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2019冠狀病毒疫情 評論

疫情來襲,中國公民意識會重新甦醒嗎?

走過的人說樹枝低了,走過的人說樹枝在長。


2020年2月5日,一名中國婦女戴著一個口罩走在一條被關閉的商業街。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2月5日,一名中國婦女戴著一個口罩走在一條被關閉的商業街。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瘟疫如同放大鏡,將中國統治系統的黑暗、腐敗、無情、無能,戲劇化地集中展現。去年底至今,越來越多曾經相信「國家總是有辦法的」、「中央會負責的」的民眾恍然大悟:當權者追求「國泰」,但並不一定包括「民安」,專制國家的「賢能政治」,似乎不再能承載幻想。有分析者據此認為,疫情導致的民怨爆發和往常稍縱即逝的社會不滿不同,是真正的歷史性民意轉折點。

的確,重大災害引發社會變革有例在先。2008年汶川地震時,中央暫時下放了救災行動權限,據清華大學NGO研究所統計,那年年底成立的大陸民間組織有超過200萬家之多,繁榮持續數年之久;人們對救災、安置、重建的關注,部分轉變為關注日常公共事務的習慣,於次年誕生的大型社交平台「新浪微博」,在成立後迅速成為政治討論集散地。很多學者(如俞可平、高丙中、李景鵬等)都認為2008年是中國「公民社會」元年。

儘管輿論監控遠遠走在抗疫前頭,政治討論仍難被徹底噤聲。新冠肺炎危機中,也湧現出了不少懷疑國家宣傳、反思自身既有立場、並轉而批判當權者的個人。當人們集體吹哨紀念李文亮,當新冠疫情版「五大訴求」刷屏,當微博上要求言論自由,你就可以看到各種嘗試打破利維坦鐵甲的努力。

只是,僅僅在21世紀,對中國政治的積極預測就已經破滅過多次。此刻的民間反抗仍面臨種種阻礙,例如緊急狀態下的「非常舉措」正在強化國家的社會控制;民眾的反抗意識和行動手段均不成熟;即便面對共同敵人,精英和更廣泛大眾之間、大眾各群體之間,訴求也高度割裂;關於反抗的目標,社會更缺乏基本共識。希望促進社會進步的行動者、分析者、觀察者都需認知這些處境,才能找到困境之外的發力點。

2020年2月8日,台北的民眾悼念李文亮醫生。

2020年2月8日,台北的民眾悼念李文亮醫生。攝:陳焯煇/端傳媒

七億堯舜

與這種萌芽中的反抗意識並駕齊驅的是獲得鍛鍊的民間組織能力。

李文亮去世之後,網絡上集中出現了大量「悼念『吹哨人』」的文字、活動;翌日晚,各地都有人在他去世的時刻開窗吹哨,表達對死者的敬意和對國家顛倒黑白的抗議。

由於輿論波動過於激烈,次日官方就開始大面積地進行微博和微信上的刪貼、炸號行為。一個因亞文化同好建立、後來逐漸發展為以信息共享和政治討論為主要內容的300人微信大群,因為討論熱烈觸犯禁忌,在2月5-7日間連續被封禁三次,多名群友賬號被封,其餘人只能不斷重新建群繼續討論。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就連社交平台「豆瓣」上的「鵝組」,一個主要討論娛樂圈八卦、有強烈民族主義傾向、高度認同國家統治者合法性,並屢次在官方主導的「出征」中衝鋒陷陣的著名小組,也出現了大量批評官方霸道無能,甚至大膽將矛頭直指中央領導層的帖子。

與這種萌芽中的反抗意識並駕齊驅的是獲得鍛鍊的民間組織能力。疫情爆發後,地方與中央的動作均嚴重滯後甚至缺位,使疫情中心湖北武漢進入「無政府狀態」(這一說法在網絡上流傳,本身也是對無能的地方政府的挑釁)。民眾被迫自發組織維持公共秩序、護送醫務人員、運送生活物資,而類似的自組織行為也在其他地區出現。

另一個被廣泛討論的例子來自在追星、應援活動中培養出強大凝聚力、組織力和效率的娛樂粉絲圈(簡稱飯圈)的自主救援行動——大量明星後援會組織了資金和物品的捐贈,在宣傳、採購和運送上都配合默契,效率很高。

以上的事例讓災難中的人們稍感欣慰:如果血的教訓真的能換來反抗和改變,社會仍有很大希望。

2020年2月7日,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空蕩蕩的街道。

2020年2月7日,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空蕩蕩的街道。圖:Getty Images

