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左轉：時代變革下，進步主義如何進入他的總統藍圖？

7月9日，業已鎖定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拜登在其家鄉賓州的一家金屬加工廠的裝卸碼頭發表演講。當天上午，其競選團隊發布了一個名為「重建更好」（Build Back Better）的經濟計劃，涵蓋了清潔能源、看護者勞動力（caregiving workforce）、種族平等、貿易和製造業四個方面。

在演講中，拜登重點闡述了該計劃在製造業方面的內容，承諾聯邦政府將在未來4年內投資4000億美元購買美國工人制造的產品和服務，投資3000億美元用於高新技術研發。拜登發誓要確保工人擁有 “權力和發言權”，宣稱美國公司只對股東負責的觀念是「絕對的鬧劇」，現在已經到了終結股東資本主義的時候。他重申了對工會的支持，指出工會是唯一一個足以對抗權力濫用的團體。拜登強調，在整個2019冠狀病毒疫情期間，特朗普幾乎只關注股市，對工薪階層置若罔聞，即使疫情已經令至少1800萬美國人失業。

在演講結尾，拜登批評特朗普7月6日在推特上對南方邦聯（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旗幟的辯護，批評特朗普將邦聯旗幟視為美國遺產的觀點既是對美國南北戰爭缺乏理解，也是對包括33000名賓州人在內的北方陣亡將士的褻瀆。

拜登的此次演講，呼應了他7月5日在推特上的一段發言：「我們將會擊敗特朗普，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不只是重建這個國家，更是將要推動它轉型。」拜登所說的「轉型」，被普遍解讀為推行進步主義的政治綱領。

在2020年總統大選的民主黨初選中，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沃倫（Elizabeth Warren）是進步派的代表，主張美國實施廣泛的結構性改革，拜登則屬於温和的建制派。但是隨着2019冠狀病毒疫情橫掃美國，死亡人數和失業率飆升，加之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所引發的遍及全美的「黑人命也是命」運動的衝擊， 拜登越來越向進步主義立場靠攏。他和桑德斯在5月共同任命了民主黨的6個工作小組，制定未來的政策路線圖。工作小組在教育、經濟、醫保、氣候、移民、刑事司法等方面都向拜登提供了具有進步主義傾向的建議。7月8日，拜登感謝工作小組的服務為民主黨和美國建立一個大膽的、變革性的平台，桑德斯則表示拜登可能會成為自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以來最進步主義的總統。

拜登的政治記錄：進步主義對立面

拜登擁抱進步主義，是其政治立場的重大轉變。在數十年的從政生涯中，拜登在很多重要關頭都站在進步主義的對立面。

1970年代，拜登反對最高法院對「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的判決，該判決承認婦女具有墮胎權，受到憲法隱私權的保護。拜登宣稱：「我不認為一個女人有單一的權利決定她的體該怎麼辦。」

1982年，，列根（雷根）政府將尼克遜（尼克森）發起的「反毒品戰爭」確立為國家政策，拜登是該政策的積極擁護者。他與共和黨參議員瑟蒙德（James Thurmond）共同發起了1984年《綜合犯罪控制法》，並聯手為1986年《反藥物濫用法》及其1988年後續法案的通過助威。瑟蒙德是20世紀美國政界反對民權運動的代表人物，在1964年《民權法案》通過之後從民主黨轉入共和黨，成為共和黨「南方戰略」——即將此前支持民主黨的南方保守派白人囊括麾下——的重要策劃者和執行者。拜登推動制定的嚴刑峻法，包括引入對持有毒品的強制刑罰，取消聯邦囚犯的假釋並削減因表現良好而減刑的時間等等，最終導致美國進入了「大眾監禁」（mass incarceration）時代。

