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黃色經濟圈的香港餐廳「光榮冰室」，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因一度表明不招待大陸客人和普通話客人而引起小範圍熱議。店方解釋此舉皆因政府遲遲不對大陸封關，小店為避免防疫漏洞才出此招。但這一做法也令生活在香港的大陸人感到尷尬，甚至不滿。日前，自2008年便赴港求學並定居，且已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的香港教育大學講師黎明，和一群中港友人前往光榮冰室，他們試圖用普通話點餐，隨後並贈予小店口罩等物資，以圖示好。隨後她將幾人的遭遇寫成文章，於本週初發表在網上。
文章發布當日便引爆香港輿論，並延燒數日，各立場論者爭吵不休。文中所引黎明等人在小店的待遇不佳，接續上了疫情期間小店「歧視」內地人的討論，同時也再度令中港矛盾、族群對立等問題浮上枱面。對黎明文章的批評，還涉及到寫作視角存在「高傲的」菁英主義之嫌，也有本地論者批評他們的介入形式存在問題，實際上並不利於真正形成對話。另一方面，也有論調認為，「光榮冰室」雖言是出於政府的不滿，但無可否認其做法確存在敵視；若在此事件中只揪著黎明等人不放，卻對冰室做法毫無檢討，也是不公平的做法。
事實上，關於這一事件的討論角度非常多元，因事件本身涉及到中港矛盾、疫情、恐懼心理、身份政治、階級、語言等多重語境，並與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運動團結」的論述有銜接。若拋棄這些語境及脈絡來單獨就某一層面進行討論，恐怕都未屬完整。此外，這場爭辯也愈發凸顯出對話、溝通在當下的困境——想要營造的線下對話沒能成功，公共討論中的「對話」也還未形成，雙方陣營似乎都困於講述自己的經驗，對對方的理解似乎仍是脱節的。
自然，時代複雜、話題立體，一位論者的觀點也確難以面面俱到。因此《端傳媒》邀請了三位來自香港和大陸的、論述相對縝密及開闊的論者，來從不同角度解讀這次爭議。他們將提及黎明文章為何引來爭議，繼而討論溝通與權力的關係，以及延展到最為輿論關注的身份政治問題。部分內容原發於部分作者個人社交媒體，在端上做了增補或修訂。
在開始閲讀前，《端傳媒》也附上前因後果相關資料、黎明等當事人的文章，以及「光榮冰室」事後接受《蘋果日報》採訪的報導，以便讀者參考之需。
第一階段，1月28日，包括光榮冰室在內的三家餐廳表明只歡迎香港人進店。
光榮冰室聲明
我去了三家「只歡迎香港人」的餐廳吃飯
黎明：疫情恐慌與公共話語生態，一個批判性的觀察
黎明：「雖然⋯⋯但」——從話語分析看被歧視的日常
第二階段，2月16日，「光榮冰室」遭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警告有歧視之嫌，「光榮」回應指員工只會講粵語。
第三階段，2月22日，黎明及中港友人的社會實驗
黎明：說著普通話，等待一個不曾謀面的人
另一位當事人：回到恐懼的現場——我的光榮冰室手記
蘋人誌：民間果斷封關 平機會告我吧！光榮老闆Glory
以下為三位論者觀點。
溝通中的權力關係
當書寫對象沒有我們的 audience （讀者）和影響力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對那些權力關係更加敏感？
陳婉容，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博士研究生
之前就覺得光榮冰室禁絕普通話客有問題，如果起初原因是因為政府不肯封關，那就明文禁絕所有三星期甚至一兩個月內出入過疫區的人士好了（沒錯，自然是很難分辨的——但無奈也合理化不了禁絕一整個族群的 bigger evil，這就算在傳染病學上也說不過去吧），何必要講「禁絕普通話人士」，加劇原本已經愈來愈濃的排外情緒？黃色經濟圈可以是好事，但「黃」作為一個 marketing niche （小眾市場）卻是我很不待見的事。