網格、數據、驅逐⋯⋯嚐到甜頭的極端治理

很多跡象表明,無論對首都規劃還是國家治理,本屆政府都持有一種人類學家 James Scott 所說的,極端現代主義(High-modernism)的目標。

然而很多人已經指出,目前在北京指揮參與防疫戰的宣傳和暴力部門,其優先級在衞生防疫部門之上(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的成員履歷也明白地顯示了這一點),而民眾對疾病的恐懼,也使政府嚴苛的監視和管理更容易被接受。

比如網格化治理。早在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就提出以「網格化」為社會治理方向。但因種種原因,僅有北京、昆明等少數城市嘗試過這種當代保甲制度。而疫情爆發以來,在中央領導小組要求下,各地城鄉均開展這種管理方式,將街道劃分為若干網格,每個網格的網格員上門掌握幾十到上百戶民宅人口構成、工作單位和日常出行情況,並進行日常監督。

又比如數據。騰訊、阿里等大公司掌握有中國大量用戶的私人數據,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但具體的數據品類和交易內容,以往還都僅限於業內和有關部門的掌握。疫情爆發後,有公司利用支付寶提供的數據,繪製了可能的疫源地華南海鮮市場的人口流向圖並公開,百度遷徙也提供了用戶的遷徙路徑。在平時,這種公開利用個人數據的方式很可能招致非議,但在「緊急狀態」下,恐懼疾病的人們大部分都接受甚至歡迎了這種數據侵犯。

就在2月10日的某次官-企會議上,中國民政部更要求騰訊等大公司參與社區防控應用開發。政府和大公司在微觀治理層面的合作,已經可以堂而皇之地公開展開了。

此外,由於疫情對消費的影響,大量店鋪關閉、小業主破產,而地方政府和普通居民的合力則進一步造成了外來務工人員失業或被驅逐。地方政府為了降低防控難度驅離外來人口,如深圳對城中村進行封閉式管理,使得大多非業主的打工者無法找到住處;崑山、無錫、揚州等城市不允許來自病例較多的省份、沒有本地房產的人進入;普通居民則以「保護家園」之名自發阻止租戶或非本地出生業主返回小區,如北京多處發生本地業主聯手阻止外地住戶進小區的暴力事件。我所在小區的一些家庭因擔心被傳染,也紛紛辭退了保姆、護工。

至少在北京,打擊小企業、驅逐「低端人口」、實現清晰化城市管理,是符合市政府近年來的一貫目標。這些措施暫時對防疫有效,但其繼而提出的問題是,疫情結束後本就青睞網格化治理、現在又嚐到甜頭的國家,是否還會徹底中止這一細化到戶的人口控制術?

很多跡象表明,無論對首都規劃還是國家治理,本屆政府都持有一種人類學家 James Scott 所說的,極端現代主義(High-modernism)的目標。這種治理目標是出於將繁榮等於效率,將效率等於秩序和穩定的邏輯,要求治下之地如幾何圖形般整齊劃一,並能夠用統計數據完全涵蓋、用枝狀網格統一指揮。無疑,有了抗疫這一戰的鋪墊,國家的社會控制網絡將會更加健全和有效,更容易通過垂直下達命令,迅速撲滅可能的反抗行動。

2020年2月8日一名中國婦女穿著防護衣服和面罩在北京穿過一條空的街道。

2020年2月8日一名中國婦女穿著防護衣服和面罩在北京穿過一條空的街道。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七億桀紂

在提問這種自私是否就是人性之前,我們需要意識到,專制國家正在通過禁止公共參與、製造高壓氛圍、鼓勵利己主義等方式讓民眾失去對他人的感知。

反抗意識在疫情中覺醒,但這種意識也暴露出顯著不足。

仍以前面提到的「豆瓣鵝組」為例。儘管很多「鵝」以切膚之痛意識到自己對於統治者不過是魚肉之於案板,韭菜之於鐮刀,從而發出怨聲,但這種最基本的「號痛」並不意味着號痛者意識到了壓迫者因為什麼原因以何種方式壓迫了什麼人。

一如既往,鵝組內最多的政治內容還是諷刺香港人口罩不足、醫護罷工、爭論封關等種種舉動。顯然,他們既意識不到口中的「廢青」和他們是同一壓迫的受害者,也未能覺悟國家鼓動的針對香港的民族主義運動,其實是以他們為工具。當被壓迫者不能因共同的身份聯合,那麼無論此刻對政府的批評多麼辛辣,下一秒仍然存有被煽動「出征」的可能,興許不少人還是會立刻調轉槍口,充當喬裝為「民族國家」救星的當權者的馬前卒。

