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反修例運動一年 評論

梁一夢:經濟拔高,政治圍堵——香港攬炒或再出發?目的地在何方?

名為「人心回歸」的社會轉變工程在澳門其實早已完成,現在則在香港加快進行。


2020年5月1日,旺角一間手機用品店掛上「香港」的燈飾。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5月1日,旺角一間手機用品店掛上「香港」的燈飾。 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政治近日迎來了幾宗大事件,教育局長楊潤雄高調批評考評局在中學文憑試一道有關中日在上世紀初關係的題目,更直接把考題取消;針對去年的反修例運動,監警會提交的報告中,又拒絕調查警察的違規行為;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更破天荒地「DQ」原內會副主席公民黨郭榮鏗主持選舉程序的權力,委任陳健波主持會議;早前香港警方更一下子拘捕了15名溫和泛民的成員,控告他們涉及非法集結。凡此種種,都大大衝擊了香港既有的政治秩序,被認為是北京強硬治港時代的開始。

港府的這些動作,更有被中聯辦港澳辦兩辦指揮之嫌。過去數月,中聯辦港澳辦兩辦頻頻出口評論香港政局,港府對兩辦言出法隨,只要兩辦認為香港有人和事「損害民族感情」,即使事件當中沒有人違法,港府也會動用一切手段,試圖懲罰涉事人。如果說昔日港府會擔心太過緊迫的收緊言論自由會影響外資信心,危及香港的自由核心價值,那今時今日港府的政策已由避免寒蟬效應轉變為刻意製造寒蟬效應,以此迫公務員、公營機構僱員等歸隊,尋求與北京完全政治統一。

這種名為「人心回歸」的社會轉變工程在澳門其實早已完成,現在則在香港加快進行。這種急劇的政治形勢轉變,在香港的反對派當中其實引發了一陣漣漪,新的說法則指出,其實北京現在在主動開啟「攬炒」

中港兩地如何論述和理解「攬炒」這個概念及其成因,對香港未來有重要的影響。要觀察「攬炒」破局下的香港未來,就必須要先疏理中港兩種不同的視角,及明白中港兩地如何理解港人「攬炒」的動機。

中港「攬炒」論述

如果「攬炒」的定義是北京要在政治上收緊香港的自由,從而毀滅反對派,那麼,北京絕不介意;但北京仍顯然希望挽回經濟上的「攬炒」。以現時北京的態勢而言,應對香港的藥方,其實算是「經濟拔高、政治強堵」。

對於「攬炒」這種心態,中港兩地有截然不同的解釋。

近日,董建華和梁振英兩位前特首連同1545名發起人,幾乎集結了所有被北京視為忠誠者的人,成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呼籲拒絕「攬炒」和「撕裂」,及推動香港再出發。「攬炒」是香港政治術語,在廣東話當中有同歸於盡的意思。期待「攬炒」,可以說是一種非常特別的行為,因為這行為旨在損人損己。但這種不算很正常的政治行為,卻是近年香港政治的一個重要主題。

2020年5月5日,董建華和梁振英兩位前特首連同1545名發起人,成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2020年5月5日,董建華和梁振英兩位前特首連同1545名發起人,成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攝:Vincent Yu/AP/達志影像

先說香港這一邊。在香港的一個流行說法,是「攬炒」已是公民社會退無可退下的唯一出路。雖然學者認為在這一年的運動前後,「攬炒」的具體含義和語境已經發生了變化;但回到這個策略萌生之初,抗爭者希望透過香港對於中國的經濟價值作為武器(economic warfare),以換取政權讓步,在收緊香港的自由上有所忌憚。

有研究指出,許多示威遊行的參加者認為,一旦香港受損,中國大陸所受到的損失也只會更大,而香港形勢已是無可再壞,因此「攬炒」與否已無分別。政治評論亦提出,香港人不怕攬炒,或是香港的權貴比一般人更怕攬炒。這當中包含了一種心態,就是廣東話所謂的「鬥大」,情況尤如兩人駕車高速相撞,「攬炒」論者至少覺得香港人不會願意先剎車。