在拜登和瑟蒙德發起的法律中，有一條是對「強效可卡因」（crack cocaine）和「粉末可卡因」（powder cocaine）區別對待，交易前者50克即獲刑10年，而交易後者5000克才被處以同樣的刑期。在現實中，黑人主要交易和吸食前者，容易獲重刑。這項臭名昭著的刑罰差異，使得黑人成為「大眾監禁」的最大受害者。在所有20世紀70年代後期出生的美國黑人中間，有四分之一進過監獄；而在上述人群中的沒有完成高中教育者中間，進過監獄的比率高達十分之七。坐牢成為美國底層黑人正常人生經歷的一個標誌，很多人坐牢並非因為暴力犯罪，而是由於涉及毒品的輕罪重判。

拜登和瑟蒙德發起的法律還擴大了民事資產沒收的做法，允許執法部門掠奪屬於毒品犯罪嫌疑人的財產，即使他們未被起訴或未被定罪。這使得「反毒品戰爭」成為執法部門的搖錢樹，為濫用警權打開了大門。

從1984年到2018年，拜登多次以平衡聯邦預算為由，要求削減社會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1995年1月，他在參議院演講中宣稱：「當我主張我們應該凍結聯邦開支時，我指的是社會保障，我指的是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和醫療補助（Medicaid），我指的是退伍軍人福利，我指的是政府中的每一項單獨的開支。而且我不僅試過一次，我試過兩次，我試過三次，我試過四次。」這段發言體現了1990年代民主黨建制派的立場，亦即接受新自由主義，反對羅斯福「新政」和莊遜（Lyndon B. Johnson，詹森）「偉大社會」的民主黨傳統，將預算平衡奉為圭臬。在美國，社會安全福利是除了國家和市場之外，維護社會穩定的「第三支柱」。拜登主張削減社會安全福利的歷史記錄，成為此次民主黨初選中備受桑德斯團隊攻擊的把柄。

拜登與金融業關係密切，信用卡巨頭MBNA長期以來是他最大的競選捐款人之一。拜登在參議院推動了MBNA青睞的「防止破產濫用及消費者保護法」，該法案使得信用卡用戶在破產時也難以解除債務，被曾經擔任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的多德（Chris Dodd）稱為「有史以來最糟糕的立法之一」。在此次民主黨初選中，身為破產法專家的參選人沃倫宣稱：「我花了大半生的時間研究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什麼美國家庭會破產？我們的研究最終表明，這些家庭中的大多數並非魯莽或不負責任，他們只是被經濟體系壓榨，為了保持其中產地位而被迫承擔更多的債務和風險。」她批評拜登站在信用卡公司一邊，而美國數以百萬計的瀕臨破產的勞動階級家庭被信用卡公司榨乾了最後一滴利益。

拜登也受到了來自「Me Too」運動的攻擊。他的一個毛病是對女性常常有不恰當的身體接觸，比如突發的摟抱、蹭鼻子等等。1991年，在參議院對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托馬斯（Clarence Thomas）的確認聽證會上，托馬斯的前任下屬希爾（Anita Hill）指控他曾經對自己實施性騷擾。身為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的拜登主持了這次聽證會，他不僅決定不傳喚幾名為希爾提供證詞的婦女作為證人，而且縱容委員會中的共和黨成員對希爾提出無情的諷刺和污衊。參議院最終以微小差距通過了對托馬斯的任命。

在小布殊（小布希）執政期間，拜登自豪地投票支持伊拉克戰爭，和以反恐為名為政府大規模監控民眾開綠燈的《愛國者法案》，並且聲稱自己在1994年倡議的一個法案已經包含了《愛國者法案》的主要內容。伊拉克戰爭最終被美國公眾普遍視為一場錯誤的戰爭，2001年通過的《愛國者法案》也由於斯諾登的「吹哨」行為的衝擊，在2015年被美國參議院廢止。這兩張支持票現在都成為拜登的政治包袱。

雖然拜登在歷史上多次站在進步主義的對立面，但是並不能說他持有反對進步主義的意識形態立場。拜登歷來將自己定位為民主黨中間派，介於黨內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根據DW-Nominate對拜登參議院投票的評分，在1973至2009年的參議院任職期間，拜登的自由派程度超過了至少44%的民主黨同僚，但總是低於至少43%的民主黨同僚。

