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沒有什麼是永遠的，按中國的一句話說，民主永遠在路上。」知華派學者謝淑麗（Susan Shirk）對端傳媒記者說。從1971年隨行基辛格訪華開始，之後在克林頓政府任助理國務卿，後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從事中國研究，她一直是美國政界和學界研究對華外交政策中不可忽略的名字。她一向主張與中國進行「接觸」（engagement），即倡導華盛頓與北京交往，因此被外界視為「親中派」或「鴿派」。
謝淑麗在過去幾年中一直強調，特朗普政府雖欲反制中國卻損害美國自身利益，而中國的影響力則在過去四年中愈發擴大。拜登勝選之後，新政府如何處理對華事務成為熱議，各智庫、研究機構接連在此時出台報告，希望「進言」。謝淑麗與端傳媒的訪談，就從她最新參與發布的一份有關中美科技競爭的報告《迎接中國挑戰》開始。「科學與技術已經成為中美競爭關係中的核心，」報告中寫道，並提議重建與鞏固美國的競爭力，「R&D（科學與發展）投入比重應至少恢復到GDP的1%的水平，才能應對中國雄心勃勃的挑戰」。
多年來，謝淑麗一直與民主黨溫和派保持密切聯繫，也與拜登團隊的顧問們保持著私人友誼。參與報告的工作小組共有28人，均是跨黨派的知華學者和科技領域專家。報告以華為、5G、人工智能等為焦點，從操作層面為未來的政府提出建議，如何在開放和安全中保持平衡，評估風險，有的放矢地與中國進行合作與競爭。「我想拜登政府尋求的是一種更實際的處理對華關係的方法，少一些意識形態化，多一些實際和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而這些和我們的關於中美科技競爭的建議一致。」謝淑麗指出。
另一邊廂，被視為中國對美觀點的代表人物、中國人民大學美國問題學者時殷弘，近日預判拜登政府將在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高技術領域尋求與中國「脱鈎」，包括科研、技術、教育、人員等方面的交流。他稱此為「美國對華態勢當中難以逆轉的歷史趨勢，甚至比之特朗普時代還要更為加劇。」
2019年初，端傳媒曾與謝淑麗進行過一次對談。當時中美貿易戰正酣，各類對華強硬政策也在華府的醞釀當中，謝淑麗與亞洲協會（Asia Society）的著名中國問題學者夏偉（Orville Schell）共擬《修正航向：邁向更加有效和持久的中國政策》，在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同時，更指出特朗普對華政策的諸多問題，試圖將兩國的「脫軌」危機重新帶回到「接觸」的軌道上。
不過今年7月她接受PBS採訪，針對當時北京通過《港版國安法》一事，她對制裁負責此事的中國官員表達了支持。並表示習近平與其前任的執政理念完全不同，這促使她反思原先對於中國當局的態度。
轉眼2020年末，更多針對中國科技領域的制裁與圍堵已經發生，特朗普政府還在利用所剩不多的時間，加緊制定新一輪對華強硬措施。毋庸置疑，中美關係將繼承於特朗普任內兩國交惡的事實，而特朗普留下的框架也未必會全數為新政府拋棄：拜登曾言無意繼續貿易戰，但不久即撤回該說法——曾投票支持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長期以來信奉自由貿易的拜登，很可能利用已是既成事實的關税作為與中國的談判武器。而在民主黨更為關切的人權領域，也將可能成為中美衝突的焦點。
修復與競爭之間究竟如何取捨？有沒有可能在保持開放的同時保證安全？「英語裏有句話說，走路和嚼口香糖是可以同時進行的，」謝淑麗說，「我認為美國需要自我療傷。這並不意味着只向內看，不意味着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更富有智慧的策略是繼續開放。」
端=端傳媒，謝=謝淑麗
開放與安全，如何平衡？
端：這份報告給未來的拜登政府提出了很多建議，其中一項是在開放（openess）與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之間保持一個平衡。提到美國國家安全問題，不得不提華為這個情況特別微妙的例子。很多國家不會把華為排除在5G網絡之外，所以，美國在和其他國家溝通的時候，必然不能迴避使用華為5G網絡，要維護國家安全就變得非常困難。你對此有何看法？
