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黑人 George Floyd （下稱佛案） 被警察暴力致死的案件，在國際上引起的關注近年少見。回顧美國警察暴力致死的歷史，警察暴力執法其實並非新鮮事，並且受害者往往是黑人。在一些悲劇性案件中，受害者甚至僅是孩童。例如在2014年11月，當時年僅12歲的非裔男童 Tamir Rice 在克里夫蘭市的公園雪地玩耍時被經過的警察擊斃，涉案警察主張因為 Tamir Rice 當時舉著玩具槍。
但多數情況下，涉案警察很少被起訴，而被起訴的案件中，90%的警察不會被定罪（2017 Police Violence Report）。長久以來無法對警察暴力課責的現象，加劇了種族不平等議題的對立。那麼，為什麼在美國將「黑警」定罪如此罕見？
追責警察的三大阻力
除了定罪難度高、警察很少被定罪之外，在大約87%的警察暴力案件中，其實檢察官並沒有起訴暴力警察。
對檢察官來說，警察暴力致死的案件向來特別棘手。在審判過程中常見的阻礙有三：第一，案件的目擊證人多為警察同事，在調查過程中不一定會配合。在針對警察課責的調查中，警察工會往往是很大的阻礙力量。從70年代開始，在許多州的警察工會對各州政府施壓，立法限縮民眾對警方申訴的管道，以及限縮對警察不當行為的調查。（註1）
第二，陪審員在很多時候會同情警方。陪審員常見的思維是：是的，警察在處理過程有過失、誤殺，但警察只是在進行執法工作，意外是難免的。第三，暴力警察大多主張「正當防衛」辯護，被告不諱言採取了致命攻擊（deadly force），但他同時主張當時若不採取非常手段，受害者可能攻擊警方或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