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2019冠狀病毒疫情 大陸

武漢滯留者口述:被迫共同生活六十天,我和家人的矛盾越來越大

「現在有時候和家裡人還會聊一些新聞,但他們不理我,也不太想跟我溝通了,因為我太嚴肅了,不是他們習慣的語境。就相當於我是一個干擾,干擾他們喜劇的氣氛,不適宜地出現。」


2020年3月08日中國武漢,一個戴著口罩的男人在一個臨時的隔離牆前與另一人交談,該牆是為限制住宅區居民的出入。 圖:Getty Images
2020年3月08日中國武漢,一個戴著口罩的男人在一個臨時的隔離牆前與另一人交談,該牆是為限制住宅區居民的出入。 圖:Getty Images

【編者按】兩個月的封閉式生活,對於那些平時並不在武漢居住的家庭、臨時組建的「同生共死體」而言,是一個罕見的考驗。本文的受訪者與親戚七人一起被困在武漢,全家人因為過年而相聚,也因為認知與價值觀的不同,隨著時間推移和疫情變化,發生了愈演愈烈的衝突。

我現在是處於一種長期在家,社會生活消失之後,整個人麻木的感覺。別人問我武漢什麼情況,其實我在這裏,我也不知道啊,也不知道武漢現在怎麼樣。就是你身在這個地點,但是你跟這個地點其實是失去連接的。

最早看到這次肺炎的相關消息是一月初吧,但我當初竟然相信了官方放出來的消息。我記得有跟朋友聊,大家都會覺得SARS發生過一次了,這次就不可能會太嚴重...而且雖然我覺得可能會有小的、局部性的比較嚴重的傳染,但是我打心裏是不相信會有大規模的擴散。在潛意識裏面,我是不相信它會擴散的。

我從小不是在武漢生活,只有以前假期或過年的時候會回來看姥姥姥爺。今年春節前,回武漢之前我也有顧慮,但是因為特別想回來看我姥爺,他前一陣患了心梗,身體很不好,現在全身血管是堵的,過年前兩個月一直在送醫院。這可能是我們前段時間面臨的最可怕的一件事,萬一他又需要緊急救治,是沒有醫院可以接收的。

姥爺已經八十三歲了,每天要吃八種藥,封城後一段時間我都在忙活這個事,給他弄藥。我們不敢去醫院拿藥,之前去的那家醫院已經被徵用為發熱門診,聯繫到認識的醫生,她說過來風險太大了,跟我們說盡量不要去開藥。所以我是託了外地的朋友,開了姥爺慢性病的藥給我寄到武漢。

2020年1月23日武漢,居民戴口罩在超級市場購物。

2020年1月23日武漢,居民戴口罩在超級市場購物。圖:Getty Images

一、封城前後

我每天在家的狀態特別喪,他們會覺得我不該那麼喪,我會說一些特別氣憤的話,但他們可能不想聽到這樣的話。

我1月16號回到武漢,是戴著口罩回去的。之後兩天到家門口的咖啡館工作,我都戴着口罩出去。我們家離武昌火車站不遠,人流特別密集,但是沒有一個人戴口罩,而且他們都非常奇怪地看着我。

家裏人當時也完全沒有放在心上,到接近1月20號那幾天,不是陸續有一些消息出來了嘛,我變得非常緊張 ,強烈要求他們不要出門,但還是沒有攔住。因為我舅舅和姨夫,他們有一些工作需要在外面聚會,是去那種類似於酒樓的人很多的地方。當時發生了很激烈的爭論,但我覺得他們完全不相信我說的危險。

直到20號晚上,鐘南山有了病毒會人傳人的公開講話之後,家裏人好像才接受了這個事實,後兩天有更多的消息出來,像有更多的微信公眾號消息出來了,他們才開始有一點緊張。當時我們一個口罩都沒了,我只帶了兩個N95回來,也都用完了。21號那天我媽出去買菜,順便在藥店買了50個外科醫用口罩。那個時候還買得到,但據說第二天全武漢就沒有了,整座城市那時也才開始整體恐慌。其實封城之前,大家做反應的時候就是21號和22號那兩天。

封城的消息出來大概是半夜兩點多,那個時候我還沒睡,還在跟武漢的朋友打視頻,因為我們都非常擔心,視頻一掛,封城的消息就出來了。我有朋友本來是帶着孩子過年回他老婆在武昌的娘家,結果他們領著兩個特別小的孩子,選擇了第二天白天、封城前後,找了唯一一條高速,開車回到杭州的家裏,然後主動上報隔離。

