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

過去十年，有很多學者都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來研究中國，得到比較適切的分析和創見。但十年後的今天，民企靠邊站，甚至被國企收購，經濟從市場主導回到國家主導。韭菜依然被收割，但鐮刀已經大不同。

或者，我們可以在更大的全球環境去理解韭菜的中國國民性。傅柯在七十年代中期的法蘭西學院的講座中首次系統性地整理「生命政治」的概念，用以指出西方國家在二戰後慢慢發展出來的治理模式。首先，政府必須依賴經濟的增長和人民的生活富足來證明政府的能力，而國家的治理邏輯必須從全民管理轉變為幫助每一個國民的經濟成長，令人民感受國家的發展跟每一個國民的生命發展同步（註1）。 這種現代的國家治理必須依靠新的知識和社會科學調查工具，得出理解人口的各種標準，再以這些標準作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據。（註2）

因此，生命政治有非常強烈的經濟面向和原則，通過一些相關的概念例如自由和競爭等，建立一套完整的經濟--法律規範。（註3）這套新的治理模式把社會從自由主義引導到新自由主義，以個人或核心家庭的經濟發展為中心，把政治經濟化，就是說，政治不再講公共和參與，而是講個人的生命發展。當生產力和發展成為一切政治的依歸，生命、經濟和政治就緊緊糾纏在一起，人民看不到共同體，個人的政治參與只會從私利出發。市場成為社會的全部，人民只會營營役役於各種社會和經濟資本的累積，國家就更容易被治理。

或者我可以用一個十年前的例子來展示韭菜和新自由主義的關係。「浙江浙能鎮海電力公司」是一間七十年代建立的國企，在千禧年後面臨全面改革的壓力，企業要打破原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鐵飯碗」，讓員工面對「崗位靠競爭，競爭憑實力，收入看貢獻」的新環境。對此，人力資源部發明了一套所謂「韭菜培訓人才方法」（註4）， 旨在培育一班見習生，成為一隊韭菜梯隊，成熟的可以被正式招聘，成為合約制的員工，不稱職的員工可以被替換。

在一篇讚美該新制度的文章中，作者直接說：「在一個企業中，正在使用的人才好比韭菜葉子，充分展示並創造著價值，而潛在的後備人才恰似韭菜根莖， 隨時準備長成並發揮價值。在用人才未及時『割一茬』， 後備人才也就無法及時『長一茬』。」就是說，被割的一定要深明大義，因為割「韭菜」的目的是為了讓「韭菜」好好繼續生長，這兩種韭菜既不一樣也一樣，前者是個體，後者是整體。當時韭菜還未成為社會關鍵詞，作者認真覺得這人力管理方法是這等國企改造進入自由市場的好方法，值得研究和表揚。

當時是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發展的盛年，民企發展如日中天。過去十年，有很多學者都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來研究中國，得到比較適切的分析和創見。但十年後的今天，民企靠邊站，甚至被國企收購，經濟從市場主導回到國家主導。韭菜依然被收割，但鐮刀已經大不同。如果傳統馬克思主義相信國家是上層結構，是經濟的下層結構的反映，今天的社會主義中國的邏輯剛相反，經濟必須服從國家的政治決定。

相對新時代的治理模式，韭菜就成為對中國國民特別適切的比喻：在資本家的控制下，所有無產者都是韭菜，但在國家的權柄下，所有資本家都一樣可以成為韭菜。

在新一輪的全球政治對立下，中國的治理方式，逐漸放棄進入西方世界，新自由主義依然發揮作用，但國家更重視對全社會的控制，以有效管理任何政治風險。通過權力和資本，國家可以有更大的能力控制國內國外的所有狀況。國家依然以資本主義掛帥，但資本家必須服膺於國家的最終權力下。相對新時代的治理模式，韭菜就成為對中國國民特別適切的比喻：在資本家的控制下，所有無產者都是韭菜，但在國家的權柄下，所有資本家都一樣可以成為韭菜。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這些平台很多都沒有成熟的風險管理機制，讓利率暴升之餘，很多借貸人沒法贘還債務，2018年很多這類平台集體倒閉，「普惠金融」作為國策，也就無意把無數人送往韭菜被割的命運。

在中國這屆新領導班子上場的時候，總理李克強在2014年的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上，曾經提出一個名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運動，勢要在中國「掀起『大眾創業』、『草根創業』的新浪潮，形成『萬眾創新』、『人人創新』的新勢態」。 當中的概念就是要鼓勵全國人民一起去進入經濟領域，參與創新和競爭，讓國家經濟可以突破瓶頸，從來樣加工的世界工廠發展成帶領潮流的創科大國。但從口號可以看到，這個運動最大的優勢和原材料就是中國巨大的人口。順著新自由主義的邏輯，當「人人」都變成創業者，進入經濟市場，參加競爭，國家經濟就會長足發展。

