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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俄「極右」全分析:例外的淪陷,與隱密的支持者

無論之前如何,戰爭和源源不斷的仇恨情緒就是極右最好的土壤。


2021年1月1日,烏克蘭基輔,烏克蘭民族主義政黨 (OUN) 創始人斯特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 誕辰112週年,支持者集會時舉起火炬。 攝:Valentyn Ogirenko/Reuters/達志影像
2021年1月1日,烏克蘭基輔,烏克蘭民族主義政黨 (OUN) 創始人斯特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 誕辰112週年,支持者集會時舉起火炬。 攝:Valentyn Ogirenko/Reuters/達志影像

俄羅斯以「去納粹化」為由入侵烏克蘭已經有一個多月,雙方都熱衷於抨擊對方為法西斯或者新納粹,互相指責對方犯下炮轟民房、虐待俘虜等等戰爭罪行,彷彿自己才是「偉大的衞國戰爭」的真正繼承者。但或許事實與此相反——和其它東歐國家一樣,俄羅斯和烏克蘭都在蘇聯解體後陷入了動盪,先後孕育了極為生猛的極右翼勢力,並且最終都形成了執政當局與極右勢力合作的現實。

這並不意味着「烏(克蘭)納(粹)」或者「普特勒」這些咒罵之詞很好地反映了政治現實。反而更應該強調的是,儘管「新納粹」的確是當前兩國當局實際上的合作者甚至盟友,但在親俄或反俄情緒的需求下,這些指控掩蓋了極右政治光譜中不同派系的意識形態需求,也就容易使外部觀察者高估或低估了俄烏國內的新納粹勢力,繼而對雙方的戰爭目的和未來形勢形成誤判。

實際上,相比其它東歐國家,烏克蘭的極右力量一直都頗為弱小和邊緣化。反而正是在2014年「尊嚴革命」、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烏東叛亂等事件的連續衝擊下,烏克蘭安全局勢急轉直下,新納粹組織才堂而皇之地登上舞台中央,並擁有了和其群眾支持度不相匹配的媒體曝光度和政治影響力。類似地,俄羅斯右翼也在歡呼西方對俄制裁所帶來的孤立:對他們來說,經濟上的嚴厲制裁不但可以讓俄羅斯與西方強制「脱鈎」,文化上的抵制還可以阻擋西方文化對斯拉夫東正教傳統的入侵。

在俄烏局勢愈發緊張的今天,戰爭和源源不斷的仇恨情緒就是極右最好的土壤;而當血肉澆灌成的新納粹「黑太陽」(常用符號)升起,恐怕就不會再輕易落下。

2009年2月4日,美國華盛頓,一名婦女在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參觀有關納粹政治宣傳的展覽。

2009年2月4日,美國華盛頓,一名婦女在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參觀有關納粹政治宣傳的展覽。攝:Jim Young/Reuters/達志影像

極右和納粹有什麼不同?

極右翼之所以「極端」,是因為他們的行動幾乎純粹由意識形態驅動,因而理解他們的意識形態尤為重要。

拜俄烏衝突所賜,「新納粹」是現在東歐極右勢力中名頭最響亮的一支,以至於人們常常把極右翼五花八門、怪力亂神的意識形態分支全部叫成新納粹,真正的新納粹反而並不是歐洲極右翼中最主流的。

我們現在所談的「納粹」、「法西斯」都是廣義的概念,源頭分別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和意大利法西斯運動。光是這兩個影響最大的極右運動,差別就不小,更別提各國衍生出的無數種變體。

為了將這個泛化的歷史名詞變得更具體一些,歷史學家做過很多努力。馬克思主義通常將法西斯理解為大資產階級用極端民族主義包裝的反社會主義運動;右翼歷史學家恩斯特·諾爾特曾基於德國納粹歷史提出廣義法西斯的六點最低標準:反馬克思主義、反自由主義、反保守主義、領袖原則、黨指揮槍、極權主義,並將法西斯理解為一種對現代性的反動。

