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弗雷德里克·凱克（Frédéric Keck）是法國哲學史學家、人類學家。09年禽流感之後，他在亞洲地區（香港、台灣、新加坡）為基點，觀察他稱之為「全球化（帶來）的疾病」。其對歐洲「畜牧式」（pastoral）和亞洲「狩獵式」（cynégétique）防疫策略的對比分析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何各國對新冠疫情的反應大相徑庭。
本文3月24日發表在法國思想類媒體AOC（Analyse Opinion Critique）上，取材於作者新書（英文版 Avian Reservoirs 已於今年二月付梓，中文版預計年內出版），重點對比香港和新加坡經驗。端傳媒獲授權翻譯並發表此文。
法國實行禁足以來，這個古老國度的防疫措施在網上受到千夫所指，被視為全球差等生代表。以笛卡爾式理性和中央集權著稱的法國政府一直讓外國讚譽有加，但這一次它卻優柔寡斷。還有法國國民，跟遵紀守法的意大利人相比，被普遍認為缺乏公德，好像可以把羅馬人的市民權責（civitas）和高盧人的不思進取和咄咄逼人簡單地對立起來。 以上兩點被說成是在其他地區早已施行的禁閉措施，之前卻在法國遲遲沒有得到落實的兩大原因。
市政選舉（譯註：3月15日）過後，瞻前顧後的前衞生部長為了讓人忘記她巴黎市長選舉失利這件事，搖身一變成為事後諸葛亮般的吹哨人，這讓情況更加撲朔迷離。一百二十年前的德雷福斯事件裏，孚日山脈的藍線（注）扣人心懸，當時已經讓法國人淚汪汪的阿爾薩斯如今又身陷囹圄，米盧斯市某福音教派的集會使它成為全國受災最嚴重地區。
中國很快就宣布封城，台灣更是馬上對中國封閉邊境，並依靠信息技術和島嶼地理維持常態運作。與這兩個地方，特別是後者比起來，法國臉上無光。只有特朗普的美國還有其南美山寨版（博索納羅的巴西）可以讓我們不至於對自己國家的信心完全垮台。跟這兩個國家比起來，至少我們的公立醫院的服務質量還值得肯定。
民意調查顯示法國人喜歡盯着現實的缺憾不放，卻閉口不提好的方面，但這一次的集體自嘲不能用國民性格來解釋。更好的解釋是，自新千年以來，世界衞生組織將國家之間的防疫競爭體制化了，因此也出現了優等生、差等生之爭。
法國為何在「武漢排行榜」上名落孫山？
必須說，擁有巴斯德（Louis Pasteur）開創的細菌學傳統和成熟的公立衞生體系的法國曾經扮演過優等生的角色。2006年，時任衞生部長 Xavier Bertrand 將禽流感防疫當成法國政府的重點工作來抓。他主張不計成本布置防疫工作，因動員全民防疫需用盡一切手段。我們可以仿照大學領導特別在乎的「上海排行榜」（譯註：即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排名），把各國在新冠防疫工作上的排名稱為「武漢排行榜」。那麼為何法國在「武漢排行榜」上的排名如今一落千丈？
亞洲經驗可以為解答這個問題提供一些思路。在亞洲，儒家士大夫早早就已發明出將個人和機構進行評估並排名定序的制度（可參閲程艾蘭 Anne Cheng 和畢來德 François Billeter 的著作）。2003年，SARS危機將疫情擴展到了全世界，嚴重後果顯露無遺，並由此深遠地影響了冠狀病毒相關大流行病的全球治理。當時，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從華南地區擴散至全亞洲，並通過華人社群傳至多倫多，感染了約8000人，並造成約800人死亡。在世界衞生組織看來，這儼然已成為一場大流行病，而香港與新加坡正在爭奪最佳防疫的頭銜。
70年代末以降，香港就開始向世界預警來自中國的流行病徵兆，成為一個「衞生崗哨」，在對抗新生病毒的全球戰爭前線枕戈待旦。1894年，法國醫生耶爾森（Alexandre Yersin）在香港島西側的薄扶林地區的陋室中識別出鼠疫病毒（譯註：實為鼠疫桿菌）。後來澳大利亞微生物學家肖特里吉（Kennedy Shortridge）成為他的接班人，在同一個地方建立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着手採集並分析在華南肆虐的流感病毒，並將這些資料傳達至當時尚對中國大陸流行病信息一無所知的世界衞生組織（當時這個總部位處日內瓦的機構裏「中國」的席位為台灣所佔據）。
