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時代命題

2020,左、右意識形態徹底過時的一年?

中美新冷戰的陰影下,中國思想界並未給出具體的意識形態答案,卻出現了「實業救國」式的「工業黨」熱潮。


2020年11月6日,北京的一家智能手機公司的發布會上,一名保安戴著防護口罩。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11月6日,北京的一家智能手機公司的發布會上,一名保安戴著防護口罩。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編者按】2020年顛覆了人類對當代世界的許多認識,也讓過去數十年間的許多政治衝突繼續蔓延、發展。這一切是否是不可避免,未來的世界又會如何展開?

思考未來,我們無法不回顧20世紀的歷史與意識形態衝突。過去一百年,世界通過兩次世界大戰實現了從威爾遜到羅斯福的美國和平。無差別的帝國戰爭被轉化為了有具體正邪角色的較量。冷戰延續了半個世紀的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左」和「右」意識形態交鋒,最終蘇聯在30年前的1991年解體。許多人期待美國體系的勝利作為「歷史終結」,但至今的一切,距離這個結論越來越遠。

對中國思想界而言,冷戰、毛時代與改革開放的交織,是不斷在「體」和「用」之間的轉換。毛時代追求意識形態純淨,鄧時代走向「黑貓白貓」的實用主義與去意識形態化。與此同時則有1980年代漸漸興起的「河殤」思潮,將「黃土地」意識形態當作中國落後衰弱的根源。這一切思潮,在今天變成了什麼樣子?回顧2020,中美新冷戰的陰影下,中國思想界並未給出具體的意識形態答案,卻出現了「實業救國」式的「工業黨」與「入關學」熱潮——別爭論「體制」,目標是星辰大海的科技高峯。

今天我們推出文章,從百年前開始,梳理我們如今的處境:延燒多年的左右之爭,是否在今天的中國思想界失效了?這一框架是否已經無法回應當今世界面臨的問題?歷史和當前的現實又是如何交織的?

一、意識形態的新舊之辯

疫情帶來一個文化副產品:方方日記、以及相關的一場辯論。髮小因方方反目,閨密彼此拉黑,多年老友微信撤群。互懟、撕裂的輿情,比日記更耐人尋味。或許,口水仗的背後有真焦慮,未必是武漢疫情,恐有更大隱憂。

復旦大學的余亮將之歸結為意識形態新舊交替時的陣痛,他寫《把方方日記埋在春天裏——談當代中國「良心」戲》一文,說圍繞方方的並非左、右之爭,而是老年與青年對重大政治主題感知與情感的代際之爭。 難道「冷戰」的遺產——「左」與「右」過時了?新生代已超越了兩大陣營,創生出新的政治意識?那麼新意識形態又是什麼呢?

另有一篇網文,可做余文的延伸閲讀。詩翰寫《當時代選擇了「入關」,方方們的定體問已然無人回應》,作者先質疑「定體問」——即80年代以來,思想界常常「陷入深深的思考,將問題一股腦歸咎於體制、國家和人民的素質。」 文章說紀錄片《河殤》乃「定體問」的源頭,「黃色文明」必須向「藍色」西方文明學習自由民主制度。該文同樣認為,圍繞方方日記之爭,是河殤派老一代與「新世界」的一代人之爭。代際鴻溝之深,源於成長經歷的差異。老一代走不出「英特納雄耐爾」,而新一代要駕駛「行星發動機」到太空翱翔。「新世界」的意識形態是「工業黨」——即發展才是硬道理。代表人物是「大劉」劉慈欣,新一代文學的精神之父。

讀到這兒,我腦子中閃現一個老形象,老輩兒的經典:秦二爺。在老舍的《茶館》裏,秦二爺碰上龐太監,菜市口剛斬了譚嗣同等亂黨,保住了國體,龐太監意得志滿。秦二爺卻要變賣產業,攢銀子建大工廠,實業救國。龐太監一臉不屑:小財主也敢跟我鬥嘴皮子。秦算得上是老一代工業黨的原型,與當代版雖然不同,但不能說沒一點瓜葛。對秦二爺,老舍不像揭露封建或買辦資本主義那樣毫不留情,勉強算他個正面人物,但他執迷不悟,走錯了道路。劇中台詞:秦二爺沒救得了國,只救了自己的發財夢,到頭來還是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連自個兒也救不了。

