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疫情「抽乾」診療資源，誰在為動態清零付出代價？

【编者按】自3月開始的中國大陸Omicron疫情仍在持續。截至4月16日，大陸Covid-19確診人數高達27000多例。上海市和吉林省是本輪疫情的「震中」。在宣布「封省」一個月後，吉林省新發感染者方從每日4000多例降至不足1000例。4月8日，吉林市宣布社會面清零，一週後的4月14日，長春市宣布實現社會面清零。
而與吉林省疫情同步爆發的上海，感染數仍處於井噴狀態。進入4月後曾一度攀升至日新增感染26000多例。本地醫療資源嚴重擠兑，百餘方艙因「應收盡收」的指令皆已「爆艙」。在「動態清零」的總方針下，上海Omicron疫情頻繁暴出的次生災害，已招致民間對防控政策的巨大質疑，從醫護、基層防疫人員到普通市民。

30萬例

上海Omicron疫情仍牢固佔據整個中國的關注焦點。但非上海本地的醫生王淑怡想站出來說些話。她在上海周邊省份一家三級醫院負責抗疫協調工作。

為了支援上海抗疫，王淑怡所在城市幾乎所有醫院都抽調了人手。因為毗鄰上海，又屬於醫療資源大省，她所在省份共派出上萬名醫護援助上海。然而，外溢的Omicron感染者在當地不時出現，仍留守的醫護在兼顧本地抗疫的同時，還要接診逐步恢復至常態的普通診療需求。

王淑怡說：「現在是我們當地醫院資源最緊張的時候。還要隨時面對外派支援，醫院到底能不能撐得住。」在抗疫和接診之間，王淑怡和同事們早已疲憊不堪。

儘管「動態清零」引發的次生災害已招致大陸民間巨大質疑，但仍被中央堅持為抗疫總方針。上海疫情後，各地面對Omicron草木皆兵。不論城市規模大小，一旦出現零星的本土感染，全員核酸、停產停業、社區封鎖等強力手段便接踵而至。而動輒啟動的全員核酸，在王淑怡看來，是最佔用醫院精力的「政治任務」。

常住人口超過1800萬的南方一線城市廣州，4月10日發現20多例感染者後，三天內在全市進行了3輪全員核酸檢測，部分區域還在進行第四輪；中心城區常住人口100多萬的北方四線城市赤峰，於同一天發現1例感染者，便宣布4月12日在中心城區開展3輪全員核酸檢測。

王淑怡所在城市本地並未發生聚集性疫情，但醫院每個科室都被見底式抽調。「把所有的責任壓給執行層面的人，它叫『壓實四方』。你管的一畝三分地就是你負責，但我拉你的人還是要拉的，所以才會有這麼多基層幹不動啊。沒有辦法應對的，這是全國性問題。」

政治任務「抽乾」醫護精力

王淑怡所在省份防控政策一向非常嚴格，加之行政動員能力較強，一旦出現Omicron的零星感染，就盡全力撲滅。「它做的動作當然是符合國家要求的，但是作為基層醫療機構，非常難受。」王淑怡說。

作為當地最大一家醫院，王淑怡所在醫院也僅1000人左右，其中700多人是醫務人員。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醫院派往院外支援的隊伍從未中斷過，每名醫務人員已數不清支援過多少輪。

在接受端傳媒採訪的那天凌晨，王淑怡又接到一通上級電話，要求抽調50名醫務人員支援核酸檢測。「這次是有計劃的。有時候緊急抽調，比如凌晨2:20打電話，叫你3:00到位。」按照要求，被抽調人員必須是醫務人員，並且經過核酸檢測培訓。王淑怡安排的50人大部分是護士，還有部分醫技人員。後者除去臨床醫生，也包括執業藥師、檢驗科醫生等。

限定時間內大規模核酸採樣對醫護人員是身心的雙重折磨。在南方一線城市從事護士工作的趙洋，曾支援過不久前深圳疫情中的全員核酸檢測。她向端傳媒回憶，最多時一上午採樣近1000人。「連續幾個小時重複一個動作上千次，大腦不用工作了，就是麻木。大家突然就理解了富士康員工跳樓的那種崩潰。」