在此基礎上,法西斯歷史研究權威斯坦利·佩恩給出了一個詳細得多的清單,包括三大部分——除了諾爾特提出的三個否定範疇,還有意識形態及目標、風格與組織的特徵——他提出,有必要區分法西斯主義與激進右翼、威權保守右翼等同樣支持威權主義的威權民族主義勢力,因為法西斯的意識形態通常建立在新的文化形式上,而非寄託於原有宗教,且他們設計的新社會需要顛覆現有秩序,有時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革命黨」。

歷史學家羅傑·格里芬則總結,法西斯主義「核心是動員民粹主義力量以推動更新(renewal),從而實現『超民族』的重生(rebirth of the ultra-nation),開創一種新的、革命性的國家或文明秩序。」而新納粹,通常就是指試圖復甦納粹的政治運動和思想。

所以,即便新納粹採取了和其它右翼合作的態度,甚至僥倖走入權力中心,也遲早會設法破壞現政權,以便建立一種全新的社會形態。最好的例子就是希特勒在右翼聯盟政府中被作為傀儡扶持上台後,憑藉暴力手段以雷霆掃穴之勢摧毀了所有不忠的政治派別,就連前盟友也沒有放過。

我們在看待今天的右翼組織時,同樣可以提出一些類似的判斷維度,包括且不限於:它是否是自行組織的暴力組織?是否喜歡歷史上舊納粹的符號系統?是否主張一體化、壟斷化的經濟秩序?它主張什麼政體?此外,還可以觀察它們在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包括反猶主義)、宗教地位、性別政治等等問題上的表態。

2020年10月14日,烏克蘭基輔,烏克蘭右翼「亞速」國民軍,帶著他們的旗幟參加烏克蘭保衛者日集會。

2020年10月14日,烏克蘭基輔,烏克蘭右翼「亞速」國民軍,帶著他們的旗幟參加烏克蘭保衛者日集會。攝:Efrem Lukatsky/AP/達志影像

烏、俄極右組織的表徵

而在這場戰爭中,人們最熱衷的「親俄」、「親西方」的標準,恐怕根本不是極右的意識形態核心,尤其是在危及存亡的緊急時期,「親誰」更像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政治決斷。事實上,俄羅斯極右也有基於白人至上主義而親西方的派系,烏克蘭的泛斯拉夫主義極右也有主張東正教文明而反西方的元素。

在其它因素不好判斷時,符號往往是最容易辨認的新納粹標誌。符號可以傳達對某種歷史遺產的效忠,也反映了納粹主義中神秘主義的那部分——來自古代雅利安傳說的符號會帶來強運。有一定斯拉夫文化根源的文字、「黑太陽」和類似的「轉輪」(kolovrat)符號,在兩國的右翼集會中都很常見。

比如可以看到,烏克蘭的「亞速運動」在符號系統上高度模仿納粹,使用黨衞軍同款「狼鈎」、「黑太陽」。「亞速」指的是亞速海。一戰後,新獨立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曾經獲得亞速海沿岸的土地,使亞速海成為自己的內海,以其為名或多或少代表了一種領土修正主義和民族復仇的敘事。

符號當然也可以用來掩蓋真實意圖。頗具影響力的泛右翼黨團「自由」,其前身是也使用狼鈎為標誌的新納粹「烏克蘭社會-國家黨」,但為使自己看起來更加主流化,其從2009年開始改用黃藍配色的、豎起三個手指的手勢圖案,這個手勢代表著烏克蘭民族標誌「留裏克三叉戟」,在八十年代末的烏克蘭獨立運動中特別流行。

由於烏克蘭民族主義中存在強烈反俄情緒,曾和納粹合作的反蘇游擊隊首領斯特潘·班德拉就常常被視為民族英雄。班德拉因為參與了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在波蘭和烏克蘭對波蘭人和猶太人的種族屠殺而在西方臭名昭著,然而烏克蘭方面卻對他有不同看法。反俄的烏克蘭總統尤先科2010年追授他為「烏克蘭英雄」,不少烏克蘭人認為班德拉並不是真正的納粹,而是為了讓烏克蘭從蘇聯獲得民族獨立才與納粹合作:當地機構2021年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中,大約32%的烏克蘭人認為班德拉是對烏克蘭有利的歷史人物。

