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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路:什麼是中國經濟「內循環」?能循環起來嗎?

「內循環」是否意味着中國走向「閉關鎖國」?它的最大「痛點」又是什麼?


2019年11月30日,北京降雪後的一個寒冷的日子,八達嶺長城上有中國遊客們努力在風中攀爬 。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9年11月30日,北京降雪後的一個寒冷的日子,八達嶺長城上有中國遊客們努力在風中攀爬 。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論及中國經濟最近幾個月最熱的主題詞,無疑是「內循環」。

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7月一個公開場合上「欽定」了這一表述,將「內循環」上升到最高經濟決策的高度。各種猜測隨之而來——「內循環」究竟是什麼?「內循環」真的可行嗎?

更重要的是,「內循環」是否意味着中國走向「閉關鎖國」?

「內循環」的官方話語演進

一些坊間聲音擔憂中國自此要「閉關鎖國」,走上「內捲化」的不歸路。

「內循環」這個詞作為官方經濟表述,最早出現在今年5月。根據官方媒體報導,5月1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說法。很快,這一看似中庸的「雙循環」的提法演化出了一個側重點:「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6月18日,負責具體財經政策的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曝光率極高的上海陸家嘴金融論壇上再次確認了「內循環」的官方地位:「我們仍面臨經濟下行的較大壓力,但形勢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轉變,一個以國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互促的雙循環發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此後,中國大小官員在各類公開場合談論經濟形式時,必然原封不動引用這一「最高判斷」。比如曾任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現在負責台灣事務的劉結一;以及曾任重慶市長,後就職於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在經濟政策領域論述頗多的黃奇帆。官方學者及理論家們也紛紛為「內循環」站台,在公共討論推廣這一概念。

實際政策層面,國務院在6月22日發出了一份「支持出口轉內銷」的文件。該文件提出了多種支持出口企業開拓國內市場的舉措——如提供市場準入便利,幫助推廣,以及融資服務,等等,可以算作是第一份,也是目前為止唯一一份具體實施「內循環」的政策文件。

7月21日,官媒在報導由習近平主持的企業家座談會時,以最高領導人直接引語形式,為「內循環」這一概念提供了頂級政治加持。該講話全文隨後以單行本形式在全國公開發行,同時也對這一概念的背景和邏輯提出了一些解釋:

「我們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主要考慮是: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興起。以前,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外部環境下,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對我國快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我們必須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帶動世界經濟復甦。要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大力推動科技創新,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打造未來發展新優勢。」

與此同時,擔憂也隨之而來。一些心急的坊間聲音已經喊出中國自此將要「閉關鎖國」,走上「內捲化」的不歸路。國際輿論也開始擔憂,一旦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不能維持,有可能在政治上將重心轉向維護內部穩定,繼而全面改變與西方世界的互動模式。

要討論這些推測和擔憂究竟有幾分道理,首先需要釐清以下幾個問題:第一,「內循環」的基本經濟邏輯是什麼?第二,與以往的類似說法相比,「內循環」在瘟疫時代有什麼特別的意義?第三,「內循環」的經濟可行性如何?最後,「內循環」釋放出了什麼樣的政治信號?

2020年2月27日,蒙牛乳製品廠安排記者進廠參觀。

2020年2月27日,蒙牛乳製品廠安排記者進廠參觀。攝:Ng Han Guan/AP/達志影像

「內循環」和「外循環」的增長邏輯

如果說「外循環」的底色是發展經濟學,那麼「內循環」則更像接近於生存智慧。

如今,「內循環」作為一種「轉變」被提出,其隱含的前提是,中國過往高速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於「外循環」。那麼,「外循環」在過去是如何驅動中國經濟的?

借用增長核算(growth accounting)的概念,我們可以將經濟增長的來源歸納為三個方面的改善:勞動力(人,以及相應的技能),資本(可以用於生產的土地,工具,機器等實物資產),以及效率(技術,制度等其他因素)。

「外循環」的經典表述是「兩頭在外」——外部的資本和技術,外部的市場。而中國作為「世界工廠」,主要在中間的製造和組裝環節加入全球循環。

根據世界銀行2020年的一份研究,在1978到2018年間,資本增加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一半以上。那麼資本從哪裏來?