拜登一向是兩黨合作的鼓吹者，宣稱國會的衝突僅僅來自表面分歧，而不是原則問題上的根本衝突，可以通過遠見和善意來妥善解決。他自詡並非「黨派」的民主黨人，不斷談論「結束撕裂美國的分裂性黨派政治」。這是拜登在奧巴馬（歐巴馬）任內成為副總統的關鍵原因，奧巴馬的政治方針也是基於同樣的理念：兩黨的相似之處是主要的，差異是次要的。奧巴馬2004年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演講是他為美國公眾熟知的起點，他在那次演講中宣稱 「沒有自由派的美國，也沒有保守派的美國，只有一個美利堅合眾國」。但在八年執政期間，奧巴馬政府其實是吃盡了來自共和黨保守派「黨派」政治的苦頭。

拜登作為進步主義對立面的政治記錄，不僅使得他在此次民主黨初選中屢屢受到其他參選人的質疑與批評，也為特朗普提供了批倒批臭的口實。特朗普是一個在時機需要的時候會毫不猶豫地顯得比對手更左傾的人，他會大肆渲染和攻擊拜登對伊拉克戰爭的支持、對「大眾監禁」的推波助瀾、對社會安全福利的負面態度，以及與金融界的關係。更重要的是，2016年特朗普之所以能夠贏得大選，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選民對於長年盤踞在華盛頓特區內的職業政客的厭惡，而拜登恰恰是此類職業政客的典型代表。

疫情加劇時代變革

民主黨在歷史上曾是一個由多個具有各自特定政治訴求的身份群體——諸如亞裔、黑人、猶太人、拉丁裔、同性戀，以及教師、工會成員等等——所形成的聯盟，但是近年來越來越意識形態化。在21世紀初期只有三分之一的民主黨選民將自己定位為自由派（liberal），現在這一比例已經過半。民主黨「左轉」已是大勢所趨。

在2020年總統大選的民主黨初選中，以平等為核心意識形態訴求的進步主義思潮成為設置競選議題的主導力量，進步派參選人桑德斯一度在民調中遙遙領先。出師不利的拜登之所以能夠逆襲，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是憑藉在奧巴馬政府擔任副總統的經歷贏得了南方黑人的選票，二是不少民主黨選民把擊敗特朗普視為首要目標，認為資歷深厚的拜登是最適合這一目標的人選，即使他們在具體議題上認同進步派。 4月8日，桑德斯宣布退選，拜登穩獲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進步派似乎隨之退居次席。

然而，隨着2019冠狀病毒疫情在美國迅速蔓延，進步主義思潮再度呈現燎原之勢。在疫情的衝擊下，一些從前看起來過於「進步」的政策迅速成為美國社會的政治共識，包括全民帶薪病假、擴大失業保險、為特殊情況提供醫療補助（Medicaid）、減免學生債務、向美國中低收入者發放現金等等。畢竟，如果不能解決弱勢群體的食物、住房、醫療、能源等問題，就不可能遏制病毒的傳播，所有人的福祉都會受到威脅。

如果說經濟層面的進步主義政策是遏制疫情的題中應有之義，5月25日喬治·弗洛伊德之死所引發的席捲美國的大規模抗議，卻是超出常規預期的突發事件。這場以「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為號召的抗議運動，不僅動員了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走上街頭示威，在不少城市引發騷亂，而且導致了主流媒體、學術界和眾多大公司採取嚴格的反種族主義「政治正確」標準，例如歐萊雅集團宣布停用「美白」等宣傳字眼，尤其重要的是，它引發了對美國種族主義歷史的大清算，美國各地發起了拆除南方邦聯紀念雕像的運動，密西西比州通過法案，更換使用了120年的州旗，因其包含了南方邦聯的戰旗圖案。

自從2013年以來，「黑人命也是命」曾在美國發起多次抗議運動，但是這一次的深度和廣度都遠超以往，得到了大量立場相對保守的白人中產階級——以所謂「郊區白人婦女」為典型代表——的支持。