不過,也有幾乎同樣比例的人認為他是負面人物,親俄的總統亞努科維奇也在2011年將其英雄稱號取消。

2005年10月15日,基輔市中心,集會期間爆發小規模衝突,戰時烏克蘭起義軍 (UPA) 的一名老兵手持UPA領導人斯特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肖像,以紀念UPA成立63週年。

2005年10月15日,基輔市中心,集會期間爆發小規模衝突,戰時烏克蘭起義軍 (UPA) 的一名老兵手持UPA領導人斯特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肖像,以紀念UPA成立63週年。攝:Gleb Garanich/Reuters/達志影像

極右翼研究的研究權威安德里亞斯·烏姆蘭德(Andreas Umland)曾指出,「(班德拉領導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是所有烏克蘭民族主義政黨、尤其是那些較為激進的政黨的主要歷史靈感來源之一。」連在親歐政治勢力遊行中,人們都經常可以見到班德拉的頭像和他領導的烏克蘭反抗軍黑紅旗。2014年尊嚴革命中,不少示威者都打出了班德拉投降和反抗軍旗幟,當時直接和政府安全部隊對抗而名聲大震的極右民兵「右翼地帶」就是以黑紅旗作為標誌,宣稱自己繼承了烏克蘭民族的歷史正統。

俄羅斯的新納粹同樣挪用了納粹符號系統,在烏東作戰的俄羅斯僱傭兵部隊「羅斯人」(Rusich)小隊就使用了轉輪作為標誌,而該小隊的創始人身上則有黨衞軍標誌紋身。俄羅斯也有不少有特色的新納粹標誌,比如美國指定的恐怖組織「俄羅斯帝國運動」用沙俄的白黃黑三色旗以及雙頭鷹,「國家布爾什維克」則用蘇聯的鐮刀錘子搭配納粹的黑紅白配色。

俄羅斯大部分極右的底色都是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結合俄羅斯悠久的「斯拉夫派」傳統,主張俄羅斯需要保持自己的純潔性,也就是沙俄時期提出的官方民族特性:「專制,東正教,民族特性」。同時,他們也吸收了東正教當中的神秘主義和末世傳統,認為俄羅斯就是世界的「第三羅馬」,只有捍衞俄羅斯的精神才能避免世界的墮落。例如有極強法西斯傾向的新歐亞主義理論家、「俄羅斯國師」亞歷山大·杜金就認為俄羅斯需要擺脱已經過時的自由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通過統合吞併周邊國家、肢解美國和中國等競爭對手,在「歐亞主義」基礎上建立一個俄羅斯主導的世界秩序。

理解了這些,我們可以更清楚地認知在這次衝突中各種右翼政治力量的真正角色。

2014年前的烏克蘭極右:例外的淪陷

具有強烈新納粹色彩的極右翼政黨普遍存在於東歐國家,而且支持率往往不低。在波蘭、愛沙尼亞、拉脱維亞、保加利亞、斯洛伐克、希臘、羅馬尼亞等等國家,極右翼政黨都曾經進入過執政聯盟,支持率在20%到5%之間,基本上都持反移民、反猶、反少數民族、反性少數等立場,甚至同情二戰期間的本國納粹合作者。東歐國家的右翼普遍來源於對蘇聯時代的反感,也有近幾年難民危機的影響。

烏克蘭的極右觀點也很類似,不過不像其他國家的右翼團體一般持親俄立場,烏克蘭極右其實大多建於反俄立場,並和親歐議程綁定在一起。

更加例外的是,烏克蘭極右從獨立以來就一直位處邊緣,在2012年之前,甚至沒有任何極右政黨能夠達到進入烏克蘭最高拉達的最低門檻(編註:「最高拉達」是從烏克蘭蘇維埃政權建立至今的最高議會,實行一院制),在2014年之前,也沒有極右人物擔任過內閣職務。在2006年選舉時,烏克蘭的極右政黨甚至幾乎在組織層面實質消亡,因為它們大多併入了尤先科的「我們的烏克蘭」政黨聯盟。當時其它咬牙堅持的死硬極右黨派只能拿到0.1%不到的選票。