康梁變法雖不徹底,終比洋務運動的「體用之辯」、「實業救國」之類前進了一大步。科技、機器、經濟都是浮雲,制度革命才能徹底醫治中華貧弱的痼疾。革命乃一代精英的共識,舊民主主義革命引進西式民主,新民主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民族崛起不能靠器物改良,偉大復興必須要制度革命。這是教科書式的歷史觀,深入到幾代中國人的集體政治意識,也是各種政治考試的必答題。

二、意識形態化的世紀

此見非國人的原創,整個20世紀全世界都陷入制度的迷思。「左」、「右」、「意識形態」等詞彙,早已出現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但真成為世界秩序的結構性元素,則要等到20世紀。之前的世界以實力論輸贏、分高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於20世紀初,但實際上是場19世紀的戰爭,各方仍靠實力爭奪地緣利益與殖民霸權。自19世紀早期,歐洲各國以相同的道德或政府形式結成聯盟,為保全君主和貴族體系,聯手對付法、美代表的激進自由主義。這條君主對抗共和的啟蒙線索,為下世紀的意識形態之爭,埋下伏筆。到「一戰」結束後,沙俄、奧匈、奧斯曼(鄂圖曼)、德意志四大昔日帝國土崩瓦解,漫長的19世紀才緩緩落下帷幕。

等「一戰」接近尾聲時,美國才於1917年參戰。時任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的戰爭宣言是:美國為世界的和平而戰,不尋求戰爭賠款,也不索取損失補償,戰爭是為解放世界各族人民,也為解放敵方德國人民,建設安全的世界環境以推行民主,以一場戰爭結束所有戰爭。 也是在1917年俄歷4月,列寧在芬蘭車站的群眾集會上,譴責掠奪性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呼籲俄臨時政府放棄侵略戰爭,號召殖民地人民反抗列強,建立革命的新國際。不久,新生的蘇維埃宣布廢除沙俄與協約國簽訂的秘密協定,放棄掠奪的中國領土與沙俄的海外特權。

列寧巨大的海報旁的紅場,工人們在懸掛紅色橫幅。

列寧巨大的海報旁的紅場,工人們在懸掛紅色橫幅。攝:Peter Turnley/Corbis/VCG via Getty Images

威爾遜雖與列寧道不同,卻共用同一信念:存在着普遍的、彌賽亞式的系統性觀念、以及與之對應的社會制度,可在不同文化、民族的土壤裏生根開花,改善那裏的生活。意識形態力量之強大,足以抵消歐洲300年的地緣爭奪,拯救世界,實現康德式的人類永久和平。只反對敵方政府,卻要解放敵國人民,如當年有電腦,他們的啟蒙觀或可如此類比:政治制度似電腦軟件,社會現實如同硬件,只要硬件合格,便可重裝軟件程序,實現理想社會。任何國家都可改造成社會主義或西式民主社會,這是「定體問」的由來。

美、蘇位於西方文明圈的東、西兩極的邊緣處,是兩個獨具彌賽亞遠見的大國。雖然價值觀針鋒相對、社會制度與政治理念水火不容,卻超越叢林法則的舊時代,一躍躋身為20世紀的超級大國。這裏重提威爾遜和列寧,並非暗示兩人橫空出世,能以一己之力扭轉世界潮流。威爾遜的理想主義,源於清教的道德衝動,嚴重不切美國的政治實際。他既搞不定巴黎和會上的列強,也左右不了國內輿論和眾參兩院。但之所以能連任,他的票倉主要來自美國中西部有進步主義和社會主義傾向的選民。列寧逃亡在西歐,那裏充斥着各種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潮,左翼思想耳濡目染,讓他篤信進步理念的力量。他對現實政治的各種手段,也瞭然於胸。這兩個人是時代精神的化身。