當時他跟我說他要走的時候,我很慌,因為要被困在城市裏面,但是並不知道這裏面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情。他一直勸我,他說為了生命安全,你一定要想盡任何辦法先出來。後來我就把我媽叫醒了,因為我覺得大家得起來開會。大概三點半吧,我跟我媽說封城了,我們要不要想辦法,10點鐘之前我們還可以逃出去。我媽直接懵了,但她覺得也沒有什麼太多辦法,就抱了我一下,說「我就算了,我真是後悔讓你回來了」之類的話。然後還幫我看了機票,說能不能把我送出去,說舅舅他們可能也不會想辦法走。

我記得很清楚,21號的時候舅舅還在開玩笑,說天吶看起來可怕了,我們要不要買票回去了。但這只是開玩笑,不是那種真的很嚴肅地在想。後來我想過,好像如果再讓我選的話,我也不知道,我覺得我可能還是想陪在姥爺身邊。因為老人沒辦法走,所以大家根本就沒有往這方面想。

最後家裡其他人第二天早上才知道封城了。但他們屬於那種、我覺得很多中國人都會這樣吧,特別會開自嘲的玩笑,或者是用一些玩笑來打發恐懼,每天都呈現這樣的狀態,就是開各種玩笑,笑聲越來越大,可能是為了消解掉一些東西。很多時候都會說「那有什麼辦法呢」,然後會在我們家庭微信群裏面發那種搞笑視頻,例如網上有把麵粉烙成口罩形狀的視頻,就發到家庭群裡面互相開玩笑。

我中間是跟他們有一些矛盾的,後面我就會選擇儘量不交流了。我每天在家的狀態特別喪,他們會覺得我不該那麼喪,我會說一些特別氣憤的話,但他們可能不想聽到這樣的話。或者是我在很嚴肅地說,接下來可能還會有物資上面的危機。我記得物資上面的擔心大概是二月初,那個時候其實家裏面還有很多屯糧,因為過年一般都會屯很多吃的,所以他們完全沒有考慮這個問題。

記得封城的第二天,他們眾志成城地跟我說,封城意味着政府肯定接下來會有計畫解決我們武漢市民的生活問題。結果等了大概五到六天,才發現封城這個決定,並沒有伴隨任何其他的考慮或者政策,只是先把城封了。大概元宵節前後,發現家裏的存糧真的吃不了那麼久,他們也有點慌。元宵節當天晚上我們家就煮了一盆面,然後還有一點點白菜,一起勻着吃了。那個時候突然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渠道可以拿到吃的了。

後來社區通過物業送過菜,小區的居民也試過團購買菜,但都不太順利。最後是在一個本地的電商平台上面,搶到了菜和很多肉,這些平台平常是供給餐廳和酒店的,需要一次訂很多,像我們一次就訂了20斤肉。它需要大批量地訂貨,但訂到的機率挺小的,一般都搶不到,搶一週才能搶到這一次,但是如果搶到,一次就能解決一週。

2020年3月13日,居民在中國武漢市以一條皮帶取菜。

2020年3月13日,居民在中國武漢市以一條皮帶取菜。攝:STR/AFP via Getty Images

二、我的家庭

我們經常會在群裏爭論,說得很嚴重的時候,我也會帶有情緒,會人身攻擊,說中國就是有你們這樣的人太多了。

家裏人對這次疫情的反應有幾個節點,封城後初期也有害怕,害怕自己已經被感染;然後是憤怒,感覺他們每天都在罵;再到一個月以後,完全趨於自保之後的麻木,也不太關心外面發生什麼,就是維持自己的生活,也不太去看武漢現在究竟在發生什麼或者死了多少人。到這個階段我就會覺得和他們分裂特別大,無法再對話了。

我跟我表哥發生過很多矛盾,他被堵在了湖北孝感。我每天都發很多東西到家裏的微信群,有一天他直接說,「說實話,我不關心這些問題,對我來說,我只關心我的房貸什麼時候能還完,我的家人是否健康,對我來說這些死亡就是數字而已」。當時我整個人就怒了,在群裡說很多話,但他會用「哈哈哈哈」來消解。可能我是很認真、很嚴肅地想說一些道理,但跟家裏人在這樣的交流裏面,有時候會感覺很無力。我想試圖嚴肅地講一些問題的時候,對方會以嘲笑也好,自嘲也好,或者是無視,我得到的更多的反應其實是無視,沒有人理我,沒有可能形成討論。