1997年正是香港從英國殖民當局手中回歸中國大陸的時刻，H5N1禽流感病毒卻在12個感染者中造成了8人死亡。病毒的高致死率符合肖特里吉對災難性事態的設想，讓世界衞生組織坐立不安。此後的SARS危機讓其預言更趨可信，因為病毒又一次來自於華南的動物（這次不再是來自禽鳥的流感病毒，而是來自蝙蝠的冠狀病毒），並經由東西交匯的香港蔓延至全球。
2003年，香港與新加坡爭相發表SARS病毒最新科研成果，展開了一場實打實的較量
對香港的崗哨地位，新加坡頗想一爭高低。這個於1958年成為獨立城邦的前英國殖民地在地理條件上與香港極為相似，它在經濟上依賴於與之相連的馬來半島，但通過一個強大的、聯結全球的華人社群確保了自主自立。90年代末，新加坡啟動一個龐大的生物科技園區的建設規劃，旨在通過高科技和高薪酬吸引全球科研人員，打造出一個「重點科研中心」。2003年SARS危機甫一終結，這個被稱為「啟奧生物醫藥園」（Biopolis）的規劃就在新加坡東部破土動工。參與的學界領軍人物當中有一位叫 Edison Liu，他出生於香港，在美國完成學業後來到新加坡主持基因組研究院（GIS），並在2014年成功地把人類基因組計劃的重鎮從倫敦遷到了新加坡。
2003年，香港與新加坡在SARS病毒相關科研成果上展開了一場實打實的較量，而裁判則是位於日內瓦的世界衞生組織、位於亞特蘭大的美國疾病控制中心，還有諸如《柳葉刀》《自然》《科學》等國際權威科學期刊。這場競賽關乎健康，因為罹患SARS的病人正在這兩座城市中快速增多；這場競賽亦關乎政治，因為關鍵是展示華人社會在面對疫情風險的信息社會裏如何展開卓越的治理。
當時，所有觀察者都認為香港拔得了頭籌。香港得益於兩大優勢。一來是近水樓台先得月。香港與華南地區，尤其是鍾南山醫生所在的廣州市近在咫尺。鍾南山給肖特里吉的同事提供了樣品，使得這種冠狀病毒及其宿主（蝙蝠和果子狸）得以被識別。香港與歐洲的聯繫也更緊密，尤其是與鹿特丹，而鹿特丹是動物醫學家（譯註：人畜共通傳染病學家）Albert Osterhaus 率先運用科赫法則（postulats de Koch）證實SARS病毒的傳染性的地方。另一方面，香港的自由主義傳統有利於流行病學家創造出尊重個人自由的調查和監測方法，淘大花園住宅小區下水道傳播案例的經典研究便是一例。但評論員也指出，新加坡其實並非沒有勝數，畢竟其基因測序技術十分優越，並且政府有能力利用先進的監控設備來管控居民。
武漢被打造成瘟疫崗哨，其動力來自於中國大陸周邊地區為了掌控作為「病毒庫」的大自然而展開的競爭
SARS危機宣告了實驗病毒學對分子生物學的勝利。前者在實驗室中使用實地採集的樣本研究病毒，而後者使用信息技術分析基因序列以構建系統發生樹（arbre phylogénétique），呈現病毒演化。
然而，SARS危機過後，隨着時間發展，新加坡的戰略目光卻顯得比香港的更加長遠。首先，北京當局更偏好新加坡的治理模式，即一個由儒家精英管理、可以提供有效公共服務和有分寸地利用外來人才的威權政體。與之相反，香港的治理則受到英國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是建基於人員和商品的自由流動及一切政治自由的享有之上的。再者，如今華南地區已不再是流行病的發源地，墨西哥（2019年的H1N1）、沙特阿拉伯（2012年的MERS-CoV）和華中地區（2019年SARS-CoV-2）等地均爆發流行病，使得香港的專家不得不分散精力，而這是一切是在香港特區政府在北京的管治下，對公共衞生基礎研究的投入減少的情況下發生的。
