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分大企業！」：2020美國大選，與民主黨的意識形態轉型

無論結局如何，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都將是美國政治史上一大轉捩點。伴隨着議題發酵和選民動員，近年來美國兩黨政治的急劇轉型將會最終定調，影響乃至決定未來數十年美國社會的發展軌跡。

政治評論家培根（Perry Bacon Jr）曾經撰文宣稱，美國兩大政黨一向有着非對稱的組織形式，共和黨圍繞着以「小政府、低税收、強國防、傳統道德價值」為標誌的核心意識形態，而民主黨則是由多個具有各自特定政治訴求的身份群體——諸如亞裔、黑人、猶太人、拉丁裔、同性戀，以及教師、工會成員等等——所形成的聯盟。

但是近年來形勢丕變，共和黨日益成為一個身份政治為中心的政黨，而民主黨越來越注重意識形態。特朗普沒有堅守共和黨的核心意識形態（小政府、自由貿易、信仰自由等），而是扮演了如化石燃料利益集團、基督教福音派、持槍權狂熱擁護者、反移民群體、反對「黑人命也是命」和「Me Too」運動的群體、親以色列團體等等的守護者，是一個「復辟聯盟」，旨在守護和恢復處在衰落之中的「白人基督教美國」。

民主黨則是一個「轉型聯盟」，其選民越來越支持諸如增加移民進入美國、政府出資支持醫療保險等自由派政策。民主黨精英和積極分子的轉變則更為顯著。「黑人命也是命」、「要求正義」（Demand Justice）、「日出運動」（Sunrise Movement）等社運團體都在強力推動民主黨的「意識形態化」，這一意識形態可以表述為「在族群和種族、性別、性取向、收入和財富等各個領域實現平等」。本次民主黨初選的布局階段，走向意識形態政黨的轉變已經端倪畢現。試圖以「有色人種（印度裔黑人）女性」的身份贏得黑人選民支持的參選人哈里斯（Kamala Harris ）沒能堅持多久即黯然退選，因為黑人選民更青睞把不平等作為競選核心議題的進步派白人參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沃倫（Elizabeth Warren）。建制派參選人拜登（Joe Biden）和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都在向民主黨方興未艾的意識形態左派做出讓步，其政治主張在很大程度上是桑德斯和沃倫的進步派綱領的温和版本。

不過，以歷史角度觀之，共和黨內部一直存在白人身份政治的傳統。而民主黨在歷史上曾經是一個意識形態化的政黨，在意識形態的旗幟下長期團結了美國社會的主流大眾。1930年代起，秉持羅斯福「新政自由主義」的民主黨打造了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長期執政聯盟，除了1946年和1952年的兩次例外，民主黨直到1980年選舉之前都在參眾兩院同時保持多數席位。1950年代的共和黨政府對「新政自由主義」基本上是蕭規曹隨。然而，從1964年到1968年，「新政自由主義」的基石日趨瓦解，一方面，越南戰爭引發了反戰的新左派運動對於民主黨建制派的抗議和批判，另一方面，民主黨領導層對於民權運動的支持使得此前支持「新政」但卻反對種族平等的「南方民主黨人」（Dixiecrats）疏離乃至反叛民主黨。

與此同時，保守主義運動開始在共和黨內興起，最終以列根（雷根）1980年入主白宮為標誌，不僅共和黨成為一個以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為中心的政黨，保守主義也成為美國政治敘事的主流話語。1992年克林頓（柯林頓）公開宣稱「大政府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民主黨在政治經濟的關鍵領域放棄了「新政自由主義」而迎合保守主義，從而「去意識形態化」，成為以多個身份群體的選舉聯盟為定位的政黨。

