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香港跨商、美國紅利和全球化，如何形塑今日的中美格局

【編者按】：在失語的日子裡，我們還可以怎樣談論香港？如何理解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這個讀書欄目，我們追蹤最新的香港學術研究，重讀香港研究的經典著作，希望提供香港的一種讀法，展現理解香港的多種可能。到頭來，我們或者發現，香港從來都是在多種力量、網絡和偶然中，生成和變化著的實體，不能被簡單定義。

當香港一片哀愁，「我都唔知道」成為很多人的現況，我們還想試著閱讀，再說一說：香港究竟是怎樣的香港。

若不是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港人可能沒有那麼察覺這座城市和美國的關係。在這場當代香港最激烈的抗爭運動中，連結美國一度成為香港抗爭者和政治人物的重要策略，後來也構成港區國安法立法後政權清算的罪證。

翻開戰後歷史的扉頁，香港和美國的聯繫一直廣泛而深入，卻並不總是由上述的政治人物推動。歷史上港美的民間聯繫，很大程度上由香港的華商推動，而他們的跨太平洋美國聯繫，一方面形塑香港的經濟面貌，另一方面也推動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不過，這樣的故事並未寫進主流的香港歷史著作。

韓墨松筆下的跨太平洋香港故事無疑挑戰了最新的官學定論。

Made in Hong Kong：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作者：Peter E. Hamilton

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時間：2021年1月

近來，嶺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韓墨松（Peter E. Hamilton）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專著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歷史），正正要補足上述香港史研究的空白，講述「香港故事」被遺忘、被遮蔽的港美關係面向。

這個故事的主角是1945-1990年代有深厚美國聯繫的香港華商（作者稱為「跨商」)，他們在戰後利用橫跨美港兩地的社會網絡，在全球地緣政治變動、美國勢力在亞洲大幅擴張的情形下，鞏固和壯大自身的財富和政經地位。他們首先推動香港經濟和社會的轉型，其後亦促使中國進入美國主導的全球政經秩序，重寫全球化的歷史。當香港已然成為中美角力的前沿，這本書寫冷戰時期香港在中美關係中的歷史作用的最新著作，正好幫助我們思考香港的地緣政治角色。

「跨商」關係圈：戰後香港與美國聯繫的菁英網絡

他們大多出生在蘇浙和廣東一帶，一或接受教會學校教育，一或留學美國。進入社會後，他們或是任職美資企業，或是和美國有生意往來，建立起現代化的知識、跨文化的背景、以及美國的人脈——這就是作者書中所述早期的「跨商」。

作為英國殖民地，戰後香港的發展卻和美國密不可分——這是作者韓墨松貫穿全書的主題。這是因為美國作為戰後世界第一大國，正逐漸將其在華的資源和網絡轉移到香港，開啟西太平洋的冷戰工程，並重塑全球的資本主義進程。當中，一群有美國聯繫的香港商界菁英，成為美國勢力擴張的在地協力者。

清末民初，一批新型社會菁英冒起，他們不是傳統的士紳階層，而是接受新學和依附在各列強的政治家、工業家、商人、學者、買辦和專業人士，當中不少有美國聯繫。他們大多出生在蘇浙和廣東一帶，一或接受教會學校教育，一或留學美國。進入社會後，他們或是任職美資企業，或是和美國有生意往來，建立起現代化的知識、跨文化的背景、以及美國的人脈——這就是作者書中所述早期的「跨商」。在二次世界大戰和共產主義轉型（1946-1952）期間，他們移居香港，成為七十萬人逃港的少數派。

眾所周知，南來的上海工業家促使香港的工業起飛，但背後具體的美國聯繫卻未必為人熟知。回到當時的語境，這些跨商來港再興實業其實並非易事，因為他們失去廠房和機器，加上韓戰爆發、聯合國禁運中國，而歐洲重建、各國大興貿易保護主義，實際上令他們的工業製品難有銷路。幸好，這些跨商早在中國時就完成美國社會資本的原始積累，幫助他們找到美國這一龐大買家。以「紡織大王」唐炳源為例（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祖父的堂兄），他在商業上的成功就離不開其深厚的美國人脈。

這些跨商來港再興實業其實並非易事，實際環境令他們的工業製品難有銷路。所幸他們早在中國時就完成美國社會資本的原始積累，幫助他們找到美國這一龐大買家。

生於江蘇無錫望族，唐炳源先後受教於美國聖公會創辦的上海聖約翰大學、北京清華學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商學院。而早在家鄉無錫，唐炳源就已經創立紡織廠，其後先在中日戰爭爆發遷至上海租界，後於國共內戰時移師香港，在1948年創立南海紗廠（90年代改名南海公司，現為于品海持有）。

