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大衛·哈維的學術生涯反思:我們是否在「反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

1975年,哈維與巴黎相遇,並確立了自己此後的研究道路。

1871年5月,一幅描繪法國巴黎公社期間的畫作。

1871年5月,一幅描繪法國巴黎公社期間的畫作。攝:API/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刊登於 2021-12-11

#巴黎#資本主義#大衛·哈維#評論

巴黎是一種觀念。

如果說,雨果在遙遠的海島上如此追憶的時候,所表達的主要是一種懷舊和鄉愁,那麼大衞·哈維則把這個觀念變得更加理論化和可操作化。或者,更確切地說,他把巴黎變成了一種方法。

在一篇最新發表的論文中 (Harvey, 2021. Reflections on an academic life.),哈維對自己的學術生涯做了明白曉暢的反思。他坦承道:

在閲讀了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和《法蘭西內戰》之後,我開始關切1848年革命和1871年公社之間的巴黎。我尤其對聖心大教堂的建築和象徵意義特別着迷,並開始將其作為令人愉快的副業進行研究。因此,在我逐步推進馬克思研究的同時,之前所設想的針對城市化的歷史地理研究也逐漸落腳在了第二帝國時期的巴黎。最終,巴黎項目變成了一種愛的勞動 (a labour of love),當週遭一切都變得糟糕的時候,它成為了我遠離世界的喘息機會。(p.4)

正是在這一探索的延伸處,哈維明確界定了他的研究興趣的內核所在:「對1848年至 1871年間巴黎的城市鉅變進行歷史地理唯物主義視角下的探詢,並由此出發重新定向和推進馬克思對資本運動規律的理論探索「(p.4)。這一關切構成了他全部學術著作的核心推動力,也成為他選擇自己最重要著作的準繩——在哈維自己看來,能夠代表他的研究的兩部著作分別是出版於1982年的 Limits to Capital 和出版於2003年的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初稿是1985年出版的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這一選擇着實有點出乎讀者如我的意料。在我自己的閲讀經驗中,這兩本書都沒有被視作核心的理論文本,更多的時候是被當作某些著作的前傳,或者某些理論的經驗註腳。從中文世界的接受度來看,這兩本書的影響力也明顯遜色於《新自由主義簡史》和之後的一些新書,甚至不及他作於1969年的那本計量革命時代的標誌性作品——《地理學中的解釋》。所以,巴黎到底發生了什麼?

談到巴黎,我們常會想到波德萊爾,想起本雅明,遇見海明威那個「流動盛宴」的比喻,以及前些年伍迪·艾倫的午夜故事。我們也許聽說過哈維對巴黎所做的討論,但是此前可能並沒有真的意識到,第二帝國時期的巴黎才是哈維追思和寫作的中心地帶。在他嘗試着理解馬克思並與之對話的時候,他發現與馬克思同時代的巴黎才是展開對話的最好舞台,那裏的骯髒、混亂、暴動、革命和隨之而來的城市空間改造,是踐行歷史地理唯物主義這一分析工具的「試金石」。

在這樣一個黑暗而黃金的時代裏,哈維與巴黎相遇,並確立了自己此後的研究道路——「如同在一條幽深的隧道中行走,瞬間點燃旋又熄滅的火光,突如其來地照亮了整個背景,似真似幻。」

紐約市立大學(CUNY)研究院人類學和地理學特聘教授,國際前沿社會理論家大衞·哈維(David Harvey)。
紐約市立大學(CUNY)研究院人類學和地理學特聘教授,國際前沿社會理論家大衞·哈維(David Harvey)。