光榮就黎明的文章發了一個聲明，說「放蛇留返俾藍店」。就算我覺得黎明的做法不完美，我也會問：為甚麼「黃店」就有 default （默認的）道德高地，黃店的行為就不能被 scrutinize（審視）？為甚麼不是應該拿更高的標準檢視黃店？不是應該律己以嚴？難道又是「打緊仗」（在打仗，指要在運動中團結）不能檢討，要檢討必先要出來打三百回合證明自己流過血流過汗的邏輯？如果永遠都是「打緊仗」的例外狀態，永遠都打壓個體差異，拒絕檢討的話，到底有多少個體要被排除在這場運動以外，成為沒資格參與的人？
然後，剛剛跟從大陸來港的友人聊光榮冰室事件，我們結論一致：光榮冰室手法有問題，但我們對於黎明博士的三篇文章也感到有點難以解釋的不舒服。友人說，為甚麼必然要強調自己是「手足」，或者支持運動呢？為甚麼要拿連豬和 pepe 眼罩去光榮（雖然這些可能已成日常基本配備）？我想友人說的是，假如我們反對的是族群歧視或針對性行為，而不是為了自己在運動中的付出「討個公道」，何必要強調「手足」身份，又要煞有介事地拿一堆物資送給光榮？明明物資到處都缺，也到處都可以收，而光榮又不是甚麼社福機構。
我的著眼點跟友人有點不同。黎明一行人想去見光榮冰室老闆，結果見不到，最終跟他們溝通到的只是店方幾位阿姐。無疑當中的權力關係是複雜的：一方面，黎明﹑鍾一諾等人是博士學者，也是臉書有萬人 follow 的 KOL ，而樓面阿姐只是茶餐廳幾十蚊（港幣）時薪打工仔；另一方面，光榮是在黃絲圈有道德號召力的店，而黎明因為她的大陸人身份，就算支持運動，也只能當「半手足」﹑「臨時手足」：需要你時就是手足，不需要你時就是他者，外人。我對黎明私下向光榮提出溝通的方法完全沒有異議（我甚至覺得是勇敢的行為），但那條「禁絕普通話人士」的規矩大概不是小員工想出來的吧？既然見不到老闆，為甚麼要單方面公開書寫那幾位跟學者／KOL 權力完全不對等的阿姐？阿姐可以在哪裏抗議？可以在哪裏放蛇，再公開 counter （反擊）黎明對她們的單方面的 representation （代表）？
社會學家 Arlene Stein 在她的文章 Sex, Truths, and Audiotape 中檢討了她和她筆下書寫對象的權力關係。她在一個保守基督教小社區做田野，研究後來成書出版，當中地點人物全部隱去，或用化名代替。可因她文筆太好，小社區被她形容得活靈活現——很多人很快猜到這是甚麼社群，甚至那些人物角色全被起底。Stein 是同性戀者也是猶太人，極不認同研究對象的政治見解（甚至可以說那些保守的福音派教徒在某些層面上是在壓逼像 Stein 這樣的人吧），可是她也承認那不是為了學術標準（例如追求 Geertzian thick description ）而疏忽保護研究對象的理由。我不是說我們應用同一標準看待黎明的臉書post 和出版一本研究著作。可是，當書寫對象沒有我們的 audience （讀者）和影響力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對那些權力關係更加敏感？
我不想令人覺得我是在各打五十大板，但這些情緒不是一天半天累積而來，就算當中夾雜了仇恨，就算是不夠理智，不夠智慧，不夠善良，也不是這樣的一場沒有交流過的交流可以梳理的，更遑論排解了。我同情黎明的立場，對民粹本能抗拒，也討厭愈來愈強烈的族群歧視情緒。但，我們如何可以持守正義，但同時不用高高在上的姿態教導別人甚麼是正義，或責怪別人知識不夠，善良不足？那是我自覺一直做得非常差的事情（我是常常看到留言區討論區的排外言論就會懷疑香港人智商的人）。只是覺得問題太大，牽涉的權力關係也太複雜，那三篇文章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甚至不是初步理解問題的好方法。引來這樣的爭議不得不說是很可惜的。
可是，如果光榮冰室事件如果可以引來更多關於權力與溝通的討論，大概也可以算是一件好事吧。
當我們想溝通的時候，我們在想些什麼？
YW，現居美國
發現自己經常和來自大陸的左派朋友在香港的問題上有意見分歧，很有趣。趁這個機會，我覺得有必要從一個支持運動的大陸左派的位置上嚴謹地分析一下我的觀點。
寫作目的和聲明：
人是有權選擇不溝通的，有權不心平氣和，不要和表示不願意溝通的人強行溝通，不要用別人明確表示不喜歡的溝通方式或媒介來溝通，更不要將溝通作為道德強加給別人。
1、何必溝通？溝通什麼？在各種國家暴力中，在歷史層層累積的矛盾和認同中，在不同語言的規訓中，我們何以奢求溝通的順暢？因而寫作這篇之前，我想澄清，這篇文章不是想說明溝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不是將溝通視為一種個人道德，也不是在假裝這個時代裏我們還留有很大的公共溝通空間，只是想探討並理清一個問題：黎明說她想「尋找對話的可能」，而當我們想溝通的時候，我們在想些什麼？