事實上,在香港的政治論述當中,長期存在著「中共很怕攬炒」和「中共不怕攬炒」兩種論調,這兩種論調其實和許多其他針對中國民主化的分析框架一樣,嘗試把中國簡化為一個易於理解的集體。在那些論述當中,中共一時被描繪為所有事情的幕後黑手,什麼政策都可以被理解為黨國在下的大棋,連失誤都饒有韻味。在香港抗爭當中,不時都出現這種情景:每一派都覺得另一派是「鬼」,溫和派已和北京協商好要出賣港人,激進派也是中共派來盲動抹黑運動的臥底,這樣的中國,自然不怕「攬炒」;但同一時間,中共又不時被描繪成外強中干的夕陽帝國,隨時都會「支爆」倒下,官員都要透過香港走資,國內經濟又要靠香港的特別地位來幫助維持,這樣的中國,自然很怕和香港「攬炒」。

兩種分析路向本身存在一定矛盾,又交替在本地的政治論述中被提出。但兩種說法都尚未有很強力的實證支持,要避免無標準的自由心證,政治分析者實有需要提出很強力的證據去作說明,例如去回答香港的金融角色和進出口港的作用對中國經濟的實質貢獻有多大,或是論證中國如果沒有了香港,第二選項是什麼,而兩種選項差距有多大。

中國大陸對「攬炒論」的反應,可能更值得玩味。從近日香港政局動向來看,北京顯然並沒有被嚇怕,反倒加快收緊香港各方面的自由。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對「攬炒論」的反應,可能更值得玩味。從近日香港政局動向來看,北京顯然並沒有被嚇怕,反倒加快收緊香港各方面的自由。

在政治上,北京針對香港「攬炒」傾向有兩個回應。第一,是在政治上強硬應對,把香港反對派在政治上的決戰企圖,視為一個國家安全威脅,為此不昔動員手上的各種資源,由法律到公共行政層面上,全面封殺香港反對派,此為高壓手段。同一時間,北京也在出台「懷柔」的政策,希望在經濟搞好香港,例如,北京正在加快推動大灣區的融合。這樣一可令香港和中國變得更加緊密,二來也期望在經濟上重振香港,推動發展以減緩香港社會怨氣,也讓香港繼續發揮幫助中國大陸建設的作用。

在「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的宣言當中,亦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香港問題被定義為要抗暴和搞經濟,一旦香港把「黑暴」都成功壓下,讓經濟重新發展,就是一種再出發。由此看來,如果「攬炒」的定義是北京要在政治上收緊香港的自由,從而毀滅反對派,那麼,北京絕不介意;但北京仍顯然希望挽回經濟上的「攬炒」。以現時北京的態勢而言,應對香港的藥方,其實算是「經濟拔高、政治強堵」。

到底是什麼導致了「攬炒」情緒?

萬方有罪,罪在英殖、港人、特區政府,甚至是港澳系統的官員,但不在「朕躬」?

但到底這種「經濟拔高、政治強堵」的策略,能否緩解香港社會遭遇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理解內地對香港問題的分析視角。

在中國大陸,有幾種針對香港的「攬炒」傾向的分析。其中最常見的一種,是把「攬炒論」批為一種失心瘋的表現,是被英國長期殖民至數典忘祖的結果,令港人在中國和西方意識形態對決上站在了西方的一邊,極度仇恨祖國。所以香港人政治上的訴求,都是由殖民教育洗腦洗出來的結果,不需要被重視。但這種「殖民情結」的解讀顯然太過簡單粗暴,並不能有效解釋香港實質的政治轉變。

香港排斥大陸的現象在回歸許多年後才成趨勢。在2008年下半年,港大民意調查計劃進行的身份認同調查顯示了,愈來愈多港人自認為是中國人,比例達至歷史高峰。其時,香港已回歸超過十年。當時針對香港認同的研究更指出,「香港人」和「中國人」這兩個身份已慢慢由兩個互相平行的概念,演變成高度混雜。因此,香港後來的反中情緒,無法單靠「殖民化」假說來解釋。如果殖民化假說能成立,那為何在回歸早期它沒有發揮作用,反而是在港人國民身份認同已逐漸加強之時,突然來了一個反轉?為何在回歸初期較濃厚的愛國氛圍中成長的年輕人,反倒比在殖民地時代成長的上一代,更疏遠於中國大陸?

