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

高耀潔:我一生幾次逃難

「年老多病的身體,多年來靠藥物維持生存,只有埋頭整理書本,來度過我人生最後的時光。」


愛滋病防治活動家,被譽為「中國防愛第一人」、河南中醫學院退休教授高耀潔。圖片拍攝於2007年。 攝:Joshua Roberts/Reuters/達志影像
愛滋病防治活動家,被譽為「中國防愛第一人」、河南中醫學院退休教授高耀潔。圖片拍攝於2007年。 攝:Joshua Roberts/Reuters/達志影像

【編者按】本文由高耀潔醫生寫於今年春季,近期由友人轉交端傳媒刊出。

我已九十三歲了,多次跑反、逃難,伴隨着我的人生,從山東逃到河南,在河南又幾度逃難,渡過了我人生艱苦的青壯年時代。逃難在河南並沒有停止下來,直八十二歲、為抗擊艾滋病工作,被迫逃出國門,孤身寄居美國紐約十多年,時下又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美國是全世界新冠肺炎重疫區,本人年老多病無處可逃,如之奈何?

一、逃八路軍災難

1927年12月我出生於山東曹縣,深閨豪門的富裕家庭,獨莊獨寨,有田地70多畝,是魯西南出名的大富戶,見曹縣誌。我是母親生育的第一胎,她是續絃,前房母親病故,留有兩個姐姐,高家很盼望我母親生個男孩,我又是個女孩,在這個重男輕女的封建社會裏,很失望。為了讓我母親再生男孩,停止了我的母奶餵養,僱奶孃餵養,造成我終生慢性腸胃病,體形消瘦,體力差於同齡人,倖進入醫學、學習醫學知識、從事醫療工作,獲得長壽。

三十年代,八路軍已進入我們的家鄉,1939年3月,八路軍冀魯豫邊區支隊隊長楊得志、政委崔田民、二大隊隊長覃健等率領一支部隊、進入高新莊掄劫,拘留我家三人,包括我父親、我半身不遂中風不語的二伯父。他的罪名是「日本漢奸」,那時日軍還沒有佔領曹縣,二伯生病已年餘,哪來的漢奸罪名?為了要錢,對他們三人嚴刑拷打,往鼻孔口腔灌辣婌水,折騰了半個月,高家拿出30萬現洋贖身費放人。同時把高家所有衣物、傢俱、糧食等等,掄劫已空,連吃飯米粒,一匙沒留,無可奈何,我父親攜全家逃亡,到柳河鎮,九女集村,這是第一次跑反,那時我11歲。

二、逃日本侵華戰爭

九女集是一個大集鎮,五天一次集會之外,在大道上還設有商鋪多處,鎮後方右廟宇,每逢集會時日,外地香客前來朝拜,集鎮日非常熱鬧。全鎮有幾戶,駐有國民黨第七路軍,隷屬國民黨部隊,經費靠國家頒發,他們不搶劫,全鎮相對安定。

我家在鎮中租賃一處小院,三座房,上房三間我父母和小弟弟們住,我和兩個姐姐、兩個妹妹,五個人住東屋三間,西屋三間做飯,放一些雜物。在那裏住了幾個月,終日提心吊膽,不敢外出,怕外人知道我們是高新莊的逃大戶,遭遇到外面的掄劫。

有一天我們全家正在院子裏吃午飯,我父親匆匆忙忙走進來,對我們說:日本鬼子到了寨外,趕快走......我母親抱着我小弟弟拉着我大弟弟,還有我姊妹五個走出住處。這時街上十分混亂,人們都向東邊跑,我們被裹在人流中出了東門,這時南門那邊突然爆發激烈的槍聲,七路軍與日本鬼子交火了,阻止日本鬼子前進,掩護老百姓撤退。東門外更亂了,人們出東門向北跑,我母親腳小拉着兩個弟弟走不動了。我父親領着全家走過約一米深的土壕,坐小樹林裏休息。這裏與大路只隔一塊約有十五米的高梁地,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日本鬼子在大地上行進,約有三四百人,兩輛炮車,向城武縣方向行進,準備進攻城武縣。夕陽西下時,聽到城武縣方向炮聲隆隆,並可以看到幾處灰黃色煙柱。九女集平靜了,傍晚我們隨着逃難人群回到鎮上的家。

三、逃往河南開封

我父親認為社會動亂短時間不會平息,必須遠離故鄉,到抗日後方四川生活,我母親要回高新莊,吵吵嚷嚷多日,終於折中,逃亡到河南省會開封市。那裏有幾家親戚,特別是呂家,是我父親第三任死去的妻子的家鄉,有六位兄長在開封定居,平時期還有來往,於是找呂家,聯繫決定遷居開封。

1939年6月或7月的一天,我們全家從曹縣天主堂乘馬車離開,中午到了柳河集火車站,進入侯車室旁一間空房裏。裏面很骯髒,地上有幾片破席子我們全家坐下來,一會來了四個民警撿查行李,我父親應付後,我們全家很快地上了往東開的火車,在火車上我第一次近距離看見兩個日本兵。

