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The Unwinding: 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這本書寫於2013年，是由美國記者帕克寫成的美國小人物的故事，近兩年終於在中文界獲得翻譯，2021年出版了簡體中文版《下沉年代》，2022年出版了繁體中文版《螺絲愈來愈鬆》，繁體版由台灣「黑體文化出版社」負責。這本書在近年美國的變動背景下尤其值得重讀，因為人們迫切需要理解關於美國南方農村和鏽帶小鎮的人的經歷和心靈——他們深刻地影響了2016年之後的美國政治。
本文為其中一個人物故事的起源，在原章節中的名字是《傑夫・康諾頓之一》，這個人物的故事貫穿全書，在拜登上任將滿一週年之際，在南方小鎮裡成為拜登鐵粉的他，其選擇或許值得品讀。端傳媒去年已經發表過簡體中文版譯者對本書的介紹和導讀，這一次我們希望轉載繁體中文版本書中的內容，讓讀者更貼近本書。
《螺絲愈來愈鬆：從政客、名流和小人物，記錄當代美國走向內在瓦解與重建的心靈史》
作者：喬治．派克
譯者：王姿云、張苓蕾、黃妤萱、謝濟真
出版社：黑體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1月
一九七九年，傑夫．康諾頓（Jeff Connaughton）與喬・拜登（Joe Biden）初次見面，那時拜登三十六歲，是美國參議院史上第六年輕的參議員，而康諾頓十九歲，就讀阿拉巴馬大學（University of Alabama），主修商學。康諾頓的父母住在阿拉巴馬州亨茨維爾市（Huntsville），父親在陸軍飛彈司令部（Army Missile Command）擔任化學工程師三十年，在那之前父親隨著美國陸軍航空隊（Army Air Corps）橫跨歐洲、中國、日本等地區，出了四十七次任務，戰後在《美國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的獎助之下到塔斯卡盧薩（Tuscaloosa）去讀阿拉巴馬大學，之後以一美元的時薪在伯明罕（Birmingham）一家煉鋼廠工作，接著又去阿肯色州一間家具店做事，再回到阿拉巴馬州，任職於莫比爾市（Mobile）的國家建材公司（National Gypsum），最後投入戰後時期正蓬勃發展的國防產業。小型火箭推進系統的製造是個中產階級的好工作，年收入最高可達五萬五千元，因為冷戰爆發後聯邦政府在這方面投入不少資金。但其實康諾頓的父母從小就家境清寒。康諾頓的爺爺是一戰老兵，一九三二年走上華府街頭與大批同袍一起爭取撫卹金，康諾頓的父親也在場。康諾頓的母親則來自阿拉巴馬州克里克鎮（Town Creek），從小與家中姐妹到他外曾祖母的農田裡幫忙採集棉花，熬過困苦的日子。母親五歲時存了五美分想給康諾頓的外祖母買生日禮物，沒想到卻生病，發高燒燒到四十度，當時賣冰塊的車子剛好在外面經過，他母親還拒絕外祖母買塊冰來幫她降溫退燒，只因家裡除了她所存下的五分錢以外就沒錢了。康諾頓一直想著要是自己哪天決定競選公職，一定要與大家分享這個故事。
