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症當下，香港監獄暫停探訪，僅能靠信件與囚犯通信，但要經過消毒，消毒水把墨水都化開了。香港出現政治犯此事一早不再新鮮，寫信師應運而生，與牆內人通信，也有一封封來自政治犯的獄中手記。
去年七一前夕，還押一個多月、已解散的支聯會常委副主席鄒幸彤曾短暫獲保釋。初嘗牢獄滋味後，她繼續寫信，參與公民社會討論，受訪時一度嘆：「唯一嘅娛樂就係寫信。」她曾稱坐監不是抗爭的終點，至少香港監獄相比中國黑洞，仍有傳出音訊的機會。
事實上，自監獄出現後，便有在獄中寫作的人。據傅柯所著的《規訓與懲罰：監獄制度的誕生》，歐洲社會在十八世紀前，仍會「奇觀」般公開處死重大罪犯，用以警示大眾，後改為以嚴格的作息制度及工作奴役罪犯，形成監獄體制，日復日控制及教化犯人。
然而，飛越高牆，「監獄書寫」頻頻在歷史中現身。不論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柯旗化的獄中家書，施明德所著的《囚室之春》，王爾德因同志愛被囚、在獄中寫作的情書《自深淵》，還是十八世紀離經叛道的法國貴族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在被囚於巴士底監獄的五年間、偷偷摸摸以蠅頭小字寫成充滿性虐奇想的禁書《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均是以想像超越囹圄的實例。
曼德拉曾寫過，「沒進過一個國家的監獄，就不能算是真正了解這個國家（It is said that no one truly knows a nation until one has been inside its jails)。」五年來，筆者在港採訪過羈留者、囚犯，也在馬來西亞訪問過運毒的死刑犯，以及因販毒被囚菲律賓監獄終身的港人鄧龍威家屬。高牆之內沒有自由，但國家不同，就有截然不同的監獄，監獄空間由封閉到開放，對待囚犯身心的方式由剝奪到給予，立體而複雜。本文精選七本以不同角度書寫各地監獄的書，在此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