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與隔離：性教育的缺席

這種「非禮勿聽」的性別陳規，看似是對女性的保護，實際上直接限制了男性對月經的了解。更不要提與性相關的人格成長、對自我的探索和認同、對他人的尊重理解等等。

令人同情的是，月經懂王確實「沒有家教」。家庭是社會化的第一課堂，父母應該是性教育的啟蒙者。但在我們的家庭，月經的知識被當做遮掩的秘密，正確的認識就消失了。在壓抑保守的文化下，父母尤其避免和兒子談論性，更不要提向男孩子灌輸正確的月經知識了。著名學者潘綏銘與黃盈盈在2010年做出了一項針對14到17歲少年的隨機抽樣調查。這個調查覆蓋了中國123個城市社區、37個農村的行政村。從數據來看，有82.8%到85.8%的父親從未對兒子或女兒談論過性話題，46.6%的母親會對女兒談論性話題，但83.0%的母親從來不和兒子談論性話題。在獨生子女家庭佔到相當比例的中國，男孩更難從姐妹身上學習關於月經的知識。為了避免讓男孩「誤入歧途」，父母對性話題諱莫如深，天真地以為「長大以後自然就明白了」，「不看就會不做，」「不懂就會不犯」。

老師也不願意彌補家庭教育的缺失，導致大量男性「無師自通」，自行猜測意淫女性月經的實際情況。早在2001年，中國以立法和政策的不同形式明確了學校負有進行健康教育的責任，但鮮有學校落實。即便是開展了性教育的學校，很多教育內容也僅限於生理解剖知識和身體結構——「在生物課本的平面圖上認識到卵巢和子宮的位置」。

華東師範大學一位碩士在其畢業論文的訪談中發現，中國的性教育在教育內容、教授方式上存在明顯的城鄉分野和性別差異。在更加保守的農村，老師們無為，直接跳過生物課的相關內容；男學生們抵觸，甚至主動撕下課本上有關生理知識的那幾頁。大家機械、形式主義地迎合着鄉村的教學計劃。在城市，儘管性教育有着科普性的特點，但大多采取性別區隔的方式，比如男女分開觀看科普影片，分別開設講座。在應試教育的陰影下，月經和生理知識因不參加考試而長期處在課程的邊緣，難以得到相應的重視。

男性起初並不一定帶着一種惡意來回避月經。一位男性朋友曾對我講過，在他少年的經歷裏，對月經的無知被包裝成一種對女性的尊敬。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是為了讓男生不要窺探女性的隱私。月經的知識似乎理所應當地成為一項女生的「特權」，甚至給他帶來一種被排斥的感覺。

這種「非禮勿聽」的性別陳規，看似是對女性的保護，實際上直接限制了男性對月經的了解。家庭和學校都未能完成性生理知識的基本教育，更不要提與性相關的人格成長、對自我的探索和認同、對他人的尊重理解等等。無知滋生偏見，全社會已經嚐到了惡果。

偏見和迴避：男性中心的大眾媒體

為了迎合主流男性的想像，避免引起男同胞的不適，衞生巾廣告代言的形象大多是自由飛揚美貌如花的青春少女，從不說明女性月經的基本生理事實。

男性的月經意識，是生理知識的空白，更是傳統文化規範的產物。在大眾傳播領域活躍的商業廣告、娛樂影視和新聞報導，都諱莫如深地封殺着作為一種公眾健康知識的月經，推波助瀾地強化對月經的錯誤認知。即使出現了展現月經的媒介內容，也不同程度地維護現有的男性中心秩序，迎合固有的偏見思維。

最常見的與月經相關的媒介呈現是商業廣告。不幸的是，商業廣告代表着資本的邏輯，大多以逐利為目的。廣告媒介更對月經採取一種避重就輕、模糊而扭曲的呈現方式。它的設計與傳播非但沒有增加男性的認知，反而引發了錯誤的月經想像。

從衞生巾廣告內容上來看，月經是缺席的。衞生巾廣告不但不能展現現實生活中經血的本來面貌，甚至不能用顏色相近的液體替代。紅色的正常人類血液改頭換面，被象徵着清潔、無菌的藍色液體替代。對於這一點，我們不能苛責廣告人。中國廣告協會的《衞生巾廣告自律規則》中明確表示，「用以演示被衞生巾吸收的液體，其顏色不可以出現紅色或與之相近的顏色。」除了內容本身，月經廣告被視為一種爭議性廣告，常常被禁止在黃金時段播出。

衞生巾廣告也是淡漠甚至虛偽的，並不關心經期女性的真實處境。為了迎合主流男性的想像，避免引起男同胞的不適，衞生巾廣告代言的形象大多是自由飛揚美貌如花的青春少女。「自由暢動」、「舒心安眠」這樣的廣告詞模糊而又隱晦，從不說明女性月經的基本生理事實。