2016年10月14日,烏克蘭基輔,全烏克蘭聯盟「自由」黨舉行集會,以紀念烏克蘭保衛者日。

2016年10月14日,烏克蘭基輔,全烏克蘭聯盟「自由」黨舉行集會,以紀念烏克蘭保衛者日。攝:Valentyn Ogirenko/Reuters/達志影像

其中一位死硬派,烏克蘭社會-國家黨的奧列格·提亞尼波克,在2004年把社會-國家黨改組為「全烏克蘭聯盟自由黨」,並通過改變黨徽、解散下屬民兵組織「烏克蘭愛國者」的方式,來顯得自己更像一個温和的民族主義政黨。然而自由黨的主張一直有強烈的新納粹傾向,他們不承認班德拉犯下種族屠殺,甚至會用暴力衝擊和威脅來對付任何強調班德拉派反抗軍是法西斯性質的活動。此外,他們還號稱烏克蘭是「白人之根」。

自由黨靈活運用反腐敗、反俄、反移民的主張,讓自己向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方向靠攏,成為右翼政治的激進旗幟。這種策略讓他們在反俄傾向更突出、民族主義基礎更廣的西烏克蘭地區獲得了不錯的支持度,並在2009年和2010年的地方選舉中意外表現良好。歐洲難民危機在烏克蘭東部南部掀起反移民情緒後,自由黨又在這些地方組織反移民、反穆斯林活動,好擴大自己的選民盤子。

其實,早在2004年「橙色革命」後,尤先科政府就表現乏力,親歐的民族民主派出現了內部分裂,後繼的亞努科維奇又採取了鮮明的親俄政策,令不少選民對既有的政黨體系感到失望,特別在西烏克蘭地區,親歐反俄、偏民族主義的人群開始迫切尋求新的政治代表。在2012年議會選舉中,前拳王維塔利·克利琴科,就作為政治新人領導烏克蘭民主改革聯盟首次參選,並得到了超過13%的得票,而打着反建制、反寡頭、反俄羅斯旗號的激進右翼也搖身一變為烏克蘭政治中的新鋭力量,取得高達10.5%的得票率,成為首個進入最高拉達的極右政黨,拿下37個席位。

這些都為極右崛起為2013-14年廣場革命的政治主力奠定了基礎。

2014年後的烏克蘭極右:被政權收編

在廣場革命中,自由黨和其它的反對黨一同成立了「全國抵抗總部」。極右派系在佔領獨立廣場的示威者中雖然並非比例上的大多數,卻憑藉發展充分的暴力組織成為最為活躍的一派。其中,佔領過多個區域並多次與警察部隊直接衝突的「右翼地帶」,非常突出。

這個邊緣性的暴力團體在2014年的大規模衝突中迎來出頭機會。根據烏克蘭自由電台當時的報導,在最激烈的格魯舍夫斯基大街騷亂中,右翼地帶實質上佔領該街區,首領亞羅什後來也逐漸被視為獨立廣場佔領者的指揮官。當反對黨代表和亞努科維奇達成政權交接的過渡協議後,包括亞羅什在內的廣場示威者領袖卻公開否決,並要求亞努科維奇立刻辭職。第二天亞努科維奇從基輔出逃到哈爾科夫,烏克蘭議會宣布廢黜他的總統職位,他的宮邸不久後也被右翼地帶佔領,民選的親俄政府徹底崩潰。

不過,這種風頭並沒有轉化為選票——後革命時代,許多政黨都提出了民族主義、反共和反俄羅斯的口號,相對極端的組織就失去了吸引力。當年秋天的議會選舉中,自由黨僅獲得了4.71%的選票,剩6個席位,在大本營利沃夫輸得一席不剩。等澤連斯基在2019年橫掃烏克蘭政壇時,極右聯合名單只能拿到2.15%的選票。