由此可見，今日民主黨的「意識形態化」，毋寧說是對更為久遠的傳統的回歸。

這種以平等為核心的意識形態訴求，也是對當今美國乃至全球資本主義之沉痾痼疾的必然回應。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論證了貧富差異的不斷擴大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徵。僅有的例外時期是兩次大戰之後，一方面是由於大蕭條和世界大戰摧毀了很多精英的財富，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國家積極干預經濟，實施收入再分配——在美國是「新政自由主義」，在歐洲則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國家——使得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有所緩和。但此後隨着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貧富分化再度加劇。

如何平衡資本與勞動之間高度不對稱的話語權，成為再度「意識形態化」的民主黨無法迴避的政治任務。「反壟斷」這個在美國社會長期邊緣化的議題，也隨之一躍成為本次民主黨初選的火力焦點之一。

是保衞消費者福利，還是保衞民主？

2017年7月，鑑於2016年大選失敗的慘痛教訓，民主黨領導層制定了號稱「Better Deal」的政治綱領，包括擴大基建項目創造就業，提升最低工資等等，旨在宣示民主黨是站在勞動人民（working people ）一邊的政黨。反壟斷也是這一綱領的重要內容。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在《紐約時報》撰文，承諾民主黨將會致力於拆分那些傷害消費者的大公司，並阻止那些有礙競爭的公司合併項目。參議員克洛布徹（Amy Klobuchar）則在2017年9月提交了兩條法案，旨在阻止那些導致提高價格、降低質量、排斥競爭者、破壞創新或是低價傾銷的公司合併項目，改進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司法部反壟斷局作為政府機構保衞消費者福利的能力。

保衞消費者福利是舒默和克洛布徹反壟斷的出發點，但是在美國的新一代反壟斷學者看來遠遠不夠，他們認為，不能把保衞消費者福利當成反壟斷的中心。保衛消費者福利的理論始於法學家博克（Robert Bork）1978年的著作《反壟斷悖論》（The Antitrust Paradox）。在此之前，美國法院審理反壟斷案時，既追求使消費者免受高價格之害，又追求要小企業免受擠壓。博克認為這兩個目標相互矛盾，因為保護小企業免受壟斷者擠壓就等於允許它們提高價格。他主張反壟斷法的唯一目標就是促進消費者福利，而這就意味着提高效率，讓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下降，任何其他目標都會影響效率，因此必須被放棄。

博克的觀點是當時正在佔據經濟學主流的，主張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學派思想的一部分。日趨保守的美國最高法院隨後接受了博克的立場，將美國反壟斷的法律基石《謝爾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解釋為「消費者福利的處方」。到了1980年代裏根執政以後，博克的觀點更是被司法機關和主流輿論全盤接受——只要不會導致消費者支付高價格，公司合併就不是問題。

博克在1987年被裏根總統提名為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是被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否決，當時力阻此項提名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就是2020年總統大選的民主黨參選人拜登。博克不諱言他在反壟斷法領域的工作是針對美國自由派的「文化戰爭」的一部分。當博克被提名為大法官時，民主黨參議員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評論說：「在博克的美國，婦女將被迫到小巷裏尋求墮胎，黑人要坐在餐廳的隔離區裏吃飯，流氓警察會在深夜破門衝進公民的家中搜查，教師不能教授孩子進化論，作家和藝術家要接受政府的無理審查。」

在博克的反壟斷範式下，低價就是正當的。有誰能比沃爾瑪和亞馬遜更善於壓低價格呢？沃爾瑪運用龐大體量帶來的強大議價能力，用低價策略擊垮了很多中小型超市，也構成了對供應商的壓榨。而在電商興起之後，亞馬遜利用平台地位，採用低價策略令大量實體商店紛紛倒閉，諸多電商平台也被亞馬遜通過「以本傷人」的燒錢戰略逐一擊垮並收購。事實上，1890年制定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明確禁止低於成本價銷售的「以本傷人」戰略，1936年制定的《魯賓遜-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禁止通過向供應商要求進貨折扣來低價銷售。但是在1980年代以來的美國反壟斷執法中，基於以消費者福利為中心的立場，上述條款罕有執行，像沃爾瑪和亞馬遜這樣的巨無霸壟斷者完全被縱容，代價就是公平競爭的喪失。

