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她是藉此解釋自己的判刑理據，不如說她是在回顧在香港官民的持續衝突中，司法裁決如何成為了衝突的一部份。

法官表明量刑根據不但基於事件發生當時的情況，包括道路阻塞、示威者的行為及違反警方呼籲等因素，也基於將事件放在2019年的脈絡中。她指斥831遊行「故意挑釁與煽動」，聲言「為罪人祈禱」但卻走往警總而非教堂，暗指警方是罪人，容易引起公眾情緒。她認為被告的量刑起點應在12個月，各人經認罪後扣減至9個月，黎智英及楊森因年齡因素獲得多1個月扣減，就事件的刑期為8個月；楊森因為其功績貢獻獲判以緩刑；李卓人亦因為功績貢獻而獲額外3個月扣減，被判刑6個月，但不可緩刑。黎、李在831案的刑期，只有兩個月會與818案的刑期分期執行。

至於818案，李卓人、梁國雄及區諾軒被指曾公開呼籲「迫爆維園」，3人罪責較重，就「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的量刑起點定在18個月，其餘6人的「組織」控罪起點則在15個月；全部被告的「參與」控罪起點均在12個月，且與「組織」一罪的量刑同期執行。梁國雄由於已有其他相關案底，沒有減刑因素，被判入獄18個月；不認罪的李卓人基於個人背景，獲減刑至12個月；認罪的區諾軒獲減至10個月；同樣減刑至12個月的有黎智英、吳靄儀及何俊仁；李柱銘刑期下調至11個月；何秀蘭及梁耀忠刑期則為8個月。吳、何、李及梁獲判緩刑。

法官在判詞中引述了多宗示威集結案例。與其說她是藉此解釋自己的判刑理據，不如說她是在回顧在香港官民的持續衝突中，司法裁決如何成為了衝突的一部份。

「阻嚇性」判刑考慮

參照「黃之鋒案」的原則。

2017年8月至9月，高等法院上訴庭接連推翻黃之鋒等16人因早前「非法集結」罪行被判社會服務令或緩刑的罰則，改判各人入獄半年至13個月不等。儘管16人隨後向終審法院上訴得直獲釋，但終審庭認可了上訴庭在「黃之鋒案」訂立的判刑指引，亦即如果「非法集結」被告曾使用暴力，或者案情涉及暴力元素，法庭要以阻嚇性（deterrence）作為判刑的主要考慮，而且通常只可判以即時監禁，而不能視乎其他求情因素（例如實際損害、被告年齡背景或犯案動機等）下調至其他較輕的刑罰。

「黃之鋒案」上訴庭裁決頒佈後不足兩年，反修例抗議與政府堅持立法的強硬立場對碰，終在2019年6月引爆全面的警民衝突。叫人匪夷所思的是，一向予人和善印象的香港市民，竟然不為槍彈所嚇倒，反而持續聚集街頭，進一步向政府施壓。其中在6月21日，數以萬計市民堵塞警察總部附近的道路，表達對政府及警察的不滿。黃之鋒等三人（周庭、黃之鋒、林朗彥）被控煽惑他人參與以及參與這次未經批准的集結。

儘管各人被控的罪名並非「黃之鋒案」中的「非法集結」罪，但裁判官仍援引「黃之鋒案」作為參考，判處認罪的周庭入獄10個月。周庭向上級法院申請保釋遭拒，高等法院法官在判詞中認可了裁判官援引「黃之鋒案」的做法，亦意味著「黃之鋒案」中的從重原則，不但適用於觸犯《公安條例》第19條、且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亦適用於第17A條下不獲警方許可、但過程中不涉暴力的「未經批准集結」。

法官提及的另一宗案例，是肇因於2019年萬聖節衝突的「鍾嘉豪案」。當晚中環一帶有數百示威者堵路，警方驅散過程中拘捕被告，他承認「非法集結」罪，原本被判社會服務令，但高院上訴庭改判其入獄三個月。上訴庭更在判決中強調，「黃之鋒案」的從重原則本來就不局限於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即使被告本人或者集會過程無涉暴力，只要出現「大批示威者聚集」的情況，由於很大可能會衍生成「情緒高漲甚至激動」，進而導致「暴力事件的風險」，法庭一樣要衡量這類案件的嚴重性，參照「黃之鋒案」的原則判以具阻嚇力的刑罰。

