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追擊柳傳志：「國有」意識形態在中國的還魂

「賤賣」國有資產的聯想

2018年中國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74歲的企業家柳傳志被評為「改革先鋒」100人之一，獲獎原因是「科技產業化的先行者」。官方的表彰不足以讓柳傳志安然趟過最新一波輿論的急流，今年下半年，柳傳志在輿論場上被打為「買辦」，只是和顯然惹惱了當局的馬雲不同，目前對柳傳志的定性和攻擊全部來自民間。

先是7月份滴滴在美國上市引發《國安法》調查，流言一面傳滴滴「把數據打包交給美國」，一面將滴滴總裁柳青和其父柳傳志捆綁，翻出「聯想5G標準投票時不投給華為」的已被官媒和華為闢謠的舊案，以及把香港維他奶事件和柳傳志的父親柳谷書嫁接，痛斥「三代都是賣國賊」。11月6日開始，司馬南接連發布文章和視頻指控聯想「賤賣國有資產」後，倡導「在商言商」的柳傳志已經深陷他不願捲入的「政治」風波中。

司馬南對聯想「賤賣國有資產」的指控顯然經不起推敲，他指出2009年中科院以27.55億元轉讓聯想控股（司馬南根據2008年末的數據計算，淨資產139.49億）29%股份給泰山會會員盧志強的泛海控股，比實際價值少了近13億。但中科院只是聯想控股的大股東，還有其他股東，2008年末聯想控股的「歸母淨資產」（即屬於中科院的股份）為77.18億元，29%即為22.38億元。中科院不僅不是賤賣國有資產，還賣高了。聯想控股也在12月10日公開回應，確認了77.2億元的數據，稱轉讓實現了「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不過，澄清事實無助於柳傳志擺脱風波，反而為「網絡巨魔」（troll）提供了繼續發酵話題的養料。司馬無視77.2億元的關鍵信息，轉而就「聯想真的發聲明瞭嗎」、「中科院和國資委知道聯想發聲明瞭嗎」等無意義的問題做文章，並每天繼續發布不具備信息增量的視頻，只以無賴式的語言（如打臉、打屁股）繼續進行政治指控。

曾經揚言要把馬雲「掛在路燈最頂端」的公眾號寫手趙皓陽接力司馬南，稱柳傳志是「買辦路線和私有化路線的標杆」，將柳傳志參與創辦的企業傢俱樂部泰山會形容為「秘密結社」的「頂級資本家朋黨團體」。

趙皓陽在文章中概括中國企業家的「原罪」：「每個人發家都或多或少涉及那一段國有資產私有化的歷史，要麼就是給國際資本當兒子、跪着掙錢。」司馬南更是直接佔鄧小平的便宜，說「改革開放的路線既定，但是具體的路線，小平同志不可能想那麼細」。他說，以柳傳志為代表的第一批企業家走出來的「這條道路」到了「總結一下的時候」，大有清算改革開放之勢。

去歷史脈絡的批判

這類缺乏歷史脈絡的批判大受年輕網民歡迎，體現的是關於改革開放所做貢獻的社會共識已經異常鬆動，不同力量都在召喚一個新的答案來回答「中國如何達成今天的經濟成就」。

有意思的是，司馬南「起底」聯想，不過是把聯想的企業史以諱莫如深的口吻講了一遍，這段市場化的歷史事實本身就讓B站的年輕觀眾感到「大逆不道」。比如司馬南提到聯想是「從全民所有制改成的有限責任公司」、「中科院的股權從100%降到了65%」，彈幕和評論便覺得其中「盤根錯節」，是令人震驚的「巧取豪奪」，有人問「還能收回來嗎」，還有人直接向紀委監委舉報。進行政治構陷的司馬南，則被B站觀眾評為「當代魯迅」、「真正的勇士」，併為他的人身安全感到擔憂。歷史錯位感嚴重，無怪白岩松為柳傳志辯護時，斥責年輕網民「沒有歷史的判斷力」。

對柳傳志的批判邏輯，歸納起來有兩點：一是聯想的成功主要依賴身後的中科院，而柳傳志主導的幾次股份改革侵吞了國有資產；二是柳傳志讓聯想走上了遠離「核心技術」的錯誤道路，帶頭遏制了中國科技產業的發展。這類缺乏歷史脈絡的批判大受年輕網民歡迎，體現的是關於改革開放所做貢獻的社會共識已經異常鬆動，不同力量都在召喚一個新的答案來回答「中國如何達成今天的經濟成就」。