但如何讓懵懂的韭菜變成創業者？除了創新所需的知識和國家提供的教育外，最必須的是金融資本。因此，「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運動背後，政府也積極推動相關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推動建構有關的支援平台。 各種融資的平台因此如雨後春筍開遍全國，幫助普通民眾進行電子行銷、銷售和經營，建立平台讓商家直接面對消費者。當中就有美團等的集團牽頭的「眾創平台」，提供創業者發佈項目眾籌的機會。這些平台讓 「人人」都可以通過個人借貸去融資，或是把自己的儲蓄轉換成資本，通過平台成為別人的借貸，收取利息。

這種中國式的「大眾創業」運動背後有一個更大的全球金融概念 Financial Inclusion（中國翻譯為 「普惠金融」）去支撐。大概在二千年左右世界銀行提出貧窮和金融服務的關係，世銀相信，世界上大部分的貧窮人口因為都沒法得到銀行服務而被剝奪進入資本市場的機會，如果這些人口都可以得到適當的金融服務，她們脫貧的機會會更大。 通過世銀的催谷，很多政府都鼓勵銀行為草根民眾提供金融的產品和服務，便利購物和借貸，讓她們也可以成為資本市場的參與者。（註5）

「普惠金融」是中國政府順應這個世界潮流加上自己國內的治理需要而產生的國家政策，國家甚至宣傳「普惠金融」是「中國夢」其中一個重要元素，通過它民眾可以整體進入小康社會。（註6）「普惠金融」的國策鼓勵各種「點對點借貸」（peer-to-peer lending）平台的出現和發展，但這些平台很多都沒有成熟的風險管理機制，讓利率暴升之餘，很多借貸人沒法贘還債務，2018年很多這類平台集體倒閉，「普惠金融」作為國策，也就無意把無數人送往韭菜被割的命運。很多受害者上街遊行，這個人稱「P2P暴雷」事件擾攘了一陣子，事情又被盡快地忘掉。韭菜的缺乏記憶再一次被印證。

韭菜的另一個特點是「天天向上」式的勤奮⋯⋯勤勞不是中國人的天性，而是一種道德教化和治理方式，它變成今天國家對中國人的一種建構，是宣傳機器的一部分。

韭菜的另一個特點是「天天向上」式的勤奮，而中國政府（還有香港政府）也把「勤勞」宣傳為中國人的頭號美德，例如中央電視台在2015年就製作了一輯六集「勞動鑄就中國夢」的電視特輯，推銷勞動的種種好處，最後還可以讓中國夢成真。美國知名政治經濟學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就曾經提出，中國沒有發展美國式的帝國資本主義，其中一個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國人民是通過自身的勤勞而不是對外的財富掠奪去累積資本。（註7）

很多學者已經對此表達質疑。（註8） 我只想提出，在古代中國，「勤勞」作為美德是墨家思想的一部分，本身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性。簡單來說，勤勞不是中國人的天性，而是一種道德教化和治理方式，它變成今天國家對中國人的一種建構，是宣傳機器的一部分。雖然馬克思主義相信勞動是人性的重要一環，但也提出對勞動階級的剝削是資本主義最惡毒的面向。今天中國政府提倡人民勤奮工作，如何回應馬克思主義這個最核心的批判？

嘲諷與狂歡

韭菜也不只是一種被利用的工具，當中國人不斷自我嘲弄為無感無能的韭菜的同時，韭菜也開始建立一種自我觀照的能力。

但是，韭菜也不只是一種被利用的工具，當中國人不斷自我嘲弄為無感無能的韭菜的同時，韭菜也開始建立一種自我觀照的能力。一個有趣的例子，發生在2020年五四青年節，當時網絡平台B站推出《致後浪》的短片，邀請名演員何冰以其豐富的感情，用中國式的誇張朗誦方法，滔滔不絕地讚頌中國年輕一代的各種美德和成就。

《致後浪》對年輕人過分厚顏的阿諛奉承，也吸引很多嘲諷它的網絡二次創作，當中一個比較受歡迎例子就是《致前浪》。 《致前浪》的敘述者調侃地用著何冰的腔調，把原有的文字稍稍更改，再加上接收位置的對調，就精簡地把馬屁轉化成指摘，直接批判年長一代的欺詐和虛假，以及中國的代際不公。敘述者直接控訴：「你們有幸遇見這樣的韭菜，但韭菜的不幸，是遇見這樣的你們」。

除了直接的語言控訴外，《致前浪》還剪輯了一些周星馳1999年《喜劇之王》的片段作為背景，甚至直接播出電影的廣東話對白。例如在原視頻中我們聽到何冰的謳歌：「更年輕的身體容得下更多元的文化、審美和價值觀」，《致前浪》的旁白就對應著說：「更年邁的身體左右著我們的文化、審美和價值觀」，背景的聲道同時響起《喜劇之王》片中由吳孟達所飾演的場務員阿毛對由周星馳飾演的尹天仇力竭聲嘶的喊叫：「因為你無資格食呢盒飯！」，當中普通話和廣東話二聲道的對話，以及尹天仇所代表的基本人性尊嚴，成為《致後浪》中最刺痛的黑色幽默。

