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國際 2019冠狀病毒疫情

疫情下的「中國製造」與全球採購:抗疫物資都去哪了?

中國政府的大額海外採購和中國工廠的「出口轉內銷」,已經和民間捐贈形成零和博弈。主持大多數物資供給和調配的政府部門卻在爭議中隱身。


2020年2月17日,中國河北石家莊一間工廠,工人每天生產26000件防護服,並於24小時內將其送到武漢。 攝:TPG/Getty Images
2020年2月17日,中國河北石家莊一間工廠,工人每天生產26000件防護服,並於24小時內將其送到武漢。 攝:TPG/Getty Images

周華所在的急診科,直到2月10日才漸漸感受到物資壓力的減弱,然而這距離武漢市「封城」已過去大半個月。在此期間,就職於武漢一家大型醫院急診科的周華及同事們,反覆在消毒水中浸泡一次性的護目鏡,甚至身穿武漢衞健委下發的非醫用防護服出診——無法封閉,且布滿小孔,也沒有常見醫用防護服的塗層。「總比不穿強,」周華說。

自疫情披露以來,無論是政府調配、海內外民間捐贈,似乎都無法填滿一線醫護人員的需求。一些擁有中國政府背景的非盈利組織,例如紅十字基金會,因囤積物資、配發不力等遭到公眾質疑。然而,冰山一角之外,主持大多數物資供給和調配的政府部門卻在這些爭議中隱身。

直到二月末,仍有身在武漢的醫療人員向國際社會求助,表示物資告急,這封求助於3日後在作者所屬的廣州醫科大學要求下被撤回。經過數週的調查和數據整理,端傳媒發現目前國內醫療前線的物資主要有三個來源:國內工廠生產、出口轉內銷和海外採購,政府在其中均起到絕對的主導作用。在內部生產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授意外資醫藥企業的中國生產商「出口轉內銷」,同時發起了總額驚人的全球採購,並和民間採購、捐贈形成了零和博弈——許多民間團體想捐物資卻買不到,許多國家不約而同地斷貨,因為幾乎都被中國政府買空。

2020年2月3日,武漢市隔離區的一間病房裡,醫護人員巡視病房並查看隔離人士的肺部CT圖像。
2020年2月3日,武漢市隔離區的一間病房裡,醫護人員巡視病房並查看隔離人士的肺部CT圖像。攝: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疑問接踵而至。政府的採買分配究竟如何進行?為什麼海關公示的進口量與政府公布的物資額差異巨大?從全世界而來的物資都去了哪裏?武漢和湖北究竟被分配了多少?以及最重要的,物資供應的「黑洞」究竟存在於哪一環。

被徵用的中國工廠

醫生周華回憶,1月23日武漢市宣布「封城」前後,是工作量最大、醫療物資也最緊缺的時候。在美國唸書的中國留學生鄭孜研與志願小組,也幾乎是同時間開始境外採購物資,希望幫助緩解國內的燃眉之急。美國時間1月24日,留學生們與防護服生產商杜邦(Dupont)在美國的一個分銷商談好了一萬件防護服的口頭約定,準備翌日繳付定金。然而,分銷商再未回覆過他們的消息。

中國官方的資源調配會議,在1月20日披露疫情時開啟,但實際動作卻晚於此。1月23日,工業和信息化部(以下簡稱工信部)自中央醫藥儲備調取1.4萬套防護服至湖北,國內的口罩及防護服生產商也幾乎全在當日被徵用。在中國國家衞健委帶頭成立的疫情「聯防聯控工作機制」中,工信部被設為醫療保障組組長單位,負責防控物資的統一調撥。

有一個例子可以佐證:一份由工信部在1月23日下發至山東工信化廳的紅頭文件中,山東省日照三奇醫療衞生用品有限公司被定為重點生產供應單位,在1月23日至2月10日間,該公司需每日供應100萬隻醫用外科口罩、5萬隻醫用防護口罩及0.5萬套醫用一次性防護服至湖北,價格由採購方與企業協商,並要求山東工信化廳協助辦理相關醫療產品的註冊證事宜。