這種超出常規預期的現象，其實可以通過貝爾（Derrick Bell）的「批判性種族理論」予以闡明。2011年去世的貝爾是美國法學家和民權活動家，曾任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他認為，黑人在美國社會宛如簽訂了一份「沉默的契約」，這份契約具有兩面性，一面是「種族犧牲」，白人精英為了調和白人內部不同群體、階級的潛在衝突，可以隨時犧牲黑人的利益，另一面是「利益趨同」，當提升黑人的權利和利益也符合白人的利益時，種族平等方面的進步有可能會被接納。

貝爾認為，美國最高法院在1954年對「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所做出的促進種族融合的裁決，並非出自白人的道德覺醒，而是「利益趨同」的結果。在冷戰的背景下，美國內部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是蘇聯在國際上大力渲染和攻擊的目標，美國的白人精英和政策制定者不得不採取一系列平權行動，以此樹立美國的正面形象，抗衡蘇聯。

以「批判性種族理論」的視角觀之，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流行，和喬治·弗洛伊德之死所彰顯的警察暴力，使白人和黑人以及其他少數族裔社群進入了一個「利益趨同」的關鍵節點：在中美對抗的大背景下，中國似乎成功控制了疫情，而美國卻失敗了，這足以引發白人精英的強烈焦慮；美國社會中缺少醫保的邊緣化群體把病毒傳播給中上階層人群，令經濟脱軌；針對濫用警權謀殺黑人的抗議活動風起雲湧，要求激進的變革。凡此種種，都降低了白人對「黑人命也是命」運動的抵觸情緒，曾經在政治上不可能實現的進步主義政策現在被認真考慮。

在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議運動興起之後，拜登在平均民調中領先特朗普的優勢迅速從5個百分點翻了一番，達到10個百分點。拜登及其助手一開始擔心抗議運動會讓特朗普受益，就像1968年，在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走向騷亂的情況下，尼克遜通過動員號稱「沉默的大多數」的白人選民，在總統大選中獲得了橫掃32州的壓倒性勝利。

然而這一次的情況和1968年完全不同。大部分美國白人，特別是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站到了反對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的一邊。民調顯示，76%的美國公眾表示種族主義是美國社會的一個主要問題，比2016年的68%有所增加；71%的白人同意「黑人命也是命」運動現在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

隨着抗議運動的發展，美國很多地方陸續針對性地推倒紀念南方邦聯的雕像，這項行動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在美國，紀念南方邦聯的雕像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歷史文物，而是宣傳美國南方邦聯「敗局命定論」（Lost Cause）的符號。「敗局命定論」的內容是：當年美國南方各州成立邦聯從而挑起內戰的起因是為了維護各州的州權，包括各州脱離聯邦的權力；南方邦聯的領袖是老派紳士，具有高貴的美德，戰敗是因為寡不敵眾。 「敗局命定論」迴避了美國南方的奴隸制，鼓吹內戰之前的南方具有美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其「隨風而逝」（gone with the wind）令人惋惜，值得紀念。從1876年到1965年南方各州實施的種族隔離法（Jim Crow Laws）就是這個理論的實踐。時至今日，它仍然是美國白人至上主義的重要精神資源。

2017年8月，白人至上主義團體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聚會示威，肇因就是當地市議會決定移除一座當年擔任南方邦聯總司令的李（Robert Lee）將軍的雕像。數千名白人至上主義者在聚會中高舉火把，向希特勒和特朗普致敬。反對白人至上主義的團體也在現場舉行活動，抗議這次示威。一名參加示威的新納粹分子菲爾茲（James Fields）駕車蓄意衝撞對方人群，導致一人死亡，十幾人受傷。此事在美國社會激起了巨大反響。特朗普聲稱雙方陣營「都有很好的人」，美國3K黨領袖杜克（David Duke）對此回應說：「感謝總統的誠實和勇氣。」

