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博索納羅：熱愛軍政府的巴西「鴕鳥政治家」

2020年7月中旬，65歲的博索納羅確診Covid-19，被迫隔離在巴西總統府。

隔離期間，他顯得有些無聊，甚至有些脆弱。百無聊賴的他在總統府花園裏養起了美洲鴕鳥。一向抵觸佩戴口罩的他被媒體拍到了戴着口罩餵食鴕鳥的畫面。有好事的媒體稱，博索納羅不慎惹怒一隻自己飼養的美洲鴕鳥，被其咬傷，十分狼狽。

2019年初，博索納羅席捲5780萬張選票當選巴西總統。彼時，他的形象是一個強硬的、清廉的、堅守傳統價值的右翼角色。許多媒體把他稱為「熱帶特朗普」。就職時，他宣布巴西從此「從社會主義和政治正確中解放出來了」。他嘲諷左派前總統盧拉（Lula da Silva）和各式各樣的政客，把素人軍官出身的自己標榜為真正巴西人的代表。許多人擔憂，擺脱軍政府獨裁才三十多年的巴西，有再度陷入右翼軍人統治的危險。

上任之後，博索納羅本人危機連番。2019年，亞馬孫雨林大火肆虐，國際輿論一邊倒地批評博索納羅，他巍然不動，與指責他種族主義的媒體、組織與個人脣槍舌戰。到了2020年，巴西疫情形勢持續嚴峻，博索納羅仍然面帶微笑地出現在集會現場，和他的狂熱支持者一起做俯卧撐，展現對病毒的蔑視和男子氣概。

但關在總統府裏隔離時，博索納羅多少有些泄氣，他對外表示「隔離真是糟糕啊」，「下一個軍政府」的形象，似乎也有些崩塌了。

某種程度上，鴕鳥有些像巴西當代政治的表徵。面對一個政治碎片化、黨派林立的巴西，博索納羅的強硬語言和張揚動作掩蓋他在政治上的處處受限。

體制和社會的不穩定積重難返，讓人們期待右翼強人的降臨。然而這人恐怕不是博索納羅。

小鎮青年、異見軍官、邊緣政客

博索納羅曾經是不折不扣的小鎮青年。1955年，在巴西東南部聖保羅州一座叫做格利塞利奧（Glicerio）的小城裏，牙醫傑拉爾多·博索納羅（Geraldo Bolsonaro）和他的妻子奧林達（Olinda）迎來了他們的第三個孩子。夫婦倆為孩子取名雅伊爾（Jair），和彼時當紅的足球明星同名。

博索納羅的家族，屬於與巴西國內約3100萬意大利裔巴西人的一員。他們被稱為「oriundi」。1880年到1920年之間的40年間，從意大利來到巴西的移民超過一百萬。如同來到美國紐約的移民在紐約落地生根，這些意大利移民絕大部分定居在了他們上岸的地點——聖保羅，融入了聖保羅的大都市圈，掌握巴西的核心權力與財富。在巴西，「oriundi」約佔人口的15%，這裏也是意大利血統人口在意大利以外聚集人數最多的地方。

博索納羅的曾祖父維托里奧十歲隨父母來到巴西，是一戰前意大利向巴西的移民大軍中的一員。博索納羅出生時，家庭常常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父親到沒有專業牙醫的地方行醫。博索納羅因此也需要不斷輾轉於一個個城鎮。最後，一家人來到了聖保羅西南部的埃爾多拉多（Eldorado）。這座小城直到2015年的人口也僅有約1萬5千人，與1200多萬人的聖保羅市比起來不值一提。

1970年，博索納羅15歲，小城埃爾多拉多發生了一件大事：上尉卡洛斯（Carlos Lamarca）在附近的河谷地區率部隊起義，加入了反軍政府的游擊隊。軍政府隨即派兵來鎮壓。少年時代的博索納羅和他的朋友們被軍隊迷上了：和駐地的軍人交談時，軍人們甚至向他們展示了荷槍實彈的武器。博索納羅決定遠走里約熱內盧，報考巴西陸軍系統中最大的軍事學院：阿古拉斯·內格拉斯軍事學院（Academia Militar das Agulhas Negras）。1974年，巴西軍政府建立整整10年，博索納羅入讀內格拉斯軍事學院。

