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美國大選 深度

媒體觀察:四年前錯估特朗普之後,《紐約時報》打破同温層了嗎?

為了戳破自由派的「泡泡」,《紐約時報》曾在2016年大選後引入多元化聲音,聘請不同政見的媒體人。2020年,這個嘗試迎來檢驗。


 2019年12月23日,《紐約時報》以美國總统特朗普作為頭條新聞。 攝:Robert Alexander/Getty Image
2019年12月23日,《紐約時報》以美國總统特朗普作為頭條新聞。 攝:Robert Alexander/Getty Image

2016年特朗普意外當選後,《紐約時報》和其它偏自由派的主流媒體開始反思,自己和讀者是否被封閉在了自由派的「泡泡」中,忽視了一個真實的美國。保守派媒體人巴里·韋斯(Bari Weiss)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加入《紐約時報》評論版的。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的加入正是為了糾正在16年大選時犯下的錯誤,把更多不常見於《紐約時報》的聲音介紹給讀者,戳破自由派的「泡泡」。

三年之後,新一屆總統大選即將來臨,韋斯卻憤然辭職。她在1500字的辭職信中痛斥自己作為意識形態上的少數派,受到同事的排擠、孤立和譏諷。她宣稱「新麥卡錫主義」已經在《紐約時報》內紮根,「《紐約時報》卻沒能吸取2016年的教訓」,沒有「理解另一個美國的重要性」。

36歲的韋斯並非《紐約時報》唯一的保守派,但她可能是最善於吸引火力的一位。《名利場》雜誌將她描述為「社交媒體的引雷針」,她幾乎每一次發表文章都能引爆社交媒體,吸引大量的批評、嘲諷和攻擊,一些反對者甚至給她貼上了「納粹」(韋斯本人是猶太人)、「極右翼」的標籤。

而她的離職也成了美國媒體圈的熱門話題,並引發新一輪的口水戰:將近四年過去了,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自由派媒體是否還停留在同温層裏?觀念多元化的嘗試是否就此失敗?這個社會,是不是只能走向分裂?

《紐約時報》兩代人之間的「內戰」

韋斯上一次陷入爭議,是兩個月前《紐約時報》發表共和黨人湯姆·柯頓(Tom Cotton)評論文章的風波。當時,非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遭警察暴力死亡,引發全美範圍內的抗議活動。這位來自美國阿肯色州的參議員在時報評論版刊文《派兵吧》(Send In the Troops),呼籲美國政府派軍隊鎮壓遊行示威者。

2020年5月27日,非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遭警察暴力死亡,引發全美範圍內的抗議活動。圖為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場抗議中有雜物燃燒。

2020年5月27日,非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遭警察暴力死亡,引發全美範圍內的抗議活動。圖為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場抗議中有雜物燃燒。攝: Stephen Maturen/Getty Images

文章發表後引發了軒然大波,批評者不僅有普通讀者和推特用戶,大批《紐約時報》自己的記者也公開表達不滿,認為這樣公開宣揚暴力的文章對美國民眾尤其是少數族裔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脅,不應該刊登在《紐約時報》上。文章發表的第二天,韋斯在推特上闡述了自己對此事的觀點,她將這場風波描述為《紐約時報》兩代人之間的「內戰」:老一代人遵循公民自由主義,而新一代人則信奉「安全主義」,不喜歡在情感和心理上遭到冒犯。

韋斯的這番言論遭到了同事們的反擊,同為評論版編輯馬克斯·斯特拉瑟(Max Strasser)指出韋斯對現象的描述並不屬實,這不是一場「內戰」,而是一場關於編輯原則的大討論,而辯論的雙方也並非按年齡劃分。評論版自由撰稿人查理·瓦策爾(Charlie Warzel)表示她的這種描述方式是「懶散的」

《紐約時報》最終確認此文的發表流程存在嚴重問題,評論版主編詹姆斯·班尼特(James Bennet)也承認他在文章發表前甚至根本沒有審閲此文。出版人A.G.蘇茲伯格(A.G. Sulzberger)和班尼特在內的領導層紛紛向員工致歉,蘇茲伯格同時批評韋斯的行為屬於「糟糕的判斷」(bad judgement),並表示自己感覺「被出賣了」。6月7日,《紐約時報》宣布評論版主編班尼特辭職,而對發表柯頓文章負責的評論版副主編吉姆·道(Jim Dao)也被調離評論版領導層。