據端傳媒查證,日照三奇在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中,僅有醫用口罩的內銷許可資質,其生產的防護服過去用於出口歐洲。

事實上,日照三奇只是工信部工廠徵用的其中一例,除此之外,廣東、河南等全國各地的口罩、防護服生產廠商都相繼收到了徵用通知。在一份列出60餘家口罩、防護服生產商的聯繫名錄中,廠商們均表示已被政府接管,不再對外出售。

2020年1月22日,河北省邯鄲一家口罩工廠,工人正在包裝口罩。

2020年1月22日,河北省邯鄲一家口罩工廠,工人正在包裝口罩。攝:Getty Images

然而,疫情與春節籠罩下,復工艱難,內部供給遠遠無法滿足疫情所需的防護物資。

據工信部在1月26日的聲明,當時全中國可以生產防護服的企業共40家,每天產能僅3萬件;而湖北省提供的需求清單顯示,僅湖北省每天便需要至少10萬件。工信部又表示,還有一部分「出口轉內銷」的生產商,產能約每日5萬件,但需要從出口地區的標準轉為中國標準許可。標準轉換的研究,直到1月29日還在被提及。

據端傳媒的不完全統計,從事「出口轉內銷」的工廠有一部分在廣東省東莞,原先是美國企業Makrite Industries Inc.的供應商,但現在產能全部轉供國內。

目前,在中國藥監局網站99條醫用防護服的許可中,除39條為過去批覆之外,其餘60條均為2020年新的許可。最早一條是1月22日,是一家位於廈門的醫療用品公司許可證到期之後的延期批覆,其他的都是在2月後才下發許可。

即便加速批准國內廠家的生產許可,醫療防護服的生產週期也是阻力之一。生產完成後,醫用防護服還需經過長達7到14天的環氧乙烷滅菌,才能真正投入使用。

圖:端傳媒設計部

同樣是在1月26日這一天,周華收到了武漢衞健委下發的防護服,防護服的衣領位於脖子下方,無法遮擋頸部範圍,且材料相對薄,表面沒有醫用防護服所需的塗層,而是如海綿一般布滿小孔。這款被周華指不合標準、防護作用堪憂的防護服上,有一個綠色標籤,寫着「artic」,屬於防護服歐盟標準的Type 5 加 Type 6,即防固態顆粒物及防輕度化學液體飛濺的防護服,「artic」則是一個德國品牌。

素來直言的周華將問題反映了上去。據國務院1月29日印發的關於《關於疫情期間防護服生產使用有關問題的通知》,Type 5 標準的防護服被稱為「緊急醫用物資防護服」,由於物資緊缺而被分級用於隔離留觀病區(房)、隔離病區(房)。周華表示,後來,這樣的防護服在前線被用於隔離衣,外面再加一層合格的防護服。

工信部報告及湖北省政府網站顯示,截至1月30日,工信部協調至湖北的醫用防護服共8.1萬件,抵達6.84萬件,同時湖北收到捐助共7.45萬件防護服。不過,社會捐贈的情況由於紅十字會分配不當及在海關核檢程序上卡扣而受到公眾指摘,其公布的物資分配明細也因80%發至防控指揮部等行政部門而受爭議。

可以看到,在抗疫的第一階段,也就是武漢封城之後的2020年1月中下旬,物資依賴於過去庫存和國內產能。但受限於庫存和生產力不足、復工艱難、生產週期、標準轉換等,一時形成巨大的供需缺口。這一階段也是前線醫療人員向外發出求救最頻繁的時候。一時間,海內外的民間捐贈成為填補缺口的重要來源。