在回歸早期,針對國民身份認同增強流行的解釋認為,中港兩地交流日增、大陸的經濟成就、港人由中國大陸所得到的機遇、香港的教育制度和通識科、以至08奧運所帶來的民族自豪感等因素,均是國民身份認同增強的推力,例如,2010年文匯報一篇名為《細析國家認同感增強之因》的專題報道中,這些因素就被解讀成為港人歸心的主要原因。類似的說法也不止一次出現

換言之,以往黨國對香港政治的解釋視角是「中國崛起」令港人慢慢歸心。但近年中港交惡,同樣的因素又變了負面因素。內地近年流行的說法倒過來認為中國崛起令港人羨慕妒忌恨,「廢青」因此心理不平衡,香港亂象就是源於港人心理失衡。但對比兩代的說法,就會見到這種解釋路向有一定隨意性,幾乎是可以隨著政治需要而隨意搬弄。

不過,不少中國大陸的評論也嘗試避免這種片面的批判,而在一定程度上承認社會發展的條件才可能是香港政治丕變的底因。例如,新華社在去年9月就發表了題為《沉重的底色與扭曲的方向——香港修例風波背后的一些社會深層根源》的長篇專題報道,報道中明確指出,香港社會存在地價樓價過高的問題,而且社會固化,產業多元化不足,令港青看不到未來。文中把這種困境的政治成因歸疚於反對派的阻撓及既得利益階層的左右,甚至不避言特區政府在施政上有錯:「不可否認,有些民怨確實是特區政府政策上缺乏遠見所導致的。」

這種嘗試用宏觀政治經濟角度切入香港問題的視角,為香港社會近年的政治改變提供了一點不同的解釋面向,亦因此令內地社會看待香港問題不至於流於「香港人就是賤」這樣本質化和片面。香港問題是由經濟因素誘發的解釋,在中國大陸是一種頗受歡迎的分析視角

2020年4月18日,警方拘捕15名民主派人士,其中一名被捕人、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於下午近5時,獲准以1000元保釋離開中區警署。

2020年4月18日,警方拘捕15名民主派人士,其中一名被捕人、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於下午近5時,獲准以1000元保釋離開中區警署。攝:林振東/端傳媒

把治理和制度割開來的分析方向,不能夠把握香港當下問題的全貌。

這種經濟論述當中有著幾個明顯的傾向。第一,認為經濟本身就是社會演變的重要原因,一個安居樂業的平等社會發生動亂的機會,當然遠比一個人民生活動盪不安的社會為低。在香港本地,針對中港政治的討論往往由意識形態和價值主導,經濟視角反倒不常見,中國大陸的宏觀分析傾向的確為香港提供了另一個解讀視角。

第二,純粹專注於經濟面的分析也起著「消毒」香港問題的論述的作用,符合中國大陸在社會議題討論上的去政治化需求。一些分析面向例如價值因素就在經濟分析前面變得不值一提。例如,有香港學者曾經提出過「後物質主義」在香港民主運動發展當中所起的作用。在中國大陸純粹經濟面分析中,這個面向多數被無視掉,反正經濟才是正經事。當中的客觀效果淡化香港民主運動也有理想化的一面,不去談運動是不是有追求民主的真心。即使近年中央對港智囊也開始提及中港的價值差異,但這些後物質文化追求也只被視作一種新式的資社差異,是當代中國要解決和治理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理想。

第三,傾向於把香港問題的根源視為一種治理式的錯誤,而如果我們需要問責有權力的人,那麼特區政府將是主要被問責的對象。如果香港的民生管治搞不好,在港人治港的原則下,那也是港人自己該背的鍋,和中國大陸無涉。而且,這個錯誤也只是一種決策失誤,任何批判都不應和制度掛勾;甚至,就算在制度上有問題,那也只能是一國兩制下給予特區太大自主權上面出了問題,一國兩制的初心沒有問題,大陸的威權政治干涉更不是香港問題的成因。