在「一戰」的大部分時間裏,威爾遜希望美國與兩大陣營毫無瓜葛,不陷入不義的戰爭。後來,德國潛艇擊沉美商船、齊默爾曼電報(Zimmermann Telegram)曝光,美國被迫參戰。威爾遜才將「一戰」創造性地轉譯成:「戰勝自利與專制的列強以實現人民自由與自治」的戰爭。這個理念太超前了,連邱吉爾都接受不了。邱吉爾因強攻達達尼爾海峽失利,與奧斯曼爭鋒一時受挫,丟掉了海軍大臣之職,陷入人生巨大的困惑之中。他意識到,這已不是他成長、學習、大展宏圖的舊歐洲,多年悉心研讀的拿破崙戰術也失效了,昔日帝國雖然仍追尋着19世紀的殖民舊夢,但無論國家還是個人,今天要學會在陌生的新秩序下圖存。 世界步入了20世紀

四幅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美國海報。

四幅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美國海報。攝: Herbert Orth/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參戰便順理成章了。羅斯福號稱英、法為民主國家,不容法西斯踐踏。盟軍要打敗的,不再是與自己道德平等的列強,而是邪惡的法西斯軸心國,意識形態的世紀已經到來。雖然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民粹主義等思潮在19世紀已沸沸揚揚,但到「二戰」後才顯赫登場,形成國際秩序的核心性因素,將自己標識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大意識形態陣營形成,尚未來得及肅清法西斯殘餘,雙方的「冷戰」已經打響。

三、率先「去政治化」

「冷戰」乃不同政治理念表述的對抗,是宏大歷史敘事之間的爭勝。雖然現實政治遠比「主義」複雜多義,牽涉到地緣政治、國際影響、經濟、軍事實力的競爭,但「冷戰」首先表現在意識形態宣傳戰上。西方詛咒蘇聯無神的、無信仰的、無道德的邪惡帝國。蘇俄公民不過是國家工具,盲從暴政,毫無人性可言。東方陣營則反脣相譏,咒罵西方資本主義腐化墮落,消費主義泯滅人性、物慾橫流,個人以犧牲集體為代價追求自私的幸福。口水仗讓觀念變得偏執,矯枉生於相激,多年的相互詆譭,讓兩陣營的「主義」變得粗俗、教條。原本第三世界獨立浪潮的興起,卻被貼上意識形態的標籤,朝鮮、越南爭取民族統一的鬥爭,被美國指為擴散共產主義。美國及盟友以反共之名介入亞洲衝突,將歐美的冷戰轉嫁到第三世界,演化成殘酷血腥的熱戰。

外部的意識形態辯駁,讓兩陣營內部的異議也形同水火,清洗異己不斷升級。麥卡錫主義渲染美國被紅色恐怖滲透,搞黑名單獵巫。蘇聯則干涉衞星國內政,鎮壓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最有深意的是1960年代北京和莫斯科論戰,小弟與大哥爭辯誰的主義、制度更純正。兩國相互攻訐,彼此斥責對方的社會主義蜕化變質,走上「修正主義道路」。實踐馬列主義的社會改造,面臨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中國一次次搞三反、五反、反右運動,為防止思想蜕變與修正主義。最終不惜發動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文化大革命,以純潔階級文化、堅定社會主義方向,滌盪資產階級思想。歷次運動揪出來的右派和走資本派,並非80年代「河殤派」公知們追認的前輩,他們的「錯誤」更呼應着1919年胡適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右派太在意建設中的實際問題,強調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這在毛澤東看來是政治覺悟低下,偏離了「主義」的方向,也即今天所謂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而「公知」可是高度政治化的,他們主張西方民主,並不在意經典自由主義的多元、相對與寬容,與對立面一樣相信絕對真理和普遍性,自由民主替代社會主義不容置疑。這種偏激與絕對主義,與老右派不太沾邊。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攜紅旗在長江中游泳。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攜紅旗在長江中游泳。 攝: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UIG via Getty Images

《河殤》

《河殤》是中國中央電視台1988年首播的系列紀錄片。該片認為中國文化傳統根植於大河和黃土地,而現代文明屬於海洋。《河殤》被視為自由化意識形態的代表,在1989年之後遭到批判並禁止播映。