但隨着疫情的蔓延,政府的物資策略也轉入了新的軌道。由政府主導的國際採購開始登場。

工信部副部長王江平在1月26日的新聞發布會中表示,國內庫存已全部調入湖北,另外有國際採購的22萬防護服也正在路上。兩天之前,國際防護服巨頭杜邦稱受上海政府委託,為上海籌備進口防護服21.6萬套,27日、28日分兩批抵達上海並通關,物資將全部用於上海防疫工作。杜邦稱,1月底開始與中國國家工信部合作

在大洋彼岸的留學生們終於在1月27日收到了杜邦分銷商的回覆:防護服已售罄,取消訂單。這不是巧合。

2020年2月6日,日本名古屋一間工廠的生產線上,工人檢查生產口罩的品質。

2020年2月6日,日本名古屋一間工廠的生產線上,工人檢查生產口罩的品質。攝:Tomohiro Ohsumi/Getty Images

他們買不到,是因為都被中國政府買走了

1月30日,世界衞生組織(WHO)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定性升級,氣氛更為緊張。

鄭孜研從杜邦的員工那裏得到消息,與中國政府合作的杜邦,已將亞洲貨源全部調往中國,此前運至上海的防護服,不只來自其官網所指的柬埔寨,也有美國庫存,加之原用於出口的中國產能被政策規定「出口轉內銷」,使美國防護服分銷商不得不大規模限購。

被取消訂單後,鄭孜研所在的志願團隊接連聯繫了35家分銷商,均得到限購的回覆——個人最多僅可購買150件,大額採買需擁有在美國的醫療資質。

這不是孤例,即使是當時美國聲勢最大、號稱找到340萬件防護服貨源的留學生團體,也沒能買到。杜邦公司員工私下告訴鄭孜研,緊缺的貨源有關政府層面的大宗採買。

簡單來說,他們買不到,是因為都被中國政府或政府支持的資本買走了。

事實上,政府通過央企、電商等自海外的採購,在公開信息中有跡可尋。2月4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報導稱,國藥集團、中國鐵建、中國能建、華潤集團等中央企業已從海外採購口罩627.09萬隻、防護服18.45萬件;自海外運輸口罩137.03萬,防護服27.1萬件。央企在2月2日之前,共計自海外運往中國境內的防護服達45萬餘件。

新華社指,由復星和騰訊共同從英國、日本採購的4.5萬件防護服在1月31日抵達武漢,其中有3.2萬件為工業級防護服——並不能用於一線防護。復星集團稱,截至1月29日,其已採購33萬個口罩、27萬件防護服。

無獨有偶,2月3日工信部會議中也提到,京東、物美、順豐等多家電商企業利用全球供應鏈資源,對口罩、防護服、護目鏡等緊缺物資進行了跨境採購,具體採購數額未明。

2020年2月1日,法國西部的一間口罩工廠的生產鏈。

2020年2月1日,法國西部的一間口罩工廠的生產鏈。攝:Loic Venance/AFP via Getty Images

中國最大電商平台阿里巴巴,更早在1月25日便宣稱設立10億人民幣的醫療物資海外採購專項基金,並宣布免費承接跨境運輸,又被報導稱其創造國際救援物資運輸從韓國到中國當日送達的奇蹟。

2月3日,一份由中國國務院流到《華爾街日報》的文件指出,中國政府要不惜餘力地吸收所有的庫存,買下所有的口罩和防護服,以確保物資儲備足夠應對疫情。

國內官媒不遺餘力地為這些企業進行宣傳,「全球搶購 國企之責」、「海外運輸 生死速遞」、「全球買買買」這些新聞標題屢見不鮮,海外採購遍及亞洲、北美、歐洲、大洋洲甚至非洲。在經濟較不發達的地區,例如非洲肯尼亞,物資也被中國資金搶購一空,因此被指責會對當地的公共衞生造成負面影響。