在此事後,韋斯離開《紐約時報》已經成為定局,不過是早晚的事。一個月後,她終於發出了辭職信,宣布出走。

諸多對韋斯的質疑集中在她的言行不一上:她一方面將自己標榜為「取消文化」、「警醒主義」、「身份政治」的受害者和捍衞言論自由的鬥士,另一方面卻頗熱衷於給和自己意見不同者貼上「反猶主義」標籤,被她貼標籤的人包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女權運動組織者國會議員漫畫家。在她這封抱怨言論自由受侵害的辭職信中,普立茲獎得主愛麗絲·沃克卻也被她劃入了反猶分子的隊列,她似乎認為這樣的人發表的觀點不配在《紐約時報》上擁有一席之地,不屬於她所倡導的「多元觀點」中的一部分。

《紐約時報》的問題出在哪裏?

2016年大選後,《紐約時報》出版人蘇茲伯格和執行主編迪恩·巴奎(Dean P. Baquet)在寫給讀者的信中問出了三個問題:唐納德·特朗普的完全反常規,是否導致我們和其他新聞媒體低估了他在美國選民中的支持率?是怎樣的力量導致了這場分裂的選舉和結果?最重要的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謎一般人物的總統,在就職之後將會如何治理國家?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無論是從報導還是預測上,《紐約時報》和全美眾多新聞媒體,無論意識形態差異,都不同程度地低估了特朗普在民眾中的支持。如今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即將結束,這三個問題中的後兩個的答案已經逐漸明晰:特朗普在任內並沒有試圖團結這個國家,而是不斷讓美國的裂痕變得愈加明顯;導致他當選也不僅僅是經濟上的絕望和焦慮,而更多是文化上的反彈:白人感受到自己的地位收到了威脅,認為移民、女性、少數族裔威脅了白人傳統的主導地位。

2020年6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記者會。

2020年6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記者會。 攝: 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作為美國新聞行業標杆的《紐約時報》應該如何應對這樣的變化?人們至今依然在爭論不休。

在韋斯和她的前老闆班尼特眼中,《紐約時報》問題在於缺乏多元化的聲音,忽視了自由派「泡泡」之外的美國。詹姆斯·班尼特自2016年就任《紐約時報》評論版主編後一直致力於推動評論版的觀點多元化,引進了眾多爭議性的成員,除了韋斯之外,還包括普立茲得主、質疑氣候變化的專欄作家布萊特·斯蒂芬斯。除此以外,評論版近年來也加入了不少左翼、少數族裔作者以及來自科技界等更多領域的作者。

但無論韋斯或者斯蒂芬斯,還是《紐約時報》老牌保守派作家大衞·布魯克斯和羅斯·杜塔特,他們都是所謂的「反川保守派」(Never Trumper),而這一保守派在如今的共和黨中只佔了極少數,這類保守派在《紐約時報》不僅不缺代表,甚至可以說代表過剩。而《紐約時報》日漸多元觀點中,似乎總是缺少長期支持特朗普的聲音。報紙在2017年推出的「說說特朗普的好話」活動也無疾而終,很顯然,《紐約時報》的多元觀點並非沒有邊界,反民主、支持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傳播陰謀論甚至謠言的內容很難為《紐約時報》自己以及讀者所接受。

在《紐約時報》的高層似乎認為,班尼特和韋斯等人的先後出走並不代表《紐約時報》就會不再試圖保持傳統的公正客觀。在討論湯姆·柯頓事件的員工大會上,執行主編迪恩·巴奎重申自己一直以來的觀點——《紐約時報》不應該成為「反對黨」。他表示:「我認為一些新聞機構做得有點過頭了——和特朗普無關——而是為了取悅讀者。」蘇茲伯格之後在接受採訪時也表示《紐約時報》不會放棄獨立和客觀的原則,他提到了在1969到1986年間擔任執行主編的A·M·羅森塔爾的原則,強調對記者的政治傾向保持警惕,堅持新聞欄目的公正、客觀和高品位,「讓報紙走在正道上」。儘管被外界普遍認為是自由派報刊,但《紐約時報》中的不少高層和老牌記者卻不大肯承認自己的自由派偏向,認為應該努力避免這種偏向,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在《紐約時報》內部依然大有人在,《紐約時報》首席白宮記者彼得·貝克(Peter Baker)甚至表示記者在民主社會中扮演的是觀察者,不是參與者,因此不應該投票。