康諾頓一家的投票行為分歧不一。母親始終記得小羅斯福總統親臨克里克鎮參加惠勒大壩（Wheeler Dam）的開幕儀式，大批看熱鬧的孩子們沒想到總統居然是坐輪椅的，隨從把他從火車上扛下來，抬進一輛車裡，那一幕讓他們個個鴉雀無聲。之後母親一生都把選票投給民主黨。戰後父親在阿拉巴馬第一次投票，他問投開票所員工該如何投票，得到的回覆是：「公雞底下寫了誰的名字你就投給誰啊。」公雞就是當時阿拉巴馬民主黨（Alabama Democratic Party）的黨徽，該黨是當年唯一有分量的政黨。康諾頓的父親聽了當場決定支持共和黨，隨後幾十年都不曾變心，還等到美國南方的白人接二連三地加入他的行列。即便如此，多年後康諾頓到華府替拜登做事，成為「民主黨專業幕僚」，父親終究還是把選票投給了柯林頓，接著又投給了歐巴馬，但實際上就是投給兒子。康諾頓的老家住郊區，居民大都是共和黨的鐵粉，甚至還有人偷走他們家前院歐巴馬和拜登的競選牌子。
康諾頓個子不高，頂著一頭黃沙色金髮，他既聰明又勤勞，但與所有出身阿拉巴馬的小伙子一樣，自幼就有些自卑，且成長期間並無確切的政治立場。一九七六年，雷根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講表示：「在民主黨執政下，國家的自由受到侵蝕」，康諾頓深受啟發；一九七九年，卡特總統判斷美國陷入「信心危機」，他告誡大家：「現在有太多人對於放縱自我和過度消費抱著崇拜的心態」，演講被批評「無力感十足」，康諾頓又投書《塔斯卡盧薩新聞報》（The Tuscaloosa News），替卡特的演講內容辯護，總之他在移居華府之前都是個搖擺選民。康諾頓也很崇拜甘迺迪一家：一九九四年，他到山核桃莊園（Hickory Hill）參加一場為凱薩琳・甘迺迪・湯生（Kathleen Kennedy Townsend） 舉辦的募款活動 ，當時艾瑟兒・甘迺迪（Ethel）與其他甘迺迪家成員都在豪宅前院竭誠歡迎賓客，康諾頓卻偷偷溜進客人不該闖入的書房，從櫃子上取出一本裝訂成冊的勞勃・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演講集，而且是附帶手寫筆記的原稿。康諾頓的目光落在一行文字上：「我們應該做得更好」，只見勞勃．甘迺迪把「應該」劃掉改成「一定要」。對康諾頓而言，這本書與《聖經》無異。那是康諾頓對政治的第一印象：偉大的演講、刺殺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掛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與玫瑰園裡的甘迺迪總統黑白畫像。康諾頓這等人物在華府的歷史中扮演關鍵角色，但往往遭忽略，比起主角哈姆雷特，他更像是配角羅生克蘭；比起君主他更像臣子，公職和權力的浪漫對他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而這些浪漫最終變得密不可分。多年後康諾頓坦言：「我是最佳男配角。」
一九七九年初，一位就讀賓州大學的朋友邀請當時大二的康諾頓，以阿拉巴馬代表的身份到費城參加全美大專學生會年會（National Student Congress）。機票要價一百五十美元，學生會從預算裡撥出二十五元給康諾頓，《塔斯卡盧薩新聞報》願意付康諾頓七十五元將參加這場盛會的經驗寫成文章，而最後五十元則來自某家溫娣漢堡（Wendy’s）分店的經理：康諾頓一週有好幾次都會在那裡用餐，經理聽說這個大學生正努力籌錢參加國家級的會議，藉此改善當時那種對政治冷漠的校園氛圍，並在水門事件與越戰後恢復人民對政治的信心，讓他十分感動，便從收銀機裡掏出五十元來資助。
年會邀來的第一位講者是來自伊利諾州的死硬保守派共和黨眾議員丹・克蘭（Dan Crane）。克蘭與數以千計歷任議員一樣，當選美國人民的代表後到華府國會服務再默默淡出，不留一絲痕跡。第二位講者是喬・拜登，拜登開場就說：「如果說克蘭議員剛剛那番話是自由派立場的話，那保守派立場大概就是：『你們統統被逮捕了。』」現場頓時哄堂大笑，之後拜登說了什麼，康諾頓一點也不記得，但講者本人卻在他心裡烙下深刻的印象。拜登朝氣蓬勃、幽默風趣，對大學生又有一套，這個回憶讓康諾頓永生難忘。