這幾乎引起了全球範圍內的物資恐慌。因肺炎疫情不斷蔓延至世界各地,各國紛紛實施對中國的限購或出口,以確保本國物資足夠應付可能的疫情爆發。在美國,特朗普政府的貿易顧問Peter Navarro建議減少美國醫藥企業對中國製造商的依賴,大批中國製造商在此刻「出口轉內銷」直接造成了美國的供應不足,中國政府的採購又進一步「清空」了美國庫存。《華盛頓郵報》在2月刊文稱,美國目前的口罩存貨僅能保障醫護人員四周的用量,同時,聯邦政府每日都在和在美國本土銷售防護設備的製造商和分銷商進行會談。

時至2月中旬,歐美市場幾乎已對中國民間志願團體關閉了購買通道,許多海外民間團體甚至是在海外籌款、然後再國內找防護服廠商。但如周華這樣的一線醫護人員依然表示物資緊俏。接下來的疑問便是,中國政府買遍全球的物資,去了哪?

政府壟斷了疫情信息,也幾乎壟斷了物資

據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數字,在1月24日至2月2日間進口了252.9萬件防護服。同時,負責分配物資的工信部數據顯示,截至2月2日累積向湖北發放醫用防護服15.45萬件,這些全部由國內被徵用企業生產,而至2月3日12時,湖北省公布的社會捐贈醫用防護服共21.87萬件。

也就是說,長達九天的全球採購後,湖北分配到的資源不及一個零頭。

圖:端傳媒設計部

直至2月中旬,重災區湖北省的日常消耗仍舊主要來自於正在艱難恢復的國內產能。2月6日,武漢市政府在發布會中稱,當日醫用防護服需求5.99萬件,缺口4.14萬件,為緩解供需矛盾,其採取了三項措施:繼續在國內外採買物資,將國家和省裏配給重點保障火神山、雷神山、方艙等醫院,支持本地醫療物資生產商加大產能。然而,其發布會中提及的重點保障醫院,均為輕症、中症患者醫院。

事實上,湖北省直到2月4日才開始公開前一天收到的總物資數據。2月3日至9日這一週,工信部給湖北的調配量大幅度上升至28.7萬。或可解釋為早前海外採買與統籌調配有時間延遲。但對比同期海關總署公布的進口數據與湖北省獲得的防護服總量,差距依然驚人,其他的物資去了哪裏?分給了哪些省市?還是留作庫存?不得而知。

更重要的是,據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顯示,進口醫療物資的貿易形式上,捐贈物資僅佔17.8%,其餘82.2%均以一般貿易進入港口。這意味着,大量進口的醫療物資並未進入紅十字會、慈善總會等的統計名錄,而是在政府採購的信息「黑洞」裏,其去向成了一個問號。

2月中旬,端傳媒記者收到一封讀者來信,系在美國東海岸組織募捐的留學生和校友團體。「官方採購/官方支持的大資本採購同民間採購的競爭近似乎零和博弈。」這封信中寫道,民間團體更傾向點對點的捐助模式,指明接受物資的醫院,辦理定向捐贈手續——過程隨宂雜,但有跡可循,有證可查。而「官方採購的物資歸於聯防聯控機制進行全國統一調配,而調配的機制公開程度還很不夠……進口的幾百萬套防護服的具體內容和去向大多尚未公開。」

2020年2月6日,北韓平壤一間針織廠的工人正為預防新冠病毒而生產口罩。

2020年2月6日,北韓平壤一間針織廠的工人正為預防新冠病毒而生產口罩。攝:Kim Won-Jin/AFP via Getty Images

為此,端傳媒記者依次梳理數筆各財團及分海關的海外大額採購,大多數物資在抵達中國境內之後的去向,就再無蹤跡可尋。數位熟悉政府治理和相關資源統籌的專家、學者亦對這一話題三緘其口。