一些批評者卻認為,《紐約時報》和其他主流媒體的錯誤恰恰不肯在自己的傾向性上保持公開透明,為了避免被認為存在偏見而刻意隱藏自己的觀點。《大西洋月刊》專欄作家康納·費里得斯多夫(Conor Friedersdorf)認為,儘管隱藏觀點的初衷是避免展現偏見,但這種想法恰恰會導致媒體的可信度下滑:每當有記者表明自己是一個有感情、有觀點的人時,媒體的可信度都會遭受打擊,記者的社交媒體或是不經意的發言都會成為媒體打擊媒體的可信度。

還有批評者認為《紐約時報》的偏向性有時候並不是簡單的或左或右的偏見,而是一種「中間主義」偏見。前《紐約時報》華盛頓分社社長大衞·萊昂哈特(David Leonhart)撰文表示「中間主義」偏見將意識形態上的中間路線和客觀公平混為一談,在美國的政治環境下,儘可能用同樣的態度對待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就變成了所謂的「客觀」。這樣的偏向性導致媒體在2016年大選中連篇累牘地報導希拉里「郵件門」事件(因為他們認為不能只有特朗普一方的負面新聞),最終間接導致特朗普的當選;這樣的偏見也讓《紐約時報》在特朗普上台後將特朗普的極端行為正常化;而同樣的偏見也讓主流媒體忽視了民主黨內進步左翼的崛起,並導致桑德斯和沃倫等候選人在競選中處於劣勢。

美國《紐約時報》總部。

美國《紐約時報》總部。攝:Carlo Allegri/Reuters/達志影像

「堡壘新聞」的終結和權力結構的變化

BBC國際部主任彼得·霍羅克斯(Peter Horrocks)在2009年描述了「堡壘新聞」的終結:「大多數記者都是帶着堡壘式的思維成長的。他們在高牆環繞的高傲的機構中生活工作。他們每天騎士般的任務很簡單:和其它堡壘裏的記者戰鬥……強大的老牌機構為新聞業提供了完美的基礎。大型新聞機構可以培養技能、承擔風險、支付昂貴的新聞費用,和其它新聞機構的競爭激發了偉大的新聞作品……但這樣的世界正被迅速侵蝕。無論是在公共部門還是私營部門,經濟壓力正在使堡壘的成本變得不可持續。」

11年後,新聞堡壘的崩塌已經顯而易見。社交媒體的崛起、科技巨頭蠶食廣告利潤、讀者消費信息習慣的變化,讓曾經包圍着媒體機構的高牆形同虛設。

7月中旬,韋斯和《紐約》雜誌的保守派作家安德魯·蘇利文(Andrew Sullivan)在同一時間先後出走,吸引了所有的眼球,甚至有人將其稱為「幾年來最大的媒體行業新聞」。但在同一時間發生在媒體行業的另一件大事卻鮮有人關注——全美最大的新聞出版集團之一麥克拉齊報業集團(The McClatchy Company)進行了破產拍賣。這家擁有《邁阿密先驅報》(Miami Herald)、《堪薩斯城星報》(The Kansas City Star)等多家知名報紙、拿過無數普立茲獎的報業巨頭在過去數年中數次裁員,但最終依然沒能挺過新冠疫情下的媒體寒冬。在被對沖基金收購後,麥克拉齊報業無疑會被榨乾所剩無幾的微薄利潤,被迫繼續變賣資產,裁撤更多記者,關閉或出售更多報紙以節省成本。

越來越多的地方媒體被迫關閉,美國一些地區甚至沒有任何一家地方性媒體,變成了「新聞沙漠」。前《紐約時報》公共編輯、《華盛頓郵報》媒體專欄作家瑪格麗特·蘇利文(Margaret Sullivan)在剛剛出版的《消失的新聞:地方新聞和美國民主的危機》中引用非營利機構PEN America2019年的研究指出:隨着地方新聞的衰落,政府官員的行為越發不端,效率和有效性顯著降低,企業的不法行為也無法得到制止。當地新聞的缺失,會讓公民投票的機率降低,政治信息的掌握程度降低,競選公職的可能性降低。

和舉步維艱的地方媒體相比,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全國性媒體近年來卻取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截至2020年5月,《紐約時報》的訂閲用戶數已經突破580萬,把其它競爭對手遠遠甩在身後,公司股價在四年內暴漲超過250%,其表現可以與炙手可熱的各家科技公司比肩。成功的數字化轉型和訂閲人數的增長也讓公司在新冠疫情下能夠維持穩定,整個新聞編輯室沒有記者被裁員。(《紐約時報》在今年6月宣布裁員68人,但受影響的主要是廣告部門。)

