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烏克蘭戰爭

當代獨裁,鎮壓必定帶來服從嗎

從不犯錯的父親也並不存在。


2022年2月26日,以色列特拉維夫的俄羅斯大使館附近,一名示威者在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集會上舉起俄羅斯總統普京的頭像。 攝:Amir Levy/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6日,以色列特拉維夫的俄羅斯大使館附近,一名示威者在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集會上舉起俄羅斯總統普京的頭像。 攝:Amir Levy/Getty Images

自從對烏克蘭的入侵開始以來,俄羅斯國內的反戰抗議一直此起彼伏。隨着歐美制裁力度的不斷加大,不少觀察人士曾滿懷期待地以為,會有更多心懷不滿的俄國民眾走上街頭,推動普京政權的倒台。然而,預想中的劇情並未發生。無情的國家機器一經開動,便迅速將異議可能存在的空間擠壓殆盡。普京政府多管齊下,一方面大肆抓捕抗議者,並通過立法將參與抗爭可能面臨的最高刑期提升至15年;另一方面不遺餘力地開展信息攻勢,在封鎖Facebook和Twitter的同時,批量製造假新聞,以期在國內和國際輿論場上混淆視聽。

以上種種,如今都已經是威權政府的常規操作。從委內瑞拉到白俄羅斯,革命之火一次次在地平線上燃起,卻又轉眼在政權的窒息下黯然熄滅。有更多抗爭,早在為人所知之前,就夭折於襁褓之中。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爆發震驚了世界。社交媒體和高速網絡的普及,前所未有地降低了集體行動的成本。人們驚呼,推特革命的時代即將到來。只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過去十年間,威權政府控制民眾的手段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個體的權利和自由,正經受着嚴峻的挑戰。

誠然,暴力鎮壓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變得愈發罕見。如Steven Pinker所言,人類對於暴力的容忍程度自二戰後就不斷下降。烏克蘭每一次爆炸和流血的畫面,都會實時向全世界轉播。赤裸裸的暴行觸及了全人類的底線,因而才引發了整個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彈。

1934年春天,烏克蘭大饑荒期間,兩個男孩發現一堆土豆。
1934年春天,烏克蘭大饑荒期間,兩個男孩發現一堆土豆。攝:Daily Express/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鎮壓未必帶來服從

來自韓國和突尼斯的證據都顯示,被鎮壓的共同經歷有助於異議者們拋棄前嫌,實現和解,並推動更加廣泛的合作抗爭。更糟糕的是,鎮壓帶來的創傷歷久彌深,甚至歷經幾代人都難以癒合。

更何況,越來越多的政治學研究發現,單靠鎮壓往往並不能實現統治者的目的。最直接的證據,恰恰來自烏克蘭人民和俄國政府這對老冤家。上世紀三十年代,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當局試圖在烏克蘭推廣集體農莊,但弄巧成拙,又逢天災,導致糧食產量大幅降低。為了馴服不配合的烏克蘭人,蘇聯當局非但不向災民發放救濟,反而派人上門,挨家挨戶清繳餘糧,最終釀成了三百萬人死亡的歷史慘劇。後世的許多歷史學家,都將這場饑荒視為斯大林政權對烏克蘭人進行的種族滅絕。

那麼,這樣駭人聽聞的暴力,是否真的震懾了烏克蘭人,讓他們從此心向莫斯科呢?紐約大學和密歇根大學的兩位政治學家,Arturas Rozenas和Yuri Zhukov發現,這取決於莫斯科的當政者們是否有能力對烏實施報復。他們分析了大饑荒之後,烏克蘭人民在各個歷史時期所展現出的政治偏好。結果顯示,每當莫斯科的政府實力強大——比如二戰剛剛結束時——饑荒中死亡人數更多的烏克蘭地區就會表現出對俄羅斯更高的支持度。可是,只要莫斯科看上去無力干涉他國內政,這一趨勢就會立刻反轉。比如在蘇德戰爭初期,蘇聯游擊隊在受饑荒影響嚴重的烏克蘭地區更難以存活;在蘇聯面臨解體危機時,這些地區也出現了更多反蘇抗議。時至今日,上述地區仍然是親歐洲政客的主要票倉——只有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兩個自治州除外。兩位作者指出,這是因為親俄武裝在兩地較為活躍,使得公開反俄風險較高。