目前亞洲起碼有四個崗哨在互相競爭。其一是香港。在經歷了10個月的抗議運動和2個月的封校之後，香港大學在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和微生物學系前主任袁國勇帶領下，想方設法維護香港在SARS時期建立起來的良好名聲。其二是新加坡。新加坡重點投資「啟奧城」，在國際科學期刊上頗具影響力。其三是台灣。台灣吸取了SARS抗疫的教訓，並將此次防疫做得滴水不漏。最後亦是最重要的崗哨是武漢。中國科學院自2003年起就與法國科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合作，並在2017年於武漢建成了全國唯一的P4等級高等生物安全實驗室。該實驗室使得這次SARS-CoV-2病毒得以被迅速測序。另外，武漢負責公共衞生的領導在2020年一月鑄下大錯後，也已被直屬北京的新官員所替換。
歷史學家威廉姆·克羅農（William Cronon）在其著作《芝加哥，大自然之都》(Chicago, Nature's Metropolis）中論證了芝加哥之所以能取得美國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是因為在跟其他美國中西部城市為了掌控作為「貨倉」的大自然的相互競爭中勝出的結果。武漢也一樣，中國把武漢打造成瘟疫崗哨，動力來自於中國大陸周邊地區為了掌控作為「病毒庫」的大自然而展開的競爭。
關鍵問題在於這種融合了競爭和科學界合作的背景之下如何相互團結
這樣的描述似乎有些令人擔憂，因為它展現了中國在生物科技領域的狂熱競爭，而且這種競爭不只關乎經濟，更關乎政治與衞生，甚至軍事：的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亞洲戰場不僅用上了常規武器，也出現了生物武器。
但歐洲人不應該因此就輕易地將實現國際合作這個美好願景與亞洲經驗對立起來，可惜2003年以來，世界衞生組織就是這樣做的。在它看來，病毒學家之間的競爭只要是在公開透明的組織框架下進行，並且最終目的是為了保障國際公共衞生，就為信息的快速傳播提供了條件。但其實更關鍵的問題是在這種融合了競爭和科學界合作的態勢之下如何相互團結。團結的意思就是說面對同樣的疾病威脅，生物體之間建立情感紐帶、與他者實現共鳴。我先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接下來就此提供一些思路。
我認為面對全球疫情，我們必須要以崗哨為起點相互團結。聯合處於競爭關係中的崗哨以期儘快發現病毒，並在四個層面上提高警惕。首先在科學家層面，讓大家認識到科學家不僅僅是會運用計算機識別病毒變化的大腦，也是跟所有人一樣，會受到病毒衝擊、會感受到恐慌、會被作為研究對象的病毒感染甚至死亡的血肉之軀。對科學家來說，重點是把病毒視角轉換為人類視角，就好像獵人在狩獵的同時也必須關心自已，以避免殺身之禍。
第二個是針對不同世代的預警。病毒對不同年齡段的人的影響不可一概而論。SARS或H5N1這類病毒更容易激起年輕人的「過度免疫反應」，而SARS-CoV-2或季節性流感則會摧毀免疫系統，對老年人的威脅更大。要注意到得是病毒的影響因人而異，但是讓它們產生的社會條件與生態環境卻是全人類共享的。這就向我們拋出了一個問題，即代際之間關於這個環境條件的知識傳承。
另外我們還需要想像一種超越民族國家之間相互競爭的國際性團結。不論對大國還是對小國而言，疫情引發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國家是否有能力控制居民這麼簡單，而是其造成的經濟問題。各國需要就此展開真心誠意的合作。最後我們還需要想像物種之間的團結。因為流感或SARS疫情警醒人類：諸如工業化飼養家禽、砍伐森林導致蝙蝠接近城市等等人類行為改變了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傳染病爆發緣由在此。後疫情時代，人類必須重新學會與動物共存。
注：法德兩國1871年籤法蘭克福條約，法國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的一部分領土於德國，藍霞籠罩的孚日山脈成為自然國境線。1894年，阿爾薩斯地區米盧斯市出生的法國猶太人軍官德雷福斯被誣告通敵叛國，引發震盪法國、曠日持久的德雷福斯事件。
（翻譯：洪濤，吳樾）
（弗雷德里克·凱克，法國國家研究中心社會人類學研究室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