2、和誰溝通？公共話語中，尤其是網絡空間裏，充斥各種不願意溝通甚至破壞溝通的聲音，我認為這都是非常正常的，在討論溝通問題的時候，互相尊重雙方真誠的意願永遠是第一位的，所以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人是有權選擇不溝通的，有權不心平氣和，不要和表示不願意溝通的人強行溝通，不要用別人明確表示不喜歡的溝通方式或媒介來溝通，更不要將溝通作為道德強加給別人，故而我不認可黎明文中將平和溝通視為一種更高道德、並且不太體認光榮飲食的主觀意願的口吻。
3、溝通能力？在中港衝突的大背景下，身為意圖溝通的人，我們很經常是在各種信息、境遇和情緒下失語的、挫敗的、混亂的、言不由己的，這些都無比正常，但也很容易讓我們違背了溝通的初衷，連自己想表達的觀點都沒法理清楚，這樣只能感召到同一身份同樣觀點的人，讓其他觀者覺得不知所言甚至造成不必要的誤解，因而建設溝通能力是談溝通問題的前提。我試圖說明，黎明的文章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各種層面、信息和觀點混雜在表達中、而且不敢把自己的全部政治態度（尤其是政治化新移民歧視問題）清晰表明的例子，因而她的文風顯得糾結而不直接。通過寫作這篇文章，我希望練習並學會澄清自己在混亂局面中的立場，而不用道德遮掩政治立場。
4、明白在港大陸人，尤其是運動支持者當下的處境有些尷尬，接收到的信息、待遇和各種情緒紛繁複雜，黎明的文章正正展現了這種尷尬中的體驗、情緒和感受，作為一個「不在場」的人，我並沒有太多第一手經驗上的發言權和評判權，因而此文的對話對象更多的是不在場但願意參與討論的大陸左派，並無意否認黎明文章在居港陸人中間撫慰人心的價值。我在第一部分批評其政治主張的模糊和泛化，在第二部分的討論僅針對她的公共對話態度，但尊重且不針對她所有的私人感受與觀察。
概念與論點澄清：
首先，有必要區分一下政治化、倫理化和道德化的區別。這裏我的討論把政治化限定為他律意義上的主張（強調他人或者某些機構應當做出調整），道德化是自律意義上的主張（強調自身的道德完善和行動審慎），倫理化是自律和他律必須同時存在的主張。
第二，我論點的核心很簡單直接，有兩個：
1). 政治主張：不應泛泛地政治化（politicize）光榮冰室針對平機會指控而做出的「不會講普通話」的聲明
2). 公共溝通：基於倫理（ethics）和效能考慮，不應該道德化（moralize）自己的政治立場
下面分條論述，首先是政治化的問題。黎明文章中暗含的是一個語言和身份政治上的問題，針對的是在香港講普通話大陸人士尷尬處境的狀況，暗含着對他人（光榮冰室）行為和態度的考察和批判，因而是一種政治化（他律）。這裏的危險是，許多中產出身、同情運動的左派香港大陸人，在被語言歧視困擾的時候，所做出的政治化論述在當下這個歷史時刻下存在身份和階級局限問題。
作為一個母語非廣東話，後天學會廣東話、並且挺左（有時也挺膠）的支持運動的大陸人，我的基本態度是：
第1，新移民在香港被歧視問題應當被政治化，但是不應該被泛化甚至精英化（類比女權運動中的對玻璃天花板精英女權的反思以及黑人平權運動中後奧巴馬時代的底層轉向），從左派的立場上看，香港新移民身份政治的重點應當放在底層新移民處境問題，譬如新移民領取社會福利資格不足，大陸單親母親在香港的貧困化，底層新移民遭遇的類似welfare queen的污名化問題等等，我不會泛泛而談新移民歧視，因為要帶着階級視角看待普通話歧視問題，否則就容易陷入新自由主義化的身份政治；
第2，新移民歧視問題的政治化，在以普通話歧視為論述的中心時要非常小心，因為普通話歧視在「邊緣語言區」常常是一種反語言霸權的手段，而在香港的反北京新殖民主義語境下更成為政治抗爭的對象