2019年4月25日，拜登正式宣布投入2020年總統大選。他在當天發布的競選影片中專門提到了2017年的這起事件：「夏洛茨維爾也是過去幾年中這個國家的決定性時刻的發生地。在2017年8月，你看到3K黨、白人至上主義者和新納粹分子在公開場合出現……他們碰到了一群勇敢的美國人，隨後發生了暴力衝突。一位勇敢的年輕女性失去了生命。這時，我們聽到了美國總統的話，他的話震驚了世界，震驚了這個國家的良心。他說，雙方都有一些很好的人……通過這些詞句，美國總統在那些傳播仇恨的人和那些有勇氣反對仇恨的人之間，賦予了道德上的同等地位。就在那一刻，我知道這個國家面臨的威脅是我一生中從未見過的……這個國家的核心價值，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我們的民主，造就了美國的一切，以及美國本身，都岌岌可危。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我宣布參加美國總統競選的原因。」

拜登宣稱， 2017年8月發生在夏洛茨維爾的暴力事件是促使他參選總統的直接原因。就此而言，當前美國各地一座座紀念南方邦聯的雕像轟然倒塌，不啻是一個變革的時代為他的競選活動鳴響的禮炮。

拜登的進步主義藍圖

作為從政幾十年的民主黨中間派，拜登對進步主義的擁抱，是美國時代變革和民主黨整體左轉的必然結果。

首先需要指出，拜登不是進步派，他的左轉並不等於全盤接受桑德斯和沃倫所主張的那種大刀闊斧的結構性變革。

拜登和進步派的一個重要分歧在於醫保政策。進步派主張建立「單一付款人」（single payer）的全民醫保體系（Medical for all），旨在將所有美國人都納入政府提供的醫保系統中，政府作為「單一付款人」 取代私營保險公司，支付大部分醫療費用。拜登則反對建立政府作為「單一付款人」的全民醫保體系，主張由政府提供價格相對較低的「公共醫保選項」 （public option），公私合營，擴大醫保覆蓋面。

在2009年奧巴馬啟動醫保改革之時，其初衷包括建立公私合營的混合體制，由政府提供價格相對較低的「公共醫保選項」，在保障低收入者能夠買得起醫保的同時，通過公私兩類醫保產品的競爭，打破商業化運作的私營醫保公司獨大的局面，降低總體醫療成本，控制醫療支出。但是在重重阻力之下，號稱「奧巴馬醫改」的《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The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簡稱ACA）在2010年3月通過的正式文本沒有包含「公共醫保選項」，可謂先天不足。拜登的醫保方案就是要回到「奧巴馬醫改」的初衷。這與進步派的目標仍有不小的距離，但在現實政治中更具可行性。例如作為美國醫生行業組織的「美國醫學會」一直堅決抵制建立「單一付款人」的全民醫保體系，但是並不反對「公共醫保選項」。

雖然反對全民醫保體系，但是拜登採納了進步派醫保政策的一項內容：全美低收入家庭（按照各州的最低收入計算）將自動加入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以此解決那些既無力購買商業保險，也不夠資格享有針對貧困階層的醫療補助（Medicaid）的低端中產階層的醫保問題，這部分人群約佔美國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刑事司法領域，拜登反對「大眾監禁」，計劃用「公平的制度」取代歧視性的現金保釋和預審制度，並且終止所有僅僅因為使用毒品而導致的監禁，改由藥物法庭和治療機構處理此類案件。他承諾結束聯邦法庭對於「強效可卡因」和「粉末可卡因」的判決差異，取消聯邦死刑和強制性的最低量刑，聯邦將創建一個200億美元的贈款計劃，提供給各州和城市用於減少犯罪和監禁，但只限於那些取消了針對非暴力犯罪的強制性最低量刑的州，以此推動各州和地方的刑事司法改革。這些都是進步派樂見的方向。