為應對核酸檢測抽調，王淑怡的醫院也像很多醫院一樣建了一個抗疫微信群。接到採樣通知後，群裏會公布需要多少人手，大家自願報名。不同科室輪替，誰休息就去支援。遇到緊急全員核酸，整個科室所有休息人員可能都會被抽調。「有時候這樣都不夠，剛下夜班的同事不睡覺就抽去做核酸。」

據端傳媒了解，廣東省佛山市4月初因出現新發病例立即開始相應區域全員核酸，當地一家醫院4月9日臨時通知在休醫護支援。而這家醫院此前已外派人員支援抗疫，仍留院的醫護人員早已持續多日高強度工作。

核酸採樣時限的縮短是另一根越勒越緊的弦。按照最新版《核酸檢測組織實施指南》，全員核酸檢測時限從3天縮短至24小時，不論城市人口規模大小。為了在時限內完成核酸檢測，所有人被迫「連軸轉」。

由於中國大陸主要採取PCR（聚合酶鏈式反應）核酸檢測方式。檢測結果的快慢取決於PCR實驗室的檢驗能力。王淑怡說，比採樣醫務人員更辛苦的是實驗室人員。採樣取樣完成後，剩下步驟均需在實驗室由專業人員完成。「PCR實驗有很多手工流程，做不快的。現在（強度）會累死一個檢驗科主任。」

王淑怡告訴端傳媒，現在各地都在擴建PCR實驗室檢測能力，但不管是商業的、醫院的還是疾控中心的PCR實驗室，都已經做到「要麼是人受不了了，要麼是量已經到頂格」。「我在群裏看到過很多次，實驗員下班的時候告訴（科室主任），『我要吐了，你不要給我加班費，我付你錢，我要休息一下』。」王淑怡說。

在此次Omicron疫情之前，長達兩年的日常防疫早已讓醫護疲憊不堪。一直高壓運行的是發熱門診。按照中國大陸要求，患者出現發熱等10類症狀，需立刻前往發熱門診排查冠狀病毒感染情況。由於10大症狀幾乎覆蓋普通發熱的所有症狀，前來排查的多數患者往往不過是普通感冒。

理想狀態下，核酸檢測結果出來前，為避免傳染就診人員應被妥善安置。但實際中，王淑怡指出，發熱門診可容納的人數有限，醫院也無權強制問診者留滯。結果是，發熱待查的病人要麼聚集在並不寬敞的區域，要麼不知去向。

自2021年開始推進的疫苗接種是各地醫院揹負的另一項重擔，王淑怡的醫院也不例外。支援疫苗接種須有相應資格證書，接種者中如有老人或兒童，須保證一名醫生坐鎮，或配備一名兒科醫生，而兒科醫生在大陸一直存在很大缺口。「接種疫苗也是每家醫院抽，全鋪開來打疫苗的時候，每家醫院都有很大壓力。我們每天派四五個人，已經派了一年多了。」

各類防疫任務中，王淑怡認為核酸檢測是最佔用醫院精力的，「它是一種政治任務，是不可預期的，忽然之間可能就要加碼。」趙洋所在醫院支援深圳核酸採樣前，當地基層醫療機構已經連續採樣四十多天。「我們現在已經離開深圳回來了，他們還在做核酸，只不過現在可以輪休。這種生活已經整整兩個多月了。」

「清零」壓倒一切，醫院艱難度日

只有隔離才能真正休息。4月11日，在上海周邊省份一家縣級市醫院工作的李楠告訴端傳媒，因為有感染者來看診，自己醫院除急診和發熱門診外又一次全院停診。但這一次不同的是，當時他恰好在上班，健康碼因此變黃碼，要在家隔離。「在家休息，幸福得不得了」。

二級及以下醫療機構在兩年抗疫中揹負着比三級醫院更大的壓力。王淑怡告訴端傳媒，除了防疫任務，它們通常還肩負接種各類疫苗、完成國家公共衞生項目等日常任務。而一旦全員核酸，二級以下醫療機構基本全院停診，僅保留急診。