謝：我們認為，從風險管控的角度出發，美國應該更關注5G長期的演進。比如我們目前對華為的擔憂主要是與無線基站有關，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基站的重要性會越來越低。隨着5G的演進，通信和網絡安全方面的挑戰其實會越來越複雜，我們不認為只有華為是個問題，對於美國或其他國家是否應該允許華為進入他們的基礎設施，我們並不主張強硬的一刀切立場。
有些國家是不會歡迎華為進入基礎設施的，比如美國，還有其它一些國家。但事實上，我們不可能要求所有和我們有溝通和通信交流的國家都把華為排除在外，所以我們無論如何都要面對一定的風險。我們認為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塑造未來的5G架構，讓更多的新科技、更多的中小公司進入這個領域競爭，以達到5G生態系統的一種多元化。這是我們要走的方向。
另外，我們認為非常重要的是5G標準的制定。標準的制定過程非常重要，它一般是由技術專家和工程師來完成的，來自不同國家的工程師都積極為5G標準貢獻他們的專利技術。中國政府這幾年大力推動和協調中國公司和工程師參與標準制定，試圖主導標準化制定過程，而美國政府放鬆了這方面的努力，沒有把足夠的注意力放在標準化的制定上，所以我們在報告裏提出，美國要提高對標準化的重視程度。
我們的報告和拜登政府的基本理念非常吻合。至於這些建議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我想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端：最近美媒報導，一些美國科技公司已經成立了6G聯盟（Next G Alliance）以加強未來的研究。而報告建議美國應該增加科研經費。但是美國的赤字很大，2020財年的財政赤字達到3.1萬億美元，相當於15.2%的GDP。美國政府欠下的債務預計明年將超過GDP總額。而共和黨極有可能維持對參議院的控制，加税越來越難。那麼錢從哪裏來呢？
謝：美國政府的預算確實有很多的挑戰，但我們提出的目標其實並不高，比較切合實際，我們提出將聯邦政府的研發開支提到GDP的1%，這與70年代以來的平均水平基本一致。但你說的沒錯，共和黨控制了參議院，這將使拜登在所有領域的政策努力變得更加困難。
端：在你看來，拜登政府在技術和科學方面會有多大的開放性？報告中的建議被下屆政府聽取和接受的可能性有多大？
謝：首先，拜登政府會非常支持科學。我們應該強調科學、遵循科學規律，在氣候方面，在公共衞生方面，在美國的科技政策方面，並且做好合理的風險管控。所以我認為我們的報告和拜登政府的基本理念非常吻合。至於這些建議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我想我們可以拭目以待。但我們和很多參與拜登競選或政策諮詢的專家保持良好的關係，包括我們這個工作組的成員。
我想拜登政府所尋求的是一種更實際的處理對華關係的方法，少一些意識形態化，多一些實際和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而這些和我們關於中美科技競爭的建議一致。
端：總的來說，華府要如何在開放與安全間取得平衡？是否有一條劃定的底線？
謝：從美國利益出發，也為了加強美國在全球的領先能力，我們認為對科技交流保持開放是頭號重要的一件事。美國從世界各地招募人才到我們的大學和實驗室，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多。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最有才華的人，他們在其它國家受良好的基礎教育，到了上大學或讀研究生的時候，他們想來美國繼續深造，這得益於我們的大學和研究生教育的質量。
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優勢，我們認為應該保持這個優勢。而國家安全方面的風險其實是屬於比較狹窄的領域。我們要思考： (在國家安全方面)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如果我們想解決一個問題，比如說黑客入侵竊取信息，個人信息或者技術成果，我們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處理方法，可以分級處理，合理地管控風險。