2019年3月16日,烏克蘭基輔,國民軍政黨領袖安德烈·比列茨基(Andriy Biletsky)參加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成員的集會,他們要求對涉嫌腐敗的高級官員進行調查。

2019年3月16日,烏克蘭基輔,國民軍政黨領袖安德烈·比列茨基(Andriy Biletsky)參加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成員的集會,他們要求對涉嫌腐敗的高級官員進行調查。攝:Gleb Garanich/Reuters/達志影像

儘管如此,極右組織卻沒有完全重回邊緣。在亞努科維奇倒台後的政府重組中,有巨變之功的自由黨被獎勵了幾個內閣職位,極右人物帕盧比還成為了最高拉達議長,標誌著烏克蘭極右第一次「登堂入室」。但是,亞羅什後來宣布,革命已經結束,將會解除右翼地帶的武裝並組建新的政黨,反映出波羅申科時代對極右的收編策略。

而隨着東部和南部親俄勢力開始出現分離主義傾向,曾參加另一極右組織「社會民族黨」的比列茨基等人拒絕放下武器,號稱要繼續「民族革命」,把右翼地帶、C14等極右武裝重組為「亞速營」,代替虛弱的政府軍在烏東武裝衝突中衝鋒陷陣,甚至主導了2014年收復馬里烏波爾的戰鬥。波羅申科政府投桃報李般地將他們收編進國民衞隊正式序列,還任命了其副營長瓦蒂姆·特羅揚先後擔任基輔警局局長、副內務部長。得到鼓勵的比列茨基於2016年將亞速營剝離出去,成立了新政黨「國家軍團」,成為烏克蘭極右的門面人物。

有趣的是,根據美國法庭披露,後來成為特朗普(川普)競選顧問的保羅·馬納福特,曾建議亞努科維奇炒作政治極化議題,扶持一個極右政黨嚇唬中老年和俄語選民,且方便分化季莫申科的選票。亞努科維奇當選後,由親俄寡頭控制的電視台就開始熱衷於給當時還沒有進入議會的自由黨大量出鏡機會。或許自由黨2012年的議會得票就得益於此。事後烏克蘭媒體調查發現,亞努科維奇還真秘密給自由黨送過好幾筆錢。

出乎意料的友誼

有意思的是,俄、烏兩國文化中都有繼蘇聯時代留下的深厚的戰爭受害者記憶,並形成了一種強烈的納粹受害者認同。但這些記憶經常被用來轉化為標榜正義的政治指控,而失去了真正的意識形態含義:俄羅斯軍隊懸掛蘇聯國旗進入烏克蘭,澤連斯基則引述自己的紅軍家族史反擊俄羅斯的指控。

實際上,普京的「開戰宣言」再清楚不過:在他看來,蘇聯不過是俄羅斯的一個歷史階段,烏克蘭是列寧民族自決原則的粗暴發明,是共產主義者背叛了原本統一的俄羅斯民族。而對烏克蘭來說也同樣如此:從列寧到斯大林的民族政策發生了巨大轉變,「扶持」變成了「鎮壓」,曾賦予烏克蘭現代版圖和工業基礎的蘇聯,同樣也給這個素有「歐洲糧倉」美稱的國度帶來了大饑荒,造成數百萬烏克蘭人死亡。

這給了烏克蘭足夠的理由去憎恨蘇聯。體現在近年,廣場革命中列寧雕像被拉倒,對蘇聯二戰紅軍的紀念儀式也越來越淡化;2015年,烏克蘭議會甚至直接將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並列為極端主義,並予以禁止展示相關符號。

2013年12月8日,烏克蘭廣場革命,示威者推倒了前蘇聯領袖列寧的雕像並爬上了基座上。

2013年12月8日,烏克蘭廣場革命,示威者推倒了前蘇聯領袖列寧的雕像並爬上了基座上。攝:Stoyan Nenov /Reuters/達志影像

普京是「對的」,兩個國家都在推行「去共產化」,只不過在他們眼中對方才是共產主義的餘孽,而自己都是共產主義的受害者。被視為新俄羅斯、小俄羅斯的烏克蘭,其極右勢力實際上也曾和俄羅斯關係密切,烏姆蘭德形容為「出乎意料的友誼」。

