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哈薩克斯坦局勢：強人時代終結，未來會走上迥異之路嗎

1月10日，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公開譴責該國近期發生的騷亂，稱之為一場「未遂的政變」，並將騷亂背後的主導人員稱為武裝分子團伙，煽動的是一群暴徒、極端分子和犯罪分子。哈國的國務秘書也在同一天將騷亂定性為一場以政變為目的的恐怖襲擊。從抗議者到恐怖分子，從示威活動到恐怖襲擊與政變未遂，托卡耶夫在集體安全條約組織（「集安組織」），一個由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等六個國家組成的政府間軍事組織的武裝援助下，用強硬的手段試圖平息一切亂局，並宣布自己會取代前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接任哈薩克斯坦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會議」）主席一職，前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馬西莫夫則以叛國罪遭到逮捕。

在1月7日，托卡耶夫下令哈國武裝部隊可以「無預警開槍」，「集安組織」派出的援兵也隨之到位。但截至1月10日，哈薩克斯坦全國各地的局勢並未完全平息，當天托卡耶夫還在錄音講話中稱自己已經成為「恐怖襲擊」的主要目標。另一方面，托卡耶夫因應此次騷亂導致的國民死傷，宣布今年1月10日為哈薩克斯坦的全國哀悼日，隨着一場由油價上漲引發的抗議活動變成本國和外國武裝聯手鎮壓的流血「政變」，哈國民眾也在這個日子為死傷者祈禱。目前，哈薩克斯坦官方媒體給出的數字是有164人在騷亂中死亡，超過5000人被逮捕。

哈薩克斯坦的騷亂一舉成為近一個多星期以來的全球媒體關注焦點，不僅在於其規模與激烈程度，也在於它牽動了該國長年來的政局走向，以及地緣政治的微妙變化。執掌該國大權橫跨兩個世紀的納扎爾巴耶夫，其雕像在騷亂中被推倒，本人的政治職務也被一抹到底，有力的黨羽也被翦除。俄羅斯和「集安組織」迅速出兵哈薩克，也被認為關係到近期看似一觸即發的俄烏邊境武裝衝突。除此之外，中亞各國政壇雖然素來看似波瀾不驚，甚至帶有冷戰以及蘇聯遺留下的政治層累，但近年來除去「神秘」的土庫曼斯坦，其他傳統四國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政局轉軌，哈薩克斯坦的現狀是否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也是值得觀察的問題。

納扎爾巴耶夫時代的終結

2019年3月19日，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出乎意料地宣布自己將辭去哈薩克斯坦總統一職。之所以出乎意料，是因為在1991年哈薩克斯坦獨立之後，除了納扎爾巴耶夫，沒有其他人有機會坐上該國的總統寶座。放眼從前蘇聯獨立出來的各國，最高領導人職務長期由同一人或者同一家族把持的現象並不罕見。加上納扎爾巴耶夫本人作為哈薩克斯坦「開國總統」的光環，他的個人崇拜的建立以及強硬的統治手段，外界一度對哈薩克斯坦政局變天短期內並沒抱太大希望。像阿塞拜疆的阿利耶夫家族一樣，納扎爾巴耶夫也有意栽培自己的子女，其女達利佳·納扎爾巴耶娃也長期活躍在哈國政壇，大有接班乃父之勢。

納扎爾巴耶夫的辭職對哈薩克乃至中亞政局都足夠震撼，但似乎一切又在朝着納氏安排好的劇本走。3月20日，哈國議會通過議案，決定將首都阿斯塔納更名為「努爾蘇丹」，也就是納扎爾巴耶夫的名字；三天後，納扎爾巴耶夫指定的繼任總統托卡耶夫批准了首都更名方案。除了延續形式上的個人崇拜，納扎爾巴耶夫也並未完全退隱，他出任了哈國安全委員會主席一職，繼續保有權力。同年6月9日，托卡耶夫順利當選哈國新一任總統，達利佳·納扎爾巴耶娃則是參議院議長。

