍手，一名十八歲的白人男性，在槍擊前發表了近年在右翼社群中廣為流傳的「大替代理論」（The Great Replacement Theory），宣稱外來移民以及非裔將會造成白人的出生率降低，這一陰謀論也提起並贊同在2019年於紐西蘭發生的基督城清真寺槍擊案，該案造成51人死亡。

面對全球加速主流化的右翼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以及槍枝氾濫造成常態化的大規模槍殺事件，將此類仇恨犯罪歸類為「本土恐怖主義」（domestic terrorism）的支持聲量在美國也不斷高漲。教會案件發生後，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也立即發布聲明要求在美的執法單位將周「所屬的任何激進暴力團體皆標記為美國本土的恐怖組織」。

「恐怖主義」是個需要審慎對待的名詞。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的政治文化語境開始將不同的暴力行動歸納在「恐怖主義」的範疇，除了白人至上主義暴力（Ku Klux Klan、新納粹），也包含極左翼的反法西斯主義行動（Antifa），尤其是在對美國國際政治影響深遠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中，支持巴勒斯坦主權的激進左翼組織經常被標籤為「極端宗教基本教義派」的「恐怖主義」。換句話說，恐怖主義並非中性的法律名詞，而是帶有複雜宗教、種族與政治意涵的概念。

「反恐」的政策，不僅具有裁定已發生暴力罪行的功能，更有防禦型地去搜查並且在未犯罪前、為了「保護」國家受害而可以跨越個人隱私權的司法詮釋空間。比如，在小布希時代的《愛國者法案》下，國家公權力得以沒有特定證據地搜索人身、情報，加強警察與移民單隊對於拘留與驅逐被懷疑人士的權限。不但加劇美國境內對有色人種社群的警察暴力，並且大幅度地限縮移民者的權益，以及政治組織的活動空間。

周嫌的行為必須受到法律制裁與審判，但是否有系統性的恐怖組織佈局，筆者認為必須等更多的證據釐清。若在當今的美國脈絡下，將長期草根耕耘的台美人運動推往這個方向，不見得會對賦權於台美人社群有實質的幫助，或能擴展台美人與其他在美進步組織的連結。尤其是在英語語境中，於台裔政治組織與事務目前仍有限度的了解下（如何區分統派與非統派組織？），是否會反而侷限台美人運動的倡議空間，使得國家公權力得以介入台灣相關的政治活動與組織，必須更謹慎看待。

台灣社群對「統獨仇殺」的驚恐

我們必須認清，在台灣的語境中，慣性在政治宣傳時將統獨標籤為「假議題」，不願意正面談論，反而將支持獨立或統一的兩端言論激化，絕非解決仇恨或對立的解方。這次的槍殺案，正是顯現了我們「如何談論統獨」議題會有不同的後果。若將統獨與族裔劃上等號，則無法看見民主台灣社會，以及在美的華裔移民中，多元認同與連結的可能。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理解，為何台灣人民對於省籍與統獨仇殺，有著相當深厚的歷史情結。

威權時代下，台灣人受到外省籍菁英灌輸大中國意識以及樹立華語的權威，排擠本地的多元語言與文化，造成不可抹滅的世代創傷。隨著戒嚴後本省人逐漸可以取得政治權力，文化和族群也因為生活上的接觸而更加融合，省籍問題的確比起威權統治時代已經淡化。但是，取而代之的中國民族主義，也因為中國國族意識高漲、加上對海外系統性的大外宣，而獲得一定數量的隨眾，包含一定程度的本省台灣人。換句話說，黨國掌權時期倡導的「反共」政治意識，如今已在新型中國大外宣下洗成「反台獨」的國族意識。

泛藍陣政營旗下的特定政治人物，將中共「武統」台灣概念，作為嚇阻「台獨」意識的宣傳，長期散播下來也更加深了國內族群的排擠效應。像是國民黨外省籍立委吳斯懷，曾任陸軍中華民國副司令，卻長期公開支持親中政策、漠視中共軍機入侵防空識別區的問題，甚至曾上中國鳳凰衛視，倡導解放軍在南海成立防空識別區， 並曾親自去中國聆聽習近平演說。前新聞局長駐外官員郭冠英​​，更是自稱「高級外省人」，甚至在2019年的選舉期間，宣稱自己「代表共產黨來監督台灣省的選舉」。這些台灣公務人員矮化國格的行為，在台海局勢緊張的當下，加深了族群間的不信任。

面對台灣國內正起步的轉型正義，處理威權時代——特別是兩蔣統治下的政治創傷——卻又遭受多重的壓制與反對。無論省籍，多數的台灣民眾仍然認為威權時代的過去不再需要被提醒，只要提起，則容易被標上「族群衝突」的標籤。近期，台灣公共電視的董事選舉，台灣大學歷史教授陳翠蓮受到提名，國民黨推舉團則以陳研究二二八事件，「非常撕裂族群」為由，認為陳不適任公視董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擬處理中正紀念堂以及拆除蔣介石銅像等事件中，也受到藍營政治人物批評此舉將「撕裂社會、挑動省籍衝突」。

在這種對省籍與統獨議題仍是模糊帶過而非正面處理的社會處境中，教會槍擊案之所以會引起海內外熱烈的討論，筆者認為正是因為我們缺乏在選戰政治宣傳外的機緣，去直面這些議題，在討論中，也不免帶有台灣語境中渴望去理解並詮釋這個事件的情感投射，比如全面性地由台灣省籍與族群衝突的框架，詮釋南加州的槍殺，彷彿希望能由美國的介入，解決台灣本土的未竟之事與歷史傷痛。

