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共革命的指導思想，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廣為人知，其開山之作就是《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首篇，發表於1925年12月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以下簡稱「階級分析」）。
這篇文章的原文有六千多字，涉及大量數據，主要是各個階級和階層的人數和在總人口中的百分比——毛澤東有關中國革命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必勝性的結論都來自這些數據。但這篇文章在1951年被收入《毛選》後，只剩下三千多字，刪掉的基本都是數據和基於數據的分析，唯一保留的是「二百萬」產業工人階級。
用現在的術語來說，原文類似「定量研究」，而刪減後只剩下一半篇幅，幾乎完全變成抽象的定論和推論，近似「定性研究」。也即，現版完全拋棄了原版的論證方法和證據，但卻堅持了原版建立在那個方法和證據之上的結論。
絕大多數一輩子在毛澤東階級理論和階級政治支配下生活的中國人，根本就不知道這一套理論當初是怎麼產生的。
除了《階級分析》一文，毛在同一時期（1925年底到1926年初）還有兩篇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及其政治態度的重要文章，分別是《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以下簡稱「中國農民」）和《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以下簡稱「國民黨右派」）。本文將它們簡稱「毛三篇」。它們發表於「階級分析」之後，在某些方面細化了「階級分析」一文的數據，堅持了在數量分析基礎上得出的階級狀況和政治態度的結論。
這兩篇文章都未收入《毛選》，其中「國民黨右派」一文在1993年才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而「中國農民」雖然被一些黨史學者在研究中涉及（文革時也出現在非正式出版物中），但在大陸始終沒有正式收入毛的選集、文集和其他形式的官方正式出版物。所以，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毛澤東階級分析理論最初是建立在數據之上這個歷史事實，是億萬學習「毛澤東思想」的中國人根本不知道的。
被拿走的數據
「階級分析」開篇提出那個著名問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毛三篇」問世於中共發展的一個關鍵時期，寫作目的是在面臨國民黨右翼從國共「統一戰線」中分離的前景下，分析中共和國民黨左翼能夠依靠的政治力量，也就是「階級分析」開篇提出的那個著名問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回答了這個問題，也就解釋了中國為什麼需要革命、如何革命和革命為什麼能成功。中共作為一個革命政黨，必須在對這些問題的自問自答中證明其存在的歷史正當性。
在「階級分析」一文中，毛澤東把中國社會劃分成資產階級（分為大、中、小三個階層，）、半無產階級（分為六個階層）和無產階級（分為四個階層），對每個階級都給出了具體的數據。在對數據的文字描述之外，毛甚至還做了一張圖表。
這個圖表中沒有單列出大地主階級，但在毛的文字敘述中是有的，大地主階級被包括在「大資產階級」中，中小地主也是包括在相應的「中小資產階級」中。
對中國社會各階級和階層做了這樣的數量統計和政治分析之後，毛得出了結論：
「我們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萬萬九千五百萬。我們的真正敵人有多少？有一百萬。那可友可敵的中間派有多少？有四百萬。讓這四百萬算做敵人，也不枉他們有一個五百萬人的團體，依然抵不住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的一鋪唾沫。」
在「中國農民」一文中，毛對農村各階級和階層的數量細化了一些：
「大地主階級人數，以收管業五百畝以上者計算，在農民中大概約佔千分之一（包括其家屬在內），在全國三萬萬二千萬農民中（以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計）約佔三十二萬人。小地主數目比大地主多，全國至少在二百萬以上。」自耕農（屬小資產階級）人數，其「富裕部分約佔其中百分之十，計千二百萬人。第二種自耕農是恰足自給的。這一部分人數甚多，大概佔自耕農的一半，約六千萬。第三種自耕農是每年要虧本的。其人數約佔自耕農中百分之四十，即四千八百萬。」下來是「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這三種農民的數目，在中國農民中大概自一萬五千萬至一萬七千萬。分開來說半自耕農大概佔五千萬，半益農貧農各佔六千萬。」再下來是農村的無產階級和遊民無產階級，人數大概都在「二千萬以上」。
