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村包圍城市，到難以為繼的多民族聯邦：埃塞俄比亞危機始末

11月4日，正值美國大選投票日，2019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塞俄比亞（衣索比亞）總理阿比·阿哈邁德（Abiy Ahmed）在臉書上稱提格雷人解放陣線（TPLF，提人陣）襲擊了駐紮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雷（Mekele）的埃塞俄比亞國防軍北方司令部。默克雷機場隨即遭到聯邦軍隊懲罰性空襲。數日間，聯邦政府與提格雷州的對抗迅速升級。

11月7日，聯合國秘書長古鐵雷斯與阿比通話，同時要求政府間發展組織（IGAD）輪值主席蘇丹總理和非洲聯盟介入交戰雙方談判。但阿比9日發布推特，稱「擔心埃塞俄比亞將陷入混亂是沒有根據的，是完全不了解我們的情況。我們的執法行動，加上作為主權國家處理內部事務的能力，將迅速收拾法外之徒。」 提格雷州主席顧問、提人陣重要成員Getachew Reda則反脣相譏，在推特上稱阿比窮兵黷武、首先發起了戰爭，提格雷州只是自我防衞。

隨後，提格雷境內的交通被提人陣切斷，向外通信被政府切斷，商業銀行關閉，埃塞政府控制了一切社交媒體。在外界看來，雙方有如在巨大的黑箱中鏖戰，只有不多甚至矛盾的消息傳出。

據國際特赦組織11月12日報導，11月9日，埃塞國防軍和阿姆哈拉特種部隊在蘇丹-埃塞邊境的Lugdi打擊提人陣。9日當晚，臨近Mai-Kadra小鎮中心的埃塞俄比亞商業銀行附近和通往北方邊境Himora的道路上有數百人被殺，死者據說大多為來此打短工的阿姆哈拉人， 身上多為砍傷。倖存者稱施暴者為提格雷州警察和武裝力量，但提格雷州代理州長、提人陣主席德布雷齊翁（Debretsion）否認。11月10日，聯邦政府發言人Redwan Hussein宣稱國防軍奪回默克雷的北方司令部。13日，阿比臨陣換將，聯邦情報、安全、警察等部門的部長被撤，Mulu Nega被任命為提格雷州臨時政府行政長官，提格雷州進入了兩個首腦並存的局面。13日晚10時，提格雷州南方的阿姆哈拉州受提人陣空襲，當地居民稱槍聲大作15分鐘後歸於寂靜。

戰事愈演愈烈，顯然已超出阿比總理輕描淡寫的「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或「法治」問題，上升到東非區域性危機。

日前，至少有兩萬難民出逃提格雷州，湧入鄰國蘇丹。聯合國難民署（UNHCR）敦促周邊國家開放邊界以方便民眾逃難、並要求埃塞俄比亞當局允許國際援助機構進入境內，以救助提格雷州內約10萬流離失所的民眾。14日，埃塞國防軍宣稱從提格雷南部向默克雷進軍，控制了公路沿線的數個小鎮，發言人稱「叛亂」將迅速結束，提人陣首腦將受到懲罰。同一日，提人陣警告北方鄰國厄立特里亞（厄利垂亞）不要參戰，數小時後向厄立特里亞首都阿斯馬拉的機場發射了至少三枚火箭。

人們或許記得，2019年阿比·阿哈邁德總理因結束埃塞俄比亞與厄立特里亞長達20年的對峙而獲得諾貝爾獎。一年之後，埃塞俄比亞境內便大動干戈。這場戰爭，是否如阿比所宣稱的那樣是一場維持法治的軍事行動，又或是東非大國新內戰的起點？為何作為埃塞俄比亞執政聯盟核心成員的提人陣，在阿比總理上台後僅僅五年時間內，便落到退居一隅的局面？

霍查主義的游擊隊路線

1974年，少校門格斯圖（Mengistu Haile Mariam）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發動政變，推翻了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成立了倒向蘇聯的德格（Dergue）軍政府。

正是從1970年代到1991年，提人陣從一支邊遠地區的民族解放組織，改頭換面變成埃塞俄比亞執政黨集團「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EPRDF，埃革陣）的核心。追溯這段往事，才能理解提格雷人的歷史記憶和立場。