中國從貧窮國家起步,改革開放後,境外投資成為重要資本來源。而境外投資者之所以願意在中國買機器,建工廠,主要的目的是以中國為生產基地進行出口。早期中國主要的出口競爭力來自於勞動力成本。而最近幾年,雖然勞動力成本上升,但供應鏈優勢卻逐步顯現—中國特色的「開發區」模式,形成了不少地理相鄰,生產工序互相銜接的製造業集群。其中產生的效率提升,形成了新的出口競爭力。因此,「出口導向」這個增長策略,中國雖然用了四十年,但今天仍然不過時。

資本之外,競爭激烈的出口製造業將低技能勞動力以在職培訓的形式,大規模轉化成為中高技能產業工人,提高了勞動力質量;在效率方面,隨着境外資本一起進入的,還有技術和管理。最後的結果,就是中國經濟以出口產業為着力點,引入了資本,改善了人力資源,還提高了生產效率,不僅僅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在出口質量和全球價值鏈中的相對位置也逐步提高。

一個直觀的指標是製造業出口中的國內增加值比例。這可以理解為中國出口中的「國產」程度,這個比例越高,意味着中國出口業者創造價值的能力越強。根據OECD數據,中國大陸在科技含量相對較高的「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製造業中,國內附加值比例從2005年的56.9%,快速增加到2016年的71.7%,排在台灣(從2005年的62.4%,增加到2016年的73.3%)之後。雖然與美國(91.8%)和日本(86.9%)仍有不小差距,但上升速度之快非常罕見。

而中國之所以可以打幾十年的出口牌,有幾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第一是穩定、友好的國際貿易環境,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的出口大爆發,就是最好的例子;第二是持續的資本流入。這一點常常遭人忽略,但是如果沒有持續流入中國境內的投資,中國製造業,特別是高科技製造業的樣貌將會完全不同。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含有境外投資(包括港澳台,全資或合資)的高科技企業佔中國全部高科技企業數量的20%,40%的僱員數量,42%的營業收入,以及62%的出口。

2020年4月8日,武漢東風本田汽車工廠內,一名員工在生產線上工作。

2020年4月8日,武漢東風本田汽車工廠內,一名員工在生產線上工作。攝:Aly Song /Reuters/達志影像

顯然,上述兩個關鍵條件在當下正在承受嚴峻考驗。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明顯改變了國際貿易環境。而2020年的COVID-19衝擊,則讓許多外國投資者意識到將全部產能集中在中國,或許是最經濟的安排,但絕不是最安全的安排。日本政府在疫情爆發之後,迅速推出財政補貼政策銀行貸款的形式,幫助日本企業從中國疏散產能。在近期市場上廣泛流傳的一份瑞士銀行調研報告裏,更是有近60%的「北亞」(日本、韓國、台灣)企業,表示近期有計劃從中國大陸遷移(部分)產能。

顯然,中國「外循環」的路徑遇到了大麻煩,未來可能不太走得通了。那麼,「內循環」的路徑是什麼?

目前,官方宣傳中對於「內循環」的具體內容表述較為含混。但有三個基本主題,第一是「超大規模國內市場」,第二是「供應鏈」,第三是「核心科技」。以此可以推測,所謂「內循環」戰略,在需求端是要以國內消費市場替代國際出口市場,在供給端則是要減少對跨國供應鏈和外國核心技術的依賴程度。這似乎是一個順理成章的安排:既然出口不行了,外國市場賣不動了,那就賣到國內市場;既然外國供應商不穩定了,外資想要撤了,那就把供應鏈儘量安排在境內,建立供應鏈備份和替代方案;既然美國三天兩頭卡中國的核心技術,那中國只能自力更生研發技術了。如果說「外循環」的底色是發展經濟學,那麼「內循環」則更像接近於生存智慧。

「內循環」定位:短期應急?長期戰略?

「內循環」的最大痛點,恐怕還是中國的國內消費能力不足。

「內循環」本身並不是什麼新概念。如果梳理中國當代經濟發展歷史,就不難發現,幾乎每當外部需求出現問題時,中國就會出現「開拓國內市場」、「擴大/提振內需」、「出口轉內銷」一類的說法。最近的一次可能是在2008到2009年金融海嘯期間,中國政府提供了一系列措施(如幫助舉辦展銷會,延遲交税),幫助失去了訂單和海外市場的中國出口企業進行國內銷售。這顯然只是一種應急手段。此後隨着國際貿易的逐步恢復,「出口轉內銷」也就不再有人提起。