而要設計一個富有智慧的風險管理方法，就必須真正地了解科技，然後按照具體的技術問題進行調整。報告並沒有列出每一步如何做的細節，它只是建議什麼才是正確的方法。
我們也認為，在科學技術這個問題上沒有所謂的絕對安全。如果我們真的努力消除安全風險，就會把自己的制度扭曲得不成樣子，這不利於美國利益和美國的價值觀，只能是自作自受。而我們引以為豪的制度之一就是保持美國社會的開放。
修復與競爭，如何取捨？
端：過去四年特朗普政府與中國進行科技競爭的政策中，有些政策對美國利益有反作用，像FBI對中國科學家的攻擊，迫使他們回到中國（效力），而中國關鍵半導體的出口受阻，就鼓勵國內生產商建立國內供應鏈。在這些情況下，美國有什麼更聰明的策略嗎？你對未來的政府有什麼建議？
謝：很好的問題，首先，更富有智慧的策略是繼續開放，對全世界的人才開放，而不是簡單地排斥某些專業的中國學生。這樣的做法太粗暴了。對學生的簽證進行審查，比如說不招收和軍隊有關的學校的學生，也許是合理的。同樣，我認為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具體到每一項技術，想辦法降低與此相關的風險，這樣做要好得多。
比如說在人工智能方面，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大基本上都是公開發表的，這麼多的中國學生想來美國學習人工智能，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優勢。我們不用很擔心他們學到什麼東西會損害美國的利益。他們中的有些人會回到中國，那也很好，他們可以繼續保持合作研究，讓合作的每一方都能從中受益。所以我們認為人工智能是我們應該非常開放的一個領域。事情很簡單，美國只要在自身的研發能力上投入更多就行。
另外，很有意思的一點是，我們的人工智能專家在報告中反駁了李開復所謂「中國數據優勢」一說，因為中國擁有大量的數據。我們的人工智能專家說，數據不是石油，不同的數據有不同的使用價值，而人工智能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基礎性技術，不能一概而論地說，數據多的國家在人工智能方面總有優勢。
我們希望自己製造，然後賣給中國，而不是轉讓設備或設計等核心技術。
端：剛才提到，美國出口關鍵半導體的政策變化非常快，而且好像美國也在努力保持一個平衡，既要保住手中的核心技術，又不想失去和中國的生意。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謝：我們建議對高端半導體生產和設計技術採取相當嚴厲的出口管制政策。這樣更多的投資會流入美國或者其他盟友國，設計和製造高端的半導體材料，但我同時覺得美國的公司會很樂意把很多的半導體材料賣給中國。我們認為不應該像特朗普政府用實體名單來限制或者拒絕向某些中國公司出售半導體，但我們贊成限制出售製造高端半導體所需的設備和設計，這也是我們建議加強出口管制的一個領域。我們希望自己製造，然後賣給中國，而不是轉讓設備或設計等核心技術。
端：報告也提出了重建美國國內的製造能力。拜登在9月份已經提出了類似的想法，他建議針對那些把工作崗位轉移到海外的企業進行税收處罰，同時對那些把工作崗位帶回國內的企業進行税收抵免。但是這個建議也是特朗普總統任內的方向之一。與此同時，中國等15個國家剛剛成立RCEP，而美國還在考慮是否要重新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對於下屆政府來說，向內和向外看，哪點更重要？
謝：我認為美國需要自我療傷。美國有很多東西需要修復，需要對創新增加投資，還有我們的政治、我們的教育，所以應該優先解決我們國內的問題。這並不意味着只向內看，不意味着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英語裏有句話說，走路和嚼口香糖是可以同時進行的( It’s possible to walk and chew gum at the same time)。所以，我想你會同時看到拜登政府作出更大的努力，恢復美國與我們的盟友、友好國家和世界各地的國家的外交。