從軍事角度，提人陣的崛起相當意外。提人陣的核心意識形態是霍查主義（Hoxhaism）——認為斯大林之後的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國都是修正主義，只有阿爾巴尼亞的霍查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1978年，德格軍政府掃平東方索馬里叛亂後，揮師北上，計劃平定兩支叛亂隊伍：提格雷的提人陣與厄立特里亞的「厄立特里亞人民解放陣線」（EPLF，厄解陣）。

1987年的軍政府擁有非洲數一數二的軍事力量，但1988年3月，在短短48小時內，他們就潰敗於厄立特里亞的Af-abet。接下來，提人陣在提格雷州中部山區發起了Shire-Enda Selassie戰役。1988年4月，德格軍政府重新集結軍力，在默克雷設立大本營。提人陣則應之以運動戰，消滅小股敵軍，佔據制高點，切斷敵軍與大本營的聯繫，然後聚而殲之，德格軍政府不斷潰退。

1989年初，已經看到勝利的曙光的提人陣聯合其它民族運動組織，組成了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埃革陣）。1990年4月，由意大利協調的談判破裂，因為提人陣/埃革陣領導人梅萊斯·澤納維（Meles Zenawi）認為對手處於崩潰邊緣，沒有必要談判。1991年2月19日，門格斯圖開始流亡生涯，德格軍政府倒台。4月，埃革陣進入首都亞的斯亞貝巴，開啟為期三十年的執政期。

以游擊隊打敗中央軍的提人陣，其全方位動員能力值得注意。這種動員能力雖然與1960到70年代非洲興起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密不可分，卻也高度依賴於提格雷民族主義，這最終在1991年的建國和草擬憲法過程中，埋下了分離主義和內戰的種子。

早在1970年代，在海爾·塞拉西皇帝（Haile Selassie I）為埃塞現代化而設立的海爾·塞拉西一世大學（今亞的斯亞貝巴大學）中，一群二十歲出頭、來自提格雷地區的學生就成立了「提格雷民族組織」（TNO），這便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提人陣的前身。埃塞帝制此時已經走向黃昏，在非洲獨立運動的大背景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在青年學生中廣為流傳。馬克思主義揭示帝國主義對廣大落後國家和民族的壓迫，以及社會主義國家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青年學子們趨之若鶩。

提格雷在近代遭受了多重磨難。這一地區本是埃塞俄比亞文明發源地，地處高原，深谷河流切割出台地，適合封建領主割據。近代以來，提格雷飽受戰亂之患，不僅因為「諸王戰爭」（1769-1885）期間的封建首領爭雄，也因為歐洲殖民者需要從這裏進入埃塞俄比亞，1889年，後來加冕成約翰尼斯四世的Kasa Mercha與馬赫迪蘇丹的遠征軍作戰受重傷，將皇位傳給亞的斯亞貝巴一帶的強勢首領孟尼利克二世，標誌着埃塞王國的重心從提格雷人轉移到阿姆哈拉人。戰後，海爾·塞拉西一世加強中央集權，在提格雷地區任命官員替代舊貴族。但這些官員對地方課以重税，加之腐敗，激起了提格雷農民的「革命」（Woyyane）。諸多戰亂使這一地區民生凋敝。流落在外的提格雷人，也往往被當地人看低一等。提格雷匪患迭出，一般民眾對殖民者和皇帝都沒有什麼好感。

1970年代，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薰陶的學生從亞的斯亞貝巴回到家鄉，一方面對提格雷鄉土社會進行社會改造，另一方面反抗比塞拉西皇帝更為糟糕的德格軍政府。在曾經參加過1940年代反對海爾·塞拉西皇帝、又曾在德格政府任職的傳奇人物Gessesew Ayele （Sihul）帶領之下，這些學生到他的中部山區老家Shire，仿效中共農村包圍城市和武裝鬥爭的路線，並改組為提人陣，自稱為「第二革命」（Kalai Woyyane），以標榜自己是擺脱帝國壓迫、追尋民族自決的「第一次」革命（1943年）的延續。一開始在農民眼裏，這些青年只不過在外喝了幾年墨水，擅長搬弄文字。但改組後的提人陣卻對傳統的提格雷社會進行了有效而深入的改造，並且在當時的盟友「厄解陣」（即厄立特里亞人民解放陣線，當時厄立特里亞是埃塞俄比亞的一部分）的指引下，有意識地吸收農民參加武裝鬥爭。這些改造包括了以下四點：