初來香港時，儘管唐炳源失去廠房和機器這些抵押品，工廠亦未有可觀的盈利紀錄，但唐炳源積累的人脈使其借得貸款作營運資金，因為他深得和他有相似美國聯繫的銀行家信任。除此，在1955年，唐炳源更藉著戰後美國放寬種族移民政策，入籍美國。

韓墨松指出，美國公民的身份確保唐炳源在美國禁運的敏感時期得以進入美國市場（美國假設所有香港華人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嚴格審核中國產品進入美國）；而哈佛商學院的背景，則為他的產品找到商業買家。韓墨松翻查出1951年哈佛商學院的校友雜誌，上面載有唐炳源的求助文章：「我的公司每天生產2400件衣服，請問有沒有校友是百貨公司買手，可以幫我一把？」（筆者意譯）最後，唐炳源的美國軍人朋友確實伸出援手，在韓戰和越戰期間，美軍成為南海紗廠的固定買家。正是這些美國聯繫，造就美國在1959年已成為香港產品的最主要市場；而南海紗廠亦在1970年左右，成為全港最大的生產商。

教會、基督教高校和香港中文大學：編織跨太平洋教育網絡

如果說南來資本家的最大貢獻是把美國的消費市場帶到香港製造商眼前，那麼同樣有美國聯繫的教會、傳教士和基督教高等院校則是將美國的「國家-私人網絡」引進香港。

如果說南來資本家的最大貢獻是把美國的消費市場帶到香港製造商眼前，那麼同樣有美國聯繫的教會、傳教士和基督教高等院校則是將美國的「國家-私人網絡」（state- private networks）引進香港。

根據韓墨松的研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美國教會和基督教高校都肩負改造中國的使命，但共產主義轉型把他們逐出中國，香港於是成為他們新的落腳點。在1950年代，香港因逃港潮爆發人道危機，各個美國教會（如循道衛理）先後在多區興建社區中心、職業訓練中心、天台學校、中小學，成為援助南來難民和傳教的最前線力量——根據推算，共有四分之一的港人受到這些教會的援助。

當然，這些活動是有政治色彩的，美國領事就成立專門的部門在背後統籌和撥款數百萬美元支持。對此，殖民政府在小心提防的同時，又相當依靠這些美國教會分擔政府的社會服務，一同應對這場史無前例的人道危機。值得注意的是，跨商在其中擔當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們往往也是基督教徒，可以被任命為美國教會在港的領袖，在美國政府、美國教會總部、香港教會和殖民政府間協商，形成「美國人管錢，華商管事」的結構。韓墨松提醒我們，正是因為跨商的華人面孔，掩蓋了這些項目背後的美國色彩和政治元素。

和美國教會相似，基督教高等院校同樣因中共執政後被趕至香港，成為「逃亡大學」（Refugee Colleges）。1951年成立的崇基學院，就是延續十三所中國基督教大學（如金陵大學、滬江大學）的辦學使命，成為殖民地以中文為主的基督教高等學府。和南來教會一樣，韓墨松認為有美國聯繫的跨商對這些基督教高校至關重要，他們擔當這些高校的領袖，一方面招攬美國資金（如嶺南基金會、亞洲基金會等），另一方面爭取殖民政府的支持建校。這並非一件易事，因為高等教育作為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的重鎮，殖民政府看得很緊。在1959年，殖民政府就打算統合有美國聯繫的高等院校，建立殖民地的第二所大學（即香港中文大學），令其重新導向英聯邦教育系統。

然而，當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時，其首任校長還是有深厚美國聯繫的跨商——李卓敏。1912年出生的李卓敏是美籍華裔經濟學家，他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曾任職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副署長，並代表國民政府在1944年出席決定戰後國際金融秩序的布列敦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當他被挑選為中文大學的首任校長，他是少數殖民地公共機構的華人首長。韓墨松指出，在李卓敏掌舵下的中文大學，到最後沒有成為英國制度的大學，而是演變成美國導向的「跨太平洋大學」（Transpacific University）。他的美國聯繫，不但為中文大學引入美國系統的課程（如MBA課程）和學者，更籌集豐厚的美國資金，為師生創造到美國深造的機會，成為香港連接美國的橋樑。