由此可見,鎮壓並不能讓統治者獲得真心的擁護,只會激起民眾的仇恨,還讓他們學會了把真實的感情埋藏在心底,形成了Timur Kuran所謂的「偏好偽裝」(preference falsification)。在最新的工作論文(正在進行中的論文)中,Rozenas和Zhukov進一步用二戰期間蘇聯紅軍的表現檢驗了鎮壓影響個體行為的機制。他們觀察到,那些經歷過斯大林大清洗的士兵更有可能戰死或負傷,更少逃亡,但也更少有突出的表現。這再次說明,鎮壓的確能讓人表面上看起來更加順從,但這種順從未必導向統治者想要的結果,甚至會在未來為他們創造出更強大的敵人。來自韓國和突尼斯的證據都顯示,被鎮壓的共同經歷有助於異議者們拋棄前嫌,實現和解,並推動更加廣泛的合作抗爭(Chang, 2008; Nugent, 2020)。

更糟糕的是,鎮壓帶來的創傷歷久彌深,甚至歷經幾代人都難以癒合。1944年,蘇聯紅軍從納粹手中奪回了克里米亞半島,隨即以通敵為理由,強制半島上的韃靼人部族向烏茲別克斯坦遷徙。有20%到40%的韃靼人在此期間死亡。2014年,政治學家Lupu和Peisakhin對當年的韃靼部族後裔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曾有親人在強制遷徙中喪命的家庭,直到第三代還會對俄國有更深的敵意。

2020年5月11日北京,一名男子騎車經過時,閉路電視攝像鏡頭俯瞰街道。

2020年5月11日北京,一名男子騎車經過時,閉路電視攝像鏡頭俯瞰街道。攝:Thomas Peter/Reuters/達志影像

鎮壓與信息操縱結合,為減少反抗

鎮壓的形式現在變得更加精細和隱蔽⋯⋯然而,再精準的維穩,一旦被民眾察覺,仍有可能像傳統的鎮壓一樣,觸發民意的反彈。

儘管有種種弊端,當代獨裁者們也從未放棄鎮壓這一工具。只不過,鎮壓的形式現在變得更加精細和隱蔽。信息技術的發展,讓各國政府有能力對民眾的行為實施全天候無死角的監控,而這為威權政府執行預防性鎮壓(preventive repression)和有針對性的鎮壓(targeted repression)提供了條件。在這方面,中國政府可謂是引領世界潮流。從2001年開始,中國就着手構建名為金盾工程的大規模監控體系,涵蓋了包括身份追蹤、人臉識別和街景攝像頭等在內的一系列工具。

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學家Xu Xu發現,完成了金盾工程的區縣,相對來說公共安全支出增長更快,社會福利支出增長更慢,被捕政治犯數量也上升得更加迅猛。他指出,監控讓政權獲得了信息優勢,得以用更低的成本實現對社會的管控。德國政治學家Anita Ghodes在敘利亞也識別出了類似規律。內戰期間,阿薩德政權會採取兩種不同的策略清除異己:提供網絡服務的同時實施監控,並藉由暗殺等方式實現定點打擊;抑或是限制網絡服務,再進行無差別的血腥屠殺。具體選擇何種策略,則由政府軍在當地的控制力和支持度決定。

國家對監控系統的需求,甚至催生了全新的政商合作模式。經濟學家David Yang及其合作者的研究表明,在中國,抗議頻發地區的政府更有可能跟網絡技術企業簽訂採購合同。政府提供監控影像作為原始數據,依託企業的技術優勢訓練機器學習模型,以期提升預測精度,更有效地防止集體行動發生。而一旦合同簽訂,企業方很快會推出新的技術專利,當地之後的抗議數量也會明顯降低。

除去建立現代化的監控體系,威權政府也會竭力將其觸角伸入傳統的社會結構之中。二戰結束之後,波蘭政府抓住本國東正教會的組織漏洞,向其中安插了大量「愛國牧師」和眼線,有效地化解了教會對推行共產主義的抗拒(Nelapa and Pop-Eleches, 2021)。耶魯政治學家Dan Mattingly去年出版的著作,詳細討論了中國政府如何通過地方宗族來推行政策,刺探輿情。對社會結構的滲透,讓政權有更多籌碼去逼迫反對者就範,比如威脅其親屬,斷絕其經濟來源,或者用職位換取支持。這些政治學家所稱的「強制性分配」(coercive distribution),有時比鎮壓效果更好。在俄羅斯,大批中產階級受僱於公有部門。由於飯碗掌握在政府手中,他們在歷次反普京抗議中非但不是急先鋒,反而是拖後腿的一群,跟其他國家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Rosenfeld, 2018)