一、組織農民協會、人民公會，取代鄉紳治理。其成員一開始是去教堂、葬禮、市場、鄰里會議上解釋革命運動目標，鼓動農民加入農會，為土地改革做準備。提人陣傳唱革命歌曲、走家串戶聊天，強調他們是「提格雷的兒女」，建立民眾對組織的認同，在其根據地發動、組織、武裝群眾，並且通過安排幹部（kifli hizbi）動員、召開大會（gämgams），排除那些持不同意見的聲音，加強內部控制凝聚力。在集體壓力之下，很多對提人陣之外的力量懷有同情的人也需要通過「自我批評」表示忠誠，或者三緘其口。提人陣就這樣將全部農民轉為會員。

二、實行土地革命。提格雷傳統上，土地分為從上一代繼承的「祖田」（risti）、每七年重新分配一次的「社田」（ deisaa）、皇帝分配給官員、領主、教堂的「貴田」（gulti），以及鄉村地區用以供奉教區教士和信眾活動的教區田（rim）或「五一田」（himsho）。在革命前夜的估計中，25%的農民沒有土地或只有很少的土地。45%的農民少於1公頃；23%在1/2公頃和1公頃之間，21%擁有1到2公頃。提人陣的目的便是粉碎這種土地制度。同一時間，德格軍政府也在社會主義綱領下嘗試土地改革，但沒有顧及城市的勞動階級、工匠和小生意人，提人陣便率先在這些群體中分田地，壯大了政治基礎。

三、設立青年與婦女組織。為了讓農村青年加入武裝，提人陣通過人民公會，規定男性結婚年齡提高到26歲、女性提高到22歲——在傳統農業社會，只有結婚才能分到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推遲婚齡則意味着年輕人推遲得到土地的年齡，如此年輕人就從傳統中解脱出來，不再被束縛在土地和家庭上。提人陣組織這部分青年，讓他們參與後勤活動，成為提人陣的預備隊，幹部帶動青年高喊「我要為提格雷奮鬥！」、「我要參加提人陣軍隊！」那些不願意參軍的青年則被視為「機會主義者」而被邊緣化。另一方面，提人陣培訓廣播站工作人員、赤腳醫生等，同時利用國際援助和流散的提格雷人提供的財力，在城鎮關閉國家設立的學校 ，設立自己的學校，動員更多青年。此外，提人陣男性戰士多有禁慾的「僧侶氣質」，將性暴力視為犯罪，甚至可以判處死刑，以保證當地的丈夫和父親放心讓他們的妻女加入部隊。提人陣軍隊約有三分之一是婦女。

四、利用宗教。埃塞傳統上宗教氛圍濃厚。東方正統教會一方面與社區和家庭緊密聯繫，一方面支持皇權。提人陣策略性地支持軍政府沒收「貴田」（gulti）的政策，但卻容忍教區土地制度，不損害教會的基層經濟基礎。他們也將宗教與社會活動置於自身控制的人民大會和人民議會（baitos）下，並切斷提格雷教會與埃塞俄比亞正統教會的聯繫，同時對作為少數群體的穆斯林展現包容。

提人陣多少借鑑了中國/越南的革命經驗，對傳統鄉村社會進行改造，通過運動取得了對提格雷社會的高度控制。就政權層級而言，提格雷鄉村社會舊有的地方治理機制轉變為提人陣領導下的人民議會。縣一級的人民革命議會擁有武裝部隊，軍屬和幹部家屬由村莊保證生活來源。法律審判權由鄉老（shimagle）和幹部共享，而被稱為「革命的火炬手」的幹部往往具有決定權。這樣一來，提人陣壟斷了民族動員的地位，成為提格雷人的不二代言人。

埃塞憲制中的分離主義

1991年推翻軍政府後的三十年，提人陣面臨新的局面。在這三十年裏，埃塞俄比亞由執政聯盟「埃革陣」（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長期領導。