但對訂閲用戶的依賴也會給《紐約時報》帶來另一種新挑戰。2016年特朗普當選後,《紐約時報》在一個季度訂閲人數暴漲27.6萬,創下2011年《紐約時報》訂閲新模式推出以來的最佳成績。讀者訂閲紐約時報,可能是出於對特朗普政權的恐懼,或許是對其報導和評論的認可和支持,但也是表達身份認同的一種方式。即便《紐約時報》自己不想成為特朗普政府的「抵抗勢力」(The Resistance),但這些讀者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抵抗勢力」的光榮成員。儘管目前沒有證據表明《紐約時報》會因為讀者喜好而改變報導方式,但隨着《紐約時報》和其他媒體對訂閲收入的依賴越來越大,讀者的意見自然會或多或少會對報導和評論的方向產生影響。

而這樣的新挑戰對於評論版來說格外艱難。《紐約時報》在1970年開始發表評論之初曾明確表示:「(發表評論)目的是給那些與《紐約時報》沒有體制性聯繫的作家和思想者提供更多機會討論議題,提出新的見解和新的思想,他們的觀點往往與我們自己完全不同。」但當時的讀者和現在完全不同,他們會把這份報紙當成自己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獲取信息的來源,但如今的讀者訂閲《紐約時報》,顯然不是衝着不同觀點來的,如果想要獲取不同的觀點,他們可以在互聯網上找到無窮無盡的不同觀點,並不需要靠《紐約時報》一家媒體。而每當《紐約時報》上出現爭議性的內容和觀點,大量讀者都會選擇「用腳投票」,用退訂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據報導,在湯姆·柯頓評論文章發表後的數小時內就有數百人選擇退訂。

美國《紐約時報》編輯部,拍攝於2008年。

美國《紐約時報》編輯部,拍攝於2008年。攝: Jonathan Torgovnik/Getty Images

在迅速變化的環境下被侵蝕的不僅僅是圍繞在新聞機構外的高牆,還有內部的權力平衡和新聞機構內分割各個職能部門的「防火牆」。老一代新聞機構「守門人」的觀點和信奉的準則不再被新一代奉為圭臬,更加多元的記者群體正在向傳統的報導中立規則發起挑戰。在報導弗格森事件中聲名鵲起的前《華盛頓郵報》記者韋斯利·勞厄里就認為新聞機構的「核心價值應該是真相,而不是給人一種客觀的感覺。」普立茲獎得主尼科爾·漢娜-瓊斯宣告:「對不偏不倚、兩邊一碗水端平、『無源之見』( 'view from nowhere' )的堅持在我們所處的政治環境中是行不通的。」

新一代的記者們把推特和Slack當成了武器,發起了一場自下而上的革命。在湯姆·柯頓的評論文章在《紐約時報》網站上發表後,《紐約時報》的記者和員工們在短短幾小時內就集體行動,打破了公司在社交媒體發表觀點的限制以及新聞編輯室和評論版互不干涉的傳統,在社交媒體上集體發聲:「發表這篇文章威脅了紐約時報黑人員工的安全。」《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們聯名寫信向管理層施壓,要求在報導種族、警察等議題上進行根本性改革,甚至直截了當批評評論版缺乏事實核查和透明度損害了報紙的信譽。《洛杉磯時報》的記者們向管理層控訴新聞編輯室內的種族歧視。

BuzzFeed News前主編本·史密斯(Ben Smith)2019年在報導《紐約時報》執行主編的「繼承之戰」時,這樣描述《紐約時報》內部人士對推特上的批評者、訂閲者的抱怨、年輕記者呼籲變革的呼聲的態度:「我不斷聽到的說法是:『這根本不在我們的基因裏。』」

不到一年的時間,本·史密斯已經被《紐約時報》挖走,成了媒體專欄作家,報導中提到的執行主編最有力的競爭者班尼特卻黯然下台。我們正在目睹的可能是一場幾十年難遇的劇變,高牆內的精英們無法再用傲慢的態度對待排山倒海的變革呼聲。如今《紐約時報》要認真考慮編輯一下自己的「基因」了,而「基因編輯」的權力也不會再被少數幾人所獨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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