「參軍光榮」對博索納羅來說不是戲言。巴西的軍政府獨裁能從1964年維持到1985年，與巴西軍隊在巴西人心中的極高威望有關。這來源於博索納羅的父輩踏上巴西土地之前的巴拉圭戰爭——拉美各國獨立以來最血腥的戰爭。巴拉圭戰爭（也稱「三方聯盟戰爭」，聯盟指巴西、阿根廷、烏拉圭）爆發於1864年，那時候巴西剛剛獨立不久，正處在建立嶄新的民族認同形成期，巴西各地區的語言割裂、人口比例失衡。歷史學者托馬斯·維格漢姆（Thomas Whigham）認為，那時候的巴西缺乏「社會統一性」（social unity）。對此，巴西採用了最簡單粗暴的解決方式——與鄰國開戰。戰爭結果是，巴拉圭損失了超過半數男性人口。作為獲勝方之一的巴西軍方則在國內收穫了前所未有的喝彩。從那時開始，近現代巴西的政權和意識形態不斷搖擺變換，軍隊的影響力卻始終如一。

軍隊不只是獨裁和高壓，也塑造了自身崇尚經濟發展和高效的正面形象：博索納羅的支持者普遍認為，軍政府時期對異見者的迫害是維護政權和國家安全的正當行為。巴西軍政府統治期間極盡政治打壓迫害，卻為巴西人留下了「經濟騰飛」的印象。那時有着「巴西奇蹟」，每年GDP增速高達10%，城市化也迅速實現。如今住在巴西各大城市的工薪階級中年人，大多都記得這段輝煌時期。另外，軍政府協議下台時國家經濟問題還沒有完全暴露，人們未必會把後來嚴重的經濟萎縮與軍政府聯繫起來，反而對那個遍地黃金的年代無比懷念。

不難想見窮小子博索納羅是帶着怎樣的仰慕心情進入軍旅生涯。然而，軍隊卻並不是他的天堂。軍隊的將領元帥大都是像1964年軍事政變領袖卡斯特羅·布朗科（Castelo Branco）將軍這樣的精英：富有的家庭、良好的教育、軍銜閃亮的親戚。正如維格漢姆所說：「巴西的國家政權反映的是精英的利益。」巴西的軍隊和右翼、保守派也總是掛鈎的。

1986年，博索納羅發的一次牢騷徹底改寫了他的人生。巴西此時剛剛開始進入民主化。經歷了數十年高速發展的巴西經濟正在逐漸減速，政府的緊縮政策並未控制住通脹和失業率的飆升。當年9月，以愛博眼球著稱的雜誌《Veja》刊登了一篇博索納羅的自述。這是篇直白的文章，標題叫做「薪水太低」（O salario esta baixo）。在文章裏，博索納羅抨擊國家給軍人的待遇糟糕，軍隊領導開除士兵純粹是因為削減預算，而不是所謂的「品行不端」。

這篇檄文讓博索納羅吃了十五天牢飯，卻歪打正着，讓他在士兵和眷屬口中贏得了一個耿直的名聲。這些人雖然未必身居高位，但卻對軍隊十分忠誠。他們難以躋身精英階級，但也享受軍隊福利，信奉強人政治，對民主化後巴西的文人政府不滿。博索納羅的出現，讓他們感到了共鳴：這是一個能代表他們聲音，並對體制無所畏懼的人。

《Veja》事件後續發展頗為戲劇。僅僅一年後，雜誌就發布了另一篇文章，指控博索納羅其戰友因薪資問題嘗試在其母校內格拉斯軍事學院附近埋伏炸彈。雖然沒有其他實質證據，但這段報導為博索納羅幾乎看不見未來的軍旅生涯畫上了句號。此後，譭譽參半的博索納羅當選了里約市議員，成為了一名政客。

