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2020美國大選 特朗普時代終局?

黃湘:激進左翼的「深層國家」論,如何成為特朗普支持者的動員令?

近四成美國人相信存在一個力圖搞垮特朗普的「深層國家」。共和黨人中,相信「深層國家」存在的人多達七成。


2020年1月6日華盛頓,親特朗普的抗議者與國會大廈警察發生衝突。 攝:Shannon Stapleton/Reuters/達志影像
2020年1月6日華盛頓,親特朗普的抗議者與國會大廈警察發生衝突。 攝:Shannon Stapleton/Reuters/達志影像

1月1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以「煽動叛亂」的指控對總統特朗普(川普)進行彈劾的議案。有別於2019年的上一次彈劾案受到眾議院共和黨人全體反對的情況,這次彈劾得到了10名共和黨眾議員的支持。這使得特朗普成為美國有史以來唯一一位受到兩次彈劾的總統。

就在彈劾案投票前一天,1月12日下午,由美軍各部門最高將領組成的參謀長聯席會議罕見發表備忘錄,譴責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衝擊國會的暴亂事件,將其稱為「對美國國會、國會大廈和我們的憲法程序的直接攻擊」,提醒美軍全體服役人員支持和捍衞憲法「不受國內外一切敵人的侵害」。隨後,國民警衞隊(國民兵)在華盛頓特區部署了兩萬五千名士兵,將堂堂美國首都變成了類似巴格達的「綠區」。由此可見,對於這次暴亂的清算絕非限於政黨政治層面,而是啟動了美國國家建制力量的強力反制。

事實上,從特朗普拒絕承認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敗選,到特朗普支持者發動意圖阻止國會議員依法確認拜登勝選的暴亂,本次政黨輪替不斷升級,業已成為美國自從南北戰爭以來最大的憲政危機,其嚴重程度超過了1868年的莊遜(Andrew Johnson,詹森)總統彈劾案,1876年選舉爭議案和1972年至1974年的尼克遜(尼克森)水門事件。

2021年1月6日華盛頓,一名親特朗普抗議者在美國國會大廈內搬走講台。
2021年1月6日華盛頓,一名親特朗普抗議者在美國國會大廈內搬走講台。攝:Win McNamee/Getty Images

後真相時代的「深層國家」陰謀論

特朗普鼓動其支持者發動暴亂的理由是,民主黨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舞弊,因此國會不該確認拜登當選。雖然特朗普對於民主黨選舉舞弊的指控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有關部門的事實核查所否定,但是他的支持者卻對此深信不疑。這是因為特朗普本人及其團隊不斷向他們灌輸「深層國家」(deep state)的陰謀論,使其堅信特朗普敗選乃是出自「深層國家」的操縱。

政治學家金格拉斯(Ryan Gingeras)對「深層國家」觀念在美國輿論場中的興起過程給出了精煉的概述。最早在美國提出類似概念的學者是一位當過外交官的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英語文學教授斯科特(Peter Dale Scott),他在1993年出版了《深層政治與甘迺迪之死》(Deep Politics and the Death of JFK),雖然並沒有對甘迺迪遭暗殺事件的真兇給出一個有別於官方敘事的替代版本,但是強調了那些試圖扭轉甘迺迪政策、強化冷戰、推進右派事業的秘密政治勢力是如何從暗殺中受益。在斯科特看來,甘迺迪之死並不是一個隨機的打擊美國的外部陰謀,它更有可能代表了一種 「系統性調整」,意在顛覆甘迺迪在美國國內的自由主義改革和在海外的軍事收縮。他推測「政府機構、有組織犯罪集團和大財團」組成的大聯盟設計了甘迺迪暗殺事件並從中獲利,而這起暗殺事件也只是一連串操作中的一個插曲。

2007年,斯科特出版了《通往9.11之路:財富、帝國與美國未來》,揭示了由美國情報界、石油財團和有組織犯罪集團所組成的「深層國家」在海外的秘密干預如何為本·拉登和基地組織奠定了基礎,而「9.11事件」又如何令「深層國家」通過將美國引入戰時狀態而受益。斯科特所說的「深層國家」類似於一個永久性的固定機構,可以跨越幾十年或幾代人的時間而不發生演變或瓦解,這是他與其他研究政治黑幕的學者的不同之處。