這就是我先前用 Franz Fanon 在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中支持阿爾及利亞反殖民運動的原因，因為這種手段可能會傷害支持反霸權的一般普通話人士，與阿爾及利亞人轟炸普通居阿法國人的咖啡館有相似的爭議，Fanon 認為，暴力反抗是一種必要政治姿態，反抗不可能膠膠地誰也不傷害，也是一種被殖民者必要的心理建設。在我們當前討論的香港語境中，普通話歧視作為一種政治反抗，其暴力程度要比阿爾及利亞低得多、温和得多，是一種輕微的恐怖（micro-terrorism），具有其正當性且殺傷力遠遠沒有Fanon所支持的那種反殖民恐怖主義要大，當然在香港語境下也有很大爭議性，原因正是前面提及的有長期歷史的新移民歧視，但是承認爭議性不直接等於否認其正當性。
做個思維實驗可能更清晰。在汕頭這樣的方言區，外地人歧視由來已久（作為一個汕頭人，我也非常不認可這點），在日常交往中區別對待講普通話的人士，尤其是底層外來務工人員，這是一個應當被政治化的問題，因為大背景是階級不公和城鄉不公；
但是基於保護本地語言而刻意不講普通話，保留一些純粹講本地話的區域，不招待普通話人士，這裏就是一種有正當性的 micro-terrorism，因為大背景是普通話的強勢入侵和本地語言（「方言」）的岌岌可危。
而在香港，普通話人士一概而論地政治化「普通話歧視」，是與本地政治化新殖民主義和民生壓力有根本衝突的，這時候，作為支持本地反殖民活動的普通話人士就更應該直面和釐清光榮冰室這個有正當性又爭議性十足的政治姿態，講清楚爭議點在哪、何種程度上是歧視、何種程度上是正當，而不是一味以他律的政治化語言否定之。
而從我個人角度出發，我會非常明確表達，階級不公、國家新殖民主義和語言霸權之惡要遠遠超出族群區隔之不當，且前三者是族群區隔很大程度上的誘因，而且以大陸身份去政治化語言區隔，只會和蚌相爭漁翁（掌權者）得利，因而我個人的立場是不會去特意政治化族群區隔這個問題。
小結：從政治化角度看，黎明的問題意識 frame（建立） 得不夠嚴謹、清晰，一方面容易泛化新移民歧視問題（雖然她有以及自己的階層優勢，但通過將新移民歧視與普通話歧視聯繫起來，她其實隱去了新移民歧視中更應該被關注的階層議題）；另一方面容易泛化「普通話歧視」的不正當性，沒有釐清新移民歧視、反普通話霸權、反新殖民主義在其中的共存。這直接導致她雖然在講一個非常政治性的問題，但傳達的政治觀點非常模糊、不到位、易生誤解。
其次是道德化的問題。前面有定義，道德是自律，政治是他律，倫理是自律加他律，黎明的文章第二個問題就是用自律的口吻陳述一個他律的問題，這裏我的出發點是公共溝通（public communication)，黎明的這種道德化（moralizing）口吻一方面違背了溝通倫理（communicative ethics），另一方面喪失了溝通效能（communicative efficacy）。
在論述以前需要做兩個假設：
第1，假設在當下政治語境中，哈貝馬斯意義下的理性的公共討論空間，在「唔識講普通話」這個議題上，在黎明們和光榮冰室們之間是存在的且值得維護的，公共對話的應然性和實然性當然可以辯論（參考 Amy Allen 在 The End of Progress 中對 Habermas 溝通倫理之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以及去年 Benhabib 和 Geuss 之間很有趣的辯論），而且在現實操作中，很多情況下對話並不值得（譬如遇到徹底抗拒溝通的人）；
第2，假設她把這篇文章發在Matters上這一行為，存在一種真誠地企圖參與公共對話的姿態（她在文章中將光榮飲食視為溝通對象，認為其公開聲明是溝通的契機），所謂公共對話的企圖，指的是真誠地意圖通過交流達成有效表達、互相理解、部分說服和平等交換和商量意見，其中有一套保證互相尊重的對話規則（比如不人身攻擊，不智識貶低，不佔據道德高地），具體參見 Dryzek 的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Divided Societies: Alternatives to Agonism and Anagelsia，這些規則不僅在倫理上有意義，而且也對溝通效能存在影響。
在這兩個假設成立的前提下，黎明的道德化姿態包括：把港榮冰室的行為簡化為疫情下「將某些生活在同一社區下的群體視為『他者』」，在敘事中講述對方在自己的道德行動中」尷尬「和道歉並獲得自己諒解，以及，在總結部分把這次進入冰室的行為和自律性的「對抗瘟疫的唯一方法就是正直」聯繫起來。
在此背景下，我反對她在公共對話中的道德化姿態的原因有兩個，