在韓墨松看來，這種美國導向、跨商協力的社福建設和高等教育改造對殖民管治產生深遠的影響，推動香港的「非正式解殖」。

在韓墨松看來，這種美國導向、跨商協力的社福建設和高等教育改造對殖民管治產生深遠的影響，推動香港的「非正式解殖」（informal decolonization）。在這個過程中，香港的權力秩序發生改變：美國越來越重要，形塑很多人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和社會網絡，而很多未來的社會領袖也導向美國的教育網絡——在1970年代，香港一躍成為全球最多美國留學生的地區，促使三十多萬港人在1950-1989期間入籍美國。

韓墨松提醒，這種教育和移民的選擇恐怕很大程度上是由富庶的家庭佔據，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留給一般的家庭。也正是這一批人，編織起橫跨香港和美國的龐大網絡，促使美國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秩序落地香港。

美國聯繫和香港經濟起飛

「憲制上是英國負責香港的管治，經濟層面則是美國更加重要。」

「憲制上是英國負責香港的管治，經濟層面則是美國更加重要。」引用1983年，時任民政司黎敦義（Denis Bray）在香港美國商會（AmCham）的發言，韓墨松進一步展示，美國對香港越來越重要，乃至推動「非正式解殖」，更顯著的範疇還是在經濟層面。

在金融機構方面，儘管殖民地最重要的銀行——匯豐銀行被認為是英國人的銀行，但當有美國聯繫的民國銀行家（跨商）沈熙瑞在韓戰後成為匯豐銀行的「非正式顧問」，並在1964年成為首任華人總經理，其商業視角也逐漸轉向美國。

這種美國導向，指的是沈熙瑞說服、驅使匯豐銀行借貸給有相似美國聯繫的上海工業家，促進後者出口香港製造的紡織品到美國。事實上，這群上海工業家漸漸成為匯豐銀行盈利的重要客人，除了工商貸款的收入，工廠出口賺到的美元還會留在匯豐銀行，成為供匯豐銀行在全球買賣的美元資產。

此外，美國更直接的經濟影響是對港的直接投資。挖掘過去研究者甚少注意的香港工商管理署檔案，韓墨松指出在1960年-1973年，香港工業吸收大量的外來投資，當中最大來源國依次為美國、日本和英國。這些美商的投資，除了包括兩大能源巨頭埃克森和美孚——他們在香港建成亞洲最大發電廠和全世界最大私人屋苑項目（即美孚新邨），還集中在以美國為出口目的地的紡織業和電子產業。有趣而不意外的是，美資的落地往往靠有美國聯繫的跨商協力。

美國的經濟影響還有美式的管理、技術和市場，他們往往由第二代跨商落地香港。

更進一步，韓墨松指出美國的經濟影響還有美式的管理、技術和市場，他們往往由第二代跨商落地香港。透過留學和移民美國的路徑，第二代跨商維持美國聯繫，學習美式商業知識，進而改變家族企業的面貌。如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70年代參與家族航運公司東方海外，將公司業務拓展到貨櫃航運，胡應湘將家族企業由建築公司轉型為商業地產發展商，馮國經與其弟馮國綸將利豐集團從貿易公司發展成供應鏈管理巨頭，都是第二代跨商利用美國聯繫、轉化美式商業經驗的例子。

由此，韓墨松提醒，當談論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不能忽視當中的跨太平洋網絡以及富商採用的教育和移民策略。

中國崛起的香港源起：移植跨太平洋網絡

如果說，香港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離不開美國聯繫，那麼中國七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增長也和香港的跨太平洋網絡密切相關。

如果說，香港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離不開美國聯繫，那麼中國七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增長也和香港的跨太平洋網絡密切相關。

1979年2月，鄧小平在中美建交後訪美，有一個隨行的人問他為什麼這麼重視和美國的關係，鄧小平回答：「回頭看看這幾十年來，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國家，都富起來了。」——言外之意，中國也要這麼做。這本書指出，香港就是中國和美國「搞好關係」的重要地方，而這種關係甚至推前到1971年中美恢復貿易後就發生，當中的主角是廣東地方政府、國企、香港美國商會和香港跨商。

儘管1970年代初的中國仍處於政治運動起伏不定、追求意識形態淨化的毛時代，但這不代表中國就孤立於國際貿易，尤其是中港和中美間的貿易。比如，不少國企就透過香港從美國企業購得先進的科技和產品；廣東的地方領導亦抱持開放態度，邀請香港美國商會（AmCham）的企業家參加廣州交易會，尋求經濟合作機會，而香港商人更在1973年更於寶安（深圳前身）開展補償貿易。