為國有資產心疼的年輕網民大概不了解，從計劃經濟走出來的中國曾經虛弱無比，私有化拯救了不少國有企業，也扭轉了中國經濟的頹勢。「經濟國師」鄭永年在近幾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寫道：「20世紀90年代，大多數國企，尤其是中小型企業，處於虧損狀態……沒有（民營化）這個過程，很難想像那麼龐大的國企能夠走出虧損的困境……要搞好國企就必須培養一大批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管理者。」聯想的成功只是中科院的無心插柳，80年代中科院創辦了不少公司，大部分都以破產告終，唯獨投資聯想的20萬元，迄今獲得超過200億的回報。其中真正起作用的不是中科院的科研能力，也沒有國家政策的傾斜，而是柳傳志作為經營者的手腕。經濟學家周其仁評價聯想集團的貢獻，就指出其「國有民營」、「國有民有合股」體制是重要創造，這也是為什麼柳傳志被官方嘉獎為「科技產業化的先行者」。

但「國有資產流失」是一項政治指控而不是法律指控，因此任何關於企業家貢獻的定論總是暫時的，隨時有推翻的可能性。1994年，柳傳志和倪光南因為「貿工技」和「技工貿」分歧而關係惡化時，倪光南就向上級控告他存在嚴重的經濟問題，後來又在《北京晚報》揭發柳傳志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狀告和調查持續了幾年，中科院、中央紀委、國家監察部、國家審計署、中國證監會先後對柳傳志進行調查，結論都是沒有發現個人違法違紀問題。2004年，「中國思維論壇」一篇文章再次從倪光南的視角出發，指控柳傳志造成國有資產流失。2009年中科院轉讓股份時，「賤賣國有資產」的說法也再次出現在網絡上。

司馬南對柳傳志的指控完全照搬自當年的網絡帖文，並無新材料，翻舊案一則在於將年輕網民對「資本」的深惡痛絕轉化為流量，二則押注在政治氛圍的緊縮上——召喚「鐵拳」是投機者的利器。對於民營企業家來說，政治風險始終是存在的，營商環境隨時可能變化。2017年接受吳曉波採訪時，柳傳志便提到自己看官方紀錄片《將改革進行到底》時，格外留意片中提到了「有恆產者有恆心」和「個人私有財產立法」，他為此踏實了很多。

「國有」作為一種意識形態

今天的年輕網民，作為改革開放之後對中國體制最自信的的一代人，天然認同國家，對他們來說需要警惕和反思的是資本主義。

柳傳志，白岩松，甚至為柳傳志辯護的胡錫進，共享的集體記憶是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入市場經濟，清楚經濟改革的珍貴和脆弱。而年輕一代接受的是另一套歷史敘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創造了中國的經濟成就。今天的年輕網民，作為改革開放之後對中國體制最自信的的一代人，天然認同國家，對他們來說需要警惕和反思的是資本主義。

對柳傳志的輿論批判反射出的不只是歷史感的缺失，更重要的是「國有」意識形態的還魂。哪怕是國師鄭永年，也認為國有企業應該撤出更多領域，把空間讓渡給民營企業。而年輕一代堅信社會主義創造了日常生活中的福祉，比如國有資本牢牢掌握電力和鐵路，目的是不計成本地把電網和鐵路通到所有偏遠的地區，這是講究利潤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會去做的事情。

在知乎這樣的討論平台上，一邊倒的聲音支持國有資本越過邊界，接管醫療、教育等已經部分市場化的領域。現實也的確如此，以改革開放的標本城市深圳為例，深圳國資委在近幾年不斷入股、控股包括萬科、榮耀、蘇寧、中國平安等民營企業，國資規模快速膨脹，與此同時，民營企業則接連陷入危機之中。

「國有」意識形態是高度道德化的，國家意志被描繪為力量和善的化身。12月5日登上微博熱搜的「靈魂砍價」即是一例，國家醫保局官員和醫藥代表談判，把一款5萬多元的罕見病用藥砍價至3萬多元後納入醫保，砍價視頻在網絡上熱傳。這一場面極具象徵意義，從網民的留言看，醫保局代表善的一端：「為民請命」、「為老百姓爭取最大的利益」，而醫藥代表是虛偽和自私的：「商人不是做慈善的」、「商人永遠不會賠錢的」。儘管也有網民乏質疑醫保基金過多用於中成藥採購，以及有人自述藥品納入醫保後買不到藥的經歷，但對具體事項的討論已經無法議題化。醫療問題由於切中每個人，相關公共討論一向最富有細節和深度，如今連現實感也已經所剩無幾，變成了道德臉譜的填圖遊戲。