因此，美國致力於振興自己，並不意味着我們不會積極地參與世界事務的外交努力。至於把製造業帶回美國，我同樣認為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看待這個問題。有些類型的製造業會回來，有些不會，但美國確實有非常充足的能源供應，美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勞動力成本差異也已經縮小。在創新方面，我們提出的觀點是，擁有先進的製造業試驗平台和設施確實有助於創新，這也是德國模式。如果一個國家在國內不具備先進的製造能力，那麼它未來的技術開發會更加困難。
端：美國是否還有可能重新加入CPTPP？
謝：幾乎所有的亞洲政策專家都認為應該加入，但加入CPTPP是政治上的一個挑戰。事實上，每一個貿易協定都是一個巨大的政治挑戰。我希望我們會努力去做，但拜登政府面對可能還是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他們有很多事情要做。他們是否願意拿出必要的政治資本來全力以赴獲得支持呢？我不知道。
同時，他們還會試圖完善奧巴馬醫改、建設基礎設施、投資科學和技術，以及改善教育，幫助經濟復甦。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不確定重新加入CPTPP是否會成為拜登政府的政治優先。我希望如此。
端：RCEP會是CPTPP的一大挑戰嗎？與此同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日晚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說，中國將積極考慮加入CPTPP，你怎麼看這個最新表態？
謝：我認為RCEP和CPTPP在兩條平行的軌道上進行，不是非此即彼的問題。我感興趣的是，我最近讀到中國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士認為中國加入CPTPP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想中國很多有改革意識的人都看到，如果中國和日本、美國能夠制定出一個路線圖，讓中國逐步達到CPTPP的標準，那對中國的市場改革和開放是一個很大的促進，就像當初加入WTO一樣。
習近平表達了對中國加入CPTPP的興趣，這是非常重要的。外部壓力將有助於重振和加速中國國內市場改革、開放和加強法律體系，就像加入WTO一樣。這將有利於中國自身的國家利益，並極大地提高中國在外國企業和政府中的國際聲譽。
中國有自由貿易區已經很長時間了，可以追溯到經濟特區，但是我覺得可能是開放更多的部門和地區的時候了，把整個經濟對世界開放。
端：報告對美國相對中國的優勢充滿信心。在你看來，美國在特朗普領導下對中國競爭反應過度了嗎？
謝：是的，我認為我們應該更加自信，但我們也確實需要在美國的科技研發能力上投入更多。我們需要讓來自中國的競爭變成另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編者注：Sputnik moment，指蘇聯發射的第一顆人造衞星對美國的刺激）。歷史證明，我們與前蘇聯在太空領域的競爭是一種非常積極的反應。美國投入更多的資金用於高等教育，提供的獎學金拓寬了窮人和中產家庭學生上大學的渠道。我們在研發上也投入了更多的資金。這種競爭對美國來說是一種非常積極的激勵。我希望來自中國的競爭也能成為那樣的激勵。
實幹型合作，還是意識形態的對抗？
端：討論到美國的信心，我從華盛頓聽到的是，大家都在談論對中國崛起的恐懼，而且在一些人的觀點中，拜登也被批評為對中國友好。
謝：我認為我們不懼怕和中國競爭，和中國競爭很好。美國兩黨都認為，與中國的關係是在一個競爭性的框架內進行的。這種競爭框架可能有助於我們就振興美國等國內的政策達成一致，而不是自設障礙。我們應該通過加強基礎設施、提升教育、解決貧困、就業、環境等國內政策來振興自己。
來自中國的競爭有利於兩黨在這些問題上達成一致。我覺得這些政策都是可行的，但政治上有點棘手，必須運用策略和技巧去做。我們不想一直談論與中國的競爭，因為我們不只是與中國競爭，而且我們不希望一直都是在抨擊中國。
拜登團隊擁有豐富的涉華經驗。
端：關於拜登的外交新團隊，你和他們有密切的接觸，他們了解中國嗎？他們處理中國事務將會是什麼風格？