當中界線十分明顯,就是萬方有罪,罪在英殖、港人、特區政府,甚至是港澳系統的官員,但不在「朕躬」。這裏的問題意識和中國大陸分析境內問題的意識一脈相承:治理上的失誤通常都被歸類為執行者的過錯,地方政府要埋單,但高層領導的用心卻總是好的。但把治理和制度割開來的分析方向,不能夠把握香港當下問題的全貌。如果香港的高樓價問題是許多政治問題的根源,那麼,高樓價的政策為何可以持續?如果利益集團如此龐大,為何歷屆香港政府都沒有打擊他們的決心?為何利益集團在香港的持分這麼多?是誰給予他們權利的?

皇帝治港的新衣,穿在哪裏?

在香港公民社會與政府決戰的當下,這些核心盟友很願意和港府一起和反對派決戰,也隨時準備被動員,北京愈是礙於形勢依賴他們,就愈不能解決香港問題。

長久以來,政治學研究都認為威權政府要有效管治一個地區,不能單靠管治集團一堆孤家寡人,至少也要建立策略性的管治聯盟,即道理就是寡頭統治也要聯結社會上的其他有力者,以建立一個能統治大多數人的聯盟 —— 黃四郎和張麻子在大多數情況下其實打不起來。

這也是回歸前後香港的政治現實。在回歸時,香港有強大的資本家財團,也有著龐大的中產階級、英式的政治中立官僚系統、擁抱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異議式媒體及已成形的反對派。這種社會現狀和中國境內由黨掌控社會一切的獨大情況大相徑庭。而且,一個內地化的香港也沒有意思,改變香港也不合乎「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國策,北京在回歸早期並沒有試圖更改香港的利益分配架構,甚至乎,它加固了這些結構。

針對回歸早期北京的部署,社會學家呂大樂就曾經提出過一個名為「急凍香港」的看法,意思即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英談判之時,香港人對回歸並沒有多大信心,當時的主流意見是希望回歸之後除了換上另一面國旗,一切維持原狀,最好是在日常生活中連改變都感受不到,這種想法也符合中方的利益,這就是「馬照跑、舞照跳」和「五十年不變」的時代背景。

這裏要留意的是,香港的大部分草根市民其實並沒有多大議價能力,北京顧慮的是社會中上層的憂慮,不希望資金撤走,亦不想人才離開。當時北京要穩住香港精英的心,唯有承諾一切不變,甚至可以把承諾變成制度。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安排完全向企業家和專業界別傾斜,一眾地產商直接或間接控制大量的特首選委席位和立法會議席。直至今天,在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的發起人名單 中,大量的香港資本家仍是全家大小都在列。但當年為了穩住香港精英的承諾,因此對他們的大幅度讓利,卻成了社會政經結構進一步扭曲的底因。

在香港政界,一個近乎常識的現實是,每一任的特首都必須得到大地產商某種程度的支持或認可,否則將難以施政。他們在立法會有眾多的代理人,在功能組別和特首選委中票數眾多,商界精英霸佔香港社會公職,不少官員都有本地商界背景。大地產商的生意亦偏布全國,盤根節錯。不少報道都指出,北京的重大香港決策都會諮詢香港的地產商。北京恆常地邀請大地產商直接面見訪問。他們多年來亦努力在內地經營人脈和不同的紅色家族建立聯繫。例如,四大地產商家族之一的鄭裕彤則被指與溫家寶家族相熟,並曾出資資助國家領導人李源潮留學美國。這在在都顯示,香港的地產商巨企能夠接觸到的政治層級遠高於特首,能夠直達北京。

他們並非林鄭月娥們的盟友,而是北京挑選的盟友。一旦要更改香港的政經利益結構,例如收回他們囤積的新界農地建屋、改變高地價政策等,他們的遊說對象亦不會是本地出身的特首,而是北京本身。香港的既得利益之難根除,與其說只是港府的決心不足,不如說特首面對的是可以對自己上級直接作政治遊說的對手。香港的既得利益問題,其實是整個中國社會權力架構的延伸,是必然受大局影響的小局。但在大陸不少針對香港問題的經濟分析當中,這一層面的制度批判卻被隱去了,變成治理失敗的責任全在港府。而港府實際上是無權改變現狀的。