斯科特是一個邊緣化的左派學者,但是將他的觀點精心包裝並廣泛傳播的卻是反全球化的「另類右派」(alt-right)。2008年2月,斯科特首次出現在當時剛剛聲譽鵲起的右派電台主持人瓊斯(Alex Jones)的電台節目「Infowars」中。瓊斯認為「9.11事件」是美國的「內鬼」策劃的,斯科特的觀點恰好與之接軌。

身為白人至上主義者的瓊斯對奧巴馬2008年當選美國總統非常不滿,他很快把「深層國家」這個觀念用於對奧巴馬政府的分析中。到了2016年,「Infowars」的評論員們預言特朗普是最有可能打敗「深層國家」——由銀行家、跨國公司和美國「軍工複合體」組成的「撒旦聯盟」——的人。

2016年特朗普贏得大選之後不久,美國情報部門就啟動了對於特朗普競選團隊的「通俄門」調查。時任白宮首席顧問的班農(Steve Bannon)在他主持的Breitbart新聞網站中把「深層國家」與特朗普之間的鬥爭描述為美國政治的主要矛盾,一個由不計其數的政客、職業官僚和財閥所組成的龐大的非正式政府無所不用其極,致力於將當選總統特朗普趕下台。

2017年5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分析師的希金斯(Rich Higgins)在一份備忘錄中宣稱,全球主義者、金融界、「深層國家」和伊斯蘭主義者正在聯手密謀摧毀特朗普政權,「通俄門」就是他們設計的陷阱。希金斯在8月被時任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麥克馬斯特(H. R. McMaster)解職,然而他的陰謀論卻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產生了廣泛共鳴。

2017年12月1日,一度在特朗普政府中擔任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弗林(Michael Flynn)認罪,標誌着「通俄門」調查開始向特朗普的核心圈子突破。2018年2月2日,經特朗普批准,一份由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共和黨人努內斯(Devin Nunes)根據機密文件撰寫的備忘錄曝光,聲稱2016年10月,總統大選選戰正酣之際,特朗普競選團隊的前任外交政策顧問佩奇(Carter Page)成為聯邦調查局的監聽對象,而聯邦調查局在向法庭申請監聽許可時所提供的主要依據是一位英國特工斯蒂爾(Christopher Steele)所編制的黑材料。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高層明知該特工的情報蒐集受到希拉莉(希拉蕊)競選團隊資助,卻向法庭刻意隱瞞,從而以不正當手段獲得了監聽授權。備忘錄點名批評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Rod Rosenstein)濫用職權,而此人正是「通俄門」調查的督導者。民主黨方面則對努內斯的備忘錄予以逐點反駁,聲稱聯邦調查局早在得到斯蒂爾的材料之前就已經對佩奇展開調查,並有獨立材料說服法庭同意監聽佩奇。

2021年1月9日紐約,示威者呼籲將特朗普免職,並在時代廣場周圍遊行。

2021年1月9日紐約,示威者呼籲將特朗普免職,並在時代廣場周圍遊行。攝:Erik McGregor/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此事在美國政界引起軒然大波,美國情報界普遍認為,特朗普將政治鬥爭置於國家安全之上,開創了美國歷史上首次由總統批准將特工和線人的機密信息公之於眾的危險先例,將會使得潛在情報來源不再願意為美國服務,造成難以估量的結果。而對於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來說,此舉卻是一場強有力的政治動員,證明了特朗普對抗「深層國家」的決心。

特朗普之所以能夠讓支持者徹底追隨自己,關鍵在於他對「敘述」的操控。2017年1月22日,特朗普就任總統的第三天,他的高級顧問康威(Kellyanne Conway)便發明了「另類真相」(alternative truth)一詞,用以指代特朗普的謊言。謊言不是謊言,而是另類的真相。儘管這種說法荒誕之極,但是一直有將近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對特朗普杜撰的各種「另類真相」深信不疑,他們構成了特朗普的鐵桿票倉,促使特朗普不斷杜撰更多的「另類真相」來滿足他們的期待,鞏固自己的地位。美國社會進入了「後真相時代」,特朗普開啟了美國的「後真相政治」。

