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新政府上台（1月20日）已近半年，新政府內政外交的框架和輪廓已經基本展現了出來。對內，拜登強調的是通過政府積極介入經濟和社會生活，在帶領美國走出疫情泥潭的同時，試圖梳理和糾正美國社會當中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缺陷；而對外，拜登政府則試圖擺脱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America First）對美國外交聲譽帶來的負面影響，盡力改善和傳統盟友的關係，並重塑美國的全球盟友體系。
儘管相較於前任，拜登政府在內外政策領域均有很大轉變，但唯獨在中美關係的處理上，拜登團隊卻沒有全面摒棄上屆政府對華政策的基本路線。事實上，中美阿拉斯加峰會的「盛況」告訴了我們中美關係仍處於一個數十年以來的最低點，也證實了現如今美國兩黨對華的態度和對抗的意願並沒有多大的差別。
不過，與特朗普政府中不少明顯是在積極推動中美「脱鈎」和「新冷戰」等中美全面對抗敘事的官員不同，拜登政府的新要員們，不管是像庫爾特·坎貝爾這樣的傳統對華鷹派，還是杜如松（Rush Doshi ）、格維茨（Julian Gewirtz）這樣的新晉「中國通」，都是強調中美之間在競爭的同時，也要保持合作的姿態。這批人對於傳統冷戰思維和單邊主義的反感和抵觸，很大程度上將引導未來四年美國對華政策的走向。
另一方面，在拜登對華班子已經基本搭建完成的情況下，新任對華大使的人選卻還遲遲沒有出爐。雖然傳統上新政府上台第一年都是要等到五月份左右才會公布大部分駐外使節的人選，但相比於上屆權力交接期間便已調好人選的特朗普，拜登在這一問題的處理上要糾結得多。眼下，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新一屆駐華大使這個重要崗位，將可能由前國務院次卿，曾任駐北約大使的哈佛教授尼克·伯恩斯（Nick Burns）這位技術官僚色彩濃厚的老「外交人」來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