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北方」的衰落

過去十年間北方最大的變化，莫過於北京的人口控制。

多年的區域競爭下，中國網民常常用經濟數據和房價論英雄。按經濟數據看，中國北方和南方的差距明顯變大。曾幾何時，東北三省一個重工業城市的經濟產值就比肩半個廣東。現在則無論是人口還是經濟，北方省市所佔的比例都越來越小。2020年的數據可見，GDP增長超過3%的基本都是南方省市，北方大概只有山西和山東的3.6%還算「過得去」。曾對標重慶廣州的天津已經多年增長疲軟，更不用說還在人口淨流出，經濟在增長和衰退界限上掙扎的遼寧等省份。在人口上，儘管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遲遲未公布，但按照先前數據，2013年到2019年，東北三省人口減少182萬；內蒙古、天津人口基本沒有變化，河南河北山東陝西等地則是小幅增長。但相比浙江和廣東等地動輒近百萬的人口流入，顯然不成比例。2019年，僅杭州就增加了近56萬常住人口。

過去十年間北方最大的變化，莫過於北京的人口控制。從2017年的「疏解低端人口」事件開始，北京常住人口開始負增長，這連帶影響了周邊城市的集聚效果。《21財經》2020年的一篇報導發現，曾經人口快速增長的京津冀地帶，已經「陷入人口緩慢增長的局面」。加之作為新模範城設計的雄安新區仍在建設中，北方對作為經濟要素的「人」的吸引力，明顯在大大減退。

過去二十年，北京可以說是淮河以北唯一可以和上海、廣州、深圳比肩的大都市。北京人口增長的停止，尤其是隨着清退「非首都功能」所帶來的庶民人口的增長停滯，既意味着北京正在從一座「兼具首都功能」的北方大城市變成一座徹底的首都城市，也預示着北方將從此失去一個像上海、杭州或廣州那樣承載地域文化認同的大都市。

曾經，從1990年代到2000年代，北方文化在中國大眾媒體中佔據了半壁江山，和改革開放時代當紅的港台流行文化分庭抗禮。從馬季到姜昆馮鞏的相聲類語言藝術節目，以及東北風情濃郁的趙本山小品，許多年來稱霸着春節聯歡晚會，已經被視為「大北方文化」壟斷中國官方藝術舞台的重要指標。

看一眼2021年的央視春節聯歡晚會，我們會發現這些「北方味道」已經在過去十年極大淡化了。2010年之後，趙本山基本退出全國性舞台。2021年春晚上有岳雲鵬和孫越的相聲節目，但逗哏內容是平淡無奇的流行歌曲串燒，同一場春晚上的小品也都避免着任何地方特色：聚焦在扶貧、抗疫、奉獻。許多角色由高顏值的電視電影演員客串表演，語言也不再有地方特色，轉由標準普通話一統江山。無論是趙本山那種「大碴子味」的鐵嶺話小品，還是和北京天津市井生活相結合的相聲橋段，都找不到了。

曾經，站在南方人角度對北方的批判包括了北方人熱衷做官——北方幹部大量在各地擔任高位。過去十年這種趨勢也有所變化。北方官場激烈震盪，多省官場的「塌方式腐敗」導致大量當地出身的官員落馬，比如2011到2013年間牽扯面甚大的遼寧官場賄選案，2014年一度導致地方官員缺員300餘人的山西官場「地震」，都是是對北方官場的「清洗」。除此之外還有近年來由秦嶺別墅案牽出的陝西官場「塌方」，以及直到今日仍在震盪的內蒙古貪腐弊案。這些弊案帶來的大規模官場清理，這意味着地方官員更難形成同鄉網絡，進而北方多地官場的「地方性」也會隨之降低。

這麼說並不意味着「北方」的可見度就會全面降低。因為只要北京仍是首都，「北方中國」就仍然會保留政治、文化和科教中心地位，從而在文化藝術和知識分子中具備不可剝奪的地位。但作為整體區域的「北方中國」，顯然在過去十年中在很多領域失去了影響力，這其中最為醒目的，便是其經濟影響力和庶民文化、大眾文化中的主導權。

另一邊，另一個「南方」，以江浙滬為代表的東南地帶，正在崛起。

江浙滬的崛起

經濟之外，江浙滬一帶的文化和政治影響力，也在過去十年風頭無兩。北方官場遭到諸多整頓的同時，江浙滬幹部卻有不少因政績出色而升任。

包括了上海、江蘇和浙江在內的「江浙滬」地帶，並不是改革開放早期的寵兒。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屬於珠江三角洲和浙江南部的。在珠三角，以港資和台資帶動的經濟特區和出口加工業快速成長；在浙江南部的義烏、温州，小作坊式的加工業和分銷網絡遍布全國乃至全球。直到1990年代，上海浦東列為經濟開發新區，上海市區才重新開始大幅擴張。