另一方面，以消費者福利為中心的反壟斷範式也漠視了僱員的權利。許多公司合併項目都導致工資水平下降，地方性的分支機構被裁撤，多餘員工被解僱。不僅如此，近年的研究表明，反壟斷執法機構以消費者福利為中心來處理公司合併的司法實踐，在大多數情況下導致了更高的價格。

批判博克範式的新一代反壟斷學者號稱「新布蘭代斯學派」，名稱來自1916年至1939年擔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布蘭代斯（Louis Brandeis）。他曾經將保衞民主視為反壟斷的核心，認為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是民主的對立面。布蘭代斯宣稱，民主不僅關乎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還包括產業自由。國會通過反壟斷法的目的是為了防止私人財富和權力的過度集中，保護市場的開放和競爭。對於那些天然傾向於壟斷的行業，例如電力和鐵路，則需要通過建立公共監管體系來保證其公共性。

美國反壟斷興衰史

布蘭代斯站在普通民眾立場反對壟斷，與美國的左派平民主義恰成呼應。

平民主義是Populism一詞的翻譯， 可譯為「民粹主義」，但「民粹」在中文語境裏含有貶義。平民主義的基本特徵是主張普通平民的需求和願望具有無可置疑的正當性，反對體制內的當權派精英，亦有可能但不必然有直接民主、平均主義、陰謀論、反智主義、排外等等特點。美國左派平民主義的基本理念是，限制大資本對政治的影響力，為制定可以促成廣泛財富共享的新法律和規則掃清道路。

1890年，美國製定了第一部重要的反壟斷法律《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此後，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901-1909）總統下令司法部長調查、起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的標準石油公司，最終導致其被拆分成33家公司。其後的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創設了負責向法院起訴壟斷企業的政府部門聯邦貿易委員會。布蘭代斯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是出於他的提名。

這些反壟斷措施，多少是由於平民主義運動的推動。從1870年代開始，美國進入了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鍍金時代」，大公司的權力與日俱增，小農場主、工人和小生產者則陷入債台高築、喪失尊嚴的困境，他們成為左派平民主義的支持者，相信美國已經被政治腐敗和經濟不平等帶到了道德、政治和物質崩潰的邊緣，美國作為共和國處在危機之中。

1890年代初。美國成立了以小農場主為主體、並且得到很多工人支持的平民主義政黨「人民黨」（The People’s Party）。人民黨希望通過聯邦政府遏制大公司的權力，將美國變成一個由自由人組成的同盟，消滅壓迫、非正義和貧窮。1896年，民主黨和人民黨聯合提名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競選總統，卻最終敗於得到大公司支持的共和黨人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人民黨在這次選舉之後走向衰落，但很多人民黨人士轉投民主黨或共和黨，改造了兩大政黨的政治文化。人民黨的諸多訴求——包括直選國會參議員、政府控制貨幣、徵收遞增個人所得税、建立公共金融制度、在法律上授予工人組建工會的權利等等——在20世紀上半期陸續成為現實。

在威爾遜卸任白宮之後，1920年代的美國經濟再度被以梅隆（Andrew William Mellon）為首的金融商業寡頭所控制。1929年的大蕭條嚴重衝擊了美國經濟與社會。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入主白宮，美國進入了除舊布新的「新政」時代。

反壟斷是「新政自由主義」的基石。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6年接受民主黨再度提名他為總統候選人的答謝演說中宣稱，大蕭條的原因是「壟斷經濟的暴政」。「新政」措施包括將銀行轉化為準公共機構，分拆工業寡頭、支持獨立經營的小農場主和小商戶、扶助工會抑制僱主等等。