如果我們查詢「出口轉內銷」這一搜索關鍵詞在百度上的搜索熱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詞在2011年之後(此前數據不可查)的高峰年份(2015和2020),也正好是中國出口表現最差的兩年。2015年中國全年貨物出口同比下降1.5%,是金融危機之後首次出現負增長;2020年1-6月,出口同比下降3%。

因此有些人可能會認為,「內循環」只是一種應急手段:出口業者海外市場受阻,自然就要想辦法通過國內銷售來過渡。一旦外部需求恢復,那麼「內循環」也就失去其必要性了。

但有更多跡象表明,這一次的「內循環」大背景,與以往有明顯不同。首先,金融危機之後全球貿易擴張就開始出現結構性減速,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以及隨後的中美經濟脱鈎,改變了很多人對於中國出口長期增長空間的判斷。2020年爆發的疫情,作為一場公共衞生危機可能只是暫時的衝擊,但病毒問題的迅速政治化,讓不少中國政策制定者開始相信:「外部環境」的惡化,恐怕將長期伴隨中國經濟。

在此背景下,當下「內循環」的提出,一部分確實是要解決眼前的問題,一部分也是實實在在的轉型嘗試。這當然不是中國第一次嘗試類似的轉型。至少從江澤民時代開始,「擴大/培育內需」就是官方政策。但這一政策在今天顯然分量更重:習近平時代的中國GDP規模,已經達到了江澤民時代最後一年(2002)的8倍多,其中所對應的國內市場,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即便是完全一樣的講法,今天的經濟後果也要大的多。

2015年7月9日,中國股民在北京一家經紀公司觀看股票價格時,用放大鏡看著他的手機屏幕。

2015年7月9日,中國股民在北京一家經紀公司觀看股票價格時,用放大鏡看著他的手機屏幕。攝:Ng Han Guan/AP/達志影像

與前幾次外部危機不同,疫情危機同時衝擊了經濟的供給和需求兩端。當年的金融危機只衝擊了需求,並不直接限制生產活動。而今日疫情危機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企業無法正常生產,各行業和地區的復工復產也很不平衡,導致全球供應鏈運行出現了普遍的困難,中美脱鈎的大背景又在政治上鼓勵一切提高「自主性」,降低供應鏈對外依賴的政策。因此可以說,中國以往的「內循環」策略,往往是為了解決短期的外部需求不足。而今天的「內循環」,除了解決需求問題之外,還需要解決供應鏈可靠性,以及獲取生產要素(如科技)的問題。

上述的兩個關鍵不同點,意味着2020年中國提出的「內循環」策略,仍兼有應急手段和長期戰略兩重意涵,但相較而言,「內循環」發展成為長期戰略的可能性已經大大上升。

「內循環」痛點:市場?競爭力?消費?改革?

中國「內需」再大,也終歸大不過世界其他市場需求的總和。更何況海外市場的消費者偏好與競爭環境,與中國國內市場大相徑庭,能夠真正做到由外轉內,「無縫切換」的出口企業恐怕寥寥。舉個例子,中國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情趣內衣生產國,其中又以江蘇省灌雲縣為最。灌雲有大規模的的情趣內衣產業集群,是當地就業和經濟的重要支柱。但數據也現實,這些情趣內衣產品中,只有不到四成是提供給中國國內市場的。類似的特色產業在中國有很多,不少在建立之初就是衝着海外市場機會而不是國內市場去的——要讓這樣的產業在短時間內成功轉型為國內銷售,將是極為困難的。

「內循環」可能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企業競爭力的減弱。不少中國出口業者,在海外面臨的市場競爭比國內更為激烈。發達國家的市場開放程度普遍高於中國,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常常面臨來自全世界的競爭。激烈的市場競爭更鼓勵創新和企業家精神,也推動市場良性的優勝劣汰。而 「內循環」的競爭環境和市場制度水平極有可能低於海外市場,一些在海外通過公平競爭獲得市場份額的中小私營企業,在國內很有可能受限於民營企業的制度性劣勢和市場制度的不健全。因此,從「外循環」進入「內循環」的過程,有可能伴隨着大量中小民營企業的「死亡」。損失了最有活力的市場主體,這對於中國經濟肯定不是一件好事。

「內循環」的最大一個痛點,恐怕還是中國的國內消費能力不足。

官方宣傳裏,中國第二季度經濟增長回正是「內循環」的功勞。但細看數據就知道,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沒錯,內需回暖在二季度經濟復甦中的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中國當前的國內經濟恢復是高度不均衡的:受到政府基建投資拉動,與建築工程相關的行業(水泥、鋼鐵、卡車、柴油)都普遍回到、甚至超過了疫情之前的水平。在第二季度經濟增長的3.1個百分點裏,有2個百分點來自於製造業和建築業,但消費則非常疲軟,同比下滑3.8%。