比如,「右翼地帶」有一部分重要的武裝繼承自「烏克蘭國民議會—烏克蘭人民自衞隊」(UNA-UNSO),這一組織反對蘇聯和莫斯科當局,在同期的車臣戰爭(1994-1996年)、阿布哈茲-格魯吉亞內戰(1998年)中,都和俄羅斯武裝為敵。但是,當1992年分離主義者在親俄的德涅斯特河沿岸挑起摩爾多瓦內部衝突後,他們為保護在當地屬於少數民族的烏克蘭人而派出了小隊,和親蘇、親俄的當地武裝並肩作戰。

此外,曾經領導UNA-UNSO的迪米特里·科爾欽斯基,日後另行組建了自稱「東正教的塔利班」的「兄弟會」組織。他還在2004-2006年期間擔任國際歐亞主義運動最高理事會成員,這一組織的首領不是別人,恰是鼓吹吞併烏克蘭的新法西斯主義者杜金。科爾欽斯基如此堅定地支持俄烏同盟,連在橙色革命中都站在亞努科維奇而不是尤先科一邊。直到2007年3名歐亞主義者破壞烏克蘭國徽後,科爾欽斯基才退出合作。不過,他還是和俄羅斯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在廣場革命中因為參與反對亞努科維奇的暴力示威而被通緝後,一度傳說他逃到了俄羅斯。

2004年7月19日,迪米特里·科爾欽斯基和他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成員駕駛著裝甲運兵車,抵達基輔的烏克蘭中央選舉委員會。

2004年7月19日,迪米特里·科爾欽斯基和他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成員駕駛著裝甲運兵車,抵達基輔的烏克蘭中央選舉委員會。攝:Efrem Lukatsky/AP/達志影像

俄羅斯:隱秘的合作者

普京2012年第二次執政後,俄羅斯一方面主動「碰瓷」蘇聯,喚起懷舊情緒,另一方面在社會政策上採取東正教保守主義和俄羅斯民族主義。普京懷念俄羅斯民族過去作為超級大國的榮耀,他的領土擴張主義更像沙俄。

這與杜金和另一個新法西斯分子愛德華·利莫諾夫曾經創辦的「國家布爾什維克黨」不謀而合,他們試圖調和極端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讓俄羅斯民族免於被腐蝕。利莫諾夫後來創建了自己的極右運動「另一個俄羅斯」,在頓涅茨克的獨立集會中不時出現;杜金則早就或明或暗地為普京勾勒了未來政治藍圖,逐漸成為克里姆林宮圈子中的一部分,為自己的「新歐亞主義」狂想尋找同盟。

更不用說克里米亞、盧甘斯克、頓涅茨克政權中,充滿了和俄羅斯國家安全局與極右劃不清關係的人——頓涅茨克首任「總理」亞歷山大·博羅代、前「國防部長」、綽號「斯特雷科夫」的伊戈爾·吉金(Igor Girkin)、俄羅斯治下的克里米亞總理謝爾蓋·阿克肖諾夫等人,都是極右報紙《明天》的長期撰稿人,頓涅茨克的「州長」帕維爾·古巴列夫公開承認自己是俄羅斯新納粹組織「俄羅斯民族團結」的成員……

更神奇的是,在明確以俄為敵的亞速營中,也不乏俄羅斯新納粹的身影。據媒體報導,新納粹民兵組織「厭世旅」的創始人、俄羅斯人米哈伊爾·奧雷什尼科夫、「國家社會主義者協會」創始人塞爾蓋·科羅特基赫等人,還有在俄羅斯被打壓的沃坦青年團(Wotanjugend),都在亞速運動中保持活躍。普京一邊留着羅戈津之類的新納粹作為親信,另一方面不時打擊一些過分影響社會秩序的極右暴力團體,後者就常常逃到烏克蘭,最終選擇以烏克蘭作為反普京的基地,和車臣戰爭失敗後流亡的杜達耶夫旅類似。