第1，從溝通倫理上看，她缺乏對言說的角度（standpoint）敏感性，亦即，這個道德高地被誰佔據？文章中誰顯得「不道德」？在道德主張言說中，誰有合適的角度（standpoint）去批評光榮冰室？在她的這個論述中，她站在道德高地上把處於低地的光榮冰室拉高了一截，非常居高臨下（condescending），若對方不自動改變立場和做法，在她這裏就馬上陷於不義之地，被剝奪了作為「道德人」的身份。這違背了公共對話中不道德化的倫理原則。
第2，從溝通效能上看，道德感召是一種非常無效的對話方式，因為道德語言是尊從自律原則的，當她的道德表述和公共對話議題姿態（as in具體商榷冰室做法的利與弊）混在一起時，就呈現出一種自相矛盾的樣態，她是要在對話中和冰室商榷這個做法本身的正當性與策略性呢，還是要展演一種道德自律的優越性呢？這兩者似乎在她的文章中共存，且道德化蓋過了對話性。
小結：從道德化角度看，黎明這篇文章的道德口吻既居高臨下，又造成無效溝通，可能和她想要溝通的初衷相違背。
身份政治的迷霧
如何營造一種大陸「手足」與港人的理性對話？會發現在身份政治「他者化」的空間裏，並不能搭建這樣的平台，相反還會造成更多的誤會和叫板。
馬闔斐，居英學者
在筆者看來，這場討論大抵引出了兩個主要問題：1. 在香港的語境中何為歧視，何為racism？2. 究竟作為支持「反送中」運動的港漂乃至大陸「手足」們是否能找尋一個理性討論的空間來參與香港本土的政治公共討論。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們首先來看種族主義（racism）的定義。在西方語境下，種族主義被廣泛地定義為：一個種族基於其種族的優越感對其認為的種族低賤的另一個種族族群的歧視、偏見及敵對情緒。回到香港的語境中，從這幾天的討論中看，一些本土派朋友對光榮冰室事件所產生的「港人對大陸人的歧視」這一觀點並不認同，因為香港人本身即是被壓迫/被殖民者，被壓迫/被殖民者對於壓迫者/殖民者的敵視通過對大陸人的態度凸顯出來，而這種敵視並不能簡而論之為「種族主義」。
誠然，筆者承認這是一個複雜的困境問題。是否種族歧視本身與身份認同政治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從香港歷史角度來說，「香港人」的身份是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和民間互動的一個主動構建的結果。1997年，人類學家麥高登（Gordon Mathews）對「香港人」的文化身份做出了一個總結，即是」華人性（Chineseness）加西方性「的綜合。他認為，作為族群本身，香港人是華人，同時承載了西方的殖民文化，豐裕的資本主義經濟和人權，法制，民主等西方式的政治理念及結構。（註1）在香港殖民歷史的背景之下，特別是戰後「香港人」成長起來，不同於他們的祖輩，真正開始地把香港作為了自己的家，「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也隨之開始有意識地進行塑造。
但根據劉兆佳等學者的敘述，和當下不同，殖民時期的關於香港本身的身份認同是具有模糊性的。而這種模糊性在政治上又是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抵抗，以及對大陸「共產恐懼」的回應。而1997年主權歸於中國之後，經歷了頭個十年後，陸港矛盾越來越尖鋭，反國教，反高鐵又促發了新一波的本土社運及意識。港英時代的身份模糊性的壓迫對象只剩下中國這一元，隨之本土身份認同的強化也是應然的結果。
同時，早期的香港人的身份論述又建立在一種對大陸認知的優越感之上，因為1949年後，英國管治的香港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繁榮的「四小龍」之一。大量大陸移民的湧入，也持續助力香港的經濟繁榮。隨後，港人由經濟繁榮產生的先進性及優越感，將同時代的生活在落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同胞斥之為未受教育、未開化的「Ah Chan」「北佬」即是一種（地域）歧視。這種歧視並沒有隨著改革開放之後、新自由主義化了的大陸經濟的快速成長而消失，反而因為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的挑戰而增強了。「蝗蟲論」「赤納論」隨處可見。