康諾頓回到塔斯卡盧薩後成立了阿拉巴馬州政治聯盟（Alabama Political Union），他們在秋天舉辦了第一場活動，邀請拜登及來自猶他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傑克・加恩（Jake Garn）針對《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條約》（SALT II）進行辯論，大學將提供五百元的酬金。當時是一九七九年，還沒有參議員不得收取活動酬金的禁令，但在那年一月已經開始設限：薪資以外的收入最多只能與年薪五萬七千五百元的百分之十五一樣。兩位參議員接受了邀請，但後來加恩反悔了，而原本的辯論會幾乎不保，就快被迫成為一場演講了。
康諾頓與一位來訪的友人跳上他那台雪佛蘭轎車便上路了，他那朋友來自楊百翰大學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和傑克・加恩一樣都是摩爾門教徒。康諾頓為了讓加恩參議員回心轉意與友人開了十四小時的車到美國首都，在那之前康諾頓從未去過華府，而首都的環城公路（Beltway）像一道護城河，車子開在公路上卻看不到任何通往華府的出口，只見國會大廈的圓頂一直忽遠忽近，但兩人終於還是找到一條路可以開向國會山莊。沿途經過一條條偏僻街道，那就是華盛頓市的貧民黑人區，市容衰敗破落，城裡有八成民眾都住在這裡，但後來康諾頓在這城市工作、生活了二十年，卻很少再見到。
早上，兩人沿著羅素參議院辦公大樓 （Russell Senate Office Building）一條又高又長的走廊，在一扇高聳、令人畏懼的桃花心木門後面找到了加恩的辦公室。由於康諾頓帶了一位來自猶他州 的摩門教徒，因此即便沒事先與參議員安排會面，議員還是賞臉在會客室接見，但康諾頓最終還是無法改變加恩的心意，因為加恩在辯論當天已另有行程。康諾頓和摩門教徒友人離開後在羅素辦公大樓附近晃了一下，周圍的白色佛蒙特大理石、康科特花崗岩、暗紅的桃花心木以及這個兩黨制組織所散發的排外感與威嚴，都讓他們兩個年輕的外地人自覺格外渺小。當時國會大廈威嚴四射，但不久後將開始出現裂縫，威信蕩然無存。康諾頓與友人原想找其他共和黨參議員出席活動，但大廳裡空蕩蕩的，且安靜得詭異，充滿不民主的氣氛。康諾頓不認得幾個參議員，他有可能瞄到了霍華・貝克 （Howard Baker）、雅各・賈維茨（Jacob Javits）、查爾斯・裴西（Chuck Percy）或貝利・高華德 （Barry Goldwater）。民主黨議員當中，小休伯特・韓福瑞（Hubert Humphrey）剛去世不久，但埃德蒙・馬斯基（Edmund Muskie）、法蘭克・丘奇（Frank Church）、柏爾奇・拜爾（Birch Bayh）、蓋洛德・尼爾森（Gaylord Nelson）、喬治・麥高文（George McGovern）都還健在，只是即將被掃地出門，離開參議院。
鈴聲突然響了起來，忽然間走廊裡湧入一群白髮蒼蒼、高大且氣度非凡的男子。康諾頓和友人跟著他們進了電梯到地下室（咦，那個頭上戴著蘇格蘭圓扁帽的矮小日裔美國人不正是早川一會參議員［S. I. Hayakawa］嗎？），地下電動輕軌列車在國會大廈與羅素辦公大樓之間來回開，車程只需三十秒。有些參議員正走向下一班車，其中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被康諾頓的友人認出來後立刻露出微笑，那位友人走向前，兩人還握握手。康諾頓則一時肅然起敬，在原地一動也不動。那時候甘迺迪正準備挑戰同黨總統卡特，爭取一九八○年的民主黨總統提名，但民眾全然不知，是拜登第一個在一九七八年初告誡卡特，說甘迺迪已盯上他了。