謝：拜登團隊擁有豐富的涉華經驗。新任國務卿布林肯（Tony Blinken）在克林頓總統和江澤民主席努力修復關係的那幾年，曾是克林頓的外交政策演講稿撰寫人。他原本是一個歐洲主義者，但1997-1998年期間，他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花了很多時間關注中國，包括在兩國領導人互訪期間。克林頓的北大現場電視講話和他與江主席的記者招待會都對中國公眾——不僅僅是對美國國內的公眾——發表了感同身受的講話，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布林肯想法的影響。我也參加了那次訪問，我和布林肯一起在北京向外國媒體介紹情況，所以我知道布林肯對中國社會和政治有很好的感覺。
端：你說到拜登是實幹家，不是意識形態的信徒。但他在今年一月《外交事務》雜誌自己署名的文章中提出，要舉辦一個全球民主峰會。這在北京看來是對中國的一種意識形態的對抗。你怎麼看？
謝：我覺得我們不應該這樣看。其實這是我們振興美國策略的一部分。我們需要加強我們自己的民主制度。或者說，我們的民主制度有時候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一些人對民主失去了信心，所以我們需要加強我們的民主，和民主盟國一起。而這些不是為了孤立中國。
在美國，沒有什麼是永遠的，按中國一句話說，民主永遠在路上。我們當然可以解決特朗普留下的問題。你可以問一下自己，你是否願意擁有這樣一個政治制度，每四年你就有機會投票，如果你認為你的領導人做得不好，就投票更換他？還是你希望有一個終身在任的領導人？我們的制度遠非完美，但它確實有自我修復的能力，接下來我們可以看看，我們現在是否能夠利用這個能力完善民主。
端：中國有釋放修復兩國關係的任何信號嗎？
謝：我認為是的。首先，我看到在過去一個多月裏，在大選前，然後在大選和就職日之間這個非常微妙的時期，中國的外交活動相當剋制，以儘量避免讓人覺得中國在製造麻煩。我也認為，現在有一些跡象表明中國在試圖和印度談判，以一定程度的剋制來穩定兩國關係。
我不知道，在拜登政府初期，中國的領導人是否有足夠智慧和足夠的靈活性來利用這扇機會之門。這扇門打開之後，將有助於我們在真正有分歧的領域進行談判。對中國領導人來說，這段時期將會非常重要，如果我們失去了這個機會，以後可能會比較困難。
我認為兩國可以改善關係。我們可以恢復在公共衞生、氣候和核不擴散方面的合作，包括伊朗和朝鮮，我們也可以找出有分歧的首要問題，並就此進行談判。例如，我們應該能夠馬上就媒體互通問題進行談判。在嚴格的對等原則之下，中美還可以就很多經濟、結構性的問題進行談判，因為中國的企業人士也希望看到同樣的事情發生，尤其是民企，而不僅僅是外企。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東西我們可以用談判來解決，即使雙方在人權、新疆和香港這些問題會繼續存在很大的爭議。
端：兩國可能在抗擊Covid-19的疫苗上合作嗎？中美合作還需要什麼條件？
謝：我希望可以合作。世衞組織有一個 「Covid-19 疫苗實施計劃」，幫助第三世界國家，大部分發達國家都加入了。但是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還是沒有加入。中國加入的時間比較晚。我相信拜登政府一定會讓美國加入。
如果中美兩國能夠通過國際倡議進行合作將是可取的，但這需要時間。我不認為拜登就職典禮的第二天就會發生，突然間就回到了中美接觸和合作的黃金時代。因為美國和中國的公眾輿論現在對彼此都相當負面。雙方政客們的言論已經調動了負面的輿論。
但我不認為負面的部分會永遠存在，輿論具有變化和可塑性，它隨着情況會發生變化。美國和中國可以在一些領域進行合作，這將有助於改善雙方的輿論，但我想說的是，我們不應該期待拜登政府馬上就有180度的改變。
關係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方面。這要看習近平是否能夠利用這個大好時機，去努力穩定關係。
更重要的是，關係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方面。這要看習近平是否能夠利用這個大好時機，去努力穩定關係，比如在一些大的方面，在外交上表現出善意和克制：少一些戰狼外交，在國際事務上多一點温和和謙虛；在南海與其他聲索國合作，作一些共同努力；穩定與印度和日本的關係，等等。