目前看來,中國的「內循環」還沒有走通的跡象,反而是出現了一些「堰塞湖」的徵兆:上游的工廠都在使勁生產,包括汽車在內的商品庫存快速上升;而下游的消費者則完全沒有從疫情衝擊中回過神來。大家都在使勁存錢,而不是消費。

中國人最近花錢十分謹慎,短期原因是消費者對於經濟前景感到悲觀。對於丟了工作,或者是擔心丟工作的人來說,縮減消費再正常不過。在就業沒有恢復、個人長期收入預期沒有改善之前,僅僅靠政府發一些消費券,組織一些購物節,最多不過是提前釋放消費意願,很難讓消費有實質性的增長。長期來說,中國消費不足的問題是制度性和結構性的:社會保障不足導致大量人口被迫預防性存款;金融壓抑對於存款者利益的損害;遠超收入水平的房價抑制了日常消費;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等等。

正是制度改革的滯後,使得中國經濟在非常時期輾轉騰挪的空間越來越狹小。而「內循環」這一概念本身更具有的保守色彩,更令人擔憂中國改革的前景。比如中國的國有企業部門,在政府應對疫情的緊急行動中剛剛扮演了重要角色(如調動物資,修建醫院),政治地位上升。國有企業在國內市場中,又有明顯的融資和監管優勢,比私營和外資企業更容易實現「內循環」。一些利益團體很有可能借「內循環」的官方政策作為國企應該「做大做強」的理由,進一步壓縮私營經濟的生存空間。

2013年7月28日,高温中的武漢,橋下有男子坐在沙灘椅上吃飯。

2013年7月28日,高温中的武漢,橋下有男子坐在沙灘椅上吃飯。攝:China Daily/Reuters/達志影像

「內循環」的危險:自我實現的去全球化預言

與中國主動內收這一動作同時出現的,是全球治理的混亂,和大國領導力的真空。

今天大多數人概念中的「全球化」——以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元體系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生態,嚴重依賴美國的領導力輸出,本質上屬於 「美國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的經濟面向。中國的對內轉向,如果發生在前特朗普時代,即便損害中國自身經濟,恐怕還不會對全球化造成如此巨大的威脅,因為前特朗普時代的美國仍然有足夠的意願和資源承擔全球治理義務。但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正在不顧一切地從全球治理中抽身(最近的例子是退出世界衞生組織),身後留下巨大的真空和混亂。而本應對新國際秩序承擔重要責任的中國,在此時選擇退而自保,就有可能加速國際經濟秩序的坍塌。

習近平在7月21日的企業家座談會描述了「內循環」的邏輯和願景:「…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我們必須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帶動世界經濟復甦。要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大力推動科技創新,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打造未來發展新優勢。」

可以這樣理解——如果不是「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那麼 中國仍然應該積極參與「外循環」。而當前「內循環」的轉向,主要還是因為中國對於外部環境惡化的無能為力——既然「最優」安排已經不再可行,那麼中國只能轉向「次優」經濟選擇。這就像是下雨時必須要打傘,儘管打傘的人不見得總是情願。

但「內循環」這把雨傘一旦打出,真的可以收回去嗎?中國向內收縮的舉動,究竟是像習近平所說的那樣「帶動世界復甦」,還是鼓勵其他國家也都內縮?儘管習近平在公開講話中強調內循環「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但在實施過程中,特別是加強本地供應鏈和科技「自力更生」的舉動,極有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猜忌和焦慮,引發以鄰為壑,政策競次的全球連鎖反應。 「內循環」之下的中國勢必降低與外部世界的經濟互相依存。對於原本就與西方世界存在價值和制度張力的中國來說,沒有了共同經濟利益的羈絆,就是減少了一層緩衝,少了一個保持和平或者友好的理由,政治分歧和軍事衝突之間的防火牆就有可能鬆動。

因此,「內循環」這一經濟戰略的最大問題,還不是其經濟可行性或者合理性,而是其所象徵着的一種保守、內視、自利的政治取態。在這個姿態下,中國出於自保目的所採取的經濟生存策略,反而可能會帶着中國在與世界脱鈎的逆行車道上加速,最後變成一個「自我實現的去全球化預言」。

(楊路,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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