以李楠所在醫院為例，當地三月中旬發現多例Omicron感染者後，僅一家重點醫院連續消殺三天後繼續開診，其餘醫院在急診和發熱門診之外全部停診。「因為沒有醫生，都出去採核酸了，」李楠說。據他介紹，在停工停產停課的半個月裏，全市進行了七八次全員核酸，感染者所在封控區甚至多達十二三次。4月10日本以為疫情平穩後當地再次發現新發病例，除前述那家重點醫院之外其餘醫院再次停診。李楠所在醫院停診兩天後僅恢復部分診療活動。

因為疫情，醫院的日常診療無法正常開展，公立醫院原本就不高的效益更加低迷，額外的抗疫支出卻在不斷增加。王淑怡對端傳媒表示，國家承諾的抗疫基金撥款非常有限，「幾乎等於沒有」。目前醫院發放給醫務人員的抗疫補貼都是自掏腰包。「我們打疫苗、外出做核酸都是義務，不算勞務費的。錢是醫院自己發，國家到現在都沒有撥款。」

2022年3月，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發布本年度部門預算。預算文件顯示，全國公立醫院的預算支出比2021年下降8.96%。根據由其發布的《2019年度全國三級公立醫院績效考核國家監測分析有關情況》，有高達17.61%的三級公立醫院處於虧損狀態，39.04%的三級公立醫院資產負債率大於50%。而三級醫院在中國醫院體系中屬於最高級別，其下又分甲乙丙三等，在技術、規模、效益等方面均具有明顯優勢。

在「清零」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下，兩年間多數醫院都在艱難度日。王淑怡說，抗疫讓國內醫院本就吃緊的收入雪上加霜。「大一點的醫院還能趁疫情穩定時大做一波，虹吸周邊的診療服務。小一點的（醫院）沒有病人，還要抗疫，虧損的很多。」王淑怡所在醫院雖是當地最大的一家，但也僅能勉強維持收支平衡。

一位熟悉中國縣級醫院的傳媒人士告訴端傳媒，近期中國東北部一家二級醫院院長向她訴苦，因為財政預算削減，醫院本身經營壓力就已經很大。現在又因為抗疫，醫院人力和資金都被分流去做全員核酸檢測。如果繼續如此，醫院將面臨虧損窘境。李楠3月底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也提到：「下個月的獎金在哪裏都不知道。」

王淑怡說：「現在是我們當地醫院資源最緊張的時候，還要隨時面對外派支援，醫院到底能不能撐得住」，不論是人力上，還是財力上。

與王淑怡、李楠相比，趙洋所在城市因離上海較遠，在院人員相對充足，完成外派抗疫任務後，還能享受休息時間。但她形容「緊繃防疫之弦已經成為常態」。近期，深圳、東莞等地疫情也讓趙洋的醫院警惕了起來，上海疫情全面爆發後，醫院要求院內人員核酸檢測由一週一次變成兩次，從不允許出廣東省變為不允許出廣州市。「會上已經明確強調，隨時做好準備支援工作。」趙洋說。

外派支援還可能臨時加碼延長。一位支援過多地抗疫的護士告訴端傳媒，「比如，過去後說兩天不行，需要三天或四天，科室壓力會非常大，醫院壓力也非常大。醫療系統本身日常運轉就已經非常緊張。」

趙洋說：「現在所有人都取消休假，婚假喪假需要報備批准，這種狀態已經很久了。我了解廣州市大多數都是這樣。」即使人力財力均遠超王淑怡和李楠所在醫院，趙洋所在的省級醫院也因為抗疫「很多該發的補貼可能都不發了，不過至少（工資）沒有少」。

誰在為清零付出代價

「如果當前的防疫狀態繼續，總有人付出代價。」在王淑怡看來，最令難以承受的不是病毒，而是政策。2020年疫情全面爆發以來，一直接診重症病患的王淑怡說，「武漢疫情，我們是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非常單純地想把它控制住。當然有很多問題，但這是措手不及的問題。」