我們會看到中國的領導人是否有務實的基因，具有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那種靈活應變的能力，在試圖穩定與美國的關係時，做一些我認為真正符合中國人民利益的事。如果中國領導人在這個方向上做出一些非常積極的舉動，那麼他會幫助拜登政府在國內獲得改善兩國關係所需的政治支持。
有時候就是「知」華派才危險。因為是這幾年間中國變化太大。如果你從來沒有「知」華，就可以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目前的中國。如果你向來「知」華，那就還必須要處理掉過去那套看待中國的框架，而突破自我框架不容易啊。
好哇好哇好得很！五毛理客中大出洞“抢占舆论高地”，配合上端传媒“读者十论”的大字报，真可谓“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端传媒作为共产党发表理客中离间自由国家，煽动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等谬误以玷污、破坏舆论形成自发行动能力的统战工具，的确在过去一整年来发挥了超乎想象的功能。
如樓下有人評論的那樣，文章從頭到尾都錯得非常離譜，中國對外擴張根本沒有輸出意識形態，你如果不是睜眼瞎，就會看到對外宣傳恰恰是多邊、共贏等等，全是西方主流價值理念的標語，而川普這種政治素人，無論你對他有多麽憎恨，但也應該明白最基本的一點，他恰恰是美國總統歷任意識形態最少的一個人。連基本前提都搞不清楚，這也是端傳媒的幾乎所有美國政治評論人我都不想看的一個基本原因，你們的編輯的品味與判斷力過於低下了，當然這些都會最終付出代價的，你們也是
知華派？熊貓派而已，和傅高義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現在迫不及待要出來多吠兩聲，向真正的主子展示他們的忠心罷了
我同意@bbbbbb所说的，哪怕是极权国家，人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思考必须得到尊重。从这点上来说，中国内部目前的体制没什么不好，至少大部分人是真心拥护的。但如果你坚持这一原则的话，那你就会看到中国正在或将要侵害其他地方人民自主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比如香港或台湾。而对于美国而言，一个有效的对华策略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让中国民主化，而是阻止其继续危害其它人民选择美国所坚持的价值观念的权利。我同意文中的很多观点，比如美国应该继续开放，团结自己的盟友，以及弥合内部的分裂，但我所担忧的是，文中的观点并没有体现对一些基本原则的坚持，而这正是之前的接触策略被认为失败的原因。
唉。你講的的確很難聽。所謂中共治下的韭菜要學習做公民如何如何。我之前在別的地方回覆過，這本質是一種把極權國家內部人民的自主性和獨立思考剝離的論述，是一種毫無理由的蔑視。我不覺得美國的川粉比中國的小粉紅更會做公民；我也不覺得所謂自由國家裡很多面對疫情只考慮自己，不顧及社群的人比中國的所謂韭菜（然而他們真心希望消滅疫情，他們為了抗議會比西方國家的很多人做更多的犧牲）會做公民。
另外你說的基本就是從一個鏡子看世界，似乎你嚮往的就是一個按照「民主自由」分裂的二元世界，而完全不看其他。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不管是不是外力，極權均會把責任推向外部，這是極權的性質所決定的。非極權對掌控度的追求，必然會導致“責任不在我方”，“蘇聯逼債”“資產階級復辟”均是已發生的歷史。那麼為何要期待這種被操弄的“善意”？講得難聽少少，中共治下韭菜的意見並無什麼價值，即使極權垮台，亦不過是換個主人，要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學習如何做一個公民。即是如此，何不期待這天早早開始？
另外，何謂發展？或是說發展的目的為何？是僅僅在於提高科學水平，進行更多的貿易？至少中共所推崇的那種社會運作方式，不應該是人類社會前進的方向。如何能夠行使公民的權利，如何能夠監督政府的濫權，如何防止自己被監控等等，應該是基本人權的一部分。若果說自由世界正在努力針對這些問題展開激烈的鬥爭，那麼中共顯然並不想這麼做。所以是否要打擊中共，是一個基本價值判斷的問題，而是否要與中共展開一定的交流合作，是在是非的基礎上，如何“應付”中共的戰術問題。摒棄基本價值而僅僅思考戰術問題，是一種迷失。