然而，拜登和進步派的差異也是明顯的。儘管喬治·弗洛伊德之死掀起了遍及全美國的反對警察暴力的抗議運動，但是拜登反對縮減對警察部門的撥款。在「大麻合法化」業已成為美國主流民意的時代背景下，作為曾經的「反毒品戰爭」的積極支持者，拜登抵制進步派的聯邦層面「大麻合法化」主張，只是支持對於使用大麻「非刑罪化」，並且允許各州自行決定是否合法化。

拜登和進步派最大的分歧在於外交領域。拜登和桑德斯共同任命的6個工作小組，涉及教育、經濟、醫保、氣候、移民、刑事司法等領域，但並不包括外交。進步派主張削減軍費開支，減少美國的帝國主義行為；拜登則相信美國軍隊是維持世界正義秩序的力量，雖然他對於軍事干預的態度要比鷹派節制審慎。雙方最尖鋭的矛盾在於對以色列的外交政策。進步派同情巴勒斯坦，願意公開批評以色列對於巴勒斯坦的侵犯和壓迫，願意以美國對以色列的數十億美元軍事援助為條件，迫使以色列改善與巴勒斯坦的關係。而拜登雖然也對以色列計劃吞併約旦河西岸關鍵地區的做法有所批評，警告以色列此舉會扼殺任何和平的希望，但是他並不希望對以色列施加有實質意義的壓力，也不願意在公開場合質疑以色列。

拜登和進步派雖然不無齟齬，但是在某些政策領域的合作很有成效。

拜登團隊7月14日發布的「清潔能源計劃」就是一個例證。作為「重建更好」經濟計劃的第二部分，這是一項2萬億美元的公共投資計劃，旨在將應對氣候變化、增加工作機會和促進種族平等融為一體。其制定者是民主黨負責氣候變化的工作小組，小組的兩位領導人分別是進步派的政治新星，國會眾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建制派大佬，曾在奧巴馬政府擔任國務卿的克里（John Kerry，凱瑞）。

在氣候變化方面，該計劃要求在2035年將美國的碳足跡減少一半，包括實現無碳發電，投資50萬個電動汽車充電站，堵住廢棄的油井等等；在2050年全面建立清潔能源。在工作機會方面，該計劃旨在通過發展清潔能源，在汽車、交通、電力、建築、住房和創新領域創造數百萬個新的工作崗位。在種族平等方面，該計劃強調，美國環境污染最大的受害者是黑人、棕色人種和原住民社區，2萬億投資中的40%將會用於貧困社區和有色人種社區，以建造新的可持續住宅，發展清潔能源，減少污染。

「清潔能源計劃」還包含了如下承諾：徹底改革國家環境保護局的「執法與合規保證辦公室」，嚴格監管那些違規取得環境許可證的公司。每年公布專門識別弱勢社區的地圖，確保公司沒有利用這些社區的土地從事污染環境的開發項目。在司法部設立專門負責環境和氣候司法的部門，清查反污染案件，並追究企業高管的個人責任。

拜登與進步派的合作的最重要後果，是建構了一個「新經濟民族主義」的宏大敘事。

特朗普之所以在2016年異軍突起，根本原因在於資本主義全球化出現了嚴重危機。經濟社會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早已斷言，建立在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全球化擴張就像不斷拉扯的橡皮筋，結果註定彈回或斷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人類社會也曾經經歷過一個國際貿易和投資蒸蒸日上的全球化進程，當時的人們普遍相信可以確保歐洲列強之間的永久和平。然而這個建立在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全球化進程最終導致了國家間競爭的加劇，在引發了殘酷的世界大戰之後又開啟了1930年代的全球大蕭條，自由市場的全球化擴張秩序必然會加劇國家內部的貧富分化，從而引起社會力量的反彈。這種反彈存在兩種方式，其一是民主社會主義，旨在通過民主政治使市場從屬於社會；其二是法西斯主義，通過政治強人來遏制全球化自由市場對國家和社會的支配，但是其代價是根除政治領域中的民主成分，並將弱勢的少數群體當成替罪羊。