傳統中國人是經驗性的,儒家重經驗而輕理念。強調具體情境與變通踐行,而懷疑演繹推理出的價值。從洋務運動起,中國的現代轉型有一條漸進、實用、重功效的線索,雖然歷經一次次歷史重大關頭,「實業救國」仍伏脈至深,綿延不絕,湧現了詹天佑、張謇等志士仁人。黨內老幹部在鬧革命時很理想主義,一旦身居高位治國理政,則知道實踐智慧必不可少。畢竟百年民窮國弱,秦二爺的富國強兵夢彌散在所有中國人的心中。老帥們跟不上毛的革命理論,才有「二月逆流」、林彪「克己復禮」,鄧小平「右傾翻案」,毛給右派們的帽子很恰當:「唯生產力論」、「經驗主義」和「修正主義」。

一旦時代風向轉變,「新時期」蒞臨,這些「保守」、「復辟」和經驗主義便搖身一變,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反「兩個凡是」, 「白貓黑貓」、「發展才是硬道理」等,上升為主流話語,時代的最強音。今天大家喜歡談「工匠精神」,其實也與工業黨千絲萬縷。「工匠」是實際的,「不爭論」主義、「不折騰」制度,帶領中國率先走出「資 vs.社」爭吵的「冷戰」,步入「後意識形態」社會。中國借鑑「四小龍」和日本的東亞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與西方模式截然不同。美國佔領日本後,先清除軍國主義,後改造東方專制文化,讓日本學習美式民主。但日本從未脱亞入歐,政治和經濟始終保持日本特色。它在經濟起飛期出現的政、經尋租,也在中國不斷重演。中國也從西方引進先進科技,派人到歐美取經,推行西式教育。同時又「克己復禮」,恢復中國傳統的經世濟民之道,對百姓寬柔以休養生息。1978年之後「新時期」的主義混雜,充分體現出「摸着石頭過河」的精神,事實證明行之有效,創造出改革開放40年的經濟奇蹟。中國從落後捱打的東亞病夫,一躍躋身世界強國之列。經歷半個世紀的沉寂,秦二爺又神氣了。

四、歷史的終結?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觀察到蘇東陣營內部街頭抗議不斷,在美國《國家利益》雜誌(The National Interest)上發表了一篇雷人的文章《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稱我們如今見證的不僅是「冷戰」的結束,也非戰後一個特殊時代的過去,而是歷史的終結:人類的意識形態不再演進,西方民主將成為普遍和最終的社會治理形式。 不久,柏林牆倒塌,後「冷戰」時代蒞臨,雲譎波詭的國際政治和犬牙交錯的地緣博弈,統統敘述成共產主義的失敗與資本主義的勝利,歷史被廉價地宣告終結於資本主義。

這種歷史決定論至少盛行了二十多年。因為從理論上推導,經濟全球化要求所有市場自由開放,各國別無選擇,必須先搞經濟自由化,後搞政治自由化,才可能參與國際競爭,圖存並發展。而且,發展中國家一旦經濟繁榮,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水準,中產階級便一定壯大,會要求法律和政治權利。所以,任何政府不搞政治改革則無法維持經濟繁榮。最終得出結論:除自由主義之外,不再會有其他意識形態與之抗衡。西方世界如此樂觀自信,啟蒙曾受挫於20世紀的種種惡行,蘇東的垮台重新喚起希望,歷史必走向自由民主,與中國的「河殤派」可謂遙相呼應。但中國經濟的確繁榮了,中產階級也壯大了,而政治文化卻沒有轉向自由主義,也沒有回頭向左轉,中產階級漸漸關注起全球化時代自己的文化身份,出現了「小粉紅」與「工業黨」等亞文化,右翼消費性民族主義興起。而「公知」批之為「極左」,因其不反權力而甘當「自乾五」。這是時代錯位,恰恰說明了「左」與「右」都已失卻現實的指涉。「左」、「右」這對「冷戰」時代的標籤,現在標識何物呢?