埃革陣由四個大的民族政治集團組成，分別是提格雷人、阿姆哈拉人、奧羅莫人、和南部少數民族。但提人陣於1989年組成埃革陣只是權宜之計，組成方式也是自身政黨控制方式的翻版。一方面，作為僅佔埃塞俄比亞人口6%的政治集團，提格雷人需要聯合其它民族力量；另一方面，需要在形式上滿足西方要求實現民主的需要——當時負責外交協調的美國助理國務卿科恩（Herman Cohen）曾警告提人陣「沒有民主，就沒有合作」。

雖然埃革陣的成立創造了埃塞俄比亞廣泛團結的形象，但人們認為被拉來組成埃革陣的盟友阿姆哈拉民族民主運動只是提人陣的「阿姆哈拉人喉舌」； 而由提人陣釋放的政治犯組成的奧羅莫人民民主組織也只是他們的「奧羅莫人喉舌」。因此，埃革陣的構築也可以理解為提人陣通過政黨工具控制盟友。不過，因為共產主義軍政府的倒台，美國也願意接受一個權威主義政府。

在美國的外交協調下，提人陣/埃革陣於1991年7月1日於亞的斯亞貝巴召開「埃塞俄比亞和平民主過渡會議」，邀請了27個民族運動組織的代表參會。27個組織中，有19個是以族群政治為基礎的，5個是全國性的政治組織，3個是公民或職業團體。過渡會議討論的建國章程由提人陣/埃革陣和奧羅莫解放陣線（OLF）起草，談判桌上以提人陣、奧羅莫解放陣線，加上分離主義立場的提人陣的盟友厄解陣為主。這三家均是以往的民族壓迫的產物，被急轉直下的歷史帶到前台，去決定埃塞俄比亞未來的命運。

更重要的是，在這次過渡會議中，主張埃塞俄比亞主義的組織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黨（EPRP）和全埃塞俄比亞社會主義運動（MEISON）等未在邀請之列。這些主張泛埃塞俄比亞（pan-Ethiopia）團結的組織缺席會議，與會者便很容易達成讓厄解陣構成的厄立特里亞過渡政府在三年後進行公投與埃塞俄比亞分離的協議。有些參會的組織如ENDO（埃塞俄比亞民族民主組織）對族群的分離權和厄立特里亞分離問題發起討論動議，但埃革陣代表認為這些保留意見會損害憲章基礎。最終，《過渡時期埃塞俄比亞憲章》規定地區議會以民族為基礎，保留埃塞俄比亞諸民族、國族和人民自決獨立的權利。並且，埃革陣只認可公民的單個族群身份，而不認可因為歷史整合而出現的多重族群身份歸屬的情境。

這便是埃塞俄比亞現在實行的區域民族聯邦制（regional national federalism）設計。

新成立的埃塞俄比亞議會由27個族群組織代表組成代表議會（COR，Council of Representatives），是為立法機構，共87席位，32席位屬於埃革陣，其餘55個席位屬於23個非埃革陣組織。作為最高行政機構的部長議會則以梅萊斯·澤納維（Meles Zenawi）為首。他隨後以過渡政府總統身份，任命總理和17個部長組成的內閣，其中多數部長職位由提人陣和奧羅莫解放陣線的人選擔任。

在短短几年內，梅萊斯一方面通過政黨聯合掌握了國家權力，另一方面，埃塞國內的族群與民族政黨迅速增加。如今，在埃塞俄比亞聯邦註冊的81個政黨中，73個是族群性組織。族群政治被合法化後，常常出現族群政治集團的領導人利用族群對抗情緒加強自身權力，族群之間對抗和仇恨有增無減。

分離主義，或埃塞俄比亞主義？

埃塞俄比亞長久以來是世界上發展水平靠後的國家。梅萊斯·澤納維執政後，特別是從2005年以後，才以年均GDP增長超過10%引起世界矚目，外國直接投資（FDI）也在這一時期大幅增長。

梅萊斯奉行的經濟綱領可稱為「民主發展型國家」，即以民主為表、威權政府主導發展為裏。威權政府主導下的經濟取得長足發展並非沒有先例，特別是東亞經濟體（如中國大陸、台灣、韓國等）1980年代以來的成功經驗，對一些非洲國家而言，已成為在國際基金組織開出的「結構調整」（structural change）藥方失效後的替代性方案。這一時期的埃塞俄比亞重視工業投資和基礎設施，在各個區域建立了多個工業園，意圖成為非洲的製造業大國。