美國學者庫特納（Robert Kuttner）2018年出版的《民主能否倖存於全球資本主義》（Can Democracy Survive Global Capitalism）一書，指出特朗普的崛起就是波蘭尼所說的第二種反彈方式。特朗普的口號是「讓美國再度偉大」，也就是以經濟民族主義來反抗全球化。但是，民族主義並不是只有一種模式，全球化也不是只有一種方式。他認為特朗普所倡導的是以法西斯主義為底色的右派經濟民族主義，他給富人階層大規模減税，大幅削減社會福利，足以說明他在「階級之戰」中的立場。與之針鋒相對的，是美國進步派的左派經濟民族主義，其宗旨是回歸羅斯福「新政」傳統，通過民主政治使市場從屬於社會，並且積極構建國際合作的全球秩序。

7月10日，庫特納在「美國展望」（American Prospect）發表文章，將拜登的「重建更好」經濟計劃稱為「新經濟民族主義」。他評論說：「它與特朗普的偽經濟民族主義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使用了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的辭藻，但是沒有采取任何實際行動來重建以『美國製造』為主軸的經濟體系。 特朗普的種族主義越來越受到遍及各個族群的大多數美國民眾的排斥，而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危機不僅暴露了特朗普的領導力的失敗，也暴露了他的經濟民族主義圖景的空洞。」

拜登的「新經濟民族主義」在大方向上很接近進步派的左派經濟民族主義。首先，它是對從列根到奧巴馬的美國歷屆政府所崇尚的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顛覆。它反對自由貿易的正統觀念，承諾利用貿易政策保護美國的產業和就業，推動供應鏈回歸美國，通過大規模政府投資振興「美國製造」。這和桑德斯、沃倫甚至特朗普的政策主張都有相通之處，曾經擔任特朗普軍師的班農（Stephen Bannon）因此指控拜登抄襲了特朗普的政治綱領。

事實上，拜登的「新經濟民族主義」和特朗普的右派經濟民族主義在三個方面截然相反。

其一是「階級之戰」。拜登承諾推翻特朗普針對富人階層和巨頭公司的減税政策，這些政策對股市和大公司非常有利，但是對於創造美國國內的良好就業崗位收效甚微，拜登計劃通過對富人階層和巨頭公司增税，來支付加強投資基礎建設、高等教育和醫保改革的大筆費用。拜登也比最近幾十年來任何一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都更明確地承諾要重振工會，保障工會的集體談判權，保證 15美元的最低工資。

其二是移民政策。特朗普政府對外來移民的仇視、排斥和限制是眾所周知的，拜登則不僅計劃恢復奧巴馬政府的關鍵移民政策——為長期定居且遵守法律的無證移民人群提供一條合法的入籍之路，而且表示將會扭轉奧巴馬政府對於犯有輕罪或是近期入境的無證移民的強勢遣返政策。拜登還承諾放寬工作簽證限制，處理綠卡排期積壓問題，簡化入籍程序。

其三是全球秩序。特朗普的口號是「美國優先」，拜登的目標則是「美國領導」。拜登承諾終結特朗普的單邊主義，重建美國與盟國的協商機制，重新展現美國的國際領導力。雖然進步派和拜登對於「美國領導」的具體內涵分歧頗大，但是雙方有一點是一致的，都強調人權議題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都強烈批評特朗普與威權主義的外國領導人眉來眼去。

「新經濟民族主義」的宏大敘事，意味着拜登可以將自己和希拉莉（希拉蕊）明確區分開來，不再背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遺留的政治包袱。很多進步派人士並不喜歡拜登這個人，但現在卻對他提出的總統藍圖額手稱慶。許多中間派人士，包括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也支持拜登。他們雖然未必認同拜登的進步主義轉型，但確實受夠了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威權主義和反智主義，尤其是在2019冠狀病毒疫情加劇美國社會變革的大背景下。

形勢比人強。雖然拜登幾乎一輩子扮演的都是四平八穩、隨波逐流的職業政客角色，他在垂暮之年卻拿到了新劇本，有望成為自富蘭克林·羅斯福以來最進步主義的總統，開創美國社會的新時代。

（黃湘，獨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