一代香港跨商也由此成為中國高層統戰的寵兒，他們不僅帶來資金和技術，還提供接駁到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秩序的跨太平洋視野和網絡。

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成立的香港美國商會（AmCham）在中美貿易發揮重要作用，因為他一方面匯聚了香港最重要的商業精英（當中不必然是美國公司和美國公民，而有很多本地華商），不但經常關注、討論中國的商業形勢，還和中國官員密切交流（比如介紹美國的貿易制度和關稅）。另外，香港美國商會亦和美國外交圈有聯繫，推動美國對華政策的正常化。由此，韓墨松指出，早在1978年前，很多香港跨商就預料到中國將進一步開放，並為此做好準備。

當1978年深圳特區成立，香港的跨商自然就成為先行一步的開拓者，成為鄧小平口中「踏著石頭過河」的「第一塊石頭」。一代香港跨商也由此成為中國高層統戰的寵兒，他們不僅帶來資金和技術，還提供接駁到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秩序的跨太平洋視野和網絡。馮氏兄弟的利豐集團和胡應湘的合和集團就是當中的表表者，前者將中國工廠納入到美國消費者市場的供應鏈，後者則興建廣深高速公路，為珠三角的工業起飛架設完善的交通網絡，兩者都促成同一個目標：將全世界最大的勞動力市場接上全世界的消費市場。

六四之後：保護跨太平洋網絡

然而，這樣的連線不無危機，1980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都衝擊中美港三方的局勢和香港跨商的商業利益。

一般人的印象是，香港前途問題的結果——「一國兩制」是中英談判的結果。但韓墨松指出：香港資本家和北京權力關係不像今日理解的那麼不平等，「一國兩制」實際上是北京和香港資本家協商的結果。作為交易，香港資本家同意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即不撤資），加速中國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相反北京則同意維持香港的自主。就是這樣，香港問題獲得暫時安置，香港資本家得以大舉投資中國，繼續擔任中美經濟的中間人角色，推動中國經濟起飛，直到六四來臨。

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的血腥鎮壓，改變了中美關係的走向以及由香港跨商擔任中間人的中美跨太平洋經濟網絡。對香港的跨商來說，中間人的兩頭都已改變，北京的一方領導層經歷洗牌，其政治同盟者趙紫陽和許家屯失去權力，而美國一方白宮和國會則熱烈辯論對華政策，後者更發起跨黨派議案封鎖北京，廢除中國的最惠國待遇（MFN）。

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的血腥鎮壓，改變了中美關係的走向以及由香港跨商擔任中間人的中美跨太平洋經濟網絡。

自1980時代開始，美國總統都向國會提出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建議，再由國會批准通過。這項貿易協定對中美貿易和香港都至關重要，因為一旦改變將提升關稅，危及香港經濟。究竟是否維持中國最惠國待遇，白宮和國會的立場各異，前者視中國為制衡蘇聯的盟友，希望維持中國的關係，故抱持支持的態度，國會的態度則相對激烈，希望以此議題掛鉤中國的人權問題。

在美國「後六四」的政策大辯論中，港英政府、香港美國商會和香港資本家史無前例地並肩作戰，結成遊說最惠國待遇的同盟。當中，香港華商的美國聯繫，更是「愛國愛港」的利器，協助北京突破國際封鎖。他們在台前幕後，用盡各種在美國政界和商界人脈，嘗試建立一種論述：取消最惠國待遇使香港成為受害者，並喪失香港影響中國的作用；只有繼續和中國交往，才使中國繼續改革，邁向自由化。換言之，中美港三方的跨太平洋締結，是需要繼續維持的。

將香港納入對華政策的討論加強了老布什的政策論述。最後，美國延續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但附上人權條款。此後數年，每年香港的華商都組團訪美，在台前幕後動用一切的美國聯繫遊說美國朝野，直至1995年克林頓政府將最惠國待遇永久化。

