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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佔領街頭》:紀錄台港的公民社會反抗行動

研究社會運動的一項挑戰與樂趣即是,研究者永遠無法預料社會運動未來的走向,大部分的著作都只能解釋過去發生了什麼事,後來的發展很可能會推翻了研究所獲致的結論。

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

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攝:林振東/端傳媒

何明修

刊登於 2020-03-07

#端 x SHKS

【編者按】:本文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為《端傳媒》供稿。SHKS成立於2017年,是由全球21個國家、250多位學者組成的多學科、多院校合作的獨立研究組織,協會關注香港本地、香港與中國及亞洲的關係,涉足領域包括政治、歷史、社會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標是促成本地與國際、學者與學子之間的對話與合作,並鼓勵概念、理論及研究方法上的創新。SHKS每月在《端傳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

我在2014年出版了Working Class Formation in Taiwan: Fractured Solidari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中文版《支離破碎的團結:戰後台灣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在2014年刊行);在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會寫一本關於香港與台灣的專書,也沒有料想到前英國殖民地的過往與未來會與台灣密切相關。我長期以來觀察台灣的社會運動發展,經常追蹤參與者的行動與論述。在2014年3月太陽花運動爆發之前,我開始發現越來越多的台灣社運參與者前往香港,兩地之間的交流與相互學習更為頻繁。在該年底,香港的雨傘運動轟動登場,理解這兩種具有高度歷史性意義的抗議運動成了不可逃避的知識任務。我試圖研究其起源、過程與後果,也因此,我暫且擱置了手上的議題,專注於台灣與香港的比較研究。

過了四年多,我的專書 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 在2019年初出版了。到了那時,香港的民主運動與公民社會看似已經喪失了當初的動力。在佔領公民廣場案、佔領旺角案、佔中九子案中,雨傘運動的領導者面臨司法的秋後算帳,判刑入獄。魚蛋革命的參與者被以暴動罪重判,香港也出現了流亡海外的政治難民。雨傘運動激發了年輕人參與選舉的風潮,許多本土派與自決派的參選者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勝出,但是由於宣誓風波,有六位民主派議員被剝奪資格。在2018年兩場補選中,民主派敗陣,席次拱手讓給了親北京的建制派。此外,香港政府取締主張獨立的政治團體,通過有違背基本法之虞的「一地兩檢」,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使得反對派議員再也無用「拉布」來阻撓有爭議的案件。從種種跡象來看,雨傘運動所釋放出的熱情早就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無情的政治寒冬。

研究社會運動的一項挑戰與樂趣即是,研究者永遠無法預料社會運動未來的走向,大部分的著作都只能解釋過去發生了什麼事,後來的發展很可能會推翻了研究所獲致的結論。在七○年代初期,周恩來對於遠渡來訪的尼克森說,現在要評價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定位仍是太早。在英文專書最後一段,我提到八○年代初的波蘭團結工聯運動的例子,或許是一面值得借鏡的歷史案例。在一年多的期間,團結工聯運動捲起一股「公民社會對抗帝國」的風潮,但是隨著波蘭戒嚴,運動受到無情打壓,領導者被判刑入獄。短期來看,團結工聯也許會被當成一場徒勞無益的失敗之舉;然而,隨著八○年後期局勢丕變,甚至導致蘇聯的解體與東歐的民主轉型。從事後來的角度來看,團結工聯運動其實是啟動了鉅變的第一步,沒有那一波密集的由下而上之動員,我們很難想像當今的歐洲圖像。如今,經歷半年的反修例運動,「就如同三十年前的蘇聯領導者一樣,習近平在自家後院面臨了一個『波蘭問題』」。

新書命題

在英文專書出版之後,我開始著手翻譯改寫成為中文版,其中一個比較大的變動是儘可能簡化或刪除學術性的討論,以因應更廣大的讀者群。其次,關於台灣與香港的歷史背景也大幅精簡,因為繁體中文的讀者大部分是熟悉這些過往發生的事情,不需要額外的說明。此外,關於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的情境性描述與訪談者的引用,則是用更多的篇幅,我相信很多參與者會更在意這些細節,因為他們曾經身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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