這些事實是，月經斷斷續續自動流出，無法被控制或者憋住，所以需要接墊；女性其實每幾個小時就需要更換一次衞生巾；如果月經量較大，女性白天也會使用夜用衞生巾或者安心褲；在晚上，夜用衞生巾甚至安心褲都不能完全阻止經血流到床上；而廣告更不可能告訴大家，護墊是一種多麼雞肋的產品啊！女孩子們只能在懷疑月經快要到來或者快要結束的時候用一下，以免弄髒內褲——它絕不能承受住正常經期的出血量。以及，月經並不是每個月都準時到來，不按時來月經也不一定意味着懷孕。面對情緒壓力、季節變換或生活環境的變化，經期都可能發生變化。

在普通的公共表達甚至娛樂影視中，月經因為與傳統的性別規範相抵觸而被強烈地排斥。2016年，中國女子游泳隊在里約奧運會參賽，游泳運動員傅園慧談到自己是在經期參賽。她談論痛經和月經不適的短短兩句話，打破了女運動員中長期存在的月經禁忌。在海內外媒體裏，這一則言論雖然收到很多支持，但仍有許多不了解衞生棉條的網友批評她，認為月經期間在池子裏游泳會讓經血污染泳池，有害健康且不衞生。

2019年，台灣電視劇《想見你》引入大陸，其中關於「你那個（月經）第一天來哦」的無辜片段因為暗示了少女月經初潮被刪去。2020年1月18日，央視新聞在報導疫情中，一位女護士在被採訪時提到「我又處在生理期」。這句話在重播中專門被單獨裁掉。

月經禁忌是全社會病入膏肓的厭女症症狀之一。它看似是一種大眾傳媒的沒有理由的病態——彷彿說出關於月經的事實，就是念出了會引發災難的咒語。事實上，這並不關於「月經到底是怎樣」的事實，而是關乎「男人要保持優越」的父權文化共識。

美國女權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格洛麗亞·瑪麗·斯泰納姆（Gloria Marie Steinem）在其著名的戲謔之作《假如男人有月經》中，戳中了權力關係決定月經文化的要害。這篇文章詼諧地諷刺到：「如果男人會來月經，就會吹噓他們的經期之長、血量之多。男人會渴望用經血證明自己進入成年期。統計調查將顯示，男人在月經期間有更好的運動表現，並且贏得更多的奧運獎牌。電視節目會公開處理關於月經的主題……」

如她所言，「男人如果有月經，權力的正當性很可能將永遠持續下去。如果我們允許的話。」

對女性進行月經說教的男專家

月經成為了女人被降格的原罪和被剝削的缺點，月經是男人壓抑的武器和權力的玩偶。男性甚至不加掩飾自己的無知，不以錯誤的基本觀念為羞恥。

至此，我們已經零星地領略到關於月經的話語是如何被剝奪的。借用福柯對「知識與權力」的論述，月經從來不僅僅是女性關於生理現狀的一種傾訴，或者醫學技術的一段描述。月經的相關知識，因為家庭和教育的缺席，大眾傳媒的刻意迴避和病態扭曲，在醫療和公共衞生上的不公等等，形成了一套男性主導的月經知識論述體系。月經這一正常的自然現象被操縱成醫學或者病理學事件。在此基礎上，它也衍生出了一套關於月經的道德規範。

在這一套規範裏，月經是不潔的，需要回避的。女性更因為月經，被賦予了被動、低弱的人格。女性因為月經及其生理週期，被視作是「沒有理性」、「情緒化」、「脾氣暴躁」、「歇斯底里」的感情動物。如福柯所言，「沒有什麼比權力的運作更加具有物質性、身體性與肉體性。」月經成為了女人被降格的原罪和被剝削的缺點，月經是男人壓抑的武器和權力的玩偶。

《愛說教的男人》一書的作者麗貝卡·索爾尼特尖鋭地指出男性總是居高臨下地對女性說教這種文化現象。「男性說教」一詞一度流行，併成為《紐約時報》2010年的年度詞彙。十年過去了，情況在中國並沒有變好。男性的誇誇其談對女性而言不僅僅是連續且微不足道的社交煩惱。交談是一種表達權力的方式。當男性對女性進行月經說教的時候，他們強調了某種權力。這種權力的另一些面貌更加暴力、粗魯和危險——正是同一種權力催生了家暴、強姦和謀殺，無處不在地充斥於厭女社會的網絡和街頭。

當下，種種涉及月經和衞生巾的討論、爭鋒的意見，都可以被視作是這種「話語權」和「知識」的再生產。在「散裝衞生巾」的討論中，過度自信的男性認為，女性的貧困問題是因為她們「好吃懶做」。一些人提議參考印度等國的免税實踐。他們則替已經被取消的關税開脱，認為「印度紡織業生產能力低下，做不出廉價合格的衞生巾，所以才對進口衞生巾徵收12%的關税」。如果以此思路追問國內衞生巾的高產能、高價和高税，他們又會回答，「營銷的成本不是成本嗎？明星代言不花錢嗎？每個人都要吃飯呀！」

