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註】：本文摘錄自《家園何處是》王賡武回憶錄上卷。海外華人史學大家王賡武在年近九旬之際寫下自己「長年半遊牧生涯」的故事。他的人生以殖民時代的東南亞為起點，歷經殖民、戰爭、動亂、革命，大半生在三大洲間遷徙，構成二十世紀的歷史洪流之中一部豐富而獨特的流浪史，無論是從個人經歷還是反觀時代變局來看，都具有可讀意義。端傳媒獲出版社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者所擬。
《家園何處是》王賡武回憶錄上卷
作者：王賡武
譯者：林紋沛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2020年9月
我曾經被問起為什麼選擇當歷史學者，我必須坦承自己一直到後來在新加坡念大學時才終於做出選擇。以前在學校不喜歡歷史科，一部分原因是學校只教大英帝國史，不過更重要的原因是老師照本宣科地念教科書，十分枯燥乏味。讀中大時所有文學院大一生必修的中國通史再次令人失望。教導我們的繆鳳林教授是歷史系主任，資深教授裏只有他教我們大一生，對此我們心懷感激。繆教授夙負盛名，他的大學教科書《中國通史要略》講述上古至現代的中國史，廣為各校使用。我一年級只買了兩本教科書，這是其中一本。
同學覺得繆教授非常保守，有些人不認同教授對當時的現代疑古派歷史學者的駁斥，疑古派包括胡適的學生（如顧頡剛）及友人，他們編寫了一套影響廣泛的《古史辨》。繆教授認為疑古派太英美化，對郭沫若、呂振羽這類受日本和蘇維埃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人又更不以為然。繆教授批評的著作我一本都沒有讀過，至少再過十年才開始瞭解這些被中大歷史學者批評為意圖扭曲中國史的著作。因此我當時十分不解教授的批評為何滿懷憤慨，他的言論無助於讓我接受教科書灌輸的內容。
我覺得繆教授的書很不好讀，他對着力批評的「現代派」著作只有浮泛的認識。父親知道繆教授是他大學時代的學長，建議我堅持讀完教科書。事實上我更感興趣的是繆教授和父親兩人皆曾就教的柳詒徵教授，柳教授著有三卷本《中國文化史》，父親有這套書，也鼓勵我讀。雖然讀起來一樣吃力，不過這套書帶我認識了從上古中國到十九世紀廣泛的文化發展，對中國文明的觀點別開生面，影響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程度或許遠比我意識到的更深遠；不過我必須坦承中國史課堂的正規教育並未勾起我對歷史更濃厚的興趣。
我在怡保認識的年輕華人全都熟悉三民主義，和中國不同的是，怡保不教孫文的演講內容。
繆教授的授課內容倒是幫助我瞭解講孫文《三民主義》的政治課，雖然只是間接的幫助。《三民主義》的倡議彷彿是國民黨民族主義的藍圖，被南京統治政府奉為圭臬，當時被視為中國面對西方帝國主義和蘇維埃共產主義的解答。繆教授告訴我們中國朝代和政治史的清楚框架，孫文《三民主義》第一部分的數講就在申論中國如何從王朝國家邁向中國人民今日努力建立的共和國。
還在怡保讀小學時，我就聽過民族、民權（民主）、民生三大主義的口號，但對內涵瞭解有限。置身殖民馬來亞的多元社會環境下，華人社群可以表達愛國心，支持中國抵抗日本侵略，但不能公然參加反對英國的政治活動。緣此之故，儘管孫中山遺像處處懸掛，也常見中國國旗飄揚，但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宗旨被小心淡化。特殊場合可以允許唱國歌，儘管國歌開宗明義肯定三民主義。我在怡保認識的年輕華人全都熟悉三民主義，和中國不同的是，怡保不教孫文的演講內容。不知道馬來亞容不容易找到《三民主義》的出版品，我念中大前從來沒有看過這本書，懷疑父母或許也沒有讀過。