實際上,本就嚴重腐敗的烏克蘭政府在經歷了2014年的政治動盪後,政府能力的虛弱暴露無遺,在保護國家安全和維持秩序的能力極其不足的情況下,波羅申科一度需要任命烏東的寡頭為州長來維繫統治。例如他任命和俄羅斯關係不佳的烏克蘭第二富豪伊戈爾·科洛莫伊斯基為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長,而科洛莫伊斯基通過資助包括亞速營在內的各類民兵來維持治安。這期間,烏東各種有極右和極端民族主義背景的民兵武裝,或多或少是填充由烏克蘭軍隊和警察留下的權力空白,他們最終也得到了收編和承認。

對於經濟凋敝又能力不足的烏克蘭政府來說,極右民兵武裝實在是省錢又有效的「工具人」,而俄羅斯佔領自身領土的事實又一直刺激着西部大多數人口的反俄情緒,可以成為一個簡單有效的選票動員工具。從這個角度來說,俄羅斯是烏克蘭極右的最大資助者。

可以總結,烏克蘭和俄羅斯極右原本就可以在意識形態上共鳴,而最主張敵對的派系實質上從這種長期敵對中受益。事實上,國際右翼之間最有效的互動一般來說都不是什麼「民族主義國際」,而是被不斷放大的敵對回聲——伊朗保守派得益於美國共和黨的敵對,韓國右翼的選舉勝利很可能得益於中國瀰漫的反韓情緒。

2022年2月6日,俄羅斯入侵的威脅下,烏克蘭國民警衛隊亞速營的一名退伍軍人在基輔為平民進行軍事演習。

2022年2月6日,俄羅斯入侵的威脅下,烏克蘭國民警衛隊亞速營的一名退伍軍人在基輔為平民進行軍事演習。攝:Gleb Garanich/Reuters/達志影像

戰後,極右會發生什麼變化?

作為兩國敵對的一種極端表現,俄烏戰爭毫無疑問是對兩國極右、特別是烏克蘭的超級強心針。在2019年的選舉中,曾推出「去寡頭化」政策的小寡頭波羅申科腐敗醜聞頻出,即便動員起恐俄情緒,仍然不敵橫空出世的素人澤連斯基,極右政黨所剩不多的幾個席位也被人民公僕黨擠了出去。澤連斯基憑藉鍼砭時弊的諷刺喜劇《人民公僕》走紅,在競選路上也是主打反腐敗和國家團結,在2019年以73%的高票擊敗波羅申科橫掃政壇。

如果沒有俄羅斯入侵,完全壟斷了民粹主義議程的澤連斯基很可能不但會在選票上重挫極右,也會在西方敦促下減少政府對極右武裝的扶持。2019年,美國已將亞速團作為仇恨種族主義的組織列入了武器禁運名單,而連澤斯基上任後也成功換掉了和極右關係密切的主要人物,包括任內主導了收編亞速營的內務部長,還有敗選的前議長帕盧比。

但俄軍槍栓一拉,北約如果想不直接介入又要阻撓俄軍,只能源源不斷地往烏克蘭運輸武器,實質上武器不可能不落入極右武裝手中,而且也不現實——北約不可能一邊拒絕澤連斯基加入北約,一邊要求澤連斯基嚴格按照北約的要求供應裝備給「合適的人」,這樣對打擊俄軍也不利。

與此同時,西方極右也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一方面,普京的政策在實踐上非常接近極右,具有捍衞基督教地位、反同性戀、排外主義、民族主義、強人領袖的特徵。製造了挪威屠殺的極右分子布雷維克就說,普京是他最想見的人,普京青年團是他心目中極右青年運動的模板。

的確有些極右和一個世紀前的祖先一樣,推崇重構世界秩序,有些特別主張本民族沙文主義、擴張主義、復仇主義,因此不少都會反對美國或俄國的霸權主義。但全球化時代極右的創新之處,在於他們還從反全球化出發,更加主張孤立主義,而不尋求擴張或者毀滅「敵人」。

