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狀病毒疫情 深度 評論

病毒、革命和極權:中國病毒的政治學

在SARS危機的17年後,武漢病毒造成遠超過SARS時期的巨大社會心理動盪和政治衝擊。


2020年2月15日,武漢降雪,街上看到一輛救護車。 圖: Getty Images
2020年2月15日,武漢降雪,街上看到一輛救護車。 圖: Getty Images

亨利·米勒在1939年寫到,「中國是人類菜園子裏的野草……野草是人類所有努力的天敵……的確,野草長不出百合花,造不出戰艦,講不出西奈山上的布道…最終野草都能佔據上風,野草只能造出它的同類。」

法國哲學家德勒茲在他關於塊莖的哲學論述時,引用了米勒的這段話,將「世界重又回到中國的狀態」,也是歷史學家通常所稱的「黑暗時代」,當作對西方以「樹」為文明象徵的世界的反叛,這也是他對美國式「塊莖文化」的嘉許,甚至延伸至對病毒的理解,即病毒所具有的反抗性,如同塊莖一樣潛藏地下,可能無限複製和蔓延。

在武漢肺炎日益成為中國和全球的公共衞生危機之際,米勒和德勒茲對中國和病毒的這番浪漫主義解釋,在似乎遙遠的上個世紀,就如先知一般洞見了一個大概從未變化的中國體系的政治意味,以及病毒與中國政治的相互關係,也喻示着長久以來中國和世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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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病毒的歷史可能遠遠超過生物的演化,但是人類對病毒的認知卻近乎無知。長期以來,病毒都處在人類劃分生命和非生命的模糊空間裏,林奈分類法和達爾文主義的自然進化樹裏都沒有病毒的位置,而在此基礎上的自然認知和科學發展所造就的現代社會體系、公共衞生和現代政府模式,卻都是以人和自然,特別是與細菌有關的疾病、身體和社會控制所展開的,甚至包括許多現代思想乃至極權主義運動。

例如,中世紀的轉折點之一可「歸功」於14世紀蔓延歐洲的黑死病也就是鼠疫桿菌,其主要傳播路徑正是所謂的「絲綢之路」,其政治後果則在於瓦解了教會控制,開啟了啟蒙時代和宗教革命,甚至猶太群體也因為較為衞生的宗教習慣而得以倖存並在黑死病後逐漸壯大。在這之後,虎克所發明的顯微鏡和對細菌的認識改造了醫學,也改造了近代的城市規劃和生活方式,在公共衞生逐漸發展的基礎上,自由民和受宗教迫害的新教徒們得以聚居在城市中,城市生活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成為可能。

2020年1月25日,戴著口罩的的士司機在武漢的街上行走。

2020年1月25日,戴著口罩的的士司機在武漢的街上行走。攝: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衞生觀念的興起,特別是對政府以衞生的名義對公民身體的規訓——如福柯所揭示的——譬如法國在19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巴黎改造、公共建設和國民衞生訓練,以及法國在海外殖民地如中北非和印度支那地區,以公共衞生和基礎教育為主的殖民主義,大大有別於英國的殖民主義統治方式,是現代衞生體系對付傳染病「可防可控」的原型。

可是,病毒的傳播和其自身演變一樣,卻像德勒茲所描述的那樣,相對於這一現代化衞生體系式的社會控制,是一種抵抗的力量,一種對資本主義傳播的抵抗,包括對消費資本主義的抵抗。其以一種寄生機制——例如剛剛獲得奧斯卡獎的韓國電影《寄生蟲》所描述的底層人民與資本主義的關係(而這不僅僅是一種所謂吸血鬼式的寄生)——對系統造成擾動。

這種機制,德勒茲曾經用塊莖構架來表達:是連接,「and···and···and···」。德勒茲說,「這種連接攜帶着足夠的力動搖和根除動詞『to be』。你去哪兒,你從哪兒來,你朝哪兒走?這些都是毫無意義的問題」。這些也是武漢肺炎期間中國內地所有人民每天在小區門口、車站、機場、辦公場所等入口處被反覆詢問的問題。尤其是全國範圍內突然興起的恐武症、恐鄂症,人們對來自武漢地區、武漢籍貫人群的捕獵和恐懼——如黑死病期間的獵巫,或者對麻風病的恐懼。