超然中立？

法官是否在想當然地認定被告是組織參與「暴力示威」的作奸犯科者，無視法紀，務必遵行案例指引嚴懲不貸？

在胡雅文法官有關818及831兩案的宣判中，她屢次提到「2019」。本月初宣判多名818被告罪名成立時，她引述了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在「黃之鋒案」所指稱「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鼓歪風，並指「它持續到2019年，甚至從6月起變本加厲」；她又引述上訴庭有關「禁蒙面法」裁決中的評語︰「從2019年6月起，各區的示威、暴力升溫、塗鴉與縱火，反映香港經歷了嚴重社會不穩與公眾失序，其可怕屬近50年來未見」。在就831案判刑時，除了涉及具體案情的段落外，她在20頁理由書中，提述了6次「2019」，包括「從2019年6月起，發生大量由示威活動演變成的暴力事件」、「持續狂暴的2019年」、「2019年的暴烈歲月」……

法官又引述終審庭的鏗鏘之言︰「法庭的責任並非在政治議題上表態，也不會在耘耘社會或其他價值中有所偏向」。令筆者感到悲涼的是，法官看似中立超然的判決背後，卻是無法掩藏她對於民間憤懣的漠不關心。她甚至理解不到（或者無意理解），在這場前所未有的官民矛盾中，官方防堵、民間衝撞，到底孰因孰果。

簡單回顧2019年818事件，民間人權陣線（「民陣」）試圖向警方申請在8月舉行示威遊行的背景，在於當時警民衝突以星期計不斷升溫，當中包括7月中防暴隊衝入沙田商場的嚴重衝突、有人在「721」糾集在元朗西鐵站襲擊市民，以及8月初的「三罷」等。面對堅拒向民間訴求讓步的政府，民陣提出舉辦818遊行，從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前往中環，但警方明知民意沸騰，卻只准在「維園」舉辦集會，而不准舉辦遊行及在中環終點的集會。最終有數以百萬計市民塞滿港島北的大街小巷，但沒有衝突發生。

民陣及後再次申請在8月31日的遊行，警方索性以持續的暴力示威為由，斷然拒絕。除了在灣仔警總附近的遊行相對和平，遊行後在港九多處皆有衝突，包括有人向政府總部投擲汽油彈、在「維園」附近有人被喬裝示威者的警員制服，晚上更發生令人震驚的「太子站事件」。

每當案卷中的公眾活動事件發生在2019年6月以後，法官們彷彿就自我導入既定程式般，想當然地認定被告是組織參與「暴力示威」的作奸犯科者，無視法紀，務必遵行案例指引嚴懲不貸。但當法官們宣稱自己「不偏不倚」、「不是活在象牙塔不問世情」時，何以他們就沒法提醒自己，必須認真確切地分析一下，從2019到2020年所發生的一切？他們難道看不到，起碼直到818，仍有數百萬人示威、卻依然「和理非」收場的可能，但和平示威的希望自此渺然，孰令致之？

區域法院裁決不具約束力，但司法環境如何？

筆者絕不是期望法庭要「屈服於民情」，將所有「黃色領袖」放走寬赦，絕非這樣。筆者只是想問問，法官們那麼喜歡看前因，看背景，卻為何不肯接受事實，不肯理解被告們用盡最後努力，想將憤懣的民意引向「和理非」的用心？一群已經為香港盡心奉獻大半生的昔日賢達、社運老兵，拒絕放下群眾不顧，竟然招來入獄和身敗名裂的後果，法庭真的覺得如此判罰能「阻嚇」大眾？還是各級法官真的天真地設想，自從2017年開始，用司法手段增加抗爭者的罪累，終於在今天「收效」？

請別忘記，如果重刑真的足以治世，那麼從2017年起的連番重判，何以仍防止不了2019年6月的風暴？還是他們認為今天的刑罰仍不夠重，為了配合高壓管治，一心一意要延續嚴刑與反抗的惡性循環？

本來，在正常的普通法制度下，尚可以期望透過上級法院的裁決，修正下級法院因偏狹不當判刑造成的損害。即使胡雅文法官的判刑不如上級法院般具有約束力，但在新時代的香港，高級別的上訴庭乃至終審庭，早已認可、甚至指令下級法官對反抗者從嚴量刑，窒礙下級法院量刑酌情空間。在社會矛盾難解的今天，這種司法態度似乎只能帶出一個主題：和理非的遊行示威，的確無用。

（曾時行，法律界基層工人。出身寒微，屯門公屋長大，得父母姊老婆支持，混得法律學位，兜兜轉轉，載浮載沉，遊走於政黨、民間、官府、商界之間，總算在某律師行求得棲身之地，稍得一餐溫飽。無一家之言，只有井底之見，分享法界見聞感想，笑評世道智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