康諾頓始終沒找到共和黨參議員來參加辯論活動，只能返回塔斯卡盧薩，但這已無所謂了。到了九月活動當天，拜登身穿一套量身定制的西裝搭配一條「權勢領帶」，看來整齊俐落。他笑得很燦爛，還露出潔白的牙齒，在校園裡姐妹會大道（Sorority Row）上的Phi Mu 姐妹會宿舍（康諾頓當時的女友是姐妹會成員）舉辦的晚宴上，可愛的女學生們都被拜登迷得神魂顛倒，康諾頓一整晚緊跟在拜登身邊當他的左右手，那時他已認真在考慮是否要從政。學生中心擠滿了兩百人來聽拜登演講，康諾頓先介紹拜登，等他來到講台便回到前排的座位上。
「我知道你們是聽說我很偉大才會出席今晚的活動，」拜登開始說道：「沒錯，大家都說我是做總統的料。」拜登的幽默感讓大家不知所措，講台下發出了尷尬的笑聲。「我才剛結束一場演講，那群學生準備了一個大牌子，上面寫著『歡迎拜登參議員蒞臨』，正當我走在牌子底下時，忽然聽到有人說：『那是拜登參議員耶！』」現場笑聲變大，拜登已控制全場。他開始切入主題，論點清晰有條理且整場九十分鐘無需參考筆記，拜登支持減少美蘇雙方的核武庫存，一一反駁參議院裡反對《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條約》主張。前天才剛爆出所謂蘇聯軍隊在古巴出沒的消息，害此條約深受打擊。「各位，我要告訴大家一個秘密，」拜登小聲說道，他拿起麥克風走向人群，讓他們靠過來聽他說。「那些軍隊一直都在古巴啦！」他喊道：「而且這是眾所周知的啊！」拜登的演講以響亮且延綿不絕的掌聲落幕，康諾頓起身想要向拜登致謝，這個無心的舉動卻讓大家都跟著起立鼓掌。
演講結束後，一名學校警衛開車將拜登載到伯明罕機場，康諾頓也跟著去了。雖然拜登看起來很累，但對於警衛的所有疑問（「民主黨和共和黨哪裡不一樣？」），拜登還是深思熟慮後再回答，就像面對新聞主播大衛・布林克里 （David Brinkley）的採訪那樣謹慎。康諾頓問拜登為何天天從德拉瓦州威明頓（Wilmington ）坐火車通勤到華盛頓，拜登緩緩地講述了一場車禍的故事。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拜登才剛當選參議員一個月就發生那場車禍，由年輕夫妻與年幼子女組成的家庭幾乎慘遭滅門。「我的妻子和寶貝女兒走了，」拜登說：「兩個兒子也傷勢不輕，所以我留在醫院陪我兒子。我真的無心當什麼參議員，但最後還是在兒子床邊宣誓就職，上任後我服務民眾，但我每晚都會回家陪兒子，久而久之就習慣了，所以要我搬到華府我真是沒辦法。」
那一瞬間，康諾頓被拜登迷住了。在他眼前的這個人集聚悲劇、力量與演講魅力於一身，就與甘迺迪家那些政治明星一樣。在阿拉巴馬大學那天，拜登對所有他接觸過的人都施展魅力，直到與對方建立起某種關聯才願善罷甘休，從那些姐妹會女學生、演講觀眾（其中不少人只是為了拿學分才出席）、那名警衛以及康諾頓本人就可以看出來。若想當總統就必須要有這種特質與動力。當他們在機場下車時，康諾頓拿出一個筆記本，拜登在筆記本寫了幾個字：「傑夫與APU的各位，請繼續參與政治，國家需要你們。」當下康諾頓就知道自己最終將跟隨這名男子一路到白宮，到了白宮要做什麼他還不確定，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走到白宮，走到美國社會最頂尖的位置。