哈薩克斯坦政局看似變了，但又好像沒有太大改變。在2019年10月公布的行政命令中，納扎爾巴耶夫擔任的是終身的安全會議主席，這個職務的權力之大，能影響哈國重要官職的任免。一般而言，除了國防、外交以及內務部長之外，一切內閣部長職務都需要徵求納扎爾巴耶夫的批准，地方首長和司法系統的官員任免同樣需要由納氏本人點頭。雖然納扎爾巴耶夫在採訪中表明自己對卸任總統之後的休閒生活很滿意，但他對外依然可以代表哈薩克斯坦官方出席活動，包括日本現任天皇的即位典禮，並在東京與當時履新的烏克蘭總統澤林斯基會晤。種種跡象使得當時的多數人都認為托卡耶夫無非是前總統的傀儡，哈薩克斯坦依然是納氏的國家。在《外交家》（The Diplomat）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就援引相關觀察人士的論點，稱托卡耶夫或許在某些關鍵問題上能夠提供有別於納扎爾巴耶夫的主張，為哈薩克斯坦提供變革的動能，但在納氏卸任總統後的一段時間內，托卡耶夫鮮少發出自己的聲音，事實是，納扎爾巴耶夫-托卡耶夫新政權依然在抓捕抗議大選不公的抗議者，使得當權者的變革說辭變得蒼白無力。

蘇聯外交官出身的托卡耶夫在1992年出任獨立後的哈薩克斯坦外交部副部長，一度出任總理和參議院議長。但即便在他接班納扎爾巴耶夫之後，不少觀察人士都不認為他會是一個長期選項；相比之下，納扎爾巴耶夫的女兒達利佳，以及在今年騷亂中被逮捕的馬西莫夫，看上去才是真正的納氏接班人。於是，托卡耶夫至少在輿論和社會觀感層面巧妙地利用了他和納扎爾巴耶夫的綁定關係：一方面，哈薩克斯坦依然是納扎爾巴耶夫的國家，托卡耶夫只是他的棋子；另一方面，因為這種綁定關係，托卡耶夫似乎可以免於哈國民眾的不滿與攻擊，因為他所做的無非是在傳達納扎爾巴耶夫（及其集團）的意志。

至少在政壇，托卡耶夫處在一種看似不温不火的局面中。2020年，達利佳·納扎爾巴耶娃被免去參議院議長一職，但這更多像是納扎爾巴耶夫家族的內部醜聞導致的，而且此前納扎爾巴耶夫和其女的關係也已經存在裂痕。不過在社會民生層面，納扎爾巴耶夫的威信卻在一點點降低——此前這位開國總統除了靠個人崇拜與權謀來維護名望，還利用不錯的經濟發展形勢穩定了自己的執政優勢，他利用該國豐富的能源資源與西方各國達成利益往來，同時又在地緣格局上長袖善舞，維持與俄羅斯和中國的良好關係，使得哈薩克斯坦得以在中亞五國之中成為「龍頭」國家。但自2015年開始，哈薩克斯坦的民生問題變得越發明顯，而納扎爾巴耶夫的個人形象和家族腐敗也成為反對聲浪的最主要目標。今年這場騷亂的導火索，就是該國取消了液化石油氣的價格上限，物價的飆漲最終讓民眾走向街頭，事情走向也變得超出各方預料。按照《衞報》的說法，貧困、不公與腐敗的長年累積，最終使得納扎爾巴耶夫不再是「碰不得的」目標。

而在騷亂發生至今，馬西莫夫等人的狼狽下場，以及托卡耶夫逼退納扎爾巴耶夫、正式走向台前，都預示着哈薩克斯坦的納扎爾巴耶夫時代走向終結。《莫斯科時報》的評論就吹風稱哈國民眾對於該國的納扎爾巴耶夫模式已經受夠了，因為他們在納氏掌權時代分不到蛋糕。如今各界更加期待的是托卡耶夫會怎樣處理前總統的政治遺產，又會做出怎樣的改變。Eurasianet的評論文章就指出，托卡耶夫會大刀闊斧地剷除納扎爾巴耶夫的遺產，走一條民粹主義的路線，根據民眾對過去政權的厭惡點，承諾不會繼續前任任人唯親的舉動，並督促藏在暗處的富人們為國家的改革做出自己的貢獻；托卡耶夫還表示將成立一個哈薩克斯坦人民基金。但另一方面，托卡耶夫也在加強自己的統治，他倚重的力量不再是傳統的安全部門，而是國民警衞隊；哈國在騷亂之中也明顯加強了信息管控，加大了對互聯網和媒體的打壓。的確，納扎爾巴耶夫時代已經結束，哈薩克斯坦人民很快也將迎來一個托卡耶夫時代。