她以中國的春運比喻當下頻繁的全員核酸：國內的鐵路系統很發達，但幾乎每年都會出現買票難和回家難的春運現象，「因為真的是汪洋大海一樣的量，而且是限時做完。」

醫護高強度負荷問題早在疫情暴發初期便受到公眾關注。據媒體不完全統計，疫情初期前三個月，有近30名一線醫護因過勞或過勞引發其他疾病去世。此後，中國大陸從中央到地方出台數個文件強調關愛醫護人員。2021年5月，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財政部發文要求「建立保護關心愛護醫務人員長效機制」。

「每個文件都在說要關愛醫務人員，嘴皮子上扯扯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問題在於，這麼大的任務壓下來，你叫誰來做？關愛來關愛去，是不是還是要完成任務？所有的文件都在說要以最小代價，我不知道大家心裏的最小代價是一個什麼代價。」王淑怡反問。

壓力層層傳導，從醫院到科室再到醫護個人。王淑怡說：「就像一台巨大的機器，每一顆螺絲釘不能說你受不了了。」

面對強大的行政機器，負責具體執行的醫護個人或許尚存一點彈性空間。「快點做、慢點做，反正就是做任務。」提及充當組織者和管理者的醫護人員，王淑怡流露出一絲同情和理解：「方艙醫院院長都是醫生出身，作為醫生他有自己專業的認知，（但）作為組織者就要做很多現實的妥協，作為行政管理者對『尚方寶劍』更是沒有辦法。越是他們那樣的狀態，越是理性和情感的分裂，越是吃不消。」

「清零」政策抽走了醫護，也「抽空」了醫院的診療資源。3月23日，上海東方醫院一名護士突發哮喘因該院急診關閉，轉診後搶救無效去世。抗疫已經兩年，但因防疫政策導致「就醫難」的事件仍在不時發生。

「國內轉診系統本就不通暢，上海比我們中小城市更不通暢。沒有疫情的時候，上海的門診都很擁堵。」王淑怡認為，政府文件中關於疫情防控政策下就醫問題的應對措施，醫院只能滿足其中一環。「上海和周邊省份的行政能力和醫療能力算全國最強的，就我所看到的，有人管也不管不到位。它（政策）造成的後果很嚴重，醫院沒有那麼大的能力。」

王淑怡以血透患者為例，血透病人出門先要徵得社區同意，而封控時城內交通幾近癱瘓，前往醫院途中要經過多個檢查卡點。血透病人多數是有基礎疾病的高齡患者，透析完回家途中又要再經歷一次來時的繁瑣手續。如果健康碼遇到問題，對不擅長使用智能手機的老人來說，行程遇阻甚至耽誤治療幾乎必然。

另一方面，不同科室醫務人員被外派支援抗疫，人員虧空只能科室內部消化，這對於專業細分的科室正常運轉有很大影響。趙洋說：「如果手術室護士、ICU（重症監護病房）護士、病房護士都被抽走，手術的量就沒法保證只能延後。」

醫院內收治非冠狀病毒感染的傳染病資源也早已耗盡。王淑怡告訴端傳媒，當地已經沒有一家醫院可以收治肺結核病人了。「遇到症狀比較嚴重的結核病人只能讓他待在家裏，因為沒有隔離病房可以收住，所有（病房）都被佔滿了。」

「就醫難」的根本原因是仍在延用兩年前武漢疫情的強硬清零政策。「這個方式肯定是要付出代價的，誰來付？Omicron肯定會導致重症病人的死亡，我也完全理解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大的數字。但如此嚴格控制它，就會有另外一撥病人死去。你看到有任何一個醫生，有任何一個醫療系統的人（真正）發出聲音來嗎？用鐵腕來管理的人都是行政人員，他們要看到的是社區清零。不清零的話，他的烏紗帽就掉了。」

王淑怡對政策的改變感到悲觀。「只有醫院的人才知道這個狀況，它有一個壁壘。只有要去血透，才知道是這個狀況；生了腫瘤，才知道叫天天不靈。」她認為，按傳染病的發展規律，「不改變策略的話，肯定是病毒沒有造成傷亡，但是規則造成傷亡，一定是這樣的結果。」

端傳媒實習生楊采妮對本文亦有貢獻

（為保護受訪者，文中王淑怡、趙洋、李楠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