美國歷史學家亞瑟·赫爾曼(Arthur Herman)說,尼克遜(尼克森)、福特、卡特和列根(雷根)四位總統,最後繼承了威爾遜的遺產。他們在自由主義的譜系裏,恰似社會主義者一樣,相信黑格爾式的歷史目的論,認為個人乃歷史必然性的工具,歷史將義無反顧地前行。「右」與「左」其實是孿生兄弟,它們同屬歷史進步論的宏大敘事,只是前進的方向背道而馳。兩兄弟相互依存,以戰勝對方為自我生存的先決條件,一旦敵方消失,自身便失去存在的理由。當「冷戰」謝幕,「冷戰」鬥士們也紛紛退場,列寧與威爾遜的歷史遺產隨之終結。

2009年7月3日,美國海軍陸戰隊遠征阿富汗。

2009年7月3日,美國海軍陸戰隊遠征阿富汗。攝:Joe Raedle/Getty Images

列根之後, 美國歷屆總統被曇花一現的勝利衝昏頭腦,以為自由主義可以跨過柏林牆走向世界;世界只剩下唯一真理,可超越民族與國界。這時的自由主義已不必對抗曾與之旗鼓相當的集權政治,其對抗絕對、武斷和集中的自由價值:相對、寬容、個人、分權,都無的放矢,自由世界自己開始走向武斷和專橫。克林頓(柯林頓)為消滅共產主義的殘餘,轟炸前南斯拉夫,全然不顧巴爾幹是火藥桶,讓千百年的部族世仇借屍還魂,仇殺、劫掠、姦淫,當地變成至暗絕望之域。小布殊(小布希)政府不惜矇騙國民,以民主之名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一意孤行要在中東推行民主。戰爭的泥潭把美國拖下水,世界性帝國的地位岌岌可危。美式民主一旦脱離了盎格魯-新教文化的現實土壤,就蜕變成一套抽象的教條。為民主而發動戰爭,恰與民主的價值背道而馳。所以伊拉克、利比亞、埃及的獨裁者一個個被推翻,中東、北非卻未見民主蹤影,填補權力真空的都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沒有人相信民主的戰爭,只以為是爭奪石油的不義之舉。「主義」的光環下哀鴻遍地、殘垣斷壁,難民流離失所。意識形態的崇高感早已蝕損殆盡,普世主義一統天下的希望落空了。

五、意識形態懷舊

25年之後,有人質問福山:你說歷史終結於一種意識形態,那麼「9.11」和阿拉伯之春算不算意識形態對抗?福山回答:當年的文章並非斷言在歷史終結之時,所有社會將成功轉型到自由民主,而是說沒有哪個社會再用意識形態偽裝自己成人類社會的更高階段了。話鋒變了,他此時的終結,似乎是說今後意識形態不能再定義社會性質了。福山的想法變了?不妨重讀1989年他那篇文章,最後一段意味深長:

歷史的終結將是非常悲哀的時刻,人們曾為一個純抽象的目標、為被承認而不惜生命去戰鬥。全球範圍的意識形態對抗曾喚起人們奉獻膽識、勇氣、想像力和理想,而今後將被斤斤計較的經濟利益、無休無止的技術攻關、小心翼翼的環境保護、以及精緻利己的消費慾望所取代。在「後歷史」時代,既沒有藝術也沒有哲學,只有需要不斷修繕的人類歷史博物館。我能感到、也已看到,周圍人對「有歷史的時代」仍強烈地懷舊,這種懷舊感會給即將到來「後歷史」時代,提供繼續對抗與衝突的彈藥。

30多年後的今天,不得不佩服福山有先見之明。18世紀以降啟蒙的「康德舊夢」,人類永久和平的理想,曾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呼喚出國聯、聯合國、世行、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組織。雖未消除戰爭、部族屠戮、貿易衝突、全球疾病,但人類進步與超越的理想,從未如此弘揚光大。短短的20世紀,既見證了啟蒙現代性帶來的空前繁榮與進步,也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大屠殺與大破壞。一個世紀對觀念的執着,讓人類昇華至巴別塔的頂點,也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但啟蒙主義不得不直面這樣的質疑,不同民族怎麼會朝一個方向闊步前行?哲人怎能未卜先知歷史目的?誰能保證人類社會將遵循進化的法則?20世紀的思想家和政客迷信制度革命與普遍真理,要麼聲稱經濟繁榮會帶來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必促進更大繁榮;要麼說社會公正會解放生產力,而生產力的解放又會創造更大的經濟財富,財富的極大豐富必然迎來全面公平的理想社會,這不是制度與進步之間循環論證嗎?