和珠三角與浙南不同，江浙滬區域的面積更大，沿着長江所通達的腹地省份更多。最直觀的是，從上海到浙江、江蘇沿線的城市，很難看到從珠三角到周邊外圍城市所感受到的那種貧富差距。從而總量上，雖然「長三角」、「京津冀」和「大灣區」在論調上似乎平起平坐，但江浙滬「長三角」的經濟地位其實越來越「超然」。根據2019年的計算對比，長三角的GDP總量幾乎是京津冀地區的2.5倍，同樣也超過了「大灣區」不少。

經濟之外，江浙滬一帶的文化和政治影響力，也在過去十年風頭無兩。北方官場遭到諸多整頓的同時，江浙滬幹部卻有不少因政績出色而升任。如2020年初上海市長應勇調任湖北書記，主持關鍵的防疫計劃。最新的例子是曾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尹泓，在河南省省長任上防疫成功廣受輿論贊揚，近期又得到升遷，調任甘肅省委書記一職。

至於文化領域，上海在媒體產業、庶民文化產業乃至民族主義文化產業上，都獨佔鰲頭。2010年之後的新派官辦互聯網媒體中，《澎湃新聞》、《第一財經》、《界面新聞》等多家總部均設在上海。引領「宅圈」文化，和官媒互動甚多的bilibili（B站）也是一家上海企業。民間以民族主義著稱的「觀察者網」同樣也註冊在上海。相比各地傳統媒體受到互聯網衝擊或停刊或縮減編制或一蹶不振的情況，上海媒體和文化的繁榮就更顯出江浙滬的「獨大」趨勢。

更進一步，江浙滬地帶，尤其是上海和杭州的城市管理，正在被凸顯、推廣為「中國模式」的範本。習近平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後，上海和杭州先後引領了許多其他地區至今都未能完全跟進的城市管理改革。比如，上海推行了相當複雜的強制垃圾分類規定並強化執行；浙江寧波的「楓橋經驗」社會管理被當作典型大力推廣；電子管理、「城市大腦」和人工智能大數據系統也大量引入；在疫情中，上海的防疫也被視為是最精細的體現——隔離日數最少，追蹤疫情最快，2021年初上海爆發小規模聚集疫情，幾天之內政府就以快速定位和大規模隔離控制了疫情，並無影響城市運作。

同步在這些年普及的，還有「江南」的美學模式。近年來，年輕一代中產階級消費追求「新國風」——以烏鎮為榜樣的小鎮文創整體開發，以杭州中國美院為榜樣的新派中式建築，加上蘇州古城和西湖為代表的江南園林城市成為了各種美學靈感的來源。這些年來電視劇電影中多有仙俠主題，家居裝飾、衣着服飾和生活細節也開始追求「高級」，「江南」作為傳統中國的「高級文化」代表，和當代消費、經濟與互聯網企業的中心，也就同樣成為了文化符號的生產和輸出地。

從華南到江南

到了習時代，東北的前三十年，和廣東的後三十年，都不是新經濟結構的寵兒了。今天出現的各種強力壓制、民族主義、「結構性調整」，乃至「靈魂改造」的政治模式，並不外在於這個變化。

從歷史上看，中共從來都不是一個強調地方區別的政黨。然而近代中國的歷史又確實無不和地方區域的認同有關。比如清末以降，太平天國的發跡和兩廣地帶的山民多有關聯，清末的派系中隱含着湖南士大夫和安徽官員的崛起，辛亥革命中華南登上歷史舞台，蔣中正的國民黨中央則依仗江浙人。至於中國共產黨，最早時可以說是北京和上海知識分子們的黨，但北伐後被國民黨清洗的中共轉入粵贛邊境打游擊戰爭，最有話語權的領導們和將軍們就變成了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林彪這些湖南湖北人和葉劍英、朱德這些南方客家人。

中共在長期戰爭中依賴的「游擊隊模式」其實會滋長地方性。而革命成功後，中央對這些原有的地方人馬又有顧慮。剛過世不久的美國學者傅高義（Erza Feivel Vogel）就在其名作《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州》（1969）中寫到，1950年後，廣東黨政系統的一大變化就是中央派遣大批南下幹部，替換了原先系統中東江縱隊出身的地方人馬，削弱了廣東政治的地方勢力。類似地，1954年對「東北王」高崗的打擊，也帶有清理地方派系的意味。