哈維與馬克思和巴黎的相遇,需要巴爾的摩作為中介。

作為劍橋出身的地理學家,哈維成長於那時候盛行的區域-歷史研究傳統之中,並在1960年代隨着整個學科走上了計量革命的道路。他在1969年出版了計量革命時代的一部標誌性作品——《地理學中的解釋》,同年從 University of Bristol 跳槽到了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在最新的這篇論文裏,哈維半開玩笑地說道:從英國移居美國的學者往往都會經歷一次政治立場的演進,要麼走向「極左」,要麼變得「極右」。他自己在巴爾的摩觀察到的種族問題、住房問題,親身經歷的民權運動,以及為了分析住房市場失靈而嘗試着使用的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分析框架,逐漸促使他反思之前秉持的實證主義立場和視角。由此,哈維開始拒絕事實與價值、主體與對象、事物與認知、公共與私人之間的二分,並繼而摒棄了實證主義對「科學」的狹隘定義。

但是,哈維並不認為自己的計量方法著作和社會正義探詢之間存在認識論意義上的斷裂。這一點倒是顛覆了我們讀者之前的慣常解讀。時至今日,他依然相信,《地理學中的解釋》(1969)中對「科學方法」的探索和《社會正義與城市》(1973)中對社會關係、倫理和意義系統的探索,同時構成了討論城市議題的兩種不同視角,它們彼此相互補充,也許存在張力,但並非互相排斥。

話雖如此,哈維自己此後再也沒有回到計量革命時代的方法論框架之中,而是逐漸走向了馬克思主義知識體系,並着手在其間探索新的認識論工具。

在哈維到達巴爾的摩的那幾年,美國地理學界的批判潮流也開始逐漸興起,這首先體現在1960年代後期創刊的 Antipode 雜誌,隨後又在1971年的AAG年會上的激進地理學者論壇中得到放大。哈維置身其間,也開始從批判理論傳統中尋找新的資源。當時給予了他智識啟發的學者有很多,我們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可能有地理學家 Brian Berry, Torsten Hagerstrand, Alan Pred,規劃理論家 John Friedmann 和 Jane Jacobs,以及區域科學開創者Walter Isard。

那時的哈維也已經讀到列斐伏爾的兩本著作:La Revolution Urbaine (1970) 和 La Pensee Marxiste et la Ville (1972) ,但是列氏最著名的《空間的生產》(1974)當時尚未出版,也因此並未影響哈維在1973年著作中的論述。換句話說,當哈維在這本書中強調絕對空間、相對空間和關係性空間的辯證統一時,列斐伏爾關於空間實踐、空間表徵和表徵空間的三元論(spatial triad)觀點尚未面世,這兩種空間概念框架事實上是分別獨立被提出來的。

哈維在最新的追憶中披露,當時促使他形成這一框架的思想資源很多來自地理學之外。這其中包括了哲學家 Ernst Cassirer, Susan Langer 和 Jean Piaget,也有不少社會和文化人類學家的身影,比如 Irving Hallowell。

在這一智識的旅程中,也許最讓人吃驚的一點是哈維直到35歲才真正「遇見」馬克思——開始閲讀《資本論》。那是1970年,在《社會正義與城市》出版三年前。這讓我想起阿爾都塞在自傳《來日方長》中的一句話:「我是在1964-1965學年,就是最終產生了《閲讀<資本論>》的研討班那一年才讀《資本論》的。」兩位馬克思主義者與馬克思的相遇似乎都不是註定的、正統的或者教條的,他們都是在探索和解答自己困惑的道路上與之不期而遇,並在不斷地搏鬥中加深了自己對馬克思的認識,並最終加深了整個思想脈絡對現實的把握力度。

1995年12月16日,一些反對法國總理朱佩削減福利的工人舉著馬克思的大橫幅抗議。
1995年12月16日,一些反對法國總理朱佩削減福利的工人舉著馬克思的大橫幅抗議。