另一個反映港府無權改變現況的明顯例子,反映於新界原居民的處理上。港英政府於七十年代開發新市鎮時,為了免於世代居於新界的原居民反對,於1972年推行「丁權」政策,承諮男性原居民可以免補地價於農地上建造一棟三層高的獨立屋。當年此政策尚未釀成嚴重後果,但隨著社會發展,土地愈來愈稀缺,原居民的丁權便愈來愈奇貨可居,原居民更加積極和大地產商交易,令丁權變成可以買賣的商品。原居民把丁屋一層留作自住,兩層出租,那就一世無憂,香港政府亦因此需要保留900多公頃土地興建丁屋。因此,原居民素來在香港印象不好,普遍被視為擁有血統特權,幾乎已成全民共識。

香港回歸本來是解決這些社會不公的好時機。但在回歸前,既得利益者也早已布局。鄉議局早就著手聯絡北京,成為第一批上京試探中方態度的香港團體,透過政治遊說成功爭取在《基本法》中把「丁權」列入基本法內。自此,本地鄉紳也加入了香港的管治聯盟。他們的特權之難以根除,可以體現在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以往的嘗試打擊失敗中。在2012年,時任發展局長的林鄭指出丁權不可能無限期維持下去,建議在2047年後廢除政策,並在2029年劃界取消丁權,但遭到原居民激烈反對,政策立即要擱置。同年,林鄭亦曾嘗試由較小處著手,希望處理丁屋的大量違法僭建問題,結果原居民亦激烈反對,政策亦在短時間內不了了之。這些事件是當年有「好打得」外號的政治新星林鄭罕見的敗仗,而且是一觸即潰,連稍作堅持都做不到。

在這種結構下,他們本身就是管治問題,但同時又是管治聯盟的核心;他們是香港沉淪的原因之一,但卻大量列陣於「香港再出發」的隊伍之中。

這些既得利益者阻礙了社會改革,但又碰不得,累積下來的社會不公無法解決,令港人怨氣漸重。結果,這種形勢也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弱勢的港府更加沒有政治能量去收拾他們,形格勢禁,甚至要依賴他們來幫助港府執政。這些既得利益團體也在取態上緊跟北京,以「愛國」為政治槓杆來延續體制特權。他們表起態上來比誰都忠誠,甚至因太凶悍而帶來新的管治麻煩。例如,在721元朗白衣人事件中,元朗鄉民主動前往地鐵站截擊示威者,這與其說目的是為了保家衛族(事實上,本地人一般不願意走入圍村)﹐倒不如說是一種激烈的「愛國」政治表演。

在這種結構下,他們本身就是管治問題,但同時又是管治聯盟的核心;他們是香港沉淪的原因之一,但卻大量列陣於「香港再出發」的隊伍之中。這種「再出發」等於是帶著問題再出發。而在香港公民社會與政府決戰的當下,這些核心盟友很願意和港府一起和反對派決戰,也隨時準備被動員,北京愈是礙於形勢依賴他們,就愈不能解決香港問題,和社會大多數人愈走愈遠,甚至限制了北京的政治動員範圍 —— 當港府需要籠絡現有的政商精英,而這些精英的利益又和大眾對立,港府就更難動員群眾。

2020年5月15日香港,林鄭月娥在政總舉行記者會, 記者會選用「香港的真相」為背景。

2020年5月15日香港,林鄭月娥在政總舉行記者會, 記者會選用「香港的真相」為背景。攝:陳焯煇/端傳媒

「經濟拔高、政治強堵」,治理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些原因與其說是治理式的,倒不如說是結構性的;與其說是特首該背的鍋,倒不如說牽涉了更複雜和高層次的政治布局考慮。

這種困境,用內地的政治術語來說,就是北京政府在回歸以來,因為種種歷史原因並沒有堅持群眾路線。因為香港長期發展的資本主義體系本身已經開始浮現一些屬於資本主義的典型問題,例如貧富懸殊和高地價等,而在回歸之時,北京不單不去介入處理這些問題,反倒選擇和既得利益者結盟,以求以最低代價及最高的安全系數來「急凍香港」。這種「急凍香港」的戰略企圖久而久之就成為了「固化香港」,本身已出現苗頭的籠斷式資本結構和黨國的威權結構起了化學反應,形成嚴重的裙帶資本問題,去到尾大不掉的地步。