開始上三民主義課以後，我被建議買一本自己的《三民主義》，這是我買的第二本教科書，其他的書都是出於興趣購買。不像《中國通史要略》讀起來是苦差事，最後也沒有讀完，我把《三民主義》裏老師推薦的章節全部讀過。我記不得這本書究竟是哪部分這麼引人入勝，也許是因為孫文嚴詞批評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傷害。我對大英帝國不抱政治敵意，只是覺得過去學校教科書講述的英國在全球的豐功偉業和我毫無關連。不過我明白西方帝國的競爭在孫文關注的十九世紀晚期如何侵害亞洲、非洲的人民和政體，十分好奇截然不同的中國民族主義視角如何看待英國的活動。我可以理解國民黨為何在馬來亞遭禁，以及這裏的華校為何不能教三民主義。
許多中大同學都拒絕讀這本書，他們批判國民黨政權，認為《三民主義》純粹是政治宣傳。老師的上課方式的確像是試圖把官方信仰灌輸給我們，只是他對任務似乎不是非常熱衷。學年末的考試只是虛應故事，全班都及格。我對讀到的東西十分入迷，其他同學在成長過程中經歷過激烈政治辯論，傾向支持某一方，又或變得憤世嫉俗、漠不關心，但我不像他們，我對中國政治相當天真無知，因此孫文的思想聽來耳目一新，帶來強烈的衝擊，或許是一年級學業裏影響我最深的新知。我說不上喜歡三民主義課，這一年學到的無數中國文學、英國文學文本讀來有趣得多。我後來發覺馬來亞教育裏缺乏任何一套政治辭令，因此《三民主義》的論點顯得鏗鏘有力。我幾乎對孫文的論點照單全收，經過多年才終於具備足夠知識，可以瞭解為何有些人深受孫文吸引，有些卻完全無動於衷。
孫文吸引馬來亞華人的原因之一是他具有華僑背景，在夏威夷和香港讀英語學校，活躍於新加坡和檳城。記得聽說過他因為演講鼓吹革命而被英國人要求離開檳城。儘管如此，我從來不認識有誰讀過《三民主義》或聽誰談論過內容，於是一張白紙般地接觸第一部分的民族主義六講，這是恢復中國人民自信心的基石。
讀孫文沒有讓我成為民族主義者，不過確實讓我更瞭解中國現代史的進程。
讀孫文沒有讓我成為民族主義者，不過確實讓我更瞭解中國現代史的進程。第二部分的六講中孫文接着談論「民權」主義，相當於民主。他論述歐美民主史的理路難以理解，對自由、平等真正意義的解釋也不容易吸收，不過有兩個論點讓我印象深刻。一個是中國人不應該模仿西方這方面的思想，這些思想在中國意義不同。另一個是中國人不缺自由，恰恰相反，中國人太自由，因此中國遭到更有組織、更有紀律的民族攻擊時，他們無法團結一致，共同抵禦外敵。這樣的想法顯然過於膚淺簡化，我讀完指定閱讀的部分就沒有興趣再往下讀。第三部分的「民生」主義四講並不完整，孫文還來不及全部講完就溘然長逝。我感興趣的是孫文如何區別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尤其是他為何認為這些風行的意識形態無一適合解決中國農業經濟相關問題。孫文顯然對土地利用、土地所有權等議題非常敏感，也關心中國農民的困境。老師在《三民主義》的民生部分逗留特別久，彷彿要強調孫文真心想為窮人找到解決辦法，不希望打內戰消耗他們，內戰最終也會摧毀中國。關於這點，班上同學反應敏捷地指出內戰雙方的所作所為別無二致，挨餓的農民是最大受害者。因此我偶爾會被提醒國家首都精英大學裏的年輕學子未必全然認同統治政府的目標。
記得引起大家不滿的一個源頭來自被推薦為課程讀物的另外兩本書，兩本書可以免費拿取，我都拿來看看它們為什麼和這門課有關。一本是陳立夫的《生之原理》，另一本是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陳立夫是前教育部長，蔣介石的親信。兩本書都出版於戰爭期間，當時陳立夫是部長，蔣介石1943年到1944年間短暫擔任中大校長。許多學生反對這兩本書，老師同意兩書不列入考試範圍。