曾經長期擔任《紐約時報》首席書評人的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在2018年7月出版的《真相之死:關於特朗普時代謊言的筆記》一書中指出,對於「真相」的漠視,美國社會早已有之。歷史學家布爾斯廷(Daniel Boorstin)在1962年出版的著作《印象:美國虛假事件指南》中指出,很多美國人把虛假事件當成真實的新聞,其實它們來自政客和公司的故意編造。1964年,歷史學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發表了《美國政治的偏執作風》一文,揭示了美國政治生態中一波又一波的「高度誇張,多疑和陰謀論幻想」,在19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中一度達到高潮。

與過去不同的是,當今世界是一個社交媒體壓倒主流媒體的時代,而特朗普恰恰是「推特治國」第一人。鑑於其特殊身份,即使他長年累月在推特上謊言連篇,推特也無法像對待普通用戶一樣封殺他的賬號,直到2021年1月8日,在衝擊國會的暴力騷亂發生之後,考慮到特朗普進一步煽動暴亂的風險,才永久關閉即將離任的特朗普的個人推特賬號。通過使用推特,特朗普實際上打破了美國政府除了例行公報之外不能自辦媒體的慣例。

角谷美智子指出,特朗普的政治風格有三個主要特點:激發大眾的民粹訴求,尋找替罪羊,操縱語言。

2021年1月13日美國國會大廈,國民警衞隊於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雕像旁邊。

2021年1月13日美國國會大廈,國民警衞隊於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雕像旁邊。攝:Tom Williams/CQ-Roll Call, Inc via Getty Images

試圖改造聯邦政府的白人至上主義

雖然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和激進左派都把「深層國家」觀念作為彈藥,但是雙方存在本質區別。

前文提到的「深層國家」觀念在美國的始作俑者斯科特,在2015年出版了《美國深層國家:華爾街、石油巨頭和對美國民主的攻擊》一書,將華爾街和石油巨頭視為「深層國家」真正的操盤手。這代表了激進左派對「深層國家」的界定。而特朗普政府恰恰是竭盡全力維護華爾街和石油巨頭的利益,尤其是為了石油產業而放棄奧巴馬政府的環保政策以及對清潔能源的支持。

2016年,曾經長期在美國國會預算委員會擔任分析師的洛夫格倫(Mike Lofgren)出版了《深層國家:憲法的衰落與影子政府的興起》一書。洛夫格倫不能算左派,而是持中間立場。他認為「深層國家」並不限於非選舉產生的官僚機構,而是包括了跨國公司、石油巨頭、華爾街、矽谷和各種智庫等等,它們彼此之間尋求一榮俱榮的利益交換,可以凌駕於民主程序之上來決定政策。

2017年5月,洛夫格倫在新聞網站Medium.com的訪談中斷言,特朗普是「深層國家」的突變基因,其所作所為其實是用升級版的「深層國家2.0」去取代舊的「深層國家」。特朗普的內閣裏聚集了如此多的億萬富豪,相比之下,當年小布殊(小布希)的內閣簡直就像一個布爾什維克的工人委員會。小布殊政府的減税和放鬆金融監管為2008年金融危機鋪平了道路,特朗普政府更加來勢兇猛的減税和放鬆金融監管最終將會導致更大的危機。「深層國家2.0」是比舊的「深層國家」更危險的超級寡頭政治。

大多數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之所以反對「深層國家」,根本原因不在於反對華爾街等壟斷寡頭,而是基於白人至上主義試圖改造聯邦政府的一貫立場。凡是阻撓他們改造聯邦政府的建制力量,都被視為有待剷除的「深層國家」。

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密歇根等搖擺州的白人藍領階層改變了此前對民主黨的長期支持,把票投給特朗普,成為希拉莉敗選的關鍵原因。這也使得主張經濟平等的進步派自從2017年起在民主黨內部迅速崛起。而在2020年總統大選所引發的憲政危機中,衝鋒陷陣的特朗普鐵桿支持者卻並不是被經濟訴求所驅動。《大西洋月刊》的政治專欄作者Adam Serwer指出, 參加1月6日國會暴亂者並不是社會底層的窮人,而是企業主、房地產經紀人和軍人。他們的行動也不是出於經濟上的絕望,而是出於對自己不可侵犯的統治權的信念。