「集安組織」的非常態出兵

哈薩克斯坦此次騷亂讓外界關注的另一個因素是，當托卡耶夫發現局勢瀕臨失控後，他迅速向俄羅斯求援，此後「集安組織」派出2500名維和士兵入駐哈國，控制阿拉木圖機場，並且參與鎮壓示威。過去幾十年間，獨立後的哈薩克斯坦一向依靠納扎爾巴耶夫的強人政治處理國內事務，而「集安組織」也往往顯得頗為低調，這些使得此次出兵看起來並不尋常。

1992年，隨着前蘇聯解體，當時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六個獨聯體簽署了《集體安全條約》，一些成員國在2002年同意成立「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如今共有六個成員國，包括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亞美尼亞和白俄羅斯。集安組織奉行集體防禦原則，但在過去幾年中，該組織都鮮少在其他地區安全事務中出手——無論是過去一年白俄羅斯民眾反對盧卡申科的全國示威，還是2020年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在納卡地區打響的戰爭，反倒是果決地響應了哈薩克斯坦總統的求助。「集安組織」的現任輪值主席是亞美尼亞總理帕什尼揚，他在宣布出兵的聲明中稱哈薩克斯坦面臨着外部威脅，也因此足以促發「集安組織」干預的條件。但是，所謂的「外部威脅論」如同托卡耶夫的「恐怖襲擊論」，目前仍然缺乏足夠的理據。儘管只有2500名集安組織的士兵進駐哈薩克斯坦，但是當地民眾對於邀請外國武裝來鎮壓本國民眾的行為不無反感，並且也質疑「集安」的軍力，尤其是俄羅斯武裝人員是否會像他們之前的慣例那樣，執行完任務之後就在該國紮根。

當然，沒有人會否認俄羅斯在此番「集安組織」出兵之中扮演的主導角色。在納扎爾巴耶夫當政期間，俄哈雙方，或者說普京與納氏之間，往往處在一種友好的關係之中。在去年12月28日，普京還公開稱讚了納扎爾巴耶夫在歐亞經濟聯盟成立與發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在評論今年這場騷亂時，普京也直言莫斯科方面不允許哈國出現「顏色革命」，但目前看來他也沒有保留老朋友納扎爾巴耶夫的意圖。儘管有着莫大的象徵意義，但「集安組織」的部隊據稱只會在哈薩克斯坦短暫停留，托卡耶夫方面也如前文提到的，先是允許本國武裝部隊無預警開槍，並將在武力鎮壓過後利用民粹主義推動騷亂的和平解決。不過如一些媒體放出的風聲顯示，克里姆林宮方面對於過往納扎爾巴耶夫家族與西方的經貿往來與黑箱操作多有不滿，一篇爆料納氏一家海外資產的文章此前也在俄媒傳播。換句話說，俄羅斯此次似乎也有意利用托卡耶夫和納扎爾巴耶夫的微妙關係，放任民眾把怒火發泄到納扎爾巴耶夫身上，但卻又控制事態不至於走向徹底的革命，而是維持了現總統的權威。

另外，也有一些觀點認為俄羅斯方面是在測試自身地緣實力。無論是在烏克蘭還是在哈薩克斯坦，莫斯科方面都沒有采取進一步激化事態的舉動。俄軍在烏克蘭邊境枕戈待旦，加上軍方的強硬言論，使得外界都在擔憂俄烏之間免不了一戰，但直到現在，普京依然按兵不動，並且將注意力又短暫轉向了哈薩克斯坦；而在哈薩克斯坦，俄方也並不是單獨出兵，而是以罕見的集安組織集體行動來干預哈國事態。