甚至是,他們會在我面前故意擺出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態度,像我表哥會說一些很酸的話,什麼「我是沒有很高的學歷,我現在就是想自己錢多賺一點」,會說一些這樣的話來刺激我。我們經常會在群裏爭論,說得很嚴重的時候,我也會帶有情緒,會人身攻擊,說中國就是有你們這樣的人太多了。

其實我們家是屬於那種親情聯結特別緊密的家庭,總共幾個親戚,表面都要很好,很緊密,很親近。但是各自呢,就會有一些小的分歧和分化,但是他們平常不會去直面這些東西。我唯一只能跟我媽很透明地去說我的觀點,她是老黨員,還是管組織工作的,但我跟她的溝通是很通暢的。她只在意一點,就是怕我講太多政府不好的話被抓,除了這一點,其他都還能聽。

我這次很多時候是把她拉到房間,憋不住的時候我就要跟聊,就給她看一些網上的信息。我記得李文亮死的第二天,我跟我媽說,我們在這只是苟且,現在即使我被抓或者被感染,我也覺得不算什麼了。她當時很沉默,沒有反對我說的東西。我覺得她是認可的,只是她的個人情感,不能把我推向她認知的危險之中,她只是說那你還是不要在網上說太多東西。

我表哥他們,就像他自己說的,這個對他來說真的就是數字。然後這個引發的跟他們利益相關的事情是什麼呢,就是復工,對他工作的威脅,對他還房貸可能產生的經濟影響,這些東西是他最關心的。他蠻擔心公司會不會有打擊、他工作的保障、工資會不會降等具體的問題。

而其他家裏人,有時我們也會因為看到的事情而爭執。一開始有文章說,美國的流感也死了多少人,他們就瘋狂轉發那些文章,然後我就嘲笑他們,爭執起來。他們會說,「你以為美國什麼都好嗎?」又變成了這種話題。而最近國外疫情變得嚴重,有中國人從外國回來,他們就說好多人從外國來中國,還不是看到中國安全、醫療條件好,還說病毒肯定就是外國人帶過來的。我本來想忍住不說話,但最終還是爆發了。我一方面是覺得,沒有什麼好交流的了;一方面我又是帶着情緒,很想去衝突。但是關在一起已經一個多月了,如果持續的衝突只會讓人瘋掉的。所以我現在是選擇不跟他們交流,我每天戴着耳機,偶爾和我媽媽交流。

2020年1月27日,中國武漢市一群婦女戴著口罩跳舞。

2020年1月27日,中國武漢市一群婦女戴著口罩跳舞。圖:Getty Images

我媽的政治覺悟太高了,有一天她把群主轉給了我外婆的微信號,我都驚呆了。我說,怎麼群主被換成外婆了?她說,外婆已經八十多歲了,就算出問題他們也不敢怎麼樣。

他們是有憤怒的時候。封城之後,先是恐慌期,大概有五天,五天之後就進入憤怒期。我媽開始在朋友圈發很多東西,還有她的同事給她打電話說不要發這些東西,因為工作比較敏感,但她就是很憤怒。到現在又平復下來,回歸那條很平緩的線。憤怒的時候,他們就說武漢的政府無能,武漢的政府隱瞞事實,像我媽都在說,中國共產黨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構,壞掉的自上而下的結構。她其實是有這種意識的,她完全了解,只不過平時她不會去面對這個事。

家裡人現在達成的唯一共識,就是武漢政府的瞞報和應對問題。但其他層級的問題,就完全不關注了。而且春節聯歡晚會那天他們還在看著,並沒有很強烈的憤怒感。但我當時在房間裡聽到後就整個不行了,噁心到不行。他們還是邊調侃邊罵,也邊在享受那種過年的氛圍吧。

不過也不能說他們對那些宣傳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因為現在也不看新聞聯播了。這幾年確實他們信息攝取的通道也在微信,群消息、公眾號、朋友圈,不怎麼依賴電視媒介了。他們在微信群最近轉發文章比較少,是因為那幾天公安部開會說要「查處網上造謠滋事行為」,所謂網絡嚴打,群主可能要擔責。我媽的政治覺悟太高了,有一天她把群主轉給了我外婆的微信號,我都驚呆了。我說,怎麼群主被換成外婆了?她說,外婆已經八十多歲了,就算出問題他們也不敢怎麼樣。

