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狀病毒疫情 廣場 讀者來函

實習醫生來信:致每一位在疫區中生活的香港人

我們的熱血裡頭,其實藏著很多很多冷靜與疼痛的理性思考。我跟一起掙扎的同事說,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安心生活啊。


2020年2月3日早上,伊利沙伯醫院的醫生。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2月3日早上,伊利沙伯醫院的醫生。 攝:林振東/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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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現正於外科病房工作的實習醫生。

身為一個在香港公立醫院工作的醫護人員,這幾天來,我都活在沉痛的掙扎之中。

武漢肺炎近日於全球迅速擴散,香港政府並沒有做出有效的疫情管理,反倒將政治立場凌駕在人權之上,拒絕封關,罔顧市民健康。香港的確診數字持續上升,社區爆發指日可待。疫情惡化至如斯田地,政府實在責無旁貸。更讓人氣憤的是,行政長官竟然在上週末拒絕與醫管局員工陣線對話。為了市民健康著想,工會在二月二日發起第一階段罷工,希望促使政府全面封關。可惜政府最後只關閉部分關口,根本無助阻止疫情擴散。談判破裂以後,工會宣佈展開第二階段一連四天的罷工行動。

穿上白袍的瞬間,相信大部分醫生都同時披上了一份強大的使命與責任感。人的生命如此脆弱,靈魂並不會在離開身軀之前作出請示。所以作為醫護人員,我們都不介意為了病人,而犧牲自己的作息與用餐時間,隨時候命拯救每個命懸一線的病人。可是,醫院外面,在一個更龐大的社區之中,竟因為可悲的公共衛生政策,而處於水深火熱的健康危機之中。源頭不減,源源不絕的病源只會一直湧入社區。等到有天社區大爆發,就算全體醫護不眠不休地工作,醫療系統也難以負荷疫情,亦難保會有更多寶貴生命被不必要地犧牲。

打從工會開始罷工行動以來,同事之間就有著無盡的討論與妥協。大家都因為這一份掙扎而茶飯不思,每天單單是決定上班與否,已經會輾轉至凌晨不休:上了班,就會覺得將來參與罷工的同事被清算時,自己會因為此時的退縮而覺得愧疚;可不上班的話,又會因增加了同事工作量和影響到病人的治療而愧疚。

總之,無論最後決定為何,我們時刻都帶著一份愧疚生活。

有同事甚至將罷工比喻成火車哲學命題:到底我們應該眼睜睜地看著眼前的四個人(好比社區爆發中被感染的大多數人)被輾死,還是拉下手把改變火車的移動方向,殺死站在另一條軌道的一個人(好比因醫院運作被打亂而影響到的小部分病人)?

我相信大家對這命題都會有自己的看法與答案。可到了真的要拉下手把的一刻,又有誰會有足夠的勇氣,去改變生死大局?

而這次參與罷工的同事,正正就是鼓起勇氣拉下手把的人。

最近醫院的氣氛尤其緊張。大門有穿著全副武裝的保安二十四小時進行監測,量度訪客體溫;又禁止親友探病,只能幫他們把帶來的物資轉遞病人,以減少醫院人流於病毒傳播;病房門前甚至加上了一條膠鏈,以防親屬無故闖入病房。

我竟因為自己的工作,而覺得自己是有害。就連靠近家人朋友,也會生出懼怕與愧疚。我不怕死,可是我真的真的很怕害死我愛的人。

無論在任何專科工作的醫護人員,每天上班的時候也都在提心吊膽。因為你根本無從猜測,下一位你遇上的病人,會否就是下一個確診個案。

所有發燒且有旅遊史的病人,我們都會嚴陣以待,把他先送往負壓病房去,再以全副武裝上陣看診。最初,我也因為惰性與方便而鬆懈,懶於戴上保護眼罩。可是,有一次凌晨值班收症的時候,我遇上了一個被急症室胡亂分派到外科病房的肺炎病人。病人最初並沒有告知我們她最近曾到深圳旅遊,經過我們多番質問之下,她才和盤托出。當時,我只戴著普通外科口罩。而隔天早上,我開始感到頭暈,腸胃不適,工作的時候竟突然把昨天的晚餐一下子全部吐出。看著眼前髒亂的嘔吐物,我深感恐懼與疲憊,也不知自己下班以後該往哪兒去:我怕自己真的染上武漢肺炎,回家休息的話就會感染家人;可是獨留宿舍,萬一不支倒地,就會無所依靠地死去。

突然之間,我竟因為自己的工作,而覺得自己是有害。就連靠近家人朋友,也會生出懼怕與愧疚。我不怕死,可是我真的真的很怕害死我愛的人。

後來,我跟在內科上班的同事聊起此事,才得知他們也有一樣的想法。現正值流感高峰期,普通內科病房中充斥著數之不盡的肺炎病人。可是因為保護裝備都被轉送到隔離病房,普通病房並沒有足夠的裝備給予員工。結果,在普通病房工作的同事,反而比在隔離病房工作的人更為高危,也活在更深的恐懼之中。而且,同事之間也偶爾會因怯懦,而出現互相推搪工作的情況。難怪有朋友因為這些恐懼與人性的陰暗面,在上班時整天處於精神繃緊的狀態,導致憂鬱症發作,不得不停止工作。