在盧拉的陰影下

儘管當上了議員，博索納羅還是有些「政治冷感」。在任職里約市議員的兩年內，他沉默寡言，不功不過。同一時期，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是崛起於聖保羅一家鋼鐵工會的左翼領袖盧拉。盧拉和夥伴們剛剛爭取到了民眾直接普選總統的權力，他領導的勞工黨也剛剛嶄露頭角。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盧拉將會成為這個國家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政客。而也是盧拉的失勢，為博索納羅的成功譜好了序曲。

如果沒有盧拉史無前例地調動巴西選民的政治熱情，也許今天的巴西仍然被獨裁時代遺留下來的兩個建制派大黨統治着：一個是獨裁時期的官方反對黨巴西民主運動（PMDB）；另一個是與勞工黨勢不兩立的巴西社會民主黨（PSDB）。

盧拉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是博索納羅的先聲；他戳中了後獨裁時期巴西普通人的痛點——選民們受夠了精英集團的統治。一方面，這種統治造成了根深蒂固的恩庇主義政治文化和大規模貪腐，這讓人們對整個政體信心盡失；另一方面，精英集團長期掌權，讓民主化後的巴西仍籠罩在寡頭政治的陰影中，更阻絕了選民主動建設民主體制——選民們本就缺失政治參與度、對參政方法和組織手段不熟悉。這讓巴西政黨體系缺乏群眾基礎和可信度，巴西人因此企盼一名「救世主」以一己之力扭轉灰暗的政治現實，而盧拉填補了這個空缺。

在任期間，盧拉交出了一張漂亮的經濟答卷，成功挺過了全球金融危機的關鍵兩年並維持增長，並實施瞭如家庭幫扶計劃（bolsa familia）等有口皆碑的民生福利項目。

儘管如此，盧拉卻沒能解決巴西政治的核心問題：政黨體制不穩固。比例代表制下，巴西政治中小黨林立，一切議題都需要廣泛平衡小黨利益才能推動；此外，巴西有着數量可觀的「獨立選民」。這些選民不依附於黨派，很少持續認可某種意識形態。他們選舉的標準非常簡單，就是看政客本人是否具有足夠吸引力，這為民粹主義提供了肥沃土壤。就算盧拉背後有一個強大的勞工黨，但在許多政治學者看來，早在2006年選舉時盧拉就已經脱離了勞工黨的議程和框架，他的連任僅僅是他個人的勝利。

在2016年，勞工黨政府陷入危機時，一個政治機會在博索納羅面前出現了。在軍隊和議會裏「悶聲」多年的博索納羅抓住了這個機會。他決定參選，然後很快地包裝了自己：博索納羅，前陸軍上尉、軍隊的狂熱擁護者，在政界無不良記錄。他宣稱願意快刀斬亂麻地解決勞工黨政府遺留下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怎麼辦？不如增強警力、立法保護警察；經濟衰退怎麼辦？不如緊縮政策和私有化；資源開發慢怎麼辦？不如別管環境先開發再說。將盧拉送上總統寶座的草根浪潮，此刻有了新的代言人——儘管藥方都與盧拉恰恰相反。

2016年5月，就在盧拉繼承者羅塞夫被彈劾下台的同一個月，還是議員的博索納羅前往中東朝聖，在約旦正式受洗成為福音派教徒，為他施洗的是福音派神召會（Assembleia de Deus）的領袖之一、巴西基督教社會黨黨魁Pastor Everaldo。博索納羅本是意大利裔，也是天主教徒，但他選擇在選前受洗，意味着在意識形態方面拉攏一個關鍵群體的支持：福音派信徒。