大學畢業前，康諾頓又邀請拜登來了兩次，也找數十名議員到學校來進行付費演講，每次演講拜登都說一樣的笑話，到了第三次演講，酬金高達一千元。康諾頓最後一次送拜登到機場時對拜登說：「如果哪天您競選總統，我一定會在場支持您。」
康諾頓並沒有立刻去華府，而是帶著拜登的推薦函先報讀了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時代雜誌》一九八一年某期封面故事是〈追逐金錢〉，報導內容講述當時修讀企管碩士的風潮，雜誌封面上有個畢業生頭上頂著四方帽，帽子尖端還有一個用美元鈔票做成的帽穗。康諾頓從小就沒什麼錢，對他而言，華爾街的吸引力就只差白宮那麼一點，修讀企管碩士就是為了在華爾街打滾，否則拿到一個那麼有聲望的企管學位還去IBM、寶僑那種公司上班，那不就和到華府工作卻被派往內政部服務一樣可笑嗎？他的同學一致認為，那個年頭還在一個實際生產產品的企業上班就代表你已經遜掉了。碩二快結束時，康諾頓搭機前往邁阿密萊德貨車公司（Ryder Truck）面試，他心想要不是可以在邁阿密海灘玩一天，不然他根本沒必要那麼大費周章的。碩一結束後的暑假，康諾頓在休士頓康納公司 （Conoco Oils）打工，公司要聘他當正職員工，但起薪只有三萬兩千元，每半年還會從路易斯安那州查爾斯湖（Lake Charles）被派往北邊一千公里外的奧克拉荷馬州龐卡城 （Ponca City），康諾頓一想到就覺得這份工作與邁阿密貨車公司一樣令人絕望。康諾頓的故鄉本來就在「飛越之地」，他壓根不想在那裡工作。如果沒能在所羅門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或高盛（Goldman Sachs）等投資銀行或麥肯錫（McKinsey）等管理諮詢公司上班，那康諾頓會覺得自己是人生失敗組。
康諾頓並沒有忘記拜登。他在大學圖書館裡忙到三更半夜，把金融書籍放一邊，挖出六○年代出版的《時代雜誌》重溫甘迺迪總統任期的點點滴滴以及他弟弟勞勃．甘迺迪的崛起，還有他們兄弟倆先後遭到暗殺的報導。康諾頓仍想藉由瀏覽那些黑白照片讓自己不至於迷失方向：儘管他應徵了華爾街的工作，但也密切關注著拜登的消息，還寄出幾封求職信，但不是寄給拜登參議員辦公室或是康諾頓算是認識的一名拜登幕僚，而是把求職信寄給拜登本人，裡面寫道：「親愛的拜登參議員，我在芝加哥畢業後會北上，我在想… …」，但終究沒下文。如果是寄給辦公室工作人員的話那還有可能收到回信，但康諾頓並不了解，拜登的辦公室只回覆一些來自德拉瓦州的信件，而康諾頓的信都直接進了垃圾桶。
康諾頓以四萬八千元的起薪加入了史密斯巴尼公司（Smith Barney’s）的公共財政部，在一九八三年夏天移居紐約。那是在華爾街起家的最佳時機，如果康諾頓和其他同學一樣留了下來，或許就已經發一筆小財了。公共財政意味著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享有免稅債券，雖然這不是什麼讓人發大財的管道，但對康諾頓而言再適合不過了，康諾頓在報讀商學院時曾在申請書寫過他想了解企業與政府之間的交集，也希望未來事業可以讓他穿梭於在公部門與民間企業之間。史密斯巴尼公司在佛羅里達州承銷政府發行的水管和下水道債券，那裡的城鎮人口每隔幾年就增加一倍，需要籌集五千萬到一億元的資金來興建基礎設施。