然而，以民族政治集團聯盟為基礎的國家架構，在1991年之後即顯現出風險。

1992年，與埃革陣共同起草憲法草案的奧羅莫解放陣線因為在政府中被埃革陣的盟友奧羅莫人民民主組織（OPDO）邊緣化而退出埃塞俄比亞政府。奧羅莫族佔到埃塞俄比亞人口的40%。2005年埃塞大選，團結與民主聯盟（Coalition for Unity and Democracy）自稱贏得了 49%的選票，遠多於埃革陣的34%得票率，但隨後卻被鎮壓、領導人也被軟禁，其2006 年確定的政黨定位已經指出，當代埃塞俄比亞發展的首要任務是實現民族和解。2016年以後，奧羅莫地區，特別是亞的斯亞貝巴周邊發展中的徵地問題，引發了對提人陣的政治抗議，多次將國家帶入緊急狀態。

2012年梅萊斯·澤納維總理的突然去世，給埃塞俄比亞留下了權力真空——這也是所有威權政府更迭的常見問題。2018年，繼任總理因國家再次陷入族群政治激化導致的緊急狀態而辭職，據傳是埃革陣內部的決定。在接下來的埃革陣主席選舉中，四個政黨集團黨魁中的勝選者將出任下一任總理。奧羅莫人民民主組織主席Lemma Megers因為不是議會成員無法擔任總理，因此他們召開緊急會議，讓黨內第二人、1976年出生的阿比·阿哈邁德出任黨主席。阿比少年從軍，會說提格雷尼亞語，曾在提人陣主導的軍隊的安全情報部門中任職多年，也在奧羅米亞（即奧羅莫）城市發展規劃部主任任上解決過土地和宗教糾紛，更在奧羅莫人與阿姆哈拉人之間建立溝通橋梁。單這兩大族群，人口便佔到埃塞總人口的2/3，因此從某種意義上，阿比是各方（包括提人陣）的公約數，加上阿姆哈拉領導人退出競選，阿比遂贏得埃革陣主席選舉，並於當年4月就任埃塞俄比亞總理。

阿比上任之後，出人意料地採取了與埃革陣宗旨大相徑庭的私有化與自由經濟的發展道路。

此前的梅萊斯·澤納維政府曾拒絕了國幣貨幣基金組織要求開放銀行業務的要求。雖然埃塞政府重視引進外資，但國內零售業、物流、金融業都未向外資開放。阿比上任後，計劃將通信、糖業、能源、航空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更對提人陣庇護下的黨產進行清算。在這一過程中，埃塞俄比亞最大的軍民工業品企業金屬工程集團（METEC）轟然倒下。金屬工程集團於2010年成立，承建埃塞境內青尼羅河上的復興大壩與蔗糖廠，均為國家工程。2018年4月，金屬工程集團總經理Kinfe Dagnew於阿比上任後退休，6月國會委員會即查出該公司生產的3.3億美金機器設備沒有銷路，總價值30億美金的蔗糖廠項目也未能竣工（與之對照，2018年埃塞俄比亞GDP約為844億美元），遂於當年8月終止金屬工程集團的復興大壩與糖廠項目合同，在11月將準備出逃蘇丹的Kinfe Dagnew押解回埃塞首都受審。

失去梅萊斯·澤納維這樣以威權方式領導全埃塞的領導人，提人陣內部已經出現分裂：留在亞的斯，還是回老家提格雷？提格雷人雖然是被歷史推向前台的族群政治始作俑者，但其它族群對政治的理解和他們並沒有本質差異。作為少數民族的提格雷人同樣能感受到阿姆哈拉人和奧羅莫人對自己的仇恨，只不過他們會更強調自己為1991年埃塞俄比亞的新生作出長期抗戰的犧牲，也會強調「只要把腐敗分子抓起來，繼續發展就好了！」 而2019年阿比總理與厄立特里亞總理伊薩亞斯·阿費沃爾基就長達20年的邊境對峙達成和解，更激起了提人陣和提格雷人的不滿。