不得不承認，關於月經的迷思和妄想如此具有繁殖和散播能力，在社交媒體發達的今天，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男性甚至不加掩飾自己的無知，不以錯誤的基本觀念為羞恥，結合其他的爭議性話題，偷梁換柱、即興創作起來。憑藉男性長期霸佔多數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霸佔公共討論的所謂「優勢地位」，男性進一步對種種月經的錯誤認識進行正當化，污名、詆譭參與討論的女性（和支持女性的其他男性）。

在解決問題方面，他們總是站在當權者的位置，似是而非地推脱責任。但攻擊女性起來，卻天花亂墜，五花八門。而任何一個討論減税政策可能性的女性，都可能被月經男專家們用陰謀論攻擊成「政府仇恨者」，「企圖佔用公共資源的小人」，「幫資本家說話的打手」，「歐美國家的舔狗」。

這種情況對我們也產生了影響。男性使用了話語的暴力，試圖使女人沉默。而沉默對於女性是一個危險的滑坡。即使是我這樣的人，也常常因為無從說起而陷入（暫時的）沉默。對更多的年輕女性，那些在現實生活裏被告訴「你到高中數學就不行了」的女性，這又是一次關於自我懷疑和自我限制的挑戰。女性對月經的沉默更是普遍存在的。

懼於被嫌棄，女孩無法向父親求助；懼於羞恥，無法在親密關係裏向男性訴說；懼於道德和審視，不願意在工作等公共場合正確地大膽地談論月經，提出正當合理的訴求。我們說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還要被質疑可信度。沉默會形成習慣，這個習慣會強大到我們難以糾正身邊、網上無處不在的錯誤和偏見。關於月經，我們甚至無法自證。

奪回話語權的麥克風

關於月經的話語爭奪戰並不是簡單的男女兩性的對立之戰，是在認識到生理差異、尊重兩性差異的基礎上，討論如何更加公平公正地分配社會資源。

寫到這裏，要特別指出，關於月經的話語爭奪戰並不是簡單的男女兩性的對立之戰。衞生巾大討論的目的更不是從男性說教走向女性說教，不是讓男性交税而女性免税。它的目的地是建立男女平等的合作伙伴關係，是在認識到生理差異、尊重兩性差異的基礎上，討論如何更加公平公正地分配社會資源。

在這個過程中，「話語」不是一成不變的。月經貧困的大討論本身就是話語權嘗試性的突破。很多認知水平突破了生理限制的男性，能夠認識到女性的月經貧困問題背後存在着社會結構性的不公，他們願意並且已經和女性一起討論並試圖解決問題。同樣，很多將男權文化內化到自身的女性，也視月經為不潔晦氣的洪水猛獸。另一些女性也無法超越個人生活經驗和所在社會階級，認為月經的每月開銷無非一杯奶茶錢，不能理解底層女性的困囿。

另外，關於月經的兩性的互動中，對抗的火藥味並非總是這麼濃。新時代被偏愛的「暖男」男性氣質給人帶來了一絲曖昧的希望。它鼓勵一種呵護女性的男性特質：男性應該是對女性的情緒有所感受，對女性的一些需要所體察的；換言之，是讓女性感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儘管這一個偏好依然值得警惕——它仍有給女性降格的嫌疑，維持女性弱者、被供養者的角色。但在打破男性的傲慢和對月經的無知上，鼓勵換位思考和共情的男子氣概，算是一種進步。

當然，「紅糖紅棗，多喝熱水」這樣姿態性的友善，仍然是一種綏靖主義的月經應付策略。它背後仍然危險地隱藏着對女性月經臉譜化的、落後的認識。它沉浸在陳舊的中醫文化裏，忽略了女性生理的個體差異，並不一定真正解決痛經等問題。我們更要警惕男性為了舒緩劣勢心理而進行的月經污名：不是每一個女生都有明顯的經前綜合徵（PMS），不是每個將要來月經、或即將絕經的女人都控住不住自己的情緒。如果你的女朋友因為你的錯誤而生氣，不要怪罪到月經的頭上。如果你的母親因為你的錯誤而發火，也不要怪罪到更年期的頭上。比起激素波動，男人（或者一些女人）的自負和愚蠢更讓我們憤怒。

最後，關於月經貧困的大討論，雖然不一定得出了怎樣切實可行的結果，但仍然是一場勝利。畢竟只有先發出聲音才能構造觀點，督促改變，收穫支持，以及反對。爭辯或許永無休止，但如麗貝卡·索爾尼特在其書中所言，「革命，首先由觀念構成……解放是會傳染的。講述一個故事，用好一個故事，令講述者得到承認和尊重，這仍然是我們所知的戰勝創傷的最好辦法之一。」

我們兩腿之間那條每個月暢流一次的血河，在某種意義上，是全人類的母親河。要締造關於它的文明，必須從我們講述、書寫關於它的故事開始。我們要做的也僅僅是維護並行使我們說話的權利，定義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的事情。我們的身體為我們自己所有，我們的思想亦是如此。

（侯奇江，寫作者）

參考文獻：

[1] (美) 麗貝卡·索爾尼特著. 張晨晨譯. 《愛說教的男人》.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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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焦傑. 傳統習俗禁忌中的「厭女情結」及其原因考察——以社會性別和人類學為視角.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4(04):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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