「冷戰」的結束給人以幻覺,歷史已抵達最高階段。而二、三十年過去了,卻沒看到一點最高文明的氣象。失去了宏大敘事的西方,唯有身份政治、民粹排外最有動員力。種族衝突日益嚴峻,白人將一切弊端歸咎移民,保守人士哀悼西方文明的衰落和非西方文化的入侵;移民張揚少數族群文化,以祖先的輝煌解構西方文化至上。特朗普有「美國優先」,英國有脱歐,歐洲有新納粹,黑人有「黑命攸關」,所有的主張都是破碎的、離心的、不成體系,難有共識。左、右政治被具體議題吸納、消解,只剩下所得税、移民政策、環境、性別、種族問題。政治選舉忘掉了政治哲學,政治學變成實證科學,也就蜕變成治理術。燈塔般的西方民主,在「最高階段」卻危機四伏。美國務卿蓬佩奧(龐培歐)在尼克遜故居發表演講(2020.7.23),矛頭直指共產主義中國,貌似為「冷戰」意識形態對抗招魂,實際不過是福山的「時代懷舊」,輸送的話語「彈藥」。

而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的文明衝突論,竟沖垮了普遍主義的所有防線。世界從單極走向多極,文化多元主義興起,使第三世界粉墨登場。19世紀殖民史留下的創傷性記憶,以及20世紀形成「受迫害的民族主義」,讓第三世界國家視反霸權、維護主權與民族尊嚴為國際外交的最高原則。21世紀隨着後殖民理論的播散,文化民主主義(或後殖民文化)蔚然成風,「中國特色」式的另類政治模式和非西方價值,競相爭奪全球文化思想市場。西方第一次失去對全球化的壟斷,不僅體現在國際權力的重新分配上,也體現在價值話語的競爭上。這才是蓬佩奧真正的焦慮,而非共產主義。主導世界秩序的話語權離心分化,第三世界的崛起便成為後「冷戰」最大的事實。

2016年5月13日,江蘇一名工人在鋼鐵生產區的熔爐中監督生產。

2016年5月13日,江蘇一名工人在鋼鐵生產區的熔爐中監督生產。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六、工業黨與技術烏托邦

無論福山還是亨廷頓,都不能解釋中國的經驗。中國雖然戴着一頂社會主義的大帽子,但其道路不同於任何一種原生於歐洲文明的政治體系,獨特的文明決定其行事自有一套邏輯。沒等「冷戰」結束,中國已不堪文革對馬克思理論的社會實踐,率先開啟去政治、去意識形態的進程。「新時期」開放搞活、重科尚教,經濟騰飛、民富國強。中國便得出了自己的結論:經濟開放與政治封閉可以並行不悖,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是第三世界的共同道路。但西方觀察家卻認為,這種模式只能產生於中國獨特的文化與歷史,因此也只適合中國;而民主模式基於普世原則,所以任何地方都可遵循。

的確,中國模式很獨特,迥異於任何既有的政治形態,拿現成的理論解讀「中國特色」,要麼削足適履,要麼語焉不詳。這個「特色」的生命力在民間,稍微給點寬鬆,再加一段和平穩定,中華民族能煥發出巨大能量,改變生活,創造奇蹟。同時,傳統王朝的集權與儒家文化,又讓這個民族敬畏、依賴權威,政府集中社會資源,讓自己成為所向披靡的全權政府。他國政府不敢想像的大事,它卻能推行下去。所以是個「另類」模式,仍在發展和變化之中,誰能將「中國特色」轉譯成可通約的概念,納入普遍接受的思想範式,是一項艱鉅而影響深遠的成就,這對當今知識界是個巨大挑戰。

生於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年輕人,對主義或政治無切實的感受,社會變化之快,讓他們集體遺忘剛過去不久的高度政治化。唯一真切的感受是改革40年的紅利,唯一見證的是經濟實惠與科技力量。所以,他們自稱「工業黨」,不談主義只看現實,不信抽象的普遍價值,而寧信國家實力。更不相信制度可以移植,最煩意識形態,把言必稱制度的上輩國人稱為「英特納雄耐爾的一代」。「中國特色」就是「社會制度」,無法再提純一個與西方政治學相對應的制度概念。技術、器物已實實在在地把世界連成一體,互聯網、無線技術、人工智慧、大數據、5G和6G,才是能經驗到的普遍性。