下午日落西山時刻,火車到達開封南關火車站。當時開封是河南的省會,我第一次看到那麼大的棚子,棚頂全是花玻璃,兩個月台,四條鐵路。我們通過檢票口,很快離開火車站,全家帶行李進入家廟後街的租房裏,據說是呂家舅們給安排的。這時期內與呂家六位舅舅經常來往,兩個月後搬到南聚奎巷,那裏臭蟲很多,影響睡覺,一個月後,又搬到侯家胡同。

當年冬季又遷居北大街,在北大街井胡同口開個雜貨鋪,當時社會很亂,漢奸、無賴、流氓、買東西記賬,永遠不還錢,賠錢太多,關了雜貨鋪。1943年秋季,買了遊梁市前街31號獨院,安定下來,以開磨房維持全家生活。

四、南逃學生,流亡生活

1948年春季考入開封女子師範,屬中等專科學校,是培育小學教師的,那時我想將來能當小學教師,生活可以自立,已滿意了。開女師管理正規,學生每個月共八十多斤麥子,一塊銀元,每月口糧吃不完,我送回家,生活學習一切滿意。

第一學期將要結束,八路軍攻打開封,女子師範學校是一槍戰重點,同學們都藏在宿舍樓的地下室裏,槍、彈像下雨一般,當時開女子師的傷亡情況不得而知。只見到開封城牆內外躺滿了陣亡將士的屍體,死屍橫遍城牆內外野地,臭氣熏天,慘不忍睹。真見,孟子云:「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率土地而食人肉」,三天後八路軍在開封搶劫財物完畢之後,自動撤退了。

開封各種學校奉河南省政府和教育廳之命準備遷往外地,在校生紛紛報名,因怕再來了戰爭。全體同學隨學校南遷,我父親用一輛破自行車給我送上一件棉被子,到了學校門口,他說:「誰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是死是活,你安心跟學校走吧!」我沒有想到,我和父親已是永別了。晚上全體同學在王少明校長和十幾位教師的領導下,乘了開往南京市的火車,在火車上,同學們出現各種情緒:有人流淚,有人昏昏欲睡,有人唱悲歌,大家總在前思後想,誰也難以預料未來的日子。時至今日,流落的日子不知後果如何?

兩天後火車停在江蘇南京市江北下關,這是一個碼頭,大家等候木船擺渡分批(以班為單位)到南京市。這時同學都席地而卧,躺在水泥地上,幸虧我父親送我一棉被,我少遭濕冷。同學南京市聚集之後,全校赴浙江嘉興,那是我們學校遷校的目的地。

我校遷址在嘉興市池灣鎮,三年級和二年級住西真寺,我們一年級住池灣繭場,生活靠當地政府和民間人士捐助糧食(質量差)。天天吃大米稀飯,沒有炒菜,在大米稀飯中做成鹹的,加入少量油鹽和各種不同樣的蔬菜葉。同學們在閒的時間裏,到田間或小河旁找野蒜,或其他野菜,把這些能吃的東西取回住處,把野蒜等洗淨,用鹽拌後,大家分着吃。當時我是一年級的伙委,我對這個問題很清楚。

隨學校來的老師很少,我們在池灣鎮繭場,房子很大,兩個年級兩班一起上課。有一間在上物理課,另一間在上化學課。有時候,一邊在上體育,一邊在上健美操。有的同學很煩躁,鬧情緒,鬧不團結。她們因為想家,常常哭泣。我也很難過,也跟着流淚,後來就變成嚎啕大哭。繭場只有教師殷進德先生夫婦住在那裏管理我們,他們還帶着三個孩子。同學白天在繭場底下上課,晚上去二層睡覺。在這個時期,有辦法的同學都走了,我和榆惠璋、時榮華同學等四個人,轉往嵩雲中學高中二年下學期。這個學校是隨當時的河南政府行動的,不久遷往四川萬縣,住在輔城法學院。這時我們終於能安心上課了,老師都是當地請來的,有時他們說的四川話我們不懂。榆惠璋、時榮華的父親都是河南省政府的官員,他認為形勢不好,把女兒帶往台灣。

我們上了一學期課,1949年底,八路軍佔領四川,我到了山東同鄉萬縣紅十字會醫院院長沈丕模家住,我去看病認識的沈院長,因此拉上關係,他同我二伯父高聖君也認識。後來聽傳說50年代,院長沈丕模當過萬縣衞生局局長,反右派時他被劃為右派致死。當時沈家生活富裕,有三個孩子都在上學,他的太太比較年輕,不工作相夫教子。1950年元月沈太太回山東濟南探親,我隨她回到河南開封家中。

2007年2月23日,高耀潔在北京的一家旅館接受訪問,桌上擺放了美國簽證的複印件。
2007年2月23日,高耀潔在北京的一家旅館接受訪問,桌上擺放了美國簽證的複印件。攝:Greg Baker/AP/達志影像