韓墨松指出，將香港納入對華政策的討論加強了老布什的政策論述。最後，美國延續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但附上人權條款。此後數年，每年香港的華商都組團訪美，在台前幕後動用一切的美國聯繫遊說美國朝野，直至1995年克林頓政府將最惠國待遇永久化。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政策遊說團包括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他是當時「港美經濟合作委員會」的主席。韓墨松指出，除了忠誠和有負於北京以外（霍英東和中國銀行在八十年代注資瀕臨破產的東方海外，被認為是北京幕後操手、統戰董建華的舉動），董建華在眾多行政長官候選人脫穎而出的一大原因是：廣泛的美國人脈。我們有理由相信，對九十年代的北京來說，董建華擁有的美國人脈是其他港英政務官和香港商人無法企及，更是香港管治、經濟發展和香港繼續促進中國改革的有利因素，因此他被北京選為特首。我們不要忘記，董建華至今仍是中美交流基金會主席，為中美關係穿針引線。

結語：美國對香港意味著什麼？

總括而言，本書切入角度獨特，原始資料紮實，一方面為香港研究引入美國因素，另一方面為中美關係和全球化研究引入香港視角，兩者都令人眼前一亮。當香港研究邁向「全球香港」範式的時候，韓墨松這本著作正正示範了如何動聽地説一個「全球香港」的故事。或者我們不難發現，由跨商串起的香港經濟轉型、中國崛起和全球化，是一個「圈子決定成敗，關係改變世界」的成功學故事，是一個財富累積和跨代承傳的故事，更是一個階級固化和不平等增長的故事。

如果香港故事是成功故事，那麼韓墨松筆下的跨太平洋香港故事無疑挑戰了最新的官學定論。根據董建華創立的團結香港基金牽頭編撰的《香港地方志》，香港成功的原因是：「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獨厚的深水港、英國人的自由港政策、香港人的靈活頭腦和拼搏精神、中國政府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國策、國家改革開放等有利因素彙集在一起」。這裡面五大因素，兩個是關於「背靠祖國」，沒有任何筆墨提及美國。但《香港地方志》背後的推手董建華一定相當清楚，無論是香港的發展，還是他家族的財富和本人的官位，其實都離不開美國聯繫。

根據董建華創立的團結香港基金牽頭編撰的《香港地方誌》，香港成功的五大因素，兩個是關於「背靠祖國」，沒有任何筆墨提及美國。但《香港地方志》背後的推手董建華一定相當清楚，無論是香港的發展，還是他家族的財富和本人的官位，其實都離不開美國聯繫。

這是一個甚有說服力的故事，但也似乎過於順滑，美國和香港跨商的關係好像可以化約成「跟著美國就發達」，兩者仿佛沒有矛盾、角力和制約。另一方面，本書的美國和香港跨商的經濟聯繫似乎集中在產業和貿易，而沒有涉及金融行業和金融化的問題——但這是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大面向。置身在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跨商和美國和全球化應有更多的金融故事值得發掘書寫。

讀畢此書，一個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那就是美國對香港意味著什麼？對很多人來說，美國是「民主的燈塔」、香港民主運動的支持者。對另外一些人來說，美國是干預香港事務的外國勢力，是「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國主義。但對本書的跨商來說，美國並非「霸權」和「帝國」，而是發展的機遇、先進的知識體系和資本累積的社會網絡，更是家族成員移民和教育的自然選擇。到後來，美國聯繫甚至還是貢獻「國家所需」的優勢，協助中國躍升為美國秩序下的強國。

在作者看來，這種美國導向是香港「非正式解殖」（informal decolonization）的過程，但實際上，這也許更像是「再依附」的進程，即將香港從宗主國英國「再依附」到世界第一強國美國。

在作者看來，這種美國導向是香港「非正式解殖」（informal decolonization）的過程，但實際上，這也許更像是「再依附」的進程，即將香港從宗主國英國「再依附」到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在這個過程，香港的權力精英就算真的由英國導向轉向美國導向，但這恐怕不是解殖，因為香港殖民的結構、制度和邏輯並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反而大致保留和延續。

對北京而言，美國聯繫也許是香港精英和香港這座城市的重要資產，至少在中國加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過程中是這樣。但如今中國似乎正在修正、重塑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美關係亦更加對立。在這種情形下，香港（精英）的美國聯繫，會否從資本轉變為負債和「原罪」，還是在表面緊張的局勢下更顯重要？而他們對美國和中國又將有怎樣的取向？這也許是當下中美間的戰略競爭，關於香港的一種曖昧。

從歷史來看，「識時務」的一代香港精英善於通過移民和教育兩大路徑建立大國聯繫（包括英國和美國），累積家族財富和社會網絡，那麼如今的香港精英似乎也應該要將家族成員移居中國和到中國接受高等教育。然而，這似乎仍不是香港精英的集體選擇。由此觀之，這是否意味著中國仍未是一個能和美國匹敵的強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