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米勒在1939年寫到，「中國是人類菜園子裏的野草……野草是人類所有努力的天敵……的確，野草長不出百合花，造不出戰艦，講不出西奈山上的布道…最終野草都能佔據上風，野草只能造出它的同類。」
法國哲學家德勒茲在他關於塊莖的哲學論述時，引用了米勒的這段話，將「世界重又回到中國的狀態」，也是歷史學家通常所稱的「黑暗時代」，當作對西方以「樹」為文明象徵的世界的反叛，這也是他對美國式「塊莖文化」的嘉許，甚至延伸至對病毒的理解，即病毒所具有的反抗性，如同塊莖一樣潛藏地下，可能無限複製和蔓延。
在武漢肺炎日益成為中國和全球的公共衞生危機之際，米勒和德勒茲對中國和病毒的這番浪漫主義解釋，在似乎遙遠的上個世紀，就如先知一般洞見了一個大概從未變化的中國體系的政治意味，以及病毒與中國政治的相互關係，也喻示着長久以來中國和世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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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病毒的歷史可能遠遠超過生物的演化，但是人類對病毒的認知卻近乎無知。長期以來，病毒都處在人類劃分生命和非生命的模糊空間裏，林奈分類法和達爾文主義的自然進化樹裏都沒有病毒的位置，而在此基礎上的自然認知和科學發展所造就的現代社會體系、公共衞生和現代政府模式，卻都是以人和自然，特別是與細菌有關的疾病、身體和社會控制所展開的，甚至包括許多現代思想乃至極權主義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