「新政」重構了美國社會的權力平衡。公司不再對投資銀行家唯命是從，而是同時對多重利益相關者負責。這些利益相關者包括勞工組織、反壟斷執法機構、政府監管機構、股東、當地議員、供應商和顧客等等。企業之間彼此競爭，但是合併和串通行為受到反壟斷法的嚴控。多重權力的存在造就了經濟的去中心化，也就是布蘭代斯所說的「工業自由」。「二戰」結束以後，49.7%的退伍軍人創辦了自己的農場、企業或商店。美國成為一個符合左派平民主義者理想的共和國。

然而，從1960年代開始，「新政」的反壟斷路線在美國社會逐漸被逆轉。保守主義的崛起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更鋒利的衝擊卻是來自「新政自由主義」內部。 加爾布雷思（John Galbraith）和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是兩位富有盛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新政自由主義」的代言人。但他們都認為反壟斷已經過時了，主張政府、大公司和工會三方合作。他們認為這樣既便於政府調控經濟，也有利於工會通過集體談判來提升話語權，增加工人福利。霍夫斯塔特對平民主義的態度是批評遠多於同情，在他看來，平民主義者習慣於把自己定位為「受害者」，其抗議在很多時候其實是對不可避免的社會變遷的不理智反應。

開放市場研究所的學者斯托勒（Matt Stoller）在一本著作中，將1975年視為民主黨疏離「新政」反壟斷傳統的轉折點。那一年，一批年輕的民主黨眾議員發起表決，迫使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帕特曼（Wright Patman）交棒。帕特曼是來自德克薩斯州的民主黨人，自1929年起一直擔任眾議員，他是一位平民主義者，畢生以反壟斷、尤其是反對金融壟斷為天職。但是在這些「水門事件」之後進入國會的民主黨後起之秀看來，他是一個完全不合時宜的老古董。三年之後，博克《反壟斷悖論》，開啟了保守主義與共和黨人為反壟斷定調的新時代，消費者福利成為反壟斷的中心。

1992年，民主黨正式在黨綱中放棄反壟斷條款。在全球化所向披靡的1990年代，克林頓政府成為華爾街和大公司的守護者。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上台的奧巴馬（歐巴馬）政府也如出一轍。然而，2016年，亦即奧巴馬政府的最後一年，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報告，主張抑制壟斷，促進市場的競爭性。隨着民主黨在2016年總統大選和國會選舉中的失敗，民主黨高層在檢討之下，重拾荒廢多年的反壟斷理念，使其成為前文提到的號稱「Better Deal」的政治綱領的重要環節。

左派平民主義復興

在2020年大選的民主黨參選人中，沃倫（華倫）的反壟斷立場引人注目。沃倫擁護市場經濟，但是她的反壟斷立場超越了前文所述的「保衞消費者福利」範式。在她看來，經濟壟斷不僅僅是經濟活動的產物，也是結構性政治腐敗的結果。反壟斷不但要促進市場競爭，更重要的是要消除結構性的不平等。像民主黨建制派那樣訴諸反壟斷機構的執法力度是不夠的，需要通過政府與公民社會的互動，來建構對於經濟壟斷的抗衡力。

不過，沃倫的競選活動對公民社會抗衡力的召喚是有限的。而在2020年大選的民主黨參選人中，只有桑德斯不僅僅是在競選總統，同時也是在領導一場社會運動。

桑德斯的反壟斷立場，與布蘭代斯有許多一致。俄勒岡大學政治學教授伯克（Gerald Berk）的梳理認為，雖然民主社會主義者在醫療、教育和住房等關鍵領域尋求「去商品化」，但他們主要提倡混合經濟，包括建立強大的工會、勞資共同決策制度、勞工委員會、僱員持股計劃、合夥制、信用社、家庭農場、社區土地信託等等，並不試圖用公有制取代私有經濟，而是通過反壟斷傳統來阻止經濟權力集中。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桑德斯不是主張對「大而不能倒」的銀行實施國有化，而是呼籲將其拆分。