2020年的《致後浪》對中國新一代的歌頌，背景也隱含對香港年輕人的唾棄，想象當時B站及全國的反香港情緒，再看到《致前浪》對香港流行文化低調地揹書，我們可能更能夠體會當中的曲線反叛。

另一個精彩的B站例子是一條2020年8月上載有關栽種韭菜的視頻，這是上載者「我愛種菜—喜悅」幾十條教導觀眾種菜的視頻的其中一條，它的同系列視頻的收看由幾千到上萬不等，但只有這韭菜視頻在一年多內吸引超過130萬的播放，以及5500條的彈幕評論，幽默的彈幕滿滿地蓋過原來的視頻影像，「全文背誦」、「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我嘩的一聲就哭了」、「證券交易所現場」、「政治隱喻」、「崩三策劃進入直播間」、「996管理方法」等等，評論加起來形成有一種嘉年華式的狂喜，嘲諷著中國人自身的悲劇，也揶揄了世界和制度的崩壞。

建構一個平台讓大眾宣洩一下，應該不是這位喜悅姑娘的初衷，但這個發展，又是這樣順理成章，畢竟如視頻的第一句所稱：「種菜的人幾乎沒有不種韭菜的」，用這樣一個普遍的中國食材和農作物，來進入和揶揄這樣一個中國公共話題，這確實是群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 的最佳反映。如果這些彈幕的作者都是韭菜，韭菜似乎也可以代表一種政治意識，韭菜也可以互相觀照，成為公眾。

韭菜在這兩年的互聯網中，就好像經歷了一種質變，建立了自覺。韭菜作為一個不死生命的比喻，同時具備悲劇和希望的元素：它巨大的生命力，可以成為制度的原材料，餵養權力機器的日常運作；但它也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意識，看到自己也看到彼此。

在最新近的新聞裡面我們看到中國各地樓盤大規模降價促銷，一些業主身家暴跌，拿著韭菜到發展商抗議，要求退款。究竟這些要求是否合理，不是本文討論的範圍，但韭菜在這兩年的互聯網中，就好像經歷了一種質變，建立了自覺。韭菜作為一個不死生命的比喻，同時具備悲劇和希望的元素：它巨大的生命力，可以成為制度的原材料，餵養權力機器的日常運作；但它也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意識，看到自己也看到彼此。當中有複雜的角力和含糊不清的能動性，但更最重要的是，通過韭菜的各種自嘲，我們看到將來充滿可能。

政治的兩面

我們都知道，中國互聯網的審查機制可能是全球最強力和精準的一個民眾管理機器，但是，我們在這個網上又總是能夠看到漏網之魚，除了「韭菜」和「鐮刀」外，近年還有「996」、「加速」和「躺平」等，都成為我們了解中國民眾思想和意識的關鍵詞。究竟中國人是如毛澤東所形容的「六億神州盡堯舜」，還是網民自嘲「割一茬，長一茬」的韭菜呢？可能兩者都是。

韭菜很懵懂，但韭菜也可以很練達，韭菜如何繼續面對這個權力的世界，是一個非常嚴肅的「生命政治學」的問題。

在今天的語境下，韭菜很懵懂，但韭菜也可以很練達，韭菜如何繼續面對這個權力的世界，是一個非常嚴肅的「生命政治學」的問題。如果傅柯理解的「生命政治」是一種政權的統治方法，我們從韭菜的世界中能否把這個邏輯倒轉過來，將「生命政治」視為一種人民的政治意識，提升出新的公共面向？我無法過分樂觀，但韭菜也不必妄自菲薄，始終韭菜「割得越多，長勢越好」。

（彭麗君，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本文由彭教授翻譯、節錄和重寫她在2021年發表的論文：China’s Post-Socialist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Garlic Chives Meme: Economic Sovereignty and Biopolitical Subjects）

註一： 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trans.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1997].
註二：Foucault,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78, trans.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2004].
註三：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trans.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Picador, 2008 [2004].
註四：葉劍波，「“割韭菜” 法培養後備人才」《中國電力企業管理》2011年13期，頁 92–93.
註五： Mandira Sarma and Jesim Pais,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3 (2011): 613–628.
註六：Nicholas Loubere, “China’s Internet Finance and Tyrannies of Inclusion.” China Perspectives 4 (2017): 9–18.
註七：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Verso, 2009)。前者用日本作為非西方資本主義的範例，後者主要看中國。
註八：Joel Andreas, “Changing Colors in China.” New Left Review 54 (2008): 123–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