在1970年代前，巴西乃至整個拉美都是天主教徒佔多數。但1970年代後，隨着大部分拉美國家步入民主化，宗教也變得更加多元。德國研究者Claudia Zilla認為，福音派弱化教派本身的等級制度，強調教徒與上帝更直接的聯繫、上帝的力量對教徒生活的高度參與，與等級森嚴的天主教相比更受信徒歡迎。福音派人數在巴西增長迅猛。1970年，新教徒整體僅佔全國人口約5%。到2010年，僅福音派教徒就佔巴西人口的20%。另外，一大批教會組織逐漸形成。此外，福音派經過了拉丁美洲的本地化，傾向於支持更為保守的道德觀和價值觀。

有趣的是，博索納羅在受洗之後並未正式放棄天主教徒身份，一直對個人信仰問題含糊其辭。這有點類似他不斷更換政黨。1991年當選聯邦眾議員的博索納羅在他任內的28年間，總共更換了6個政黨，平均不到五年就「跳槽」一次。 在很多國家，這相當於拿自己的選舉資源和政治生命賭博。但在巴西，博索納羅的多黨背景恰恰讓他從選民中獲取了信任，因為多黨派政客更難和貪腐掛鈎。

在2018年初，博索納羅退出深受福音派影響的基督教社會黨，並加入了社會自由黨。後者迅速將自己的意識形態方向大幅右轉，並在短短半年後就提名了博索納羅作為總統候選人。

媒體常常把博索納羅刻畫成和特朗普類似的右翼民粹分子，他們的政治經驗和資源很少，但出於某種原因與選民產生了緊密連結，在某些爭議巨大的話題上與主流輿論唱反調。浮誇和博人眼球甚至成為了他們領袖魅力（Charisma）的一部分。然而，博索納羅的勝利其實與特朗普大有不同，「法律與秩序」的說辭在巴西和美國吸引了不同的兩撥選民。博索納羅的選民當中，16-34歲的年輕人佔60%，與特朗普的「高齡票倉」大相徑庭。許多年輕一代的政治記憶是被盧拉和勞工黨佔據的，他們對盧拉政府的不足有深切體會，而對軍政府年代經濟騰飛抱有不切實際的懷舊。不比美國有大量勞工階層支持特朗普，在巴西反而是大量城市中產願意為博索納羅投票，因為他們與盧拉們所關心的低收入群體在生活環境和心理上都存在隔閡，並對勞工黨左傾的意識形態頗有微詞。

在一場牽涉甚廣的貪腐官司後，盧拉鋃鐺入獄，被提前逐出2018年大選的賽道，博索納羅則憑藉政治局外人的形象將那些本來支持盧拉的獨立選民拉攏到自己的陣營。

強勢上台的弱勢總統

2019年1月1日，博索納羅洋溢着他標誌性的愉悅笑容，從卸任總統特梅爾手中接過了總統綬帶，成為巴西第38位總統。這是小鎮男孩、失意軍人、「小透明」議員博索納羅的高光時刻。他不會想到，在他的總統之路上埋伏的第一個困難馬上就會到來。

雖然博索納羅個人的成功對巴西右翼政治起到了帶動，但在巴西眾議院的513個席位中，博索納羅曾在的社會自由黨和右翼聯盟僅佔據了257席的微弱多數，比中間黨派和左翼反對黨的總席位僅高出一席。從國會的席位分布中，可以更明顯地看出巴西精英階層對政治局勢的影響：傳統兩大黨在參議院中佔據總席位的4分之一；在眾議院中，則接近7分之一。

就算博索納羅在上台時得到了一部分資本的支持，但政商精英對政治資源的深度控制仍然以非正式的方式制衡總統，裹挾着民意上台的總統又往往會和代表精英寡頭的國會產生衝突。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博索納羅的政治議程難言明確，多少有些投機主義的色彩。他的議程甚至未必與任何一個黨派相契合，還和國會不斷出現摩擦。博索納羅最值得誇耀的政治工程，是養老金制度改革和提高法定退休年齡，但這些項目在國會的數輪談判中被「稀釋」了不少。國會還阻擋了他「噱頭」化的政策提議，比如全面放開槍售，收緊墮胎政策等。他在大選途中提出的退出全球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也因為肆虐許久的亞馬孫林火而被迫擱置。