中國社會對病毒的恐懼停留在病菌時代,而公共機構對病毒的認知亦然。新冠病毒肺炎爆發之初,即讓一個代表中國模式和治理現代化的武漢地方治理一觸即潰,市政和公共衞生均陷入癱瘓。而當局使用社會隔離代替醫學隔離,以公安、宣傳、互聯網審查為主的社會控制作為防疫初期的主要手段,將「封城」和「應收盡收」的新疆模式應用在武漢肺炎大面積爆發的後期。面對武漢病毒,一個極權主義治理模式充分展現了它對「病菌時代」的控制技藝及其局限性。

然而,通過連接的網絡化,並非網絡本身,病毒呈現出對系統的抵抗和穿透是多麼驚人,那是顛覆身體為中心的社會控制,而以關係為目標的擴散和重組。自然的,病毒所展現的抵抗,是針對社會控制的,不僅包括資本主義的消費和生產,更包括以社會隔離或分而治之為手段的公安秩序與傳統的公共防疫體系,譬如伍連德在1910年東北鼠疫災害時所採取的分片隔離。

伍連德的成功是一曲清王朝向現代國家轉型的輓歌,但在當下的武漢也被繼續利用到極致,甚至被全國各省市的自我封閉、社區網格化封鎖所強化,但似乎並不能阻止新冠病毒的蔓延和傳播。武漢和湖北人所遭受的,更像是病菌時代的麻風病人所遭遇的社會排斥和現代極權主義隔離,猶如猶太人在二十世紀類似經歷的翻版。

新型冠狀病毒對系統的破壞性遠超它的致命性本身,而它的高度傳染率和長期潛伏特徵造成的恐慌,驅動着武漢市民主動就診,輕易地讓醫療系統過飽和,也壓垮了城市的行政系統。儘管以警察強制、宣傳的輿論控制、和道德倫理為主的社會控制機制尚在運轉,但最終仍暴露了這個社會控制系統的脆弱。

過去八年,或者過去三十年以來,還從未有這麼廣泛的民眾情緒,從對新冠病毒擴散的不滿,集中導向地方治理的失敗、領導制度及系統的失靈之上。他們也正在從自己處在感染、被隔離、被管制、被限制公民權利的痛苦、恐慌和無助中覺醒,打破了過去八年甚至三十年以來對中國模式的迷思,譬如以付出自由換取安全、以犧牲權利換取財富的迷思。

2020年2月16日,北京一個女孩騎著滑板車在空曠的廣場上滑行。

2020年2月16日,北京一個女孩騎著滑板車在空曠的廣場上滑行。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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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所利用的連接和蔓延,不過是它的寄生性而已。然而,人類對病毒的認識只是最近百年的事情,特別是在1970年代基因技術突破之後才真正開始。而病毒多數以單鏈RNA形態存在,有很強的變異性,經常會和宿主的基因融合發生變異,和細菌的穩定性形成鮮明對比,也因而可能輕易超越人體自身免疫系統和人類社會的防疫系統。

其典型例子,在古老的流感病毒之外,另一種因為現代性紛擾而演化成為人類威脅的便是艾滋病毒。從紛亂的20世紀初開始,隨着喀麥隆境內一群大猩猩和一群黑猩猩的血戰,原本存於黑猩猩體內的SIV病毒感染了大猩猩種群,並且隨着非洲地區捲入現代化進程的混亂。自然、鄉村和人類部落的移動和衝突,經過多次跳轉,這些不同猩猩種群體內的SIV病毒演化為HIV-1型病毒的O組和P組,連同原先源於非洲白頭白眉猴而進化成較低危害的HIV-2型,隨着20世紀50年代之後展開的反殖民化運動,先在非洲,爾後其蔓延雖然因為全球化進程被冷戰耽擱,但在性解放和68革命過後的1980年代初正式成為對人類威脅最大的艾滋病。

