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端 x 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

《為什麼要佔領街頭》:紀錄台港的公民社會反抗行動

研究社會運動的一項挑戰與樂趣即是,研究者永遠無法預料社會運動未來的走向,大部分的著作都只能解釋過去發生了什麼事,後來的發展很可能會推翻了研究所獲致的結論。


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者按】:本文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為《端傳媒》供稿。SHKS成立於2017年,是由全球21個國家、250多位學者組成的多學科、多院校合作的獨立研究組織,協會關注香港本地、香港與中國及亞洲的關係,涉足領域包括政治、歷史、社會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標是促成本地與國際、學者與學子之間的對話與合作,並鼓勵概念、理論及研究方法上的創新。SHKS每月在《端傳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

我在2014年出版了Working Class Formation in Taiwan: Fractured Solidari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中文版《支離破碎的團結:戰後台灣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在2014年刊行);在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會寫一本關於香港與台灣的專書,也沒有料想到前英國殖民地的過往與未來會與台灣密切相關。我長期以來觀察台灣的社會運動發展,經常追蹤參與者的行動與論述。在2014年3月太陽花運動爆發之前,我開始發現越來越多的台灣社運參與者前往香港,兩地之間的交流與相互學習更為頻繁。在該年底,香港的雨傘運動轟動登場,理解這兩種具有高度歷史性意義的抗議運動成了不可逃避的知識任務。我試圖研究其起源、過程與後果,也因此,我暫且擱置了手上的議題,專注於台灣與香港的比較研究。

過了四年多,我的專書 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 在2019年初出版了。到了那時,香港的民主運動與公民社會看似已經喪失了當初的動力。在佔領公民廣場案、佔領旺角案、佔中九子案中,雨傘運動的領導者面臨司法的秋後算帳,判刑入獄。魚蛋革命的參與者被以暴動罪重判,香港也出現了流亡海外的政治難民。雨傘運動激發了年輕人參與選舉的風潮,許多本土派與自決派的參選者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勝出,但是由於宣誓風波,有六位民主派議員被剝奪資格。在2018年兩場補選中,民主派敗陣,席次拱手讓給了親北京的建制派。此外,香港政府取締主張獨立的政治團體,通過有違背基本法之虞的「一地兩檢」,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使得反對派議員再也無用「拉布」來阻撓有爭議的案件。從種種跡象來看,雨傘運動所釋放出的熱情早就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無情的政治寒冬。

研究社會運動的一項挑戰與樂趣即是,研究者永遠無法預料社會運動未來的走向,大部分的著作都只能解釋過去發生了什麼事,後來的發展很可能會推翻了研究所獲致的結論。在七○年代初期,周恩來對於遠渡來訪的尼克森說,現在要評價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定位仍是太早。在英文專書最後一段,我提到八○年代初的波蘭團結工聯運動的例子,或許是一面值得借鏡的歷史案例。在一年多的期間,團結工聯運動捲起一股「公民社會對抗帝國」的風潮,但是隨著波蘭戒嚴,運動受到無情打壓,領導者被判刑入獄。短期來看,團結工聯也許會被當成一場徒勞無益的失敗之舉;然而,隨著八○年後期局勢丕變,甚至導致蘇聯的解體與東歐的民主轉型。從事後來的角度來看,團結工聯運動其實是啟動了鉅變的第一步,沒有那一波密集的由下而上之動員,我們很難想像當今的歐洲圖像。如今,經歷半年的反修例運動,「就如同三十年前的蘇聯領導者一樣,習近平在自家後院面臨了一個『波蘭問題』」。

新書命題

在英文專書出版之後,我開始著手翻譯改寫成為中文版,其中一個比較大的變動是儘可能簡化或刪除學術性的討論,以因應更廣大的讀者群。其次,關於台灣與香港的歷史背景也大幅精簡,因為繁體中文的讀者大部分是熟悉這些過往發生的事情,不需要額外的說明。此外,關於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的情境性描述與訪談者的引用,則是用更多的篇幅,我相信很多參與者會更在意這些細節,因為他們曾經身在其中。

更重要地,隨著反修例運動的猛然登場,中文版專書勢必要加入相關的討論,否則就會有明顯的缺憾。因此,我新加了一章探討反送中運動的過程,尤其是其與先前的雨傘運動之差異,例如從佔領運動到不佔領的 Be Water 抗爭,從學生領導者到無大台的、透過網際網路平台協調的決定方式等。到截稿之止,新一波香港人爭取自由的行動已經取得若干成果,包括逃犯條例修訂的撤回、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的大勝、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通過等,然而香港人也付出沉重的代價,上百位抗爭者逃離家園,成為海外流亡者,以及近七千人被捕者等。然而,這場運動仍未止息,其後續效應仍是值得觀察。

台灣與香港在太陽花和雨傘這兩場運動之後都經歷了重大的政治與社會變遷,更多的社會運動登場,並且蔓延至新的議題;許多年輕人決定參與政治,他們成立新的政黨,並且投身於選舉。2016年5月,台灣出現了第三次政黨輪替,民進黨取得總統大位與立法院多數,首度完全執政。在雨傘運動之後的香港,儘管有不少運動參與者被判刑入獄,但追求各類政治議題的呼聲也躍上檯面。

2019年6月9日,100萬香港人走上街頭反對逃犯條例修正,「反修例」運動登場,之後幾乎每週都有大型集會行動,截至11月24日區議會選舉為止,這場反修例運動已經轟轟烈烈持續了168天,而餘波至今未止,規模遠超過五年前為期79天的雨傘運動。儘管香港政府已經在9月4日正式宣告撤回逃犯條例,但香港人民的抗爭仍未止息。