公司會在位於曼哈頓的盧帝斯餐廳（Lutèce）花費三萬元舉辦奢華的慶功晚宴、提供豪華轎車，並向客戶保證那點錢並不會對他們當地造成任何損失，慶功晚宴和承銷費是可以賺回來的，只要把他們在免稅市場上籌到的資金再做投資就行了，這樣一來比起公共債券還能多賺百分之三利息。康諾頓對官員們說：「只要您一句話，我這裡有音樂劇《貓》的前排座位票，不會花到貴州納稅人一毛錢。」官員們會猶豫不決，但隔天早上康諾頓就會收到留言：「我們改變主意了，還真想去看看《貓》呀。」幾乎每次都會上演同樣的戲碼。有一次，某位銀行家來到田納西州的傑克遜郡（Jackson County）向委員會解釋為何銀行的收費越高，傑克遜郡節省的錢就越多。會議室後方傳來某人的回覆：「聽你在放屁咧… …」。身為南方人，康諾頓非常了解只要有來自紐約的投資銀行家南下說：「我們可以幫您省錢」就一定會有人在會議室裡回他一句：「聽你在放屁咧……」。
康諾頓和室友一起住在公司為他們租下的紐約上東區公寓，早上九點半，康諾頓悠悠哉哉走進位於紐約中城的史密斯巴尼公司總部，埋頭工作一整天，和同事一起出去吃晚餐，再回到辦公室忙到半夜才下班。雖然他不像一些怪胎同事一樣聰明，可以在電腦上跑數字分析債券交易的預期收益，但來自南方的他有趣多了，且與居住曼哈頓的許多阿拉巴馬女生有來往。康諾頓從不碰毒品，多年後柯林頓總統上任，康諾頓受聘在白宮工作，在進行安檢時被問到是否使用過毒品，康諾頓的回答是：「我一生都在等待有人能問我這個問題。」但波旁威士忌他倒是喝了很多，還曾經在54俱樂部跳舞玩通宵。但從十一月開始，他和同事之間的談話總離不開年終獎金的多寡。
一年後，康諾頓被調到芝加哥，他厭惡寒冷的天氣並想念南部生活，便放棄兩萬元的獎金，在一九八五年初跳槽到位於亞特蘭大的證券經紀商赫頓公司（E. F. Hutton）。幾個月後，新公司在一次大規模的支票詐欺醜聞中向兩千項郵電詐欺罪狀認罪。整個八○年代，赫頓公司一直在開空頭支票，無法兌現龐大的金額，並在多個帳戶之間轉移資金，再將這筆錢用於無息貸款，短短一兩天內就利用浮差賺取上百萬元。在華府，擔任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成員的拜登開始調查此案件，他在電視節目上討論華爾街的白領犯罪活動日益肆虐，以及雷根政權底下的司法部失責，無法制止白領犯罪。他在紐約大學的演講中提到：「大家都認為我們的法律體系對高層人員不道德或非法行為的管制失敗了，或根本沒認真嘗試過進行有效的管制。」雷根在第二任期顯得老態龍鍾，執政團隊充斥著貪污的氣息，而拜登正準備競逐大位。
赫頓公司認罪後把客戶都嚇跑了，也導致公司錢財、人才兩失，但康諾頓卻死裡逃生，倖存下來。他學習這行業的門路，獨自一人搭乘飛機到佛羅里達與市財政官會面，還提出了一個可行的點子：各郡與各城鎮的退休金負債金額龐大，那不如把這筆錢拿去套利賺差價？先以四趴利率發行一個一億美元的免稅退休金債券，再以六、七趴的利率投資幾年？這是在詐騙美國納稅人，但如果有律師事務所出面背書，那就是合法的，這方面律師也是各出奇招，只因此事越來越賺錢。(34) 一家債券公司表示肯定，康諾頓的老闆自己也當過債券律師，他可高興極了。一九八○年代，康諾頓在投資銀行業摸索門道，原來遊走在稅法邊緣可以發橫財。
他年僅二十七歲就當上助理副總裁，收入十萬元以上，但傍晚回到家卻覺得這並不是他想要的人生。一九八六年底，拜登顯然想競選總統。康諾頓不曾忘記拜登，赫頓公司的某個說客與拜登團隊有關係，康諾頓拜託他幫忙走後門，這招果然奏效。
「拜登對我來說就像是邪教教主，」康諾頓後來說，「這個人我是跟定了，我要騎著這匹馬一路騎到白宮裡，那是我人生的下一站，華爾街我歷練過了，下一站就是白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