當COVID-19肆虐全球,世界各國面對同一病毒,共用一樣信息,但東、西方的處世態度卻大相徑庭。戴不戴口罩,擁護或反對封城,如臨大敵或冒失無忌,不同民族的文化差異充分顯影。應對的手段卻又高度一致,大數據追蹤感染者,無線網路辦公、虛擬課堂、網路會議等。疫情之初,韓國防控堪稱東亞典範,有人說是得益於民主制度的優越,但實地考察發現,韓國利用網絡大數據和無線定位,時時追蹤病毒攜帶者,才控制了疫情。中國後來也用此法,收效一樣好,與政治制度無關,只證明了技術的普遍性。福山1992年著《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曾預言:「先進技術與合理地組織勞動,將創造一個生產力巨大、活力充沛的經濟世界。它有可怕的同質化力量,通過建立全球市場、以相似的經濟手段追求共同的利益,將世界上迥然不同的社會有效地連成一體。」 全球化不是思想烏托邦,而是物的流通。

中國工業黨的烏托邦就是科技。前面詩翰提到「大劉是新一代的精神之父」。劉慈欣的三體世界不僅是審美的,也是政治的,黑暗的叢林法則無所不在,而意識形態只不過是死亡威脅下的神經質反應。在那裏,所有人參與危險的平衡遊戲,傳統權謀是這個虛構世界的政治邏輯,犧牲小我為大我,集中力量辦大事。民主顯得低效、軟弱,無力應對地球毀滅的危機。

其實,工業黨並非一黨,而是一種亞文化,是雜揉了各種思潮的巨大思想光譜,大眾文化裏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它的一個極端是進攻性的沙文主義,高調主張「出關」,即步西方列強的後塵,逐鹿世界,成為21世紀的東方列強。而另一極端又是温和的全球化主義者,主張和平崛起,融入世界秩序,成為經濟、科技的後起之秀,擔當負責任的大國角色。

城市中產、技術商貿人員、公務員等,各行各業都有很多人認同工業黨的核心價值——技術烏托邦,而華為是這個烏托邦的肉身化。華為在大眾心目中已不僅是家民企,而成了中國崛起的象徵。它是國際品牌,又強調自主創新;既引進西方管理,又崇尚集體主義和團隊精神;既憑西方技術起家,又打造本土核心技術,以5G、6G引領世界前沿。華為老闆白手起家,個人的奮鬥史堪稱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更重要的是,華為永遠處在國際衝突的風口浪尖上。在克林頓和小布殊時代,中美摩擦還總帶着意識形態色彩,美國指責中國人權記錄和制度弊端,中國則埋頭抓科技、搞經濟,雙方隔空打鬥,不傷筋動骨。特朗普一上台,就撕下一切堂皇的虛飾,單刀直入打科技「冷戰」。圍堵華為、禁售技術、監督智慧財產權、大搞經濟脱鈎,甚至禁止TikTok和微信,深深刺痛了中國人的創傷性記憶。小粉紅和工業黨寄希望中國科技的自主研發,以實力雪百年國恥。「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博弈,主要剩下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地緣政治無非是爭奪市場與科技優勢,誰掌握了高科技,誰便佔有國際市場,也具有了軍事強勢,能主導世界大局。

2011年11月15日,加州伯克利舉行的佔領華爾街示威活動。

2011年11月15日,加州伯克利舉行的佔領華爾街示威活動。攝:Max Whittaker/Getty Images

七、後意識形態社會的未來憧憬

粗粗瀏覽方方日記,沒留下太深印象,也不懂大家為啥爭論。日記的觀點基本都是常識,看不出什麼冒犯之處。或許問題就出在常識上,我們的常識被左、右綁架了,像電腦和手機的出廠預設程序,大家一談問題,集體無意識先彈出左、右立場,這個「預設程序」也彌散在日記的字裏行間裏,讀者流覽便會自動選邊站隊。在這樣的語境下,才有人站出來宣布「定體問」為舊時代的產物。