台灣人的驚恐與憤怒，有歷史和政治文化上的脈絡。畢竟，在民主轉型後的台灣社會，無論是省籍或統獨的紛爭，目前幾乎沒有釀成仇恨殺人事件（較為知名的事件為2004年的陳水扁三一九槍擊案），多數的紛爭停留在社群媒體上的言論、針對單一政治人物或者名人的攻擊（香港歌手何韻詩在台遊行被潑漆、前文化部長鄭麗君被打巴掌），或者是不同政治立場的支持者在大型集會中的口角或肢體衝突。

因此可以理解，在政治意識形態分歧雖甚、但尚未演變至仇殺案的台灣，對於統獨與省籍議題可以升級到槍殺案，不免感到錯愕與驚恐，也更提醒了大眾台灣國內現有的衝突。但是，雖然情有可原，當這種驚恐情緒在互聯網上蔓延，也容易成為操作對立議題的工具。

採取任一仇恨框架看待本案的限制

周文偉的行為，無論是否受到他所參與的統派組織影響或策劃，情感都上可以看出他個人對於台裔族群的不滿，甚至是仇恨。但是，是否要將此次攻擊做為仇恨犯罪去理解並做政治上的動員，勢必會延伸出不同的後果。

至今，許多批判法律學者認為，仇恨犯罪立法後所建構的仇恨框架，經常導致人們將根本為機構性的問題，轉移到個人的犯罪與仇恨上去解決，不但無法達到防治的效果，也會讓許多看似「無害、中立」的歧視機制被視為不需要改變或關注的對象。換句話說，比如對於非裔美國人的暴力實則來自於機構性的歧視，包含警政司法、監獄制度，以及勞動薪資結構，若倡議團體單一聚焦在「白人至上主義的仇恨犯罪」，則容易將運動的焦點轉移至少數的、極端的個體。

同樣地，在Covid疫情肆虐之下，屢次發生的「亞裔仇恨」事件中，仇恨犯罪的框架使得亞裔與非裔（被視為仇恨亞裔的主要族群）間的種族衝突更加擴大，反而無法解決根本性的種族階級化的問題，比如在疫情下多數的非裔無家者和有精神疾病的患者，無法接受政府妥善的照顧，導致整體的犯罪問題不減反增。

就像是在同篇紐約時報報導中提到的，在南加州爾灣區的多元社區中，鮮少出現因為政治意識形態而產生的緊張關係，居民並不會刻意地區分國籍或族裔。台美人的認同，的確會在與中美台相關的政治議題中看見差異，但不同族裔社群間的日常關係，尚未產生像是較為保守的美國城鎮裡，白人與黑人間的種族張力。若要將此次的槍殺案作為「仇恨犯罪」去動員，也將遇到美國語境中的矛盾：我們究竟要倡導的是「中國人vs.台灣人」的仇恨，亦或是「統派vs.獨派」的仇恨？

筆者認為，增加中國與台灣人民間的族裔仇恨，對於必須正視的中國政權的各項反人權政策與對台的外交霸權，實則沒有正面宣導效果，也模糊了焦點；若是要倡導後者的統獨仇恨因素，在美台裔群體統獨意識的多樣性，並不會比台灣國內來得低。另外，仇恨框架對於更棘手的，華裔離散社群中高度仰賴偏頗親中華語媒體的問題，亦或是英語媒體對於台灣政治與族群關係整體的缺乏理解，並無多大助益。

換句話說，仇恨並非「周文偉」這名槍手個人的問題，而是在華語語境中已被看作為日常的「反獨」、「武統」語境，成為極端意識型態能夠取材，抹滅「台灣人」存在的這個事實的模板，而這樣的思想，當移植到了美國這個欠缺槍枝管理，並且崇尚暴力的社會文化，即釀成了這齣人亡悲劇。

若要以長遠的視角處理這個問題，單一動用「本土恐怖主義」的架構，卻不將事件放入美國多起大規模槍殺以及激進右翼崛起的脈絡下去討論，筆者擔憂只會讓台美人的政治動員限縮在少數鷹派共和黨的支持，而非更廣泛關注社區安全以及種族正義的論述中。

北京當權渴望統一台灣的野心，也絕非單純顯現在極端的仇恨論述中，而經常存在於看似「中立」、「理性」的國際法與國際關係之中，以看似「和平」的手段和言語去排擠並否定台灣的存在。倉促將「反統」直接標上「反恐」語境的後果，則是讓中共可以輕易與所有武裝的言論與行為撇清，繼續肆意進行合法的威權行動。就像和統會的會長，在得知周文偉以暴力傷害台裔人士後，急速與周的「仇恨」切割，責難他太過偏激，彷彿就能將自身參與的組織與背後龐大的跨國政治利益結構脫鉤。

有鑑於此，當今台灣人真正必須面對的國家矮化，以及國際參與空間限縮等等機構性的問題，是否反而會在強調「反恐」與「仇恨犯罪」的語境中失去焦點，而忽略了大國間利益交換的禮尚往來，默許中共的霸權行徑，值得有更細緻以及策略性地思考。

在此次南加州槍擊的整體事件被釐清前，我們勢必要抵制以任何認同為由的仇恨言語和行動，但更不要受仇恨的框架，限縮了台灣主權運動的視野與想像。無論是南加州或者水牛城的槍殺案，都警示了極端民族主義導致的後果，一則為中國民族主義，一則是白人至上主義，在美的台灣人，身為少數族裔，必須同時面對兩者的壓迫，但也因此可以是與不同族裔對話國族主義暴力的橋樑。

（劉文，批判社會心理學者與作家，現任台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也是台灣大學社會系的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