然而,再精準的維穩,一旦被民眾察覺,仍有可能像傳統的鎮壓一樣,觸發民意的反彈。共產主義時期的波蘭,曾派出大批秘密警察監視團結工會的活動。但受到監視的工會成員非但沒被嚇退,反而感到人格受到侮辱,更傾向投身罷工,以彰顯不與政權合作的態度(Hager and Krakowski, 2020)。Pan和Siegel對推特上沙特異議分子的研究表明,在他們被因言噤聲之後,其粉絲會以更大的熱情參入到政治討論之中。Pop-Eleches和Way在最近的文章中提及,鎮壓必須跟信息操縱相結合,才能最大程度地減少反抗。他們以摩爾多瓦為例,指出在該國2009年的鎮壓行動之後,可以看到外國商業電視節目的民眾更不容易去譴責反對派的暴力行為,抑或是支持當局的舉動。而只能收到本國電視台信號的人,態度則恰恰相反。

2020年10月27日北京,人們在中央電視台總部大樓附近的露台餐廳吃午餐。

2020年10月27日北京,人們在中央電視台總部大樓附近的露台餐廳吃午餐。攝:Thomas Peter/Reuters/達志影像

形勢越差,越倚仗鎮壓

當形勢越來越差,說服民眾變得困難,獨裁者會更多地倚仗鎮壓的威脅來維持現狀。這正是過去二十年裏,普京政權表現出的趨勢。

對於威權政府來說,如果能將信息操縱玩弄得恰到好處,那不須太高成本,就足以掌控民心。因此,審查和宣傳這兩種信息操縱的常見手法,成為了越來越多獨裁者的常備武器。中國政府的防火長城(the Great Firewall),是信息時代的審查最為成功的例子之一。自從King, Pan和Roberts的開創性研究以來,已經有一系列工作探討了審查在長城內外運作的方式。Molly Roberts 在她2018年出版的著作中,將其總結為製造恐懼、增加摩擦(friction)和充塞無效信息(flooding)這三大類策略。在她看來,無論何種策略,本質上都是對信息徵税,儘管只是稍微提升了邊際成本,卻會長久地塑造人們在線上的行為模式。

這一觀點被Yuyu Chen和David Yang在中國大學生中開展的實驗進一步證實:僅僅是提供免費VPN,只會讓大學生們更多地瀏覽色情網站,並不會改變他們獲取新聞的習慣或是政治觀點。然而,一旦加上一點「助推」,提供激勵讓他們去西方媒體網站上搜索資訊,情況就大不相同。同時得到了VPN和助推的大學生,在實驗結束之後更願意付費繼續使用VPN服務;其觀念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對中國的未來會更加悲觀,也更有動力去留學或尋求社會變革。

不過,審查有時也會帶來不利於統治者的後果。首先,對信息渠道進行徹底的封鎖,經濟成本往往過高。但若民眾能從某些信源知悉真相,當局的體面將蕩然無存。柏林牆倒塌前夕,大批東德民眾經匈牙利逃亡西方,東德電視台卻極力試圖掩蓋事實。兩位德國學者Gläßel和Paula發現,那些從西德電視中了解到這一事件的東德民眾,會變得對審查制度極為反感。其次,倘若審查過嚴,最後就會變成「道路以目」,讓統治者無從知道民眾的真實想法,也無法提前消除潛在的威脅。所以,中國的審查機構曾在一段時間內允許微博上對政府的批評,只會刪除號召集體行動的內容(Lorentzen, 2014; King, Pan and Roberts, 2013, 2014)。最後,審查的突然來臨可能會激發民眾的反叛心理。Hobbes和Roberts的研究估計,中國政府對Instgram的封鎖,讓上百萬網民學會了如何使用VPN,並進而註冊了Facebook等被禁網站,開始瀏覽各類政治敏感新聞。

相比於審查,宣傳並不需要複雜的通信技術,因此在威權國家也更加普遍。但宣傳的內容不能太過偏離現實,否則無法讓民眾信服。政治學家們認為,宣傳機構往往會採用名為貝葉斯說服(Bayesian persuasion)的策略:趕上好消息就如實報導,趕上壞消息則真假摻半;這樣才能讓洗腦持續下去。現有證據表明,威權國家的宣傳機器確實卓有成效。

Peisakhin和Rozenas研究了克里米亞戰爭之後,俄羅斯國家電視台在烏克蘭領土上開展的輿論攻勢。他們的分析顯示,儘管其中充斥着謊言,這些節目還是讓原本就親近俄國的烏克蘭觀眾更加擁護親俄派政客。不過,對於原本更親近西方的觀眾來說,觀看節目反而起了反作用,讓他們對親俄派更加厭惡。這再一次說明,宣傳對現實的扭曲無法超出一定限度。Rosenfeld在俄羅斯進行的問卷調查也發現,普通民眾更傾向於依靠自身的經濟狀況評判執政黨的表現,而不會一味聽信媒體報導。此外,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媒體還需要在吸引受眾和做好喉舌之間把握好分寸。一味討好政府,失去了受眾群體,不但經濟利益受損,宣傳效果也大打折扣。Qin等人的研究認為,中國報刊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導致了黨媒和商業媒體的分化,並減少了地方報刊中所包含的政治宣傳。