比起這些「實在的政績」，人們在過去數年不斷看到的，只是他在社交媒體和電視屏幕上攻擊環保主義者、女性和原住民，在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克爾批評他的環境政策時，他回擊對方「亞馬孫是巴西的」，斥責歐洲人的關心是殖民主義。

Covid-19席捲全球後，巴西的狀況也不出所料。博索納羅更多像是製造新聞來回避聯邦政府的行動。Covid-19病毒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捲巴西：它橫掃了基建薄弱、衞生條件不佳的城市貧民窟和對外來疾病沒有抵抗力的亞馬孫叢林，使全巴西的各大醫院癱瘓。而在此時，博索納羅稱Covid-19病毒是「媒體制造的幻覺」。巴西各州州長遲遲沒有等到聯邦政府的隔離政策，自己搶先行動了起來。

然而，就在博索納羅看上去快一敗塗地的時刻，民意再次迎來了翻轉。8月中旬，就在博索納羅解除隔離後不久，巴西民調機構顯示博索納羅的反對率奇蹟般地下降了10個百分點，而支持率上升5個百分點。直到2020年12月中旬，博索納羅支持率仍處高位。

巴西人發現，博索納羅拒絕停工停產的政策挽救了不少普通人的生計，他們開始對博索納羅回心轉意。「他（博索納羅）幫了我們太多，」一名巴西人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說。當下，全面復工復產對仍深陷疫情的拉美諸國來說仍然遙不可及，呼喚復工的聲音也逐漸高漲；在這樣的背景下，博索納羅的「反其道而行之」的確有些出奇制勝。

但民意對博索納羅的執政來說顯然也不是一切。就在11月，巴西與科興生物合作的Covid-19疫苗臨床試驗項目中一名志願者不幸去世，巴西不得不暫停該試驗項目，但位於聖保羅研發中心主管向媒體表示，這名志願者的死亡和疫苗試驗並無聯繫。有關志願者之死，博索納羅和聖保羅州長多利亞（Joao Doria）各執一詞：一直懷疑中國疫苗的博索納羅把這次事故稱為自己的「另一場勝利」，多利亞和聖保羅政府則認為此事可能是自殺。有趣的是，僅僅暫停兩天後，巴西衞生部就重啟了疫苗試驗，12月，疫苗就被聯邦政府正式宣布有效——儘管許多人認為其預防作用可能不夠理想。

在充滿即時性且難以捉摸的民調和輿論中，博索納羅可以瞬間成為英雄，也可以被瞬間拉下神壇。民意的反覆無常，無非再一次揭示了巴西政治生態的現狀。

依然遊走於邊緣的巴西民主

紀錄片導演佩特拉·科斯塔在《民主的邊緣》（The Edge of Democracy）中展示了巴西當代政治的矛盾和撕裂。博索納羅的入局僅僅出現在影片的後半段，在他之前的幾十年時間裏，激進派和保守派的明爭暗鬥，盧拉和勞工黨向資本和寡頭做出的妥協，軍隊勢力的若隱若現，無一不讓巴西遊走在「民主的邊緣」。

如今，博索納羅仍然試圖塑造看似不可撼動的強人形象。但他卻無法像他想像地那樣統治巴西。甚至，他仍然在複製他所批判的那些問題：社會的撕裂和民主體制的不成熟、「蜜月期」過後民意的流失，一切都讓他手中的總統行政權限制重重。

博索納羅無法解決巴西政治的支離破碎，就像盧拉從政30餘年，也沒能成為巴西的救世主一樣。它來自整個地區長期的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以及重建社會秩序的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歷史慣性。拉丁美洲用來應對這陣痛尋找種種辦法：民粹主義者，獨裁軍政府，左翼領袖……他們在歷史上輪番登場，又被輪番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