信賴「國有」意味着把自己託付給國家，把思考和決策的權力一併交由國家代理。公共生活被國家壟斷是肉眼可見的結果，個人生活也越來越變成國家政策的腳註，缺乏起碼的現實感。國家相信「規劃」無所不能，個人則相信國家規劃是「重大利好」。所以不着邊際的雄安新區被民間吹捧為偉大的工程，已經是經濟特區的深圳幾年內有了許多新的名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粵港澳大灣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二次回歸後的香港也學着推出了北部都會區。

在邏輯推演的末端，所有的財產都是「國有」的，都將服務於國家的戰略。9月份中國多座城市拉閘限電，許多生意受影響的小企業主也信以為真，在朋友圈積極轉發「限電是國家在下一盤大棋」的說法，以致央視都不得不發評論指出大棋論是「低級紅高級黑」。

民族企業的新定義

對民族企業的認證，從能不能佔領更多國際市場，變成能不能維護國家安全，換言之是政治忠誠問題。

對聯想和柳傳志的核心指控是「買辦」，即幫助西方國家在中國進行貿易、把利潤輸送給帝國主義的中國人。如果「國有資產流失」還更多接近經濟罪名，「買辦」則是完全站在國家立場的階級劃分。

「惡名」的積累更早於滴滴事件。2017年，關於聯想在5G標準投票中幫助高通、出賣華為的說法開始流傳。2018年，聯想總裁楊元慶接受英國媒體採訪時，講「聯想是一家全球企業，我們不是一家中國公司」，引發國內網民聲討。楊元慶後來發聲明稱是記者誤讀。2019年，聯想回應了「美帝良心」（聯想筆記本電腦在美國賣得比中國便宜）、「紐約總部」的問題，稱前者是因為中國的税收更高，後者則是謠傳，不過收效甚微。

事實上，聯想也曾扛起過民族品牌的旗幟。1994年，西方對中國出口計算機的禁令解除後，國際電腦品牌進入中國市場，嚴重衝擊了聯想等國產電腦的市場佔有率，柳傳志開始順應民間高漲的愛國情緒進行反擊。當時《中華工商時報》以《聯想與「八國聯軍」拼市場》作為報導的標題，《北京青年報》一個記者號召公眾「保衞聯想」。聯想在報紙上登廣告，詢問用戶聯想的第10萬台電腦應該送給誰，收到了2萬多封來信，情緒都是集合在聯想「民族品牌大旗」之下，最後這台電腦送給了數學家陳景潤。

直到2017年，《中國青年報》的一篇評論仍然在談論聯想國際化的成功給中國企業帶來的啟示，但一直小心翼翼、「不做改革的犧牲品」的柳傳志遇到的問題是，聯想在國際化的道路上已經順利走了十幾年，而中國近兩三年急遽從國際化上往回撤，政治經濟環境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對民族企業的認證，從能不能佔領更多國際市場，變成能不能維護國家安全，換言之是政治忠誠問題。

所以柳傳志在90年代放棄研發「中國芯」，走「貿工技」路線的舊事才又被重提，以證明他的別有用心。與之相對，華為對研發的高投入，比亞迪、寧德時代對中國產業鏈的貢獻，則被看作是真正的民族企業應該做的事情。税收、就業已經不成為企業的自保法寶，能不能對國家的「大棋」有貢獻才是評判標準所在。換言之，能不能成為真正讓國家放心、讓國家覺得有用的企業才是關鍵。和柳傳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專注於實體經濟、樂於做慈善但堅決拒絕工會的福耀玻璃老闆曹德旺，他已經穩坐民族企業家頭把交椅。

回看柳傳志2013年時因「在商言商」言論而引發的風波。那時他在一次小範圍談話中講，「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後的聚會我們只講商業不談政治，在當前的政經環境下做好商業是我們的本分」，遭到許多企業家的公開批評。他後來接受吳曉波採訪時稱自己「不想惹事」，但風雲詭譎之中，無論是僱傭太多外籍高管、高管天價薪酬，還是泰山會「秘密結社」、危及國家安全的指控，都已不是「在商言商」可以化解的。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