這些原因與其說是治理式的,倒不如說是結構性的;與其說是特首該背的鍋,倒不如說牽涉了更複雜和高層次的政治布局考慮。固化的政經結構加劇了社會不公,而社會不公則是香港人怨氣的溫床,把這些怨氣和港人的後物質價值追尋交相分析,才能更讓我們了解今日香港問題的宏觀政治經濟框架。

展望將來,如果香港的既得利益仍然能夠穩穩站隊和政權相互勾連,那麼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便不可能被解決,社會仍會長期充斥不穩定的因子。

展望將來,如果香港的既得利益仍然能夠穩穩站隊和政權相互勾連,那麼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便不可能被解決,社會仍會長期充斥不穩定的因子。因此,北京為香港開出的藥方如果只是「經濟拔高、政治強堵」,而且繼續由原有的政商聯盟去實行此對策,那是移船就磡,避開最大矛盾的點,畢竟沒有根本地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問題。用內地官場術語來說,就是庸政懶政,不假思索地走最易最方便的路,避過困難點不去攻堅。而當中關鍵的一點,就是香港反對派可以在中國官方的香港敍事中永遠背鍋,成了一道奇特風景:管治問題的首要責任竟然優先算在沒有實權的反對派頭上,政府倒是受害者,港府頭上的布局者更完全撇清了責任。這種困境,是香港管治的悲歌,這種責任顛倒的敍事居然大行其道,則是另一種中國政治特色。

事實上,北京現時對港的取態,不過是延續了回歸以來對港布局的大方向,屬於舊思維裏釀出來的新酒。這種手法一直已算是做得不差,只是終究有其極限而已。在經濟上,北京希望以高速經濟增長掩蓋香港的再分配問題,而香港在回歸以來的經濟發展一直很好,雖然難以和大陸相比,但比歐美許多發達經濟體都出色;堵字訣也是北京一貫的對港政策,多年來一直在實施,只是現時加快進行。因此,現時北京主導的「香港再出發」絕不是破革思維,而是反映出一種要把舊思維再走得徹底一點的覺悟。

這種路向其實並未脫出中國威權政治文本,「經濟拔高、政治強堵」本就是北京一貫處理國內問題的國策。而站在一個更加宏觀的角度來看,裙帶資本問題向來是威權政體難以處理的頑疾,此疾非香港所獨有,亦是中國內地以至許多威權政體都要面對的潛在問題。所以,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其實和中國境內深層次矛盾有所共同,甚至是延伸。在中國,這種結構體現為紅色家族籠斷了政治權力和商業資本兩者,然後不同的家族以血緣和私人關係搭建裙帶利益網;在香港,則是港英年代遺留的既得利益者和中共結盟,分享管治利益。而舊精英亦積極參與在經營紅色利益網。兩者的玩法和玩家不一定完全一致,但它們在逐漸趨同。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其實和中國境內深層次矛盾有所共同,甚至是延伸。

由此可見,香港問題有其獨特性,但卻未必真的超越了當代中國的發展邏輯。中國經濟所依賴的人口紅利、勞動力密集低薪優勢都會在不遠的將來走到盡頭,而社會階級在經過改革開放初期的創新年代之後亦已慢慢固化,樓價問題一樣可以在一些大城市見到。這些因素其實都存在,只是現時中國經濟仍在高速增長,一大部分的人口又在較差的物資條件中成長,形成較低的比較基數﹐這些經驗都增強了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因此壓抑了深層次矛盾的爆發。無論如何,在分析香港深層次矛盾時,我們實不應該單純把其視為一個治理選擇的問題,而忽視其制度性的面向,即威權政體和資本主義兩者的交互影響,中港的分析框架在這個層次有太多重合之處。

香港的現在會不會是中國的未來,這段歷史尚未開展,分析者只有拭目以待了。

(梁一夢,傳媒人,政治傳播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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