逮捕千人計劃科學家絕對只是國家安全，沒有開放與否問題。現時逮捕了的科學家都是收取了美國研究資助，隱瞞和中國的合作並且出賣研究成果。
特别是现在比20-30年前，中美有更多可以合作的能力和机遇，包括应付各种挑战，促进共同发展。21世纪初大家的共识是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现在却不谈发展，是好事吗？
我觉得中美的有识之士都会认同，在开放发展中对抗才是正道。全球化造成的深刻问题，不是把它转移到别的国家就能解决的。
制裁，如果不考虑结果，不考虑我们还处在民族国家的世界，而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以一种惩罚的心态，能取得任何好的结果吗？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六四后还是奉行engagement的策略。这不是绥靖主义。如果当时全力维度，拉下铁幕，后果会怎么样？世界在其后的30年是会经历比现在更好的发展？还是会持续动荡？
我觉得有很多维度可以评价一个国家：民主选举，国家主权，经济发展，等等，而且这些维度在很多时候都是相关的。简单的只在一个维度上处理外交是非常幼稚也危险的行为，甚至可能是霸权行为。
@madlex你没有看到这一点：如果内政出问题是外力造成的，那么一般人会把矛盾转向中国政府还是外国政府？从对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制裁，可以看出，民众会把矛盾转向外国政府的。这不全都是国内宣传的结果。比如俄罗斯，普京在选举中是获得压倒性的多数的。有各种原因，包括反对派不断被打压，国内的政治压力，等等。但是很难论证普京的支持者都是不真诚的。在国际环境敌对，特别是因为意识形态而进行经济制裁，围堵，更能激起民众的民族主义，这在历史上多个国家都出现了。
外力——》内政出問題——》民主改革——》自由勝利——》戰狼收皮
什麼時候中國會有民主改革？我覺得是內政出問題的時候。中國政府一向把正當性建立在performance上。只有看到民主能提升performance它才會改革。外力是不會有什麼作用的。
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讀下foreign affairs的The Overreach of the China Hawks（包括其反駁的相關文章An Answer to Aggression）。其中指出，與很多西方觀察相反，中國的目標從來不是輸出意識形態，undermine democracy。西方國家沒有看到或者故意忽略中國的外交是為了在敵對的環境中保護自己的核心利益，例如領土完整，發展利益，不被干預內政的權利。我覺得基本中肯。中國的外交是向內的，它並不尋求對外輸出價值和意識形態。它的目的歸根結底還是為了創造合適的國際環境，實現復興。
從這個角度想，如果西方國家全面對抗，能對中國有什麼影響呢？極端的外力能推動中國向民主自由發展嗎？顯然不能。中國的外交是為內政服務的。俄羅斯，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利比亞，阿拉伯之春，有任何一個國家在西方國家或者思想強力介入後改變嗎？沒有。而且很多比原來更糟了。
那有人會說，全面對抗的目的是限制中國的影響，保衛自由民主的果實。可是，最近的調查都會發現民主在全球範圍內減弱。是什麼原因呢？如果民主是可欲的，高效的，怎麼會有這種趨勢呢？難道一切都歸功於中國不斷擴張嗎？顯然這不客觀。民主國家內部問題叢生，民粹主義大行其道，想必是一個不輸與外部因素的原因。想要別人走你的路，自己先要走好。這是簡單的道理。如果走不好，就給別人扣個帽子說他的路是歪的，他故意要把路帶歪，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小弟也不會跟著。
美國要走好民主的路，就是要先向內看。把疫情處理好了，就是最大的人道；把種族關係處理好，把選舉處理好就是最大的民主。國家重新開放，煥發生機，才能有感召力。我是挺希望美國這樣的。