布雷維克就曾在自己的宣言裏面批判納粹黨對「世界」而非「本民族」有太多執念,因此是一個需要被唾棄的「左派」。而反猶色彩濃重的另類右翼則會誇獎以色列右翼是「好猶太人」,因為通過讓猶太人建立和保衞自己的民族國家,而不是去支持全球化和普世主義,就可以把各國的猶太人都「送回」以色列,完成「種族純潔」的目標。

在這個角度上,我們或許能更好地理解,為什麼美國的另類右翼和親共和黨媒體沒有利用俄烏戰爭炒作仇恨主義和軍事干預,他們的理由就是「美國優先」,唾棄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時期的「世界警察」式干預主義。這表明了美國民粹右翼運動已經日漸主流化。需要補充的是,也有一些右翼是基於反對分心對抗代表共產主義的中國,而不想和俄羅斯為敵。

但是另一方面,在烏克蘭極右的意識形態建構下,極右也可以視俄羅斯為蘇聯「亞洲侵略者」傳統的繼承者,而把烏克蘭當作白人國家來捍衞。亞速運動在面對俄軍時,當然不會拒絕北約國家援助的武器,但實際上他們也唾棄北約和歐盟的世界主義、反民族主義。

亞速運動的理論家奧蓮娜·賽門尼亞卡主張建立一個包含波羅的海到黑海之間國家的「海間聯盟」來保障自身獨立與安全,這不但是地緣政治選擇,還是一種全新的、獨立的意識形態道路:既不受西邊被文化馬克思主義腐化的歐盟影響,也不受東邊邪惡的「亞洲劣等俄羅斯人」威脅。她為烏克蘭極右引進了西方極右理論,並且牽頭各國極端民族主義組織串聯,還在「阿斯加德之王」(Asgardrei)這樣的納粹黑金屬音樂節上,推廣她視為能夠代表「激進的傳統主義者」的藝術形式,讓更多人接受所謂「保守主義革命」。

2022年2月24日,西班牙巴塞羅那,俄羅斯總統普京對烏克蘭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一名示威者舉著橫幅,上面印有普京和希特勒的肖像。

2022年2月24日,西班牙巴塞羅那,俄羅斯總統普京對烏克蘭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一名示威者舉著橫幅,上面印有普京和希特勒的肖像。攝:Nacho Doce/Reuters/達志影像

普京不是「普特勒」,那誰是?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我們之前定義的法西斯強調「大眾動員」和「革命」,但並不意味着法西斯的掌權方式就只有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的「進軍羅馬」一條路。即便是墨索里尼,來到羅馬後也是和君主主義及宗教保守主義者達成妥協才成為了「領袖」(Duce)。法西斯掌權的更加實際也更常見的路徑是:反共同盟,借殼上市,威逼利誘,鳩佔鵲巢。

一些反對俄羅斯侵略的批評聲音會叫普京「普特勒」,其實並不準確。如烏蘭姆德所言,概括普京的更好的模板,應該是同樣從強力部門出身的右翼老將,魏瑪德國末代總統興登堡。和興登堡一樣,普京不是從一開始就一心搞反西方的新威權主義,而是在一個泛右光譜上小心翼翼地走鋼絲。在經濟發展不順利時,他們都嘗試通過更具民族主義色彩的政策來重新喚起對當局的支持。

不同的是,普京的權力比興登堡大得多,反對派的力量本身就要更弱,也令俄羅斯政權更加維繫於他個人和忠誠於他的小圈子。而這也是更加危險的一種未來——如果出現不能接受的軍事失敗,或是和談能夠達到的條件不能滿足民族主義派系,普京多年來豢養的忠誠反對派當中的那些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新納粹分子們當中,會不會出現真正的希特勒?若他們能動員足夠力量去發起取代普京的政變甚至革命,催生一個史上最大的極右政權,世界又會變成什麼樣?

(戴娜美,社會學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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