而放眼線下也會發現,雖然民間組織了不少抗疫行動,但也存在各式不為互助、不為抗議,而為以損人未必利己的方式搶奪其他公民權益的行為。

我願在此分享我的個人經歷。不久之前,我父親工作的單位被緊急徵調為隔離點,於是我個人出資,東拼西湊向這個單位捐贈了防護服等物資六十多套。然而,由於建築不符合要求,單位最終未被投入使用,我便自然地要求父親,向本地醫院捐出那些堆在辦公室的幾大箱物資。但他很不情願,勸我「先考慮自己家人」、「人都是自私的」、「你救不了全世界」等等。

雖然這些都是犬儒主義者的老生常談,但因為未來買菜也必須穿防護服的小概率「不時之需」,而拒絕幫助當下急需防護服的醫護人員,這種意識仍然令我驚訝。儘管最後父親終於捐出了大部分物資,但類似的阻止家庭成員捐款捐物的言論、行為,我在社區、居民樓等微信群中也有時聽說。

如果說以上只是消極對待公共需求,惡意驅逐則更為惡劣。朋友所在小區的幾名老年人號召居民聯合起來讓小區內超市關門,只是因為收貨員來自小區外,「有傳染可能」。僅僅為了對付一名外來售貨員,老人們熟練地使用年輕時的革命口號「你死我活的鬥爭」、「團結就是力量」。與之類似,很多人積極上街砸毀湖北牌照汽車、自發暴力阻止非本地身份證業主回家、因為未被收治而撕毀醫生防護服……這種惡性事件數不勝數。

在提問這種自私是否就是人性之前,我們需要意識到,專制國家正在通過禁止公共參與、製造高壓氛圍、鼓勵利己主義等方式讓民眾失去對他人的感知。但唯有先意識到他人的存在,才可能有超出本能「號痛」之外的其他政治實踐。無論是左派推崇的階級啟蒙,還是自由派推崇的公民教育,其最基本的公約數都包含對社會中與自己命運相連的他人的知覺。但顯而易見的是,這種幫助個人意識到自己和他人/社會之間相互依存關係的公共教育,在中國是結構性缺失的。

原子化的社會生活矇蔽了人們的視聽,社會教育缺乏對人的尊重,政治高壓阻斷了自由對話,嚴苛的生存環境和四處瀰漫的不信任則更加劇了這種馬基雅維利式叢林法則的流行……這些普通人的惡行,看似與國家政治沒有直接關聯,卻正是後者的後果。

覺醒的政治意識如果無法調動相應的政治行動,就如同甦醒的大腦發現自己沒有身體。

何況,覺醒的政治意識如果無法調動相應的政治行動,就如同甦醒的大腦發現自己沒有身體。在試圖軟化自身形象、與流行文化媾和的宣傳部門,和獲利於「娛樂至死」的文化產業的合力下,青年人長期浸潤在幼稚化的、輕鬆化的政治氛圍中,免於嚴肅的思考、不必感受危險、困惑和痛苦,就能進行輕鬆愉快但虛假的政治參與。比如靠用動物化國家賣萌的《那年那兔那些事》來學習「政治」,將祖國視為愛豆(idol)為其進行粉絲應援,用惡搞表情包攻擊持不同政治觀點的人。

而在這次危險嚴峻的防疫戰中,被稱為「小粉紅」的年輕人,又開始喊話武漢「小笨蛋別哭」,在社交媒體轉發各地美食給「武漢熱乾麪」加油的圖片、給修建臨時醫院的挖掘機(不包括裏面的工人)起名「小黃」「嘔泥醬」⋯⋯這讓更多人意識到,「政治幼稚病」已經全面地影響了年輕人理解世界、採取行動的方式。「萌萌噠」語言所承載的政治意識越發淺薄,它同時也意味着政治手段的有限——經過90年代以來長期的調整,國家主動選擇培育了這種熱鬧喧囂而缺乏實際力量的風格,來做青年的民族主義動員,部分也是考慮到其「雷聲大雨點小」的無效本質。

試想,就算每天給「阿中哥哥」打call的迷妹決定反戈一擊,她難道指望以「打call」的方式將利維坦擊倒嗎?