在哈維看來,馬克思帶給他的最重要啟示就是:針對城市化和不均衡地理發展的空間性的討論,離不開對形塑了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過程的把握,空間性的變遷背後是被資本主義改寫了的社會關係 (p.3)。為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探究資本循環、積累與城市化和空間生產之間的關係。只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固定資本的循環問題論述並不清晰,尤其是生息資本的流動與土地市場(包括土地投機)之間的關係在理論上還沒有得到清晰的說明,而這就成了哈維在 Limits to Capital (1982) 中想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哈維的野心不僅在於要解決馬克思遺留的理論問題,還在於他想用馬克思自己的方法來解決這一問題。為此,他開始了長達四十餘年、每年至少一輪的《資本論》(第一卷)教學,主要目的則是為了讓自己不斷浸入(immersing)馬克思的思考和論述過程之中,從而真正把握辯證法這一認識論工具,而不是將之簡化為黑格爾版本的抽象的唯心主義教條。

除了馬克思之外,哈維也在不斷擴展自己對話的對象,藉助別的理論資源來夯實乃至重塑辯證法的實踐路徑。他接受了 Bertell Ollman 針對辯證法的關係性視角,並由此進一步擴展到了懷特海的過程哲學,甚至把 David Bohm 的量子理論和 Levins & Lewontin 的「辯證生物學」也納入到自己的理論資源之中。伴隨着視野的如此擴展,對馬克思方法的把握得以從機械和教條的路徑中解脱出來,哈維也逐漸實現了他的上述理論雄心:

Limits (1982) 一書超越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標準表述,將固定資本、金融和信貸、生息資本的流通、地租和房地產市場問題與自然和空間的生產結合在了一起。它還強調了加速週轉時間和逐步「通過時間消滅空間」在資本循環和積累理論中的重要性。(p.4)

沿着這個路徑接着往下走,哈維開始形成他命名為「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添加了地理/空間的維度。這不僅包括了前述的固定資本、地租和空間生產問題的討論,也隨着環境議題的湧現而把自然的生產及其新陳代謝機制納入進來,最終在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1996) 成為討論的一個重要環節。

在哈維不斷推進和馬克思進行對話的過程中,巴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75至1976年,哈維利用學術年假前往巴黎。他本以為在那裏能夠「匍匐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偉大闡釋者們的腳邊「 (p.3),從而更好地把握相關理論的意藴。但是現實卻狠狠教訓了他。哈維發現,迎接他的是自己薄弱的法語能力、法共的教條主義(禁止黨員與來自北美的學者交談)以及高盧式的左翼傲慢的集合——這些「偉大的闡釋者們」認為所有北美來的人都是政治上的無知者,他們甚至連什麼是階級都不太可能弄明白 (pp.3-4)。

其中當然有例外,比如 Manuel Castells 就熱情地招待了哈維,並讓他一直感念(雖然哈維不認同 Castells 後來宣稱的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決裂)。當他在巴黎的知識圈遇冷的時候,那裏的夏日陽光和美麗的圖書館接納了他:「我喜歡在巴黎度過夏天,在巴黎市歷史圖書館 (Biblioteque Histor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 那令人驚歎的美麗環境中閲讀各種記錄和文件。」 (p.4) 由此,哈維最終還是在巴黎抓住了開頭提到的那個研究興趣內核——讓第二帝國的巴黎與馬克思的理論對話,從而產生能夠燭照我們當下的政治經濟理論脈絡。

哈維在巴黎的遭遇不是孤例,他此後在巴爾的摩和紐約也在不斷遇見類似的情形。

他曾於1987至1993年間被聘為牛津大學麥金德講座教授,並於1993年結束在牛津的合同回到霍普金斯大學。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期,蘇東劇變讓哈維在霍普金斯的大多數同事對他的馬克思研究嗤之以鼻,認為這一研究方向已經近乎一種時代錯亂 (p.5)。他的《資本論》研讀班門可羅雀,身體也在那一時期出現了問題,並在1996年不得不做了一次心臟搭橋手術。在政治的、智識的、職業的和身體的多重壓力之下,他「逼着」自己寫出來了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1996) 這本書,這本沒有(沒法)結尾的書。