提人陣在創始之初，曾經得到厄解陣的軍事幫助（有一部關於「Musa」的電影，講的就是厄解陣在早期派給提人陣一位戰士Musa、並擔任提人陣軍事指揮工作的事蹟）。但在共同抵抗軍政府期間，厄解陣一直在提格雷境內另一支力量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黨（EPRP）和提人陣之間搖擺。厄解陣的盤算是若自己支持臨近的分離主義運動組織，只能給埃塞俄比亞主義者藉口擴張軍備，從而對自身造成威脅。當德格軍政府威脅到自身的生死存亡時，厄解陣才容忍意識形態和戰略上的差異，選擇與提人陣並肩戰鬥（厄立特里亞倒向蘇聯，主張陣地戰）。1998年到2000年的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戰爭更將兩者推向了對峙局面，厄立特里亞在戰後長期處於緊急狀態，並半公開支持埃塞的反政府奧羅莫解放陣線武裝活動。

2019年阿比與厄立特里亞的和解方案，包括了將爭議的Badme地區大部交給厄立特里亞。此舉讓國際社會歡欣鼓舞，阿比因此獲得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對提人陣而言，阿比此舉實在是私相授予、借花獻佛。

隱藏在1995年憲法中的民族自決和聯邦分離危機也由於2019冠狀病毒的全球大流行而加劇。埃塞俄比亞與中國交好，世界衞生組織（WHO）秘書長譚德賽（Tedros Adhanom）曾在提格雷州和埃塞政府任職，因此是非洲率先採取積極抗疫行動的國家之一。

3月，世界各國專家還在辯論封鎖（lock down）的有效性的時候，提格雷就已經宣布了州緊急狀態，在州內禁止旅行14天，取消一切社會活動。這一舉動比4月8日聯邦宣布國家緊急狀態早了兩週，不僅引起了憲法學家爭議，阿比改組埃革陣後成立的泛埃塞俄比亞政黨「繁榮黨」也稱其不合法。4月2日，提格雷州又宣稱擁有了病毒檢測能力，幾乎與埃塞俄比亞衞生部同時，似乎是要在疫情防控上爭奪政治合法性。阿比其後宣布因為疫情推遲全國大選，然而9月份，提格雷州便在州內舉行選舉。阿比將此舉稱為「棚戶選舉」（shanty election）——在不合法的地基上搭房子，造得再高也是不合法的。在提人陣退出聯邦的分庭抗禮的意圖越來越明顯的情況下，阿比總理有族群合解的民意為基礎、並且贏得厄立特里亞的支持。因此他高舉「法治與秩序」的大旗，「懲治不法之徒」的軍事行動也便呼之欲出了。

無論是聯邦政府宣稱的「護法」還是外界認定的「內戰」，戰事已經持續數週，埃塞俄比亞社交媒體全面禁止談論政治與戰事有關的信息。從軍事上看，提人陣依然可能擁有重型裝備，戰爭和社會動員力量不可小覷。即使默克雷這樣的大城市被佔領，也可以退守中部山區根據地，從而延長戰事。

更大的風險在於戰爭擴大帶來的政治社會風險。美國在意識形態上接近現任政府，但由於長期依賴提人陣在東非地區反恐，加之大選後的混亂，恐無暇旁顧。吉布提可能由於埃厄和平，港口的重要性下降而支持提人陣。提格雷相鄰的厄立特里亞則因為長期徵兵備戰，一直處於高度動員狀態，國內政治正常化呼聲高漲；若提人陣在邊境地區用兵而導致厄立特里亞徵兵，也許會枯竭厄立特里亞的國力，動搖政治穩定。

戰事如火如荼，但那些成千上萬跨越州界無法聯繫家人的勞工、斷水缺糧流離失所的平民和婦孺，乃至提格雷和埃塞俄比亞境內不同的族群，恐怕是最大的受害者。

本文部分觀點來自提人陣早期軍事首長Aregawi Berhe的博士論文《提人陣的政治史（1975-1991）：叛亂、意識形態和動員》（2008年），以及周瑾豔《作為非洲道路的民主發展型國家——埃塞俄比亞的啟示》（刊載於《文化縱橫》2019年第3期）。值得一提的是，Berhe的論述具有高度史料和反思價值。Aregawi Berhe在1985年被提人陣驅逐，流亡歐洲三十多年後，在阿比的邀請下又回到埃塞俄比亞，為多個黨派的和解而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