這種壓力測試也關係到俄羅斯對於後蘇聯政治空間的重構。儘管不像烏克蘭那樣處在與俄羅斯的戰爭邊緣，也沒有過於強烈的民族仇恨，但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依然有着微妙的不和諧音：該國也遊走在俄羅斯和西方各國之間，境內的俄羅斯民族主義更是一大不穩定因素。此前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的邊境一直處在不甚太平的局面之中，因為哈國北部的俄羅斯族人口較多，俄羅斯方面一直有意操縱當地的民族主義情緒來制衡哈薩克領導人。無論是烏克蘭還是哈薩克斯坦，它們並非像其他前蘇聯成員國一樣與莫斯科方面保持穩定的從屬關係，納扎爾巴耶夫此前就不承認克里米亞是俄羅斯的一部分；此次騷亂中，也有來自烏克蘭的喊話，讓哈國民眾「對普京說不」。雖然這種境外聲援會讓俄方和托卡耶夫找到落實境外勢力的藉口，但卻也暗示了哈烏兩國在面臨俄羅斯時的某種聯結：他們緊鄰俄羅斯，又屢屢試圖背向俄羅斯，烏克蘭擔心自己變成俄羅斯的一部分，哈薩克斯坦則擔心自己變成下一個烏克蘭。也正是這種擔憂，給後蘇聯時代的地緣政治空間建構帶來了變數。

不滿與擔憂：騷亂的地緣外溢

在總理帕什尼揚宣布「集安組織」將出兵援助哈薩克斯坦當局解決騷亂之後，亞美尼亞迅速出現了不滿的聲音。亞美尼亞民間的反對浪潮使得總理帕什尼揚陷入了十分尷尬的局面，在聲明中他宣稱「集安組織」的出兵會主要保護哈國政府大樓免遭示威民眾衝擊——2018年帕什尼揚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反對派成功坐上總理寶座，就是在當時國內的街頭抗議中率領民眾衝擊議會等政府建築。另外就是與阿塞拜疆的戰爭中，亞美尼亞曾經請求「集安組織」出動，因為阿塞拜疆並非「集安組織」成員國，按照集體防禦原則，亞美尼亞認為盟國理應出兵干預。但顯然最終只有亞美尼亞軍隊在與阿塞拜疆方面作戰，他們也最終吃下了一場頗為恥辱的敗仗；戰後俄羅斯的斡旋也更多的是以實際利益出發。這些都使得戰敗後的亞美尼亞充斥着沮喪但又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且延續到此次對政府的批評中，因為哈薩克斯坦和阿塞拜疆都是突厥國家，一些亞美尼亞民眾認為哈薩克斯坦實際上更加同情他們的宿敵阿塞拜疆。

作為中亞地區最為強大的國家，同時也是後蘇聯時代相對而言政局較為穩定的國家之一，哈薩克斯坦的騷亂很快出現了外溢效應的苗頭。相隔較遠的「集安組織」盟友亞美尼亞更多地還處在對政治明星的持續祛魅之中——從街頭運動走出的帕什尼揚不再是2018年那個亞美尼亞救星，而成了民眾不滿的出氣口。不過相比之下，亞美尼亞雖然也有着內政外交的困頓，但權力也並非一直攥在一個人或者一個家族手中。除了民眾的情緒宣泄之外，外高加索和中亞多國政府對於哈薩克斯坦騷亂的反應也有所不同。在亞美尼亞的鄰國阿塞拜疆，輿論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在過去幾十年間，哈薩克斯坦和阿塞拜疆有很多可比性：同樣的突厥民族構成，同樣依靠豐沛的能源資源遊走在俄羅斯與西方之間，並且也有着漫長的家族或個人統治。親阿利耶夫當局的阿塞拜疆媒體對於騷亂持明顯的否定態度，因為過去他們一直都在鼓吹穩定至上的宣傳策略。不過，阿塞拜疆方面對於「集安組織」出兵干預哈薩克局勢卻十分不滿——該組織的輪值主席交到帕什尼揚手上後，阿利耶夫與普京的關係就出現了一些嫌隙。因此，阿塞拜疆在官方聲明中堅持讓哈國民眾自行解決事務，並且認定「集安組織」在哈國的駐紮是非法的。