特朗普支持者所設想的自己不可侵犯的統治權,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白人至上的特權重合的,即使是來自有色人種的支持者,也是崇信白人至上的特權所構造的社會秩序。在當今美國社會, 崇尚白人至上主義並因此成為特朗普鐵桿支持者的主要是兩個群體:「另類右派」和白人福音派。

白人福音派運動誕生於19世紀末,其創始人桑代(Billy Sunday)定義了該運動的目標:將美國變為一個基督教國家。「另類右派」是美國社會中位於建制右派保守主義之外的極右派,其特徵是公然鼓吹白人種族主義和白人民族主義,聲稱多元文化和政治正確構成了對「白人美國」的致命威脅。很多「另類右派」人士對宗教不感興趣,絕大多數白人福音派信徒也不會像「另類右派」 人士一樣揮舞三K黨旗幟,參加納粹集會。一些觀察家據此認為這是兩個相互獨立的群體,然而,美國作家波斯納(Sarah Posner)在《不聖潔:白人福音派為何拜倒在特朗普的聖壇前》一書中揭示了兩者之間的深刻關聯:白人福音派和「另類右派」 都崇尚白人至上,反對多元文化和民權運動,都對白人在美國人口結構中成為少數派的前景感到恐懼,都把移民和少數族裔當成替罪羊,都渴望儘可能控制權力槓桿。這兩個群體都在特朗普身上找到了自己夢寐以求的英雄。只不過,「另類右派」無所顧忌地擁抱法西斯主義,而白人福音派則使用了貌似無害的「宗教自由」話術。

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布朗訴託皮卡教育委員會案」中判決「隔離但平等」的法律違憲,是刺激白人福音派積極介入美國政治的起點。南北戰爭結束以後,美國南方各州雖然廢除了奴隸制,但是長期在「隔離但平等」的名義下實施種族隔離和歧視政策。有色人種不能和白人使用共同的公共交通工具,進入同樣的公立學校(私立學校當然更不可能)、圖書館、體育場、電影院等等。有色人種雖然名義上擁有和白人「平等」的公共設施,但實際上質量非常低劣。最高法院的判決推動了美國社會廢止種族隔離政策,是民權運動的一大成就,同時也令白人至上主義的信徒如坐鍼氈。他們不願意把孩子送到取消種族隔離的公立學校,為此成立了很多維持種族隔離的私立學校。

1962年,最高法院在「恩格爾訴維塔萊案」中判決在公立學校強制祈禱和讀聖經違憲,理由是涉及確立官方宗教,違背了政教分離原則。這導致了許多基督教私立學校的興起,它們和維持種族隔離的私立學校很大程度上是重疊的。1971年,最高法院在「科伊特訴格林案」中判決實行種族隔離的私立學校沒有資格獲得免税,扼住了其財務咽喉,引起了強烈反彈。白人福音派宣稱傲慢的世俗政府一心想要剝奪基督徒的權利。作為回應,他們研究制定專門保護「宗教自由」的法律。所謂「宗教自由」的核心理念是「保留拒絕向他人提供服務的權利」。在種族隔離時代,這原本是堂而皇之的特權,學校可以拒絕黑人入學,公交車可以拒絕黑人乘坐,等等。而在後種族隔離時代,要拒絕向個人或團體想要排除或是忽視或是懲罰的任何人提供服務,就需要借用宗教自由的名義,聲稱這類服務違背了個人或團體的宗教信仰。

雖然存在少數反例,但是白人福音派總體上秉持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政治立場。基督教民族主義主張基督教是美國的立國之本,美國的成功反映了上帝對世界的最終計劃,聯邦政府應該宣布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倡導基督教價值觀。基督教民族主義渴望回到「虔誠」的過去,當時只有白人是真正的美國人,婦女恪守家庭主婦的角色,不存在同性戀者,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大行其道,不存在勞動法以及對税收、環境和金融的監管。這些都是上帝對美國這個特殊國家的計劃,而這個計劃正面臨着被世俗主義、多元文化和女權主義所摧毀的危險。