病毒借用人類社會關係發生變異的這一特性,而非簡單的網絡本身,被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學者歐根·塔克(Eugene Thacker)類比為哈特和奈格里所說的「諸眾」,在政治學上與後者所代表的無中心、碎片化形態的中產階級或新型無產階級對腫瘤一般存在、高度流動型、無形的帝國主義的抵抗是可以相提並論的。例如聰明的乙肝病毒,或者在霍亂弧菌造成瘟疫時期的寄生病毒等等,暗示病毒與諸眾之間存在着某種「共謀」的可能。

這種共謀當然不是在病毒起源的陰謀論意義上,而是在驅動和形成新的集體形態意義上,如新冠病毒所驅動的武漢市民擠兑型就診,就可能打破此前脆弱的常態化緊張和中產階級幻覺,而與之前佔據霸權地位的利維坦式的社會腫瘤發生對峙,儼如菲律賓獨立的精神之父何塞·黎薩(José Rizal)在1880年代出版的反殖民小說《社會毒瘤》。其實,這位年輕華人遊歷歐洲時寫下的名篇《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能進》同樣激勵了南洋華人同胞的憲政主義精神、和「驅逐滿人,光復中華」的孫中山民族主義運動。

2020年1月21日,春節前夕,一名戴著口罩的女士站在北京火車站一架警車的旁邊。

2020年1月21日,春節前夕,一名戴著口罩的女士站在北京火車站一架警車的旁邊。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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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在沒有病毒的驅動下,人類的暴力或反抗對社會有機體的擾動也經常表現得和病毒傳播形態相近。美國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的衞生研究所2012年5月曾經舉辦過一個暴力傳染討論,有學者比較了索馬里1985年在一處埃塞俄比亞難民營發生的霍亂流行和1994年盧旺達發生的種族屠殺,發現兩者的傳染動態和曲線驚人的相似,特別是傳染第二階段中的潛伏者或疑似病患的作用相同,推動着暴力或疾病高峰的到來。

那些躲過第一波屠殺的倖存者往往在第二波的清剿中很容易被發現然後束手就擒,這似乎也適用於武漢之前被隔離在家中的隱形感染者和倖存者,他們的體力和免疫力都接近極限,卻又通過了形式主義的所謂篩查,而面臨着缺乏有效醫療支持而突然惡化的危險。

理論上,這種大規模突發的惡化情況,對病毒和社會來說,都是發生在一個無標度的網絡之中,從而具有相似性。歷史上,瘟疫的爆發也往往和暴力氾濫重合,例如太平天國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霍亂流行,合併為大規模的社會動亂和死亡。而事實上,類似現象同樣存在於雪崩、地震、癲癇和電網崩潰等多種自然、人體和網絡現象中,被稱作雪崩效應。

筆者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之後借鑑神經網絡的研究則發現,埃及革命和紐約佔領運動的發起和傳染與病毒的傳染機制也具有高度相似性,都可能由一個人藉助小型網絡完成,即一個人的革命。甚至連瑞典中學生格蕾塔(Greta Thunberg)所發起的氣候變化抗議,其動態也大體符合這一模型。這種形態的革命,並非依靠現有網絡的動員,甚至也不是依託現有網絡的傳播,而是以所謂病毒式的連接-傳染方式、以小規模網絡和低可偵測度的低烈度震盪積累至雪崩,也就是革命的到來——顛覆了19世紀以來依託列寧主義政黨的經典革命模式,也顛覆了身體政治為中心的社會控制系統。

這或許是現代極權主義所面臨的最大挑戰。當極權主義消滅了一切能夠抵抗社會腫瘤的公民社會、知識分子、自由媒體和司法正義等等有組織的社會有機體之後,它只能直接面對來自潛伏地下的塊莖-病毒的傳染和挑戰,如同一個理論上也能同樣發起挑戰的哈特和奈格里意義上的諸眾——即使在武漢肺炎封城危機中,外界同樣能看到武漢大學校友的積極身影,使用着與病毒相同的連接方式,而非組織化方式或任何現有網絡,先後在與公安和紅十字會的競爭中顯示了自己的力量。

以至於,在SARS危機的17年後,在武漢造成遠超過SARS時期造成的巨大社會動盪和政治衝擊。它所匯聚起來的公眾對統治者的普遍不滿,達到了過去三十年以來的最高峰。一場由寄生於中國體系中的武漢病毒的大爆發而開啟的政治革命,或許正在潛伏和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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