除此之外,在我看來,似乎和他們平時的日常沒有什麼區別,只是說現在被關起來而已。對他們來說,只是在這暫時失去自由。他們二月中旬就說,大概半個多月就可以走啦。我說不可能,他們也不理我。他們的信息流跟我們可能完全是兩個空間,我在群裏面發的東西他們其實也不會看。我還發現一個問題,我在群裏面如果丟很多圖片和視頻他們會看,但是我發的很多《財新》和《三聯》的深度報導,他們是不會看的,他們是不會去看很多很多文字的,除了我媽。他們會看轉發的抖音視頻,我記得我舅舅好像還有抖音賬號。我媽倒因為這一次安裝了微博,還讓我推薦一些博主給她。她其實這次變化挺大,因為她是知道那一套有多嚇人,所以以前對我施加的是恐慌教育,雖然不管我的自由的,就是我做什麼選擇我怎麼想,她不干涉。但她只是說不要做什麼事情把自己送到監獄裏面去了。她一直跟我強調這一點,但是我可以跟她講我所有的觀點。

而且我在想一個問題,我在武漢的另一位朋友,和她老公兩個人關在一起了。因為之前甘肅援助湖北護士被剃光頭的事件,他們倆在家,互相把頭剃光了。他們那個時候非常氣憤,說整個人有一種無法抑制的憤怒。然後還問我,要不要一起剃頭。我當時有一種什麼感覺呢,就是我覺得家庭,我作為在家庭裏面的個體,這一次其實很希望我不是跟家裏人關在一起,我很想擺脱這種家庭結構。

我希望我是跟朋友或是我一個人,或者是跟更親近的對象關在一起,那我覺得我是作為一個獨立個體在面對這個事情,或是你能擺脱掉家庭對你的一些束縛也好衝突也好,那種讓你變得很無力的影響,因為他們同時又是你的親人。我說好羨慕你們倆個關在一塊,因為他們倆還一直在聯絡一些物資派發的事情,然後我呢,就是每天和家人在一起,聽到家人很多對我來說就是雜音或是激起我憤怒或無力的聲音,把我給消解掉了。

其實又回到那個老問題,就是一個人在家庭結構裏,她的個體性被弱化了,她的能動性也被弱化了,我的行動是不可能產生什麼效果的。我在家裡,如果剃了個光頭,我會面對的是什麼?這樣的行動意義在家庭裏面被消解了,會變得很弱。

家庭現在是一個結構,因為我們現在像是一個同生共死體,雖然你想在理性上隔斷,但在生活上被綁在了一起。然後還是要一起去想吃飯的問題,以及可能面對的其他種種問題,但是你又發現沒有辦法對話。家裡人帶給我的無力感太強大了,跟他們在一起的那種麻木感太強大了。

總體來說,一個月之前他們就變得非常樂觀,到了一種我都不能理解的樂觀狀況。不過據我了解,我跟朋友聊天的時候聊到,他們家裏人、年長一點的親戚,也是這樣的狀況比較多,不知道這個樂觀是如何建立的。我昨天還在想, 是不是他們只有讓自己這樣,才能去經歷其實很艱難的時期或事情,因為比如他們小時候也遇到過很艱難的時期。我在想,是不是已經構成了某種應激反應,就是必須要讓自己那樣的樂觀,和屏蔽、消解掉其他,才能這樣活下來,從而不去真的面對。

2020年3月6日,一名工人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的教堂進行消毒。

2020年3月6日,一名工人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的教堂進行消毒。攝:STR/AFP via Getty Images

三、我的思考

這一次,每個人都被席捲進來了。那個泡沫,那個看上去特別好的泡沫,爆了。

我其實也經歷了幾個情緒與想法變化的階段,到現在,我會覺得這樣的狀況只是一個開始,這樣的艱難只是一個開始,這種艱難也不會隨着疫情的結束而結束。我會更加迫切地覺得,應該斷掉一些幻想,更應該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或者說能做什麼。承認了這樣一個現實之後,就覺得自己沒那麼被動了。那種乾着急的狀態,可能是封城之後十五天,現在雖然狀態還比較麻木,但是覺得沒有那麼被動了,可以思考了——可以思考就會覺得沒有那麼碾壓和窒息的感覺。

這一次,如果我積極一點想的話,我覺得也許能看到一種可能性。我以往也會覺得,不會有改變,沒有辦法改變這個國家的教育狀況、審查制度,或者發生自上而下的變化。但是自下而上難道真的是沒有什麼行動、個人實踐的可能嗎?因為這一次是無階級差別的,每個人都被席捲進來了。雖然這還是一種非常被動的、就是我被迫地捲入了這種「同生共死體」裡面,但是它可能會產生一些新的變化,會誕生一些新的可能吧?