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

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攝:Mandy Cheng/AFP via Getty Images

太陽花、雨傘、反送中都屬於一種罕見的社會運動類型,其特點在於未預期的爆發、大規模而且密集的參與、有深遠影響的後果。社會學家認為,某些特殊的抗爭事件,在行動當下或許成敗未知,但若由後見之明觀之,這些事件將會徹底扭轉既有的政治格局,開啟前所未有的行動可能性。他們將其稱為「翻轉歷史的抗爭」(eventful protest)。

二十一世紀以來,全球抗爭風潮越演越烈,東亞地區的社會抗爭往往有其國內社會因素,未與全球風潮相接,但太陽花、雨傘、反修例似乎正可匯入其中。這三場台港的抗爭行動雖然都由經濟弱勢的年輕人發動,但受到中國因素地緣政治影響,更有其社會脈絡下的特殊之處。華人文化傾向服從政治權威,為何會上演這般高度衝擊性群眾抗爭?這幾場抗爭的成功機率幾乎為零,兩地參與者為何會參與一場看似不可能成功的行動?公民團體與政治人物都在這幾場抗爭中被邊緣化,太陽花與雨傘的運動領導者甚至是學生,我們要如何解釋這種不尋常的運動領導者?如此大規模的集體行動,究竟是如何產生,並且長期維繫?

北京政府經濟優惠措施在兩地創造出一群享有特權的在地協力者,但更深入的政治干預卻帶來新的不滿。香港人抵抗中國政治干預,而台灣人開始擔心香港成為自己未來的寫照。在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爆發之前,青年抗爭風潮已經登場,隨著台灣與香港年輕人的抗爭行動越來越頻繁,其廣泛而堅實的運動網絡促成了兩場翻轉歷史的抗爭之人際關係基礎。

在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爆發之際,政治機會並不有利於抗爭者,他們的訴求也並沒有獲得執政者的正面回應。然而,在因應抗爭者的過程中,台灣與香港的執政者都犯了嚴重的錯誤,創造出急遽的危機感,使得兩地民眾感受到採取行動的急迫性。因此,兩場運動都不是因為有利的政治機會而產生,而是由於突然加諸的威脅,形成了所謂的對峙僵局(standoff)。對峙僵局是一種自成一格的情境,既有的組織資源與領導者的回應方式,造成了兩場運動截然不同的結局。

在佔領現場,台灣與香港都出現了廣泛而自發的運動貢獻,草根參與者進行自發性決策。筆者提出「臨機應變」(improvisation)的說法,以理解這種「沒有事先協調與規畫的策略性反應」。第四章則關注兩場翻轉歷史的抗爭之後果。在台灣與香港,佔領結束後新一波的抗爭運動興起,青年世代參與者組織政黨,並且參與選舉。後太陽花的台灣經歷政黨輪替,而後雨傘的香港也出現要求自決或是獨立的政治團體。北京如何回應?在在東亞區域又造成怎樣的回響?

為了進一步理解運動參與者的經驗,我也在台灣與香港進行深度訪談,受訪對象包括兩地的學生參與者、學生領袖、公民團體幹部、政治人物與其助理、政黨工作人員、新聞記者、大學教授等。也參考包括紀錄片、深度報導、回憶文集等出版資料,試圖描繪運動參與者的所言所行,賦予這幾場近年來對台港兩地造成巨大影響的抗爭運動,更立體的樣貌。另一方面則試圖就社會運動研究者的角度,解釋台灣與香港幾場翻轉歷史的抗爭之起源、過程與後果。

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

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攝:Xaume Olleros/AFP via Getty Images

「社會」的作用

台灣與香港儘管都遠離中國政治權力核心,但兩者都承受了中國崛起的衝擊。幾千年以來,中國的歷史都受到來自遠方的動盪之影響。傳統觀點認為中華文明的進程是來自於其核心地區的內部發展,但是邊陲的反叛經常帶來了歷史的斷裂與轉型,來自北方遊牧民族之軍事行動決定了統治王朝的命運。上個世紀的民國革命也是起源於一小群廣東的革命分子,孫文與其協力者在香港和海外華人社會建立了動員網絡。同樣地,共產黨革命也是起自邊陲地帶,以及來自於蘇聯的軍事協助。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政權頹圮,世道滄桑,也是因為不願歸順的邊陲經常出現強而有力的挑戰者。

此外,世界強權的興衰與其對於國際秩序的影響,通常是國際關係與安全研究專家的領域;相對於此,社會運動的研究者通常傾向觀察短期間的抗爭動員,這似乎與鉅觀的全球變遷毫無關連。因此,中國霸權的興起通常是以軍事或經濟的觀點進行討論,鮮少有研究者關注其公民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在此,社會運動研究的發現可以填補這項空缺,因為其對於中程(meso)過程(組織間)與微觀(micro)過程(人際間)之關注,有助於我們理解尋常百姓是如何受到鉅觀(macro)過程(國家或超越國家層級)之影響,以及他們為何願意投身於某些非比尋常的抗爭運動。地緣政治的演進邏輯誠然主要是受制於諸多由上而下的力量,例如軍事競爭與經濟實力;然而,公民社會有時也會適時發揮其作用,並產生跨境的影響力。

從太陽花到反修例,台港的公民社會展現了巨大的動員能量,挑戰興起中的霸權。渴望自由空氣的島嶼與城市,越來越不願意臣服於帝國的掌控。如今在新冠肺炎的瘟疫危機下,兩地的公民社會活動都被迫休止。在未來,這些反抗,仍將會意想不到的方式持創造歷史。

(何明修,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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