但這種歧視是相互的，大陸網民同時間也在不斷地以「港燦論」「暴民論」污名化香港人。這種歧視的互動毋寧說是兩地在新自由主義化瘋狂搶奪市場資源，和保護本地市場資源的背景下衍生，並被強化成一種地緣的「仇恨」。從地緣角度講，不管是在大陸還是在香港，這種歧視都是一種多數對少數的絕對壓迫及暴力，因為中國人/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增強，已不局限在地域歧視，甚而擴大成雙方族群仇恨的武器。
在這種族群仇恨的敘述之中，大陸人被簡化成為了政權壓迫者的化身，同理，香港示威者也被固化為暴民。同時間，這種刻板化的仇恨話語被雙方更廣泛地接受了，卻很少有人在歷史的回溯中探討這種仇恨話語背後複雜的犬牙交錯。簡而言之，我們都被身份政治的迷霧遮蔽了雙眼，在身份政治的框架下「族群」仇恨與對立變成了一個無解之命題，似乎只有武器（暴力）的批判才能打破這種互相仇恨的對立。
誠然，在某個時間段，暴力的批判是被壓迫者打破壓迫的最好工具。但身份政治所創造的「壓迫者」本身的形象亦是有問題的。某位本土派朋友說，我們各自都帶著VR眼鏡，沉浸在各自的風景之中，風景差異太大的人則沒有互相理解的基礎。（註2）筆者認為，這種差異既建立在「大中華膠」意識的「天朝上國」的樓閣裏，也建立在本土派港人對新自由主義經濟飛黃騰達的憧憬中。只是雙方都不願承認自己其實生活在資本主義壓迫（不管是自由資本主義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現實之中。而這種壓迫正是中共所主導的、在兩地肆無忌憚野蠻生長的新自由主義惡果，只不過被兩邊用身份政治構建起來的國族意識所掩埋。
對香港民主派支持者來說，中國的問題核心始終是政治獨裁和企圖將香港一國一制化（無論是以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還是其他如831的政治手段）。過去一年中香港在政權機器的主導下自上而下所施加於市民及社運分子的政治壓迫，給人造成了無法忘卻的政治創傷，更是凸顯出這種對兩地一體化獨裁的恐懼和擔憂。
同時，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面對上面提到的新自由主義式的經濟壓迫（普通的香港人由於對放任自由市場觀的崇尚，可能忽略了同樣自上而下的經濟壓迫），陸港都有類似的尖鋭卻很難解決的社會矛盾。例如，面對資方996的強勢，員工無止儘的加班和過度勞累；面對地產霸權的貪婪攫取，居者對改善住房條件的無力承擔；面對新自由經濟的放任自流，兩地內部各自越拉越大的貧富差距，等等。更勿須提及這些問題的背後連接著壓迫香港的本源，亦是壓迫中國的政經本源——中共。
所以，如果要回答第二個問題，如何營造一種大陸「手足」與港人的理性對話，則會發現在身份政治「他者化」的空間裏，並不能搭建這樣的平台，相反還會造成更多的誤會和叫板。在筆者的有限認知中，答案只能是：通過把焦點聚焦在中港兩地被壓迫的共性，才能加強基層團結的力量，從而超越知識界的討論，回到關注基層社會矛盾本身，進而參與港地的公共政治討論。
如此，藉由法農之理論所拋出的「阿爾及利亞人和法國人如何為友」的問題，亦可從此途解答：如不是反抗你我共同認識的壓迫者，也不會有那麼多的大陸「手足」自去年以來一直前仆後繼。這不是身份政治構建中，來自於宗主國支持反殖民的部分國民的支持，而是反抗共同壓迫根源的應有之意。只有明晰壓迫本源，超越對族群仇恨之固守，而非製造對立，被壓迫者們才能真正的團結起來。希望我們的社會不被仇恨的聲音所綁架，反讓真正的惡者在世間逍遙。
註1： Gordon Mathews, 「Heunggongyahn: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Hong Kong Identity」,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3 (1997), p. 3.
註2：參見 <普通話-歧視-殖民>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