《生之原理》旨在對抗共產黨提倡的唯物主義哲學，反對大學科學界盛行的科學主義。陳立夫是自然科學訓練出身，據稱受到西方生物學和心理學最新研究的影響，主要是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著作，但許多學生都將此書視為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宣傳，拒絕閱讀。我覺得創造進化論的觀念很有意思，但無法瞭解兩書絕大多數的論點。老師沒有仔細解釋兩本書和三民主義的關係，只說兩書皆批判中國共產黨支持的思想。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是民族復興宣言，幫助解釋政府和蘇聯、美國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中國戰後為何尋求美援對抗共產黨。
三民主義課程告一段落，我糊里糊塗通過了考試，發現一年來閱讀孫文的親身言論及和同儕切磋討論讓我獲益良多，同學毫不諱言心中的懷疑。讀《三民主義》奇妙地領我走出向來身處的純人文圈，帶我認識政治哲學和社會科學的元素，儘管範圍相當有限。課堂上當然沒有嚴謹定義，沒有熱烈辯論，也沒有啟發人心的教學相長，無法真正磨練我面對不同知識領域的心智，不過這些讀物確實為我引介日後接觸到的社會科學領域的元素。
過去在怡保成長時聽過一些概念，但不曾仔細尋思，三民主義課讓我重新審視這些觀念。不論是英國人還是日本人都不希望我們瞭解中國，我對祖國的認識幾乎完全來自父親母親，來自父親熱切希望我學習的經典。課程教給我的語彙留在腦海中，跟着我回到馬來亞，不只出乎意料，甚至可謂不請自來，但這些概念日後在種種情境下反覆出現，變得切身真實。我後來有許多著作皆對下列概念提出詮釋或質疑，驚訝地發現最初會認識這些概念都是因為過去在南京試圖讀懂孫文：
- 革命 「革命」（revolution）如何比附為傳統的「改革天命」？
- 民族主義 在民族國家裏當中國人是什麼意思？
- 權利 為何其他權利比個人權利更重要？
- 自由 為何可以說中國人已經擁有自由？
- 平等 平等的口號較之落實的情況如何？
- 共和國 中國政治框架下可以如何實現共和國？
- 政黨 單一政黨如何能夠代表整個中國？
- 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為何吸引眾多中國人民？
- 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思想為何對其他中國人民富有魅力？
- 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有何不同？
去中國念大學最後沒有讓我留下來服務祖國，但確實將我從家庭和早年中規中矩的學校教育中解放出來，也從1947年自怡保啟程時心中懷抱的稚嫩希望中解放出來，化作讓我能展開自我生活的第一步。
這些語彙的重要性似乎隨着我離開中國越久、越遠而與日俱增，回到馬來亞後仍不願散去，有時我會好奇在對追求文學愛好感到舉棋不定時，對這些語彙的無知是否多少促使我轉向歷史研究。1949 年馬來亞逐步邁向獨立，境內受中國共產主義成功的激發而燃起游擊戰。這段時期也是重新定義各種民族主義之時，有些人認為民主社會主義優於馬克思列寧的國際共產主義。大家普遍理解以上種種語彙，雖然用法未必和孫文同調，也未必依循中華民國的官方定義。亞洲在終結帝國和殖民地時代的奮鬥下覺醒，儘管孫文的《三民主義》和現實漸行漸遠，但亞洲關心的議題仍舊深植於相同語彙中。回到這樣的馬來亞，研究理解這些語彙的需求越來越迫切。這些知識不是我前往中國學習的目標，如今已成為知識分子之間日常對話的一部分，幾乎隨處可聞。比起過去在南京讀書時身為無知天真的局外人，我不由發覺離開中國之後，這些語彙的重要性有增無減。去中國念大學最後沒有讓我留下來服務祖國，但確實將我從家庭和早年中規中矩的學校教育中解放出來，也從1947年自怡保啟程時心中懷抱的稚嫩希望中解放出來，化作讓我能展開自我生活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