簡單化，一刀切的對抗，沒有任何感召力，不能達到任何有意義的結果。培養的只是仇恨。遺憾的是最近這四年中國和美國都在這種纏鬥中越跌越深。希望b上台是一個改善的契機。
知华不知共，那就是熊猫派。意识形态差距明明存在，她却说放一边谈合作。
為什麼美國人要於太平洋小島上鑽鼠洞，要於北非荒漠裡食黃沙，而非與日本德國“競爭”，體面地做一個自由燈塔？你為了不患病，要健身壯實自己，亦要噴消毒水殺病毒。此為競爭萬能論者的盲點。
Susan Shirk代表的知华派已经退出美国政坛的主流了 华盛顿对北京的态度不会有一个本质的转变 这不是务实或者意识形态的二选一 而是不论从务实（现实主义）还是意识形态角度都会走向同一方向的一个结论 那就是必须遏制中国的扩张 因为问题不在美国而在中国 是中国把国家发展和意识形态输出结合在了一起 从一带一路 非洲战略 东南亚和南海争端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中国不断挥舞着经济大棒要求其他人在政治上屈服于中国 所以在华盛顿看来不论从务实或者意识形态出发都会得到一致的答案。谢淑丽作为中国的老朋友 当然是怀有同情心 但是也正如她自己不愿意宣之于口的而只能委婉表示的 最重要是看中国自己的态度。如果中国只希望在经济上而不是政治上融入世界主流体系 那么这个冲突就无可避免 只会愈演愈烈。
所以中美都两国一制了，美国还怎么领导自由世界对付中共啊（悲
顺便一提，今天刚从美国的朋友那听说，美国有些地方还用保护不足的监狱囚犯搬运新冠死者尸体… 真的让人联想起你国新疆的样子
支持@雨月 @bbbbbb 和@第十一个观察者。和反共逗士们高度情绪化和黑白二元化的偏狭言论相比，端更需要这样的评论。
另外的一點是，美國單邊與中國對抗的行為是不是能得到盟友的支持？支持到什麼程度？很明顯t的四年是美國全球領導力不斷下降的四年。美國的盟友對美國越來越不信任。美國暴露出的問題，包括種族歧視和混亂的大選，使得美國燈塔的好名聲漸漸失去了吸引力。我覺得這主要有兩個原因1）maga2）美國內政積重難返。b說做好自己的事，加強合作，淡化意識形態其實是很明智的。否則美國就會在民粹主義上越走越遠
雨月倡导的不就是这种东郭先生思维吗？
谢淑丽仿佛忘记了去年她访问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时遭到狂热的纳粹知识分子羞辱的历史，自愿当上东郭先生。
让来自中国的竞争变成美国自身凝聚共识，加强科技投入的正向激励，这个观点很好。其实和中国面对欧美的施压与高标准而去提升自己的经济开发度、环保标准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相互竞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升自己，一种是把对方搞烂。过去的四年一直是双方不断拉低自己的下限，突破彼此的底线，对对方的混乱內爆幸灾乐祸，进行毫无意义的外交挑衅，对人类的进步毫无推动。这种竞争，就算最后有某一方胜出，看起来也十分可笑。
至于美国能不能在这种理论上可以是良性的竞争中避免被中国“占便宜”，并最终获胜，还是要看美国自己的本事。
通共分子又成了香馍馍，纷纷反攻倒算，这是指的不只是与谢伟思高度相似的谢淑丽，还有端传媒。
其實就是歐巴馬路線
之前对Biden政府将来的对华政策还是持较正面态度，但读了这篇采访后转为悲观。“所以我覺得有很多東西我們可以用談判來解決，即使雙方在人權、新疆和香港這些問題會繼續存在很大的爭議。”这句大概意思就是“搁置争议，求同存异”，而“人权，新疆和香港”就属于被搁置的那些争议。这无非就是Obama时期的老路，而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有一点很关键，美国仍然希望保持半导体行业的领先地位，在于“能制造，能出口”通过出口来增强中国半导体行业对美国的依赖，特朗普政府已经证明限制芯片出口只会导致中国芯片自研加速，前段时间美国对华为的限制措施里突然放宽——即使高通不提供手机芯片，那么就换成英特尔来提供，这一点很明确，靠围堵杀伤华为等企业只会造成中国自研芯片计划加速，而放宽出口反倒是另外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在资本看来，摆脱对美国成熟供应链的依赖显然比在围堵下自研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