在第三篇文章「國民黨右派」中，毛再一次對各個階級和階層給出了數量和人口比例：
「在人數上說，四萬萬人中買辦大地主官僚軍閥等大資產階級至多每四百里頭有一個（四百分之一）計一百萬人。小地主國貨工商業等中產階級，大約每百個裏頭有一個（百分之一）即約四百萬人。此外的數目都是其餘的階級，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等小資產階級約佔一萬萬五千萬；半自耕農、佃農，手工業工人，店員，小販等半無產階級人數最多約佔二萬萬；產業工人，都市苦力僱農遊民無產階級等完全無產階級佔四千五百萬。依此分析，則中國為了救苦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眾有多少呢？有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佔百分之九十八.七五。其敵人有多少呢？有一百萬，佔百分之零零點二三。中間派有多少呢？有四百萬，佔百分之一。」
把「毛三篇」放在一起看，毛澤東不但對各階級的人數、而且對它們在中國城鄉總人口中的比例，都給出了具體的數字，甚至細化到百分之零點幾或者千分之幾，充分體現了數量化方法對於形成毛主義階級理論的重要性。毛主義革命的正當性首先就建立在這些數字之上：反革命是極少數，要革命的是大多數。但問題是毛沒有對這些數據提供任何出處，而在官方提供給大眾學習的《毛選》裏的「階級分析」一文的最終版中，這些數據乾脆消失了。
毛主義革命的正當性首先就建立在這些數字之上：反革命是極少數，要革命的是大多數。但問題是毛沒有對這些數據提供任何出處，而在官方提供給大眾學習的《毛選》裏的「階級分析」一文的最終版中，這些數據乾脆消失了。
一個在毛澤東思想初創期如此重要的研究方法和論證過程就這麼莫名其妙地不見了，但當初基於這些數據的政治結論卻不但沒有變，而且中國社會已經被根據這些數字所制定的革命方案徹底地改造了，很多階級不但在政治上、也在身體上被消滅。
這就像法庭根據一些未經說明（或者來歷不明）的證據給涉案人定罪，但定案之後這些證據都從案卷中消失，剩下的只有對罪行的陳述和對案犯的判決。所以，絕大多數一輩子在毛澤東階級理論和階級政治支配下生活的中國人，根本就不知道這一套理論當初是怎麼產生的。
毛「階級分析」的原稿（即包括數據）一直到1989年才第一次在中共中央主辦的《黨的文獻》上重新刊出，當時離毛主義階級革命勝利已經四十年，毛也早已不在人世。《黨的文獻》為重刊此文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最初版本」的說明文章，強調此文經過多次修改，雖然對最重要的修改——即數字的全部刪除——一字不提。
《黨的文獻》的讀者基本是黨史研究界，大眾並不知道。但重刊此文畢竟讓有心的讀者知道，毛主義這篇開山之作原來有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文本。
為什麼要刪除？
儘管「階級分析」的原版對於研究者來說已經不再是機密，但史學界還是很少有人從毛最初奠定階級理論的前提是數量研究、後來卻變成完全是定性結論這個角度提出問題，也很少有人質疑毛的這些數據是哪裏來的，後來又為什麼被消失。極少數提及的文章對此不是一帶而過、無意深究，就是認為刪除比保留好。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院網站上有一篇原發表於《光明日報》（2014年）的文章，題目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校讀」，文章強調「階級分析」收入《毛選》時刪去了所有數據：
「為何刪去這些內容？由於沒有看到明確的記載，我們無法確知其中的原因，只能作一些推測，以刪去各階級的人數為例，由於作者在各階級人數方面的數字都是靠估計得出來的，而且各階級人數是時時變化的，從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段看，很難找出一個相對準確的數字。而刪去這些數字，不僅於原文整體文意無損，反可以使該文更加簡潔。」
另一篇發表於《社會學研究》(2019年)的題為「毛澤東早期農村調查的歷史社會學考察」中則說：
「當時，革命政黨缺少足夠的條件來開展農村調查，毛澤東在這篇文章（指《中國農民》）中對農民的分析，實際上是依據當時普遍認識而產生的估量，但是其中卻藴含着貫穿後來其整個農村調查的基礎邏輯，即在階級與革命性之間建立關聯。」
這兩篇文章直面毛階級理論數據來源問題，明確說毛的那些數字都是「估計」或者「估量」。但它們在提出問題的同時，又用一種很奇特的邏輯解消了問題。