削弱地方派系的力量，並不意味着中共治下的國家發展是全國平均化。無論是毛時代的「前三十年」還是改革開放的「後三十年」，中國大陸的發展都嚴重依賴部分地區的帶動，也就自然導致其中某個區域的「特殊化」。在「前三十年」中，特殊的是東北。作為最具有工業基礎，也是初期離蘇聯援助最近的地方，東三省的富庶和東三省工人的特權地位，是和重工業、軍工、備戰綁定的。而同樣的三十年間，南方包括上海在內都普遍原地踏步。

「後三十年」則可以算得上是香港-廣東的時代。東江系的幹部，如招商局的袁庚重新得到重用。從香港引入的文化和新事物也從沿海向內地傳遞，一度成為時代主流。粵語受到追捧，香港明星的海報貼滿大街小巷。南方系的黃金年代可以說是這個時代的最終最強一章。再往後，香港和廣東，廣東和內地的關係，又都改變了。

這中間頗有些令人玩味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過程。在毛時代的30年，北方尤其是東北主導着中國的形象。同時代的香港，南渡出走的文人知識分子們便把他們心中「自由中國」與「共產中國」的區別，描述為和「華」和「夷」的區別。比如把香港當作南朝或趙宋，而將北方的紅色中國當作蒙古或滿清。

這並非新時局下的發明，畢竟在南宋時，就已經有了借史喻今的「帝蜀寇魏」之三國解讀——南朝當作正統，北朝看作蠻夷。而在冷戰時代，錢穆類似地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揚明抑清，高度讚揚明代體制，而貶斥清製為落後、專制、野蠻的頂峰；1950年代，香港本地親國民黨的《工商晚報》，每年都要在中秋刊出一篇討論「殺韃子」的文章。1955年的刊文「中秋是殺韃子的紀念日」中是這麼寫的：「天上的月，今夜已圓，地下的黃帝子孫，究竟何時可以重合？」，意指要反攻大陸，奪回被中共「韃子」控制的江山。1958年的刊文更為顯白：「高懸反攻大陸之號燈，繼續誅殺韃子之精神」。

這些「殺韃子」或「趙宋情懷」的冷戰文化，在改革開放中不乏迴流。和「華夷之辨」同時迴流的，還有資本、工廠、技術和管理人員。粵語歌曲唱情愛人生、電視劇裏蒙哥圍攻襄陽城，現實中是北方城市街頭，下崗工人向着南方去，投奔出口加工企業。

回到習時代，東北的前三十年，和廣東的後三十年，都不是新經濟結構的寵兒了。許多人並沒有意識到的是，從2010年到2020年，中國的經濟結構的變化其實非常顯著。一方面，以珠三角模式和浙南模式為代表的商品出口曾經在1990年代末佔整個中國GDP的近40%，但到了2020年，這個比例已經下降到了20%以下。這意味着，珠三角和浙南的強調靈活，非正規和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的模式，已經不再是經濟主流。與之相對地，過去十年間崛起最快的，是更強調正規化、平台化和壟斷化的大型央企、大型國企和大型私有科技企業。而這些企業更多地集中在杭州、上海、北京、廣州和深圳。與此同時的是，城市人口比例持續提高，從十年前的45%左右，如今已經達到60%。

人口的大量集中和運輸通訊基礎設施的提升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經濟重心向消費轉移。這一切在2020年之後又加成了以消費吸引全球經濟的「內循環帶動外循環」模式。儘管珠三角仍然是新模式的中心之一，但這已經是「騰籠換鳥」之後的大灣區了。其所依靠的產業形態和人員都明顯不同。而它也更不是之前那個「南方」在文化上的繼承者。

略為令人玩味的是，杭州的文化標誌之一，便是南宋時代的皇家「御街」，相比西安標榜粗曠豪氣的「唐風」，似乎杭州標榜的雅緻精婉的「宋風」，在近些年來有更快崛起之勢。畢竟，新的經濟模式不僅僅包括金融資本，科技資本，科技巨頭和大國企，也同時追求樹立一整套中國新興中產階級年輕人的消費美學。而在這美學的行程中，「江南」擁有了比任何其他區域都更強的「訂立標準」的能力。尤其是在如今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大背景下，人們需要回答「何為中國」的問題——不僅僅是說什麼話才更「中國」，還有買什麼樣的東西，喜歡什麼樣的俊男美女，穿什麼樣的華麗服飾……

「江南」日益提高的文化、政治與經濟地位，在未來會帶來什麼樣的中國想像？如果說東北代表前三十年，廣東代表後三十年，那麼「前後三十年都不能否定」的現實肉身會在哪裏？「北方」的整體淡去，「南方」的退場，和江浙滬的日益獨大，可能會是未來十年中國社會中最顯著的走向之一。今天出現的各種強力壓制、民族主義、「結構性調整」，乃至「靈魂改造」的政治模式，並不外在於這個變化。

（李海，媒體人，中國社會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