2021年1月6日華盛頓,親特朗普示的威者進入參議院。

2021年1月6日華盛頓,親特朗普示的威者進入參議院。攝:Win McNamee/Getty Images

1980年列根(雷根)入主白宮,其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政治綱領契合了白人福音派對於「基督教美國」的願景,令後者額手稱慶。然而,世易時移,隨着多元文化在美國日漸盛行,在1970和1980年代曾經自詡為「道德的大多數」的白人福音派日漸成為美國社會的少數派。2008年奧巴馬(歐巴馬)成為美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位黑人總統,是對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沉重打擊。2015年,最高法院判決同性婚姻在全美國範圍內合法化,更是令白人福音派感到命懸一線,因為他們認為「性少數群體」(LGBTQ)不應享有充分而平等的權利。他們迫切需要通過「宗教自由」來保護自己擁有歧視「性少數群體」的權利。緊接着,在2016年總統大選的臨界點上,他們遇到了異軍突起的另類候選人特朗普。

福音派的公開教誨是宗教虔信與道德完善,而特朗普與此格格不入,他對《聖經》知之甚少,曾經被多次指控有不當性行為,公開吹噓「只要抓住她們的下體」就可以對女性為所欲為,鼓吹金錢至上,侮辱每一個他認為是敵人的人,煽動對「非我族類」的仇恨。這些都和傳統的基督教價值背道而馳。然而,所有這些都並未阻止白人福音派以空前的熱情追隨特朗普。他們的說法是,在《聖經》中,上帝曾經選擇了波斯國王居魯士來幫助流亡的猶太人回歸和重建耶路撒冷;特朗普或許不是基督徒, 但他正在被上帝選擇用來重建基督教美國。

特朗普上台以後,白人福音派得到了豐厚的政治回報。特朗普任命了一大批政治官員取代職業官僚來執行有利於白人福音派的政策。美國衞生與公共服務部建立了「良心和宗教自由」部門,允許醫療從業者,例如護士,選擇不參與其基於宗教立場所反對的項目,如墮胎或絕育手術。該部門邀請醫療從業者對醫院和州提出投訴,並且懲罰他們認為侵犯了這些人「良心和宗教自由」的醫院甚至州政府。

更為深遠的影響發生在司法維度。特朗普先後提名並由參議院確認了三位保守派大法官,令最高法院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比例從4比4(存在1張搖擺票)變為6比3;他還提名並由參議院確認了200多位聯邦法官。2020年6月,在「埃斯皮諾薩訴蒙大拿州税務局案」(Espinoza v. Montana Department of Revenue)的判決中,最高法院宣布不得將宗教學校排除在州獎學金税收抵免項目之外,打開了州納税人資助私立宗教學校的大門。

橫掃美國的COVID-19疫情,迅速加劇了白人福音派與臆想中的「深層國家」堅決鬥爭的歇斯底里。一方面,副總統彭斯應對COVID-19疫情的第一個行動是與白人福音派信徒組成祈禱圈,俄克拉荷馬州率先舉行了全州性的祈禱日,隨後全美國都出現了祈禱圈。另一方面,白人福音派發起了很多針對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訴訟,反對居家令和對大型聚會的限制,理由是它們侵犯了教會成員聚會的宗教自由。2020年8月22日,特朗普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指控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是故意延遲COVID-19疫苗檢測的「深層國家」。4月20日,洛杉磯的一名火車司機莫雷諾(Eduardo Moreno)讓火車脱軌撞向停靠在港口的「仁慈號」海軍醫療船,因為他相信COVID-19疫情是一個騙局,醫療船的真正目的是讓聯邦政府接管洛杉磯。

2020年11月9日,在輸掉總統大選之後的第六天,特朗普再度指控「醫療深層國家」,原因是輝瑞公司在大選之後公布了該公司生產的COVID-19病毒疫苗具有超過90%的有效性,讓世界看到了戰勝疫情的曙光,特朗普認為輝瑞公司是故意將公布時間推遲到大選之後,破壞自己的選戰,輝瑞公司否認了這一指控。

2020年底,NPR/Ipsos的民意調查顯示,39%的美國人相信存在一個力圖搞垮特朗普的「深層國家」,在共和黨人中相信這一陰謀論的人數比例高達71%。這是特朗普拒絕承認敗選,乃至公然鼓動暴亂的資本。

(黃湘,獨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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