五、風燭殘年,出走海外

2009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法國駐華大使館打來的電話,告訴我說法國給我發一年一度的「傑出婦女獎」,我沒怎麼聽清楚,便說:「4月中旬,我要到上海參加《南方週末》的頒獎典禮,到時我們可以當面詳細談。」對方回答說好。不巧,《南方週末》主辦的這個「中國夢踐行者」致敬盛典,時間推遲,我也就沒去成上海。

無奈走出國門

到了5月6日上午9時許,我突然覺得氣氛不對。我的電話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進來,電腦也出了問題。我去小區門外超市買中午的食物,發現小區內有不少陌生人,他們目光異常,使我感到又出事了,很像2007年2月我赴美國領獎前夕的情況了。我中午飯也沒來得及吃,假牙也沒來得及帶,兩手空空,只取出電腦的硬盤(裏面有三本書稿,我不能放棄)。我把硬盤放在內衣兜裏,匆匆地從小區後門離開了家。我這次外出,完全是為了艾滋病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事件,不能白白地費去。不然2007年3月,我赴美國領取「生命之音」獎,很多美國要人、權貴出面留我,居住美國安度晚年,我沒有接受,仍堅持回國了,豈料有近二年過着如此的生活呢?  

我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非萬不得已,不會隻身流浪在外地,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從,只是為了把這些資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書)留給後人。蒼蒼大地,茫茫人海,何處是我的歸宿?

我80多歲行走蹣跚,多麼困難,離開家到成都,最後到廣州。住在一個農村,天天修改書稿,此處離大學城很近,有不少志願者和大學生來幫助我,他們每天都有兩到三人協助我為書稿打字,這給了我莫大的安慰。但是這時我多次流淚,不斷思考,我並不是不想回家,是因揭露艾滋病疫情避的我不能回家。

後來我只能繼續為艾滋弱勢群體說話,救助他們,往日的防艾工作,一切活動都是我自費付出,我不敢收任何人給我的錢,即便情面難卻時收下錢之後,也要改日再把錢還他。比如北京愛知行萬延海2000年8月的一天,來鄭州給我送錢,他兩次給我兩萬八千元,到2003年冬我從郵局寄給他3萬,多給他2千元作為2年來的利息。我為艾滋病受害者吶喊,是一個醫生的職責,為什麼要對我進行各種打壓、造謠和詆譭?為什麼對我的工作進行阻擾?甚至在農村疫區懸賞500元舉報我,阻止我進入艾滋村,我往貧困地區給貧病民眾郵寄書籍、衣物,經常會大量、多次的丟失。我的電話經常打不通,我出門經常有人跟蹤。如此種種,令人難忍!

我想來想去,我不知哭了多少次!我權衡了利與弊,我想本人若無聲無息地死去,我手裏的資料便石沉大海,而且外界一無所知。最後我決定出走。我託香港的朋友幫我聯絡,請他往國外給我2007年認識的朋友打了個電話,說我已經離開了家,無處可歸,需要出國。7月中旬與美國有關人土取得聯繫,7月下旬開始辦外出手續,有朋友轉託在美國的華人組織,請他們派人來接我出國。

被迫定居美國

離開國內時有大學生送行,臨上飛機前,其中一位大學生送我到機場入口處,交給我一個字條,他說:「奶奶,你到飛機上再看。」我將字條拍下,以資留念。8月7日離開了廣州白雲機場,途中經三次轉機,8日抵達目的地。我的心中一塊巨石落了地,接納我的是山東同鄉,住在他們家裏,他們全家都對我的生活照顧得不錯,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謝他們 。

2010年3月,我被哥倫比亞大學聘為訪問學者,由外地搬往紐約,住在一所公寓裏,我深居簡出,要盡心盡力,把我的書稿編寫好。

自古人生誰無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頭這些關於中國艾滋疫情的真實資料被湮沒。我這次外出,是為了不讓艾滋病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病例白費,之後三本書全出版了,還修訂增版了《高潔的靈魂》一書。

自2009年走出國門,十年多了!骨肉親人或陰陽相隔或天各一方!身處異國他鄉,生活不慣,言語不通,這裏來很多中國人,來歷各種各樣,無人知曉,因此我處境也相當複雜,漫漫長夜間!可謂萬里西風夜正長,斷腸人在天涯!年老多病的身體,多年來靠藥物維持生存,耳聾眼花,乏力嗜睡,行走蹣跚,精力、體力均不支,所以我無力去參加他們的社會活動,只有埋頭整理書本,來度過我人生最後的時光。可怕的是近兩年多,我因肺部疾病卧床吸氧氣,但仍想盡力給後人留下我一生逃難的知識。明知來日無多,2019年除夕夜時,我想念自己的孩子,她們畢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寫了一首詩:

《思念》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當我思念時你們進入睡眠。
九十二歲的我思念無定時間,
回想着你們幼年的小臉,
活潑無暇的行動,
奶聲奶氣的呼喊,
這是當年的樂景,
如今留在夢幻之間。

(2020年春 寫於紐約)

愛滋病防治 流亡 高耀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