種種現象都在提醒,從最樸素的壓迫-反抗意識,到形成穩定、自洽的政治觀點還有很遠距離;在國家默許下所能形成的行動能力和手段都比較薄弱,遠不足以與空前強大的國家機器抗衡;而民眾仍需通過公共教育來破除自私牢籠,建立個體與他人、社會的關係。

2020年2月10日,一個中國男子戴著口罩獨自一人在中國北京的辦公室大樓前放風箏。

2020年2月10日,一個中國男子戴著口罩獨自一人在中國北京的辦公室大樓前放風箏。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獨自留在戰場

比起政治意識和政治行動,對反抗者更奢侈的要求,是具有政治目標。

比起政治意識和政治行動,對反抗者更奢侈的要求,是具有政治目標。我們都知道,反抗暴政的人如果不能回答善政是什麼,那麼無論是在混亂中失敗還是「成功」,都不會帶來本質的改變。至多就是以相對的明君取代暴君而已。可是,這一關鍵的要求又如此難以達到,尤其是在這個被李澤厚指稱為「告別革命」,被福山命名為「歷史終結」的後革命時代,我們一早就被告知:所有可能的社會方案都已經被嘗試過,未來沒有更好的選擇。

而本該為社會不斷提供新選擇的人——人文社科知識分子,他們在這場社會動盪中貢獻了什麼呢?很遺憾,他們中不可忽視的很大一部分人正在按照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分好的陣營相互攻訐:新左派攻擊自由派借國難為個人賺取英雄名聲,實際上他們的「獨善其身」並不能抗衡大資本的奴役;自由派指責新左派的國家主義理論和實踐都缺乏人道主義,有意無意地充當利維坦的螺絲釘;另有部分學者打着「理性中立客觀」的旗號,認為狂熱而缺乏理性的抗爭本質是烏合之眾的暴亂;而文藝界此時則忙着創作目前被命名為「新冠體」的頌聖詩歌畫作。

上層知識界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與其說是為了主義,莫若說是為了利益。的確,新左派的後殖民主義傾向和對強大國力的需要容易導向國家主義專制,自由派脆弱的個人公民意識無力阻止強者的欺凌。但在對對方終極目標的相互指責中,兩者都在失去他們的基本準則——服務於人民/公民的利益;都在放棄他們的基礎大盤——與人民/公民的互動。

混戰無疑會讓在痛苦中尋找出路的民眾感到失望。知識分子自身的嚴重失職、信息社會對於知識壟斷權的削弱、2014年以來國家通過清理「公知」對整個知識分子群體的不斷污名化⋯⋯等種種因素綜合作用下,作為一種「功能」的知識分子正在從中國社會上消失。他們既無法與人民分享當下的境遇,也不能為社會的改變提供任何建設性的聲音,更難以獲得人民的信任。

而被獨自留在戰場上的人民,其受害者的身份並不是正義性的保障,過載的信息也無法帶來清晰理智的判斷;被現存權力結構(國家/階級/職業/民族)割裂的身份認同和利益陣營,未能帶來有益的聯盟,甚至也未能帶來基本的、與他人在社會中共存的意願。

集結在「反抗」名義下的這些衝動、排外、各懷心思、貌合神離的行動,難以讓人相信能從中孕育出一個新社會。

改變

國家的改變,必須從國民的改變開始——這其中的邏輯不是那句臭名昭著的「你光明中國就不黑暗」,而是:只有你學會鑽木取火、點燃火炬、甚至製造炸藥,才有可能破開囚禁你的牢籠。

正如福柯(傅柯)所說,「社會」和「國家」本來是命運相連的同源物,既不存在獨立於國家的社會,也不能指望社會中自發地孕育出健康、進步的反抗。

因此,抽象而草率地將覺醒中的人民界定為善、進步,還是惡、落後,都沒有太大意義。在現實的抗疫戰中我們看到的表象,用網上流行的說法就是「七億堯舜,七億桀紂」。這種表面的衝突也正向我們暴露了,在國家主義傘蓋的陰暗縫隙中,艱難生長的人民的長處和孱弱不足。

如果有人希望依靠現有的力量對抗強大的利維坦,那既是低估了控制着每一個神經末梢的極端現代性國家的威力,也是高估了抗爭者此刻的意識、力量和尋找目標的能力。然而,或許「持久戰」的第一槍已經在此刻打響。國家的改變,必須從國民的改變開始——這其中的邏輯不是那句臭名昭著的「你光明中國就不黑暗」,而是:只有你學會鑽木取火、點燃火炬、甚至製造炸藥,才有可能破開囚禁你的牢籠。

在這沉悶壓抑的中國,在這荒蕪寂靜的公共空間,即便太陽底下已經躺滿了既往的「主義」和實踐的骸骨,但如果拋開90年代以來的幾條道路的陳腐屍塊,真正的公共性、政治意識、行動能力和長遠目標還是可以從更廣闊的時間和空間中尋找,從未來每一天最基礎的實踐中尋得。雖然此刻我認為真正的覺醒和轉折並未到來,但對現存問題的每一點嚴肅的反思、每一點踏實的改變,都在讓這一天更快地來臨。

最後,允許我用一首悲傷詩歌的光明尾巴做結:

「走過的人說樹枝低了,走過的人說樹枝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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