左、右過時了?其實,意識形態爭鋒不過是一個世紀的特殊現象,之前無先例,之後也難乎為繼。21世紀進入互聯網時代,思想議題與社會經驗統統被技術改寫了。但中西知識分子都不甘於福山的終結論,每當金融風暴、佔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拉美左翼浪潮、黒命攸關等運動,便一次次又燃起新的希望:歷史再次啟航,從偏離的航向轉回共產主義或自由主義。但運動一次比一次聲勢浩大,也一次比一次曇花一現,既無系統性綱領,更無嚴密統一的組織,更像無中心、無目的、碎片化的節日狂歡或街頭暴力。阿蘭·巴丟(Alan Badiou)評價說:「21世紀初發生的事件用現成的語言無法命名。」 他堅持,如果認為這些抗議預示了歷史的再次覺醒,則必須服從系統性的理念,理念應該是開拓性的,最終將帶來新的政治秩序。然而,消費化、原子化的大眾,誰願託付權利給啟蒙精英黨呢?誰會服從嚴密的組織?既然不期待未來將改天換地,那麼抗議的目標必然瑣碎而具體的。21世紀的運動始於驟然爆發,止於轉瞬即逝,終於不留痕跡。

作家、社會活動家弗朗科·貝拉爾迪(Franco "Bifo" Beradi)寫下:「『現代』曾是這樣一個時刻,人類作為個體或集體,憑藉意志的鋼錘雕刻歷史的大理石。如今卻大理石和錘子都不見了,不再有堅持不懈、高度自覺、有組織紀律的行動,能召喚起驚天動地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時間不再是進步向前的,人們不會積跬步而致千里,也不會期待未來有整體性的變革。」

在這個後意識形態的社會,中國與西方共同經歷了21世紀最震驚的經驗:技術帶來歷史性的斷裂。當制度的烏托邦失去彌賽亞的光暈,科幻華麗登場時,它充當了通達未來的星際飛船。宏大歷史的集體追夢被遺棄在純真年代,而科技此時令人信服地扮演起先知,預言技術將使人類無所不能,這種能力也許會毀滅星際。20世紀曾以社會制度承諾未來,而21世紀一切仰仗技術。科幻投射的未來像一座主題公園,既是超現實的,又以科學法則保證其現實感。對生態環境無盡的擔憂,人們幻想出世界的大毀滅,在劫後餘生的異託邦,適者生存成了世界的法則。

八、結語:進步與保守之爭

30多年前的那個夜晚,學生和市民在長安街上與入城部隊對峙。《國際歌》一遍又一遍響徹北京仲夏的夜空。「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至今,餘音仍縈繞耳際,卻突然意識,30多年前的驚心動魄,竟真成了「最後的鬥爭」,從此不再有意識形態的抗議,我們告別了英特耐雄納爾。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逐漸官僚化,直至僵化沒落,不到世紀末便灰飛煙滅。自由主義則在21世紀初重蹈其轍,教條僵化,活力衰竭。以人權之名戰爭,以政治正確禁言,以放任自由扭曲社會倫理,自由主義漸失人心,逝水難復。強大的數字消費主義面前,意識形態的抵抗如此脆弱,「主義」之蒼白導致黑格爾式歷史的終結。巴丟給出的救市方案是「建立大寫真理的權威,或堅守無條件的正義觀」 (the authority of the True, or of an unconditional idea of justice)」 後「主義」時代,真理權威恐難乎為繼,無論左、右再如何爭辯自己有普遍性,終徒勞無益。而恰值此時,無條件的正義才顯彌足珍貴。這也許是20世紀東、西方最後的共同遺產,退守到了最後的底線——公平與正義。沒有公平、正義的發展不是硬道理,是不講道理,也不可持續。

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 哈利特·卡爾(E. H. Carr)曾這樣評價蘇聯革命:「危險不在於給革命史的巨大污點遮上面紗,以掩蓋革命之名犯下的罪行和犧牲的慘烈。真正的危險在於,我們力圖忘卻革命創造出來的巨大成就,並對此諱莫如深。」

(王炎,文化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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