如果說民主黨建制派反壟斷的核心是「保衞消費者福利」，沃倫反壟斷的核心是拯救市場經濟，那麼民主社會主義者反壟斷的核心就是階級與社群的保衞戰。如果沒有社區銀行、信用社和循環信貸基金，僱員持股企業、合夥制和囿於本地客戶的企業就無法振興；如果沒有國家資金和政策支持當地的黑人銀行，黑人社區就無法繁榮。而這類金融機構和金融政策能夠持續的前提，就是要抑制大型金融機構的權力。同理，家庭農場和鄉村社區的繁榮有賴於抑制大型農業企業的壟斷，讓農民以公平的價格出售自己的產品。桑德斯承諾要創造一個商業環境，讓每一個經營者都免於不公平競爭，免受國內國際的壟斷勢力的支配。這是對一百年前布蘭代斯所標舉的以「保衞民主」和「產業自由」為核心的反壟斷理念的復興。

放在更長時段的脈絡裏，任何經濟系統都包括三種類型的權力：經濟權力、國家權力和社會權力。在過去五十年，美國的國家權力從屬於經濟權力，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水平持續下降。拜登這類民主黨建制派參選人也會宣稱需要做出改變，但是如果他們當選，國家權力仍然會從屬於經濟權力。沃倫則想要下猛藥，讓經濟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從屬於國家權力，通過嚴格監管來消除資本主義的弊端，但是並不對資本主義體系本身傷筋動骨。

桑德斯和沃倫都主張抑制經濟權力，但是兩人的區別涇渭分明。就目標而言，沃倫試圖建立「有規則的資本主義」，桑德斯則希望在資本主義市場之外為民眾的需求建立一套體系。就手段而言，沃倫主張專家治國，僅以國家權力控馭經濟權力，桑德斯則認為現存國家體制服從資本意志，很難從內部改造，必須發動社會權力來迫使國家權力規訓經濟權力。因此，桑德斯不僅意在問鼎白宮，更是以此為契機，發起一場左派平民主義的社會運動。

這場社會運動的聲勢，可以從此次競選的捐款數額一窺究竟。桑德斯依靠小額捐款資助競選，拒絕來自「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s）的政治獻金。2019年，他獲得了總計9600萬美元的捐款，捐款人數超過500萬，無論金額還是人數都領先其他民主黨參選人，平均每份捐款18美元，說明其支持者大部分來自草根階層。桑德斯的主要競選策略，是讓大量此前不涉足政治的草根選民參與到政治中來，讓大量此前不投票的選民投票，這也是他「發動社會權力來迫使國家權力規訓經濟權力」的途徑。他的競選口號「不是我，是我們」（Not me, us），體現了典型的平民主義的動員方式——這是發動民眾起而抗衡、規訓大公司壟斷權力的左派平民主義，而不是特朗普所操縱的那種建構白人身份政治、在多元文化、少數族裔和移民中尋找替罪羊的右派平民主義。

有分析認為，桑德斯真正的障礙不是特朗普，而是民主黨建制派，他們無法接受桑德斯發動的「階級之戰」。然而，民主黨將不再由其建制派來定義，未來對於民主黨的定義將是來自那些被動員起來投票的民眾。

桑德斯在全國範圍內深入到草根階層的競選活動和社會運動，是最能選拔、組織和鍛鍊人才的。毫無疑問，其競選團隊中的很多成員未來將會參加各個層級的選舉，成為美國政壇的生力軍。2016年桑德斯競選團隊中擔任志願者的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就是一個例子，她在2018年的眾議院選舉中以「政治素人」身份，擊敗在任的眾議院民主黨黨團主席克勞利（Joseph Crowley），贏得紐約州第十四選區的民主黨眾議員提名，此後又擊敗共和黨對手，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女性眾議員。

民主黨的「意識形態化」——亦即「在族群和種族、性別、性取向、收入和財富等各個領域實現平等」的訴求——乃是由選民重新定義民主黨的集體行動。即使桑德斯此次最終未能贏得民主黨提名，僅從「人」的儲備的角度看，他所推動的民主黨轉型也是美國未來數十年的大勢所趨。

（黃湘，獨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