我也在想,這一次無差別的影響,接下來中國可能會進入很艱難的狀況。很多人會很悲慘,各行各業的人們。但就在這樣一種被迫的碾壓下,我不知道會不會有新的、所謂的一些小的變化出現。那個泡沫,那個看上去特別好的泡沫,爆了。比如說我有一些朋友,一些年紀更小的朋友,都是今年要出國的,可能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可能他們以前不會去關心任何這個社會、中國發生的事,他們現在會也參與到我們的討論裏,因為這些都已經影響到他們所構想的那個非常美好的生活圖景。或者是我朋友家裏有做小的民營企業,他們會更加敏感,因為可能現在家裡已經有經濟危機了,那個「歲月靜好」的圖景被打破了。

我也不知道這會產生什麼,只是覺得這是必經的。我時常會感到,跟某些朋友生活在兩個維度,感覺不生活在一個世界。因為你的認知和信息渠道會導致這樣的平行世界,以後是不是就把大家打到一個鴻溝變得小一點的共同世界?

我現在覺得,首先還是要回到那種幻想被破滅的感覺,那種感受,好像建立於周遭已經像地獄一樣了。我說的那種幻想的破滅,是以前還在幻想一種可能更光明一點,或積極的一種可以走下去的路,或工作的狀態,或周遭的環境。但現在我會覺得,反而是應該切斷這種想法,把自己置於一種真的非常無法回頭、沒有辦法再故意不去看一些東西的境地。我以前也會有自己小世界的維度,每個人都會有,而且也並不是那麼強大的一個人。那現在可能就會更決絕一點。

2020年1月27日,兩個武漢居民走在空蘯的公園。

2020年1月27日,兩個武漢居民走在空蘯的公園。圖:Getty Images

李文亮死的那天晚上,對我影響還蠻大的,第一是感覺自己有罪惡感,第二就是我不怕這種死亡的感覺了。說起來有點中二啊,但是真的有這種感覺。

我沒有怎麼認真思考當初對官方疫情消息的輕信,但是覺得潛意識裏,可能還是過於相信現在網絡信息的可曝光程度,我會覺得一旦有很可怕的事情發生,肯定在各種平台沒有辦法完全遮掩。但我沒有想到他們的控制其實是更徹底的,輕視了他們對輿論的管控。包括這種點跟點之間、針對性很強的控制,直接威懾、控制了所有知情的醫生和可能公布消息的途徑,太有效了。

李文亮死的那天晚上,對我影響還蠻大的,第一是感覺自己有罪惡感,第二就是我不怕這種死亡的感覺了。說起來有點中二啊,但是真的有這種感覺。會覺得,從李文亮死的那天之後,我就沒有之前我說的那種恐慌和怕感染的感覺。而且不是我自己做了什麼努力,是我確實打心裏也不怕了。然後就會覺得,就是要回到個體的實踐上面。個體實踐的意義到底在哪裏,我們都還在試。

我這次看到,在群體中很多人自發的實踐,例如我有個朋友在做針對武漢周邊城市的物資捐贈,做到後來越來越大,對接了很多好的基金和資源。他之前完全沒有任何經驗,而這次跟一些其他志願者合作,和他女朋友一起在線上完成了整個工作。他前兩天電話跟我交流,開玩笑說被迫變成了一個好像還挺專業的、關於救援、救助、對接的志願工作者。希望他之後可以有一些途徑,把他的實踐、這種被迫自己去學習的救援實踐發布出來,讓更多的人通過具體的個人實踐去做一些事情。

這個是我最近會覺得比較積極的一點,因為大家都不知道該做什麼、該怎樣做,大家都是在試,大家都在找一些方法。

現在有時候和家裡人還會聊一些新聞,但他們不理我,也不太想跟我溝通了,因為我太嚴肅了,不是他們習慣的語境。就相當於我是一個干擾,干擾他們喜劇的氣氛,不適宜地出現。

我都會覺得,如果最終沒有人感染,這段日子對家裡人來說其實相當於一段關在一起的快樂時光。他們很多時候是在玩手機,打麻將可能是為了陪姥姥,然後在院子裏面曬太陽、聊天,挺多可以說的,他們感情真蠻好的。大家的緊張感越來越低,都覺得好像只要不出門,我們就是安全的,只要物資能保障我們就是在家裏休假,大概是這樣的狀態。他們現在已經覺得進入了一個積極期,就是在收尾了。現在還在想什麼時候可以訂票,什麼時候可以穿什麼衣服回去,要不要買雨衣和泳鏡用來防護之類的,在想這些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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