「當你知道,醫院防疫措施錯漏百出,而你的上司根本完全不顧你的死活時,你就難免會想:其實這時候為了保護自己,是否應該自私一點?」暫時離開醫院工作的朋友說。

抗疫的日子,我們有家歸不得,有苦訴不了。可大部分醫護人員依然在無人理會自己死活之際,選擇將病人的福祉放在自己的健康之前。

除了焦慮以外,病房中也彌漫著令人心痛的憂傷。長期在醫院工作,無可避免地,我身邊很多朋友都是醫護人員。看著他們拿著「死籤」,穿著保護衣走向隔離病房的孤獨身影,心痛的感覺就從深心湧出。

在我工作的外科病房,其中一位護士抽到「死籤」。同事們都紅著眼,叮囑要好好保護自己,將來一定要再見。我雖然跟他交情不算深,可看到此情此景,也不禁鼻酸起來。後來,他有天從隔離病房下來匆匆一聚,也故意跟我們保持著一米的距離聊天。大家都說,你憔悴多了,也瘦多了。上次看到你一個人面對牆壁吃飯的畫面,多讓人心痛啊,你有空回來跟我們一起吃飯吧。他說,不會啊,我很享受一個人吃飯的獨處時光。我現在很髒,不想要傳染你們。

聽到這裡,心一直在隱隱作痛。這種自發性的孤獨,到底是來自於一份本來跟同事之間多深厚的連結。

而我們看著隔離病房之中,九成都是掛著大陸拼音名字的病人,有時候真的不禁會想:我們的政府到底想犧牲什麼,來換取什麼?

難怪社交網絡上,都充斥著同事充滿淚水,憤怒,與痛心的訊息。而這些感受混在一起,就成為了一種強大的力量,讓我們為了市民健康,為了同事,親友與自己著想,鼓起勇氣,拉下「罷工」這手把。

無論最後我們的選擇為何,每次漫長且痛苦的掙扎與討論,其實都是讓我們重新體認自己為何會當上醫生/護士/專職醫療人員的過程。

當然,身邊有很多強烈反對罷工的同事。他們認為醫生的職責就是在最壞的時候緊守崗位,救傷扶危。就像當年沙士爆發的時候,就算保護裝備不夠,我們也絕不退縮。 而且,社區大爆發其實早已經因為延遲封關而發生了, 無論如何我們也改變不了現況。

他們覺得,罷工並不是請願的最好方法,因為我們萬萬不能間接殺死一些病人,去救將來不知道能不能幫助到的人。 就算我們會如常提供緊急服務,可是人手減少,始終難保會影響到緊急服務的素質。到頭來,我們不只危害了病人的生命,也損害了大眾對醫護的信任。

我其實很敬佩選擇緊守崗位的醫護,因為我知道,他們也是為了病人的福祉著想,為市民的健康而努力。而且,要在「關心社區」與「關心病人」之間作出取捨,這對每一位醫護人員來說,都是痛苦不堪的掙扎。

其實,據我所知,大部分同事都因為實際的考量而站在手把前躊躇不決。做出決定之前,我們必須參與沒完沒了的會議,再從上司的字裡行間中,猜度對方的真正立場,以評核被清算的風險;經過一波對強權的懼怕,和一波良心譴責以後,當你終於下定決心拉下手把,將決定告知同事之時,又會引起一波沈默,又或一波激烈的辯論。大家的立場本來就根基不穩,再加上同事之間互相牽制的取態,很容易就會陷入搖擺不定的狀態。

礙於身分所限,我們還沒獲發放真正的醫生牌照。因此,我們又多了一層考量:萬一真的被清算的話,在醫學院裡六年來的寒窗苦讀的努力一下子付諸流水,而我們對工作的滿腔熱誠,也不知能往哪裡放了。

「每天上司都會給說話我聽,說今天又沒有人上班了。我已經接受了,任我將來再努力工作,將來也不會有晉升機會了。」帶領同事參與罷工的護士朋友說。

我們的熱血裡頭,其實藏著很多很多冷靜與疼痛的理性思考。

這段日子的心情,就好像去年的每一場社運一樣,每個週末,都是走不走上街頭的一種掙扎。走上街頭的話,就有一種失去方向的無力感,晃晃蕩蕩不知如何才能幫得上忙,當然也害怕走得太前,就會有生命危險;可是留在家裡,在電視新聞看著烽煙四起的畫面,又覺得把手足留在街實在愧疚不已。

我跟一起掙扎的同事說,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安心生活啊。

在最後一個失眠的晚上,我寫下了這些文字。因為我想讓大家知道,無論最後我們的選擇為何,每次漫長且痛苦的掙扎與討論,其實都是讓我們重新體認自己為何會當上醫生/護士/專職醫療人員的過程。勇敢罷工爭取訴求的醫護人員,目的並不是為了癱瘓醫療系統,而是為了爭取我們本來應有的談判權,維護市民健康;而在危難中堅守崗位的醫護人員,目的並不是為了置身事外,而只是為了保障醫療服務素質,實現當初加入醫護行列時,救急扶危的初衷。

而希望大家支持醫護人員的話,並不要只流於吶喊打氣。請你們以實際行動來支持我們:如非必要,不要使用公共醫療服務,把資源留給真正有需要的人。也請你們好好保重身體,好好保護自己。畢竟你們的健康,才是我們最重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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