在中亞，吉爾吉斯斯坦同樣參與「集安組織」的行動，但他們國內也存在着不同的觀點。在2010年，該國出現大規模的動亂，當時的吉爾吉斯斯坦和此前的亞美尼亞一樣，請求「集安組織」介入，但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援助。雖然此次參與出兵的議案在吉爾吉斯議會得到通過，但政界反對派和該國民間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批評聲，一些政客和民眾都認為出兵干預可能會惡化哈國局勢，因為如果「集安組織」的部隊不是參與維穩，而是出手挑釁，那麼演變成戰爭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另外，一些反對派主張「集安組織」對成員國提供人道主義救援，而非軍事干預。除了政治上的不同意見之外，出人意料的是一些吉爾吉斯公民也參與到了哈薩克斯坦的騷亂之中，並被指控為「國際恐怖分子」。一些吉爾吉斯抗議人士如今依然被關押在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方面的外交斡旋也尚未取得回應。但作為區域強國，哈薩克斯坦的騷亂無疑為中亞經濟發展帶去不穩定因素。吉爾吉斯斯坦方面首先表達出了類似的擔憂，尤其是考慮到該國需要借道哈薩克斯坦來同俄羅斯展開貿易，如今的邊境關閉讓吉爾吉斯方面頗感焦慮，他們急需哈國邊境重開，以順利獲取從俄羅斯進口的能源，否則他們將繼續探求穿越中國和蒙古的國境來維持與俄羅斯的經貿往來。

在過去一年同樣遭遇大規模示威活動的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也在哈薩克騷亂發生之後對外發聲，表示如果各國不吸取哈薩克斯坦的教訓，那麼類似的事情很有可能發生在其他各國，尤其是烏茲別克斯坦。塔斯社援引盧卡申科在「集安組織」會議上的講話，稱恐怖主義勢力正在中亞各國蔓延，其中阿富汗將會是一個新興的威脅。雖然烏茲別克斯坦在卡里莫夫——另一個納扎爾巴耶夫式的政治強人——逝世後，走上了改革之路，但這場騷亂帶來的焦慮感也是相當明顯的。類似的焦慮感甚至可以在最為封閉的中亞國家土庫曼斯坦那裏看出端倪，儘管有着強力的信息封鎖，但土庫曼斯坦對於哈薩克斯坦騷亂的模糊表態表明，該國的政治精英多少也擔心哈國民眾對腐敗、專制以及個人崇拜的不滿有可能蔓延到本國。所有哈國民眾不滿的該國政治弊病和社會問題，在土庫曼都是常態，因此土方的官方表態避免對哈薩克騷亂的事態描述，轉而以模糊的字眼，例如「悲慘事件」等來指代托卡耶夫口中的這場「未遂政變」。

哈薩克斯坦的騷亂一改該國往日穩定繁榮的面貌，也迫使一個強人時代就此終結，並走向托卡耶夫時代。這種變化的印跡可能會深深烙在接下來哈國民眾的心中，讓這個國家自此走上與獨立之後數十年來迥異的道路。同樣的，哈薩克騷亂預示着這個國家不再是往日的中亞龍頭，而諷刺的是，由於過去的哈薩克斯坦實在是太過「穩定」，外界是否還能像往日一樣與該國展開不同程度的軍事、政治與經濟往來，或許也要看托卡耶夫是否強力到可以延續這種穩定狀態。換言之，納扎爾巴耶夫留下的真空自然是托卡耶夫來填補，而他一方面要像納扎爾巴耶夫一樣去施展權力，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像納扎爾巴耶夫，否則難免刺激到已經憤怒的本國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