毛的階級理論成型的時代（1920年代），少數受過西方教育的社會學家開始把社會調查方法應用於中國的社會研究，但限於某些地區（尤其是北平周圍和北方一些農村），或者某些行業和階層（例如北平的人力車伕和近郊農村）。但即使是這些對象非常有限的社會調查，其成果的問世多半也是在「毛三篇」之後。至於更大規模的、由專業的學術和政府部門組織的全國性的人口調查則根本沒有可能。不要說偏處一隅的「革命政黨」，就連當時的南北政府也沒有這個能力和條件。
從1927年到1930年代初， 毛也寫過一些社會調查報告，從湖南農運到才溪、尋烏和興國調查等等，其中也有很多數據，保留在正式出版物中。但它們和「毛三篇」相比有三個區別。第一，它們的材料都是有明確來源的，或者是毛本人的考察，或者是他在當地合作者提供的。第二，它們都是地域非常有限的調查（多半限於鄉和縣），最大範圍的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包括省會長沙周圍的幾個郊縣。第三，它們調查的群體也是有限的，不包括大中城市，不反映「大資產階級」的情況。
和這些範圍和對象都極其有限——因而可行——的調查得出的數據相比，以全中國數億人口為對象的「毛三篇」裏那些言之鑿鑿的百分比和數字，可能確實如上述學者所言，是毛的「估計」和「估量」，衡量它們的標準端看是否能在「階級與革命性之間建立聯繫」。正如毛自己在《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中對社會調查的要求：
「我們的終極目的是要明瞭各種階級的相互關係，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然後定出我們正確的鬥爭策略，確定哪些階級是革命鬥爭的主力，哪些階級是我們應當爭取的同盟者，哪些階級是要打倒的。我們的目的完全在這裏。」
那麼，「估計」和「估量」云云，能不能拿來作為判斷一個地廣人眾、民情複雜的國家的國情，甚至對整個社會作全盤改造的根據呢？常識告訴我們當然不能。個人的「估計」和「估量」不是今天的「大數據」或者「雲數據」。前者是根據根據一己的日常印象拍腦袋，後者建基於千千萬萬的微數據。而且，按照上述學者的邏輯，如果「估計」和「估量」可以作為根據的話，毛的那些數據不但不應該刪除，反而正好是說明毛如何「客觀」、如何「科學」的鐵證。
這些數據的消失本身就說明連毛本人也知道最好不要再提它們了。
但這些數據的消失本身就說明連毛本人也知道最好不要再提它們了，所以他在最後決定《毛選》取捨時大筆一揮，將它們從《階級分析》中全部刪掉。
在《階級分析》原文被批准面世時，《黨的文獻》發表的說明文章解釋說：
「毛澤東治學嚴謹，從不滿足於自己在一定時間內已經達到的認識成果，而是注意從實踐和科學研究的成果中汲取思想營養，修正和補充自己不恰當或不完全的認識，力求在理論表述上更加清晰、準確。」他「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歷次版本所作的修改，反映了他對文中一些重要問題的認識過程。特別是收入供廣大幹部群眾學習的《毛澤東選集》中的最後定本，是他經過精心雕琢奉獻給廣大讀者的精品。」
這個解釋並不能使人信服。首先，《階級分析》原文的分析基於數據，無論數據真假，文章在形式上都還是一個分析性（analytical）的文本。但刪掉全部數據後變成描述性（descriptive）的論斷，很難說還是分析，合適的題目應該是比較謹慎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描述》。然而，在實際政治中，文章裏的描述更進一步被作為不可質疑的指導方針，就像醫生開的藥方（prescriptive）。
在科學上，自然界及其規律畢竟不會因人的錯誤理論而改變，但一個社會被全盤改造以後是無法回到原來的狀態的。
此外，既然「科學」經常被用於定義毛思想，那麼我們不妨這樣設想：如果一個科學家聲稱基於一系列實驗得出的數據提出了某個理論，成為權威後卻把那些實驗數據全部刪除，那個理論還可信嗎？我們能說刪除了原始數據但卻保留結論是「治學嚴謹」奉出的「精品」嗎？不但不能，恐怕反而會懷疑是數據造假。此外，在科學上，自然界及其規律畢竟不會因人的錯誤理論而改變，但一個社會被全盤改造以後是無法回到原來的狀態的，所以我們也就難以知道那個消失的社會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儘管我們知道它肯定不會是像被「毛三篇」數量化的那個樣子。
毛澤東五十年代承認「我們花了幾十年功夫、犯了許多錯誤，才把中國情況搞清。從1921到41、42、45年，花了24年，才把中國情況、任務、政策、應該怎麼做搞清楚。中國人就是不懂中國事，包括我自己在內。」所以《階級分析》中的數據到了那個時候就都被他刪除。但生米已經煮成熟飯，「百分之十左右是右派，百分之二三十是左派，其餘都是會支持革命的中間派」這樣的百分比已經成為他的路徑依賴，不但應用於中國國情，而且對國際形勢也常常開口就是「百分之九十是要革命的」。
江浙滬方言中稱那種遇事大概給個數的做法是「毛估估」，用在毛身上倒是非常貼切的。
（程映虹，美國特拉華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