除去在新聞媒體上造假,另一種影響更深遠的宣傳方式是通過學校教育塑造孩子們的認知。政治學家Augustina Paglayan考察了過去200年間的跨國數據後得出結論:在大部分國家,初級教育的普及都發生於民主化之前。威權政府的統治者們早就意識到,初級教育可以培養學生服從命令,安於現狀的品性。從國內動盪倖存的精英集團,有更強烈的意願為大眾教育買單。微觀層面的證據來自Cantoni等人2017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他們通過對北大學生的問卷調查,研究了中國2004年高中新課改產生的影響。結果顯示,那些中學階段使用新版教科書的學生,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更高,對不受監管的自由市場更加懷疑,這正是課改試圖達到的目的之一。

當然,信息操縱永遠需要國家暴力作為後盾。近年來的不少政治理論,致力於理解威權政府如何在不同的控制手段之間權衡取捨。Guriev和Treisman論證到,最簡單的手段永遠是直接收買反對派。只有當收買的加碼太高,當局才會結合宣傳和審查來降低反對派對民意的影響。情況太糟糕,以至於這兩種方式也失效的時候,暴力鎮壓才會被提上日程。芝加哥大學教授Scott Gehlbach等人最近的論文則提出,信息操縱和鎮壓,分別作用於抗議爆發之前和之後,兩者存在互替關係。獨裁者需要調整扭曲信息的程度,以便讓自己做好應對抗議的準備。當形勢越來越差,說服民眾變得困難,獨裁者會更多地倚仗鎮壓的威脅來維持現狀。這正是過去二十年裏,普京政權表現出的趨勢。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聖彼得堡,警察拘留了一名舉著“禁止戰爭”反戰標語的示威者。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聖彼得堡,警察拘留了一名舉著“禁止戰爭”反戰標語的示威者。 攝:Dmitri Lovetsky/AP/達志影像

獨裁者越迷信個人魅力,越容易犯蠢

我們能不能像俄羅斯國家電視台那位舉牌抗議的女編輯一樣,做出不令自己感到遺憾的選擇?一個社會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才真正決定了威權統治能在其中延續多久。

在威權國家中,政府掌握着社會的大部分資源,而且權力不受限制,可以採取各種極端措施消除對自身的威脅。因此,僅僅依靠民眾的力量去挑戰政權,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那些由抗議驅動的政治轉型,基本上是通過催化精英內部的矛盾,才讓整個政權分崩離析(Przeworski, 1991; Casper and Tyson, 2014)。但經驗證據表明,獨裁者在位時間越長,權力也就越鞏固,統治集團內部越難以挑戰其權威。Guriev和Treisman指出,只要獨裁者捱過了幾次危機,哪怕只是由於僥倖,也會讓周圍的精英以為其是能力超群的「天選之子」,從而不敢反抗其統治。從此次戰爭前後,俄羅斯高官對普京的唯唯諾諾,我們就可見其一斑。

更何況,不少獨裁者的確能贏得本國民眾的真心擁護。我們都知道,非民主國家未必經濟發展更差,其中的生活對於普通人來說也並非總是難以忍受。很多畏懼風險,能力不足的個體,甚至有可能更加偏好威權國家中歲月靜好的生活(Scharpf and Gläßel, 2020)。威權政體的根本吸引力,正源自我們內心深處對安逸和穩定的渴望。如果有一位高大偉岸、全知全能的父親,只要我們跟着他前行,他就能向我們提供所需的一切,這樣的日子是不是也不算差?時至今日,不少韓國人還會懷念朴正熙將軍領導他們的時光(Hong et al.,2022)。

只可惜,美夢從來不能長久,從不犯錯的父親也並不存在。領袖掌權越久,就越容易脱離現實,迷信靠個人魅力(charisma)就能解決一切問題,最終把整個國家拖入深淵。普京這一次入侵烏克蘭的錯誤決策,也許會葬送幾代俄羅斯人的未來。

當然,我們不能對普通人過於苛責。在威權政體下生活太久,有時候人們甚至會分不清楚,哪些是自己真實的意見,哪些是被政府灌輸的觀點(Przeworski, 2022)。獨裁者精心編織的管控網絡,會讓反抗者付出過於高昂的代價。要求每一個人都站出來表達異議,這並不現實。但我們能不能像俄羅斯國家電視台那位舉牌抗議的女編輯一樣,做出不令自己感到遺憾的選擇?一個社會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才真正決定了威權統治能在其中延續多久。

德國柏林,希特勒在1936年奧運會開幕式上。

德國柏林,希特勒在1936年奧運會開幕式上。圖:Action Images/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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