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對烏克蘭的入侵開始以來，俄羅斯國內的反戰抗議一直此起彼伏。隨着歐美制裁力度的不斷加大，不少觀察人士曾滿懷期待地以為，會有更多心懷不滿的俄國民眾走上街頭，推動普京政權的倒台。然而，預想中的劇情並未發生。無情的國家機器一經開動，便迅速將異議可能存在的空間擠壓殆盡。普京政府多管齊下，一方面大肆抓捕抗議者，並通過立法將參與抗爭可能面臨的最高刑期提升至15年；另一方面不遺餘力地開展信息攻勢，在封鎖Facebook和Twitter的同時，批量製造假新聞，以期在國內和國際輿論場上混淆視聽。
以上種種，如今都已經是威權政府的常規操作。從委內瑞拉到白俄羅斯，革命之火一次次在地平線上燃起，卻又轉眼在政權的窒息下黯然熄滅。有更多抗爭，早在為人所知之前，就夭折於襁褓之中。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爆發震驚了世界。社交媒體和高速網絡的普及，前所未有地降低了集體行動的成本。人們驚呼，推特革命的時代即將到來。只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過去十年間，威權政府控制民眾的手段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個體的權利和自由，正經受着嚴峻的挑戰。
誠然，暴力鎮壓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變得愈發罕見。如Steven Pinker所言，人類對於暴力的容忍程度自二戰後就不斷下降。烏克蘭每一次爆炸和流血的畫面，都會實時向全世界轉播。赤裸裸的暴行觸及了全人類的底線，因而才引發了整個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彈。
鎮壓未必帶來服從
來自韓國和突尼斯的證據都顯示，被鎮壓的共同經歷有助於異議者們拋棄前嫌，實現和解，並推動更加廣泛的合作抗爭。更糟糕的是，鎮壓帶來的創傷歷久彌深，甚至歷經幾代人都難以癒合。
更何況，越來越多的政治學研究發現，單靠鎮壓往往並不能實現統治者的目的。最直接的證據，恰恰來自烏克蘭人民和俄國政府這對老冤家。上世紀三十年代，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當局試圖在烏克蘭推廣集體農莊，但弄巧成拙，又逢天災，導致糧食產量大幅降低。為了馴服不配合的烏克蘭人，蘇聯當局非但不向災民發放救濟，反而派人上門，挨家挨戶清繳餘糧，最終釀成了三百萬人死亡的歷史慘劇。後世的許多歷史學家，都將這場饑荒視為斯大林政權對烏克蘭人進行的種族滅絕。
那麼，這樣駭人聽聞的暴力，是否真的震懾了烏克蘭人，讓他們從此心向莫斯科呢？紐約大學和密歇根大學的兩位政治學家，Arturas Rozenas和Yuri Zhukov發現，這取決於莫斯科的當政者們是否有能力對烏實施報復。他們分析了大饑荒之後，烏克蘭人民在各個歷史時期所展現出的政治偏好。結果顯示，每當莫斯科的政府實力強大——比如二戰剛剛結束時——饑荒中死亡人數更多的烏克蘭地區就會表現出對俄羅斯更高的支持度。可是，只要莫斯科看上去無力干涉他國內政，這一趨勢就會立刻反轉。比如在蘇德戰爭初期，蘇聯游擊隊在受饑荒影響嚴重的烏克蘭地區更難以存活；在蘇聯面臨解體危機時，這些地區也出現了更多反蘇抗議。時至今日，上述地區仍然是親歐洲政客的主要票倉——只有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兩個自治州除外。兩位作者指出，這是因為親俄武裝在兩地較為活躍，使得公開反俄風險較高。
由此可見，鎮壓並不能讓統治者獲得真心的擁護，只會激起民眾的仇恨，還讓他們學會了把真實的感情埋藏在心底，形成了Timur Kuran所謂的「偏好偽裝」（preference falsification）。在最新的工作論文（正在進行中的論文）中，Rozenas和Zhukov進一步用二戰期間蘇聯紅軍的表現檢驗了鎮壓影響個體行為的機制。他們觀察到，那些經歷過斯大林大清洗的士兵更有可能戰死或負傷，更少逃亡，但也更少有突出的表現。這再次說明，鎮壓的確能讓人表面上看起來更加順從，但這種順從未必導向統治者想要的結果，甚至會在未來為他們創造出更強大的敵人。來自韓國和突尼斯的證據都顯示，被鎮壓的共同經歷有助於異議者們拋棄前嫌，實現和解，並推動更加廣泛的合作抗爭（Chang, 2008; Nugent, 2020）。
更糟糕的是，鎮壓帶來的創傷歷久彌深，甚至歷經幾代人都難以癒合。1944年，蘇聯紅軍從納粹手中奪回了克里米亞半島，隨即以通敵為理由，強制半島上的韃靼人部族向烏茲別克斯坦遷徙。有20%到40%的韃靼人在此期間死亡。2014年，政治學家Lupu和Peisakhin對當年的韃靼部族後裔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曾有親人在強制遷徙中喪命的家庭，直到第三代還會對俄國有更深的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