在我自己看來,這本書才是哈維的集大成之作。他在這裏進一步擴展了辯證法的理論內涵,藉助更多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資源完善了空間和地方的概念體系,還結合當時生態馬克思主義的討論,把環境和自然納入到了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分析框架之中。哈維自己也非常看重這本書(雖然並沒有認為它是最重要的兩本之一),所以非常失望於批判學者對這本書的忽視和否定。他認為這一結局的部分原因在於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們不能接受他關於資本的主導邏輯會和環境問題並行不悖的觀點:

即使面對它所產生的最可怕和最不受歡迎的環境變革形式,資本仍可以作為一種社會關係和一種積累方式繼續盛行。 (p.7)

2014年12月15日,埃菲爾鐵塔的全貌籠罩在法國巴黎的霧中。
2014年12月15日,埃菲爾鐵塔的全貌籠罩在法國巴黎的霧中。

2001年,哈維終於離開了工作了數十年的霍普金斯,一個變得越來越「有毒」的學術環境,跟隨他之前的學生 Neil Smith 來到了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院 (CUNY Graduate School)。有趣的是,他在這裏就職於人類學系而非地理系,因為那兒的地理學家們同樣也不關心或歡迎他所從事的這一類地理學——哪怕哈維那時候已經榮獲了美國地理學會傑出貢獻獎(1980)、英國皇家地理學會金獎(贊助人勛章)(1995)、世界地理學界最高獎 Vautrin Lud Prize(1995)等一系列榮譽,並當選為英國學術院院士(1998)。

好在,CUNY的其他同事對他的事業都很是支持。在紐約的這二十年依然是哈維的高產期——甚至可以說他變得更加高產。他在這裏延續了1990年代開始啟動的 「馬克思項目」 (the Marx Project),並同時通過通俗和學理兩種方式進行分析和闡釋。這其中的通俗著作以《新帝國主義》(2003) 和《新自由主義簡史》(2005) 為代表,學理著作則包括 The Enigma of Capital (2010)、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2014) 和最近的 Marx, Capital and the Madness of Economic Reason (2017)。他還在學生的幫助下建立了個人網站,把《資本論》研讀課的視頻放了上去,後來又在 Verso 出版社的邀請下把講義集結成冊出版並暢銷一時。

當下這個時代肯定不是哈維心目中的黃金時代。他在最近這些年的寫作中進一步堅定了自己的反資本主義 (anti-capitalist) 立場,認為這個詞比起其他很多同源的詞語都更好,因為它的否定性把所有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受到了負面影響、被剝奪、被排斥、被異化的人群都納入了進來,最終也許就能推動一種更加包容、反本質主義的政治項目的實現。

但就像第二帝國的巴黎一樣,這其實也許正是哈維的黃金時代。他的周遭和遠方發生的所有問題塑造了他的寫作,邀請他與包括馬克思在內的理論家對話,並由此開啟了一段漫長而又充滿活力的理論創造的旅程。如同馬克思筆下的巴黎,哈維筆下的當代世界也不僅僅是經驗再現,更是理論介入的起點。他的論述徹底改寫了當代的社會理論地景,讓所有有志於社會正義問題的研究者都多了若干可以對話的理論框架。

也許《資本論》應該倒着讀,第三卷裏的啟發可能會比第一卷更大;也許哈維所設想的「反資本主義」幾乎無法在近期變成現實,因為政治的計算和算計大概並不只是理性的抉擇;也許城市變遷的過程不僅僅只有一個結構或邏輯,它所造就的諸多碎片也可能組合成為別的故事;也許空間和地方的形塑和再造已經出現了其他不同的軌跡,需要我們尋找新的分析工具和視角,就像當初的哈維面對馬克思理論和現實的脱節時所做的那樣……當所有這些呼喊匯聚在一起,我們依然還得從大衞·哈維出發,因為他的理論框架構成了我們的起點,不管是作為分析的基礎,還是作為反思的對象。

大衞·哈維的黃金時代是我們的起點,雖然幾乎可以肯定這不會是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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