但可以明確的是,國家在壟斷疫情信息的同時,也幾乎壟斷了物資。

數據指向的是,武漢和湖北並未被特殊「照顧」。國家主張的採買行為之下,各地放政府亦各自為政,財政更雄厚的大城市便會得到更多資源。例如,美國防護服生產巨頭杜邦公司與國企背景的上海醫藥集團簽訂採購合同,二十餘萬防護服全部用於上海。另一家巨頭3M公司則稱上海市政府「接管」了其在上海的工廠,在中國生產的3M口罩則主要銷往上海。阿里巴巴的採購也照顧了自己公司所在地的浙江省。浙江國企英特集團,在1月底為浙江醫護累計供應防護服和手術服近10萬件,其中2000件被提供給22日前往支援武漢的醫療隊。復星集團截至2月22日共於境外採購防護服101萬件,去向只有在一些零星的報導里可以找到蛛絲馬跡。1月27日至2月4日,烏魯木齊海關共檢驗防護服34萬餘套,去向不明。

據BBC報導,甚至出現了一家工廠被好幾個中國政府部門或國企盯上,還有某政府部門得罪另一部門的情況。例如,國企背景的天津紡織集團的黨委書記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我們不計成本墊付資金,安排專人搶貨驗貨。」而這些細節,成為了如潮水般的求助信息、鋪天蓋地的口號呼喊中的信息盲區。

此外,也存在地方政府截留物資的情況。例如,2月初,雲南大理市用一份《應急處置徵用通知書》,將重慶政府委託有關企業在海外採買的口罩「截留徵用」。儘管大理市衞生健康局局長後被免職,但志願者們告訴端傳媒,這並非孤例,只是重慶市政府出面發了聲。

史丹福大學社會系教授周雪光在著作《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中寫道,舉國體制之下,中央「資源向上集中,從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而地方政府「常常表現為各行其是」,或可解釋物資爭奪這一奇特景象。同時,各個地方政府出於對短期政策目標的追逐,也有意或無意地引發了地區之間的競賽。

2020年1月27日,江蘇省南通市一名工人正在製作醫療用的保護衣,以應付中國當前的醫療需求。

2020年1月27日,江蘇省南通市一名工人正在製作醫療用的保護衣,以應付中國當前的醫療需求。攝:STR/AFP via Getty Images

2月11日之後,中國國內的生產力開始恢復,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來自於央企改制。新華社稱,防護服企業復工率達77%,大量紡織服裝企業轉向製作防護服,以上海一間工廠為例,日產能可以達到6000件。同期,工信部消費品工業司副司長曹學軍表示,疫情前期「進口防護服和庫存防護服在供應保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後續將以國內生產為主。2月15日,國資委發布了部分轉產醫療物資的央企,稱「以戰時狀態」推進生產。湖北省政府公布的醫用防護服數量也開始上漲,到2月15日終於達到了早前提及的10萬防護服日需求。

但值得指出的是,國資委名錄裏的所有央企,早前多未生產過醫療物資。其中,原從事軍需保障服務的新興際華集團,稱其「從零起步」,「迅速轉產攻堅」。另一家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所屬的蘇美達公司,是在2月26日才獲得醫用防護服生產資質,但幾日內已生產萬餘件防護服。

周華告訴端傳媒,目前物資壓力沒那麼大了。但時至今日,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網站上,仍然未見新興際華集團的名字,這家公司在2月14日宣稱日產4.4萬套防護服,承擔了當天三分之一的產量。

另外,這些新送來的防護服大多為XL和XXL號,只適合男性身材,很多女醫生、女護士穿上去褲襠掉到膝蓋,只能用膠帶粘一粘,勉強穿。他們沒有辦法抱怨,在比武漢更次一級的縣市,依然物資不足,且更難被公眾留意到。這些困境,被物資「黑洞」席捲着,留下一個又一個問號。

端傳媒實習記者 張美悅、王筠琪 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周華和鄭孜研為化名

感謝受訪者鄭孜研及北美志願者為本文提供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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