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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函:好了傷疤忘了痛,《萬曆十五年》的啟示

SARS過了17年又來了新型肺炎,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2020年1月25日,北京一名戴上口罩的男士。 攝: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1月25日,北京一名戴上口罩的男士。 攝: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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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黃仁宇寫過一本非常有名的書叫《萬曆十五年》。該書一開篇講了個故事,說某天早上不知道為什麼,京城流傳一則謠言,說當天要上朝,其實那天按照慣例不需要上朝。結果文武百官趕緊匆匆忙忙往殿上趕,因為時間倉促,丟盔棄甲,甚是狼狽。到了殿前,皇帝本來也不知道有上朝這回事,一開門看到這麼多人堵在殿前,也是吃了一驚,又氣又惱,估計鼻子都氣歪了。沒事找事,這不是給我添堵嗎?於是罰了這些京官每人的俸祿。這件事情說明什麼呢,雖然大明王朝當時GDP世界第一,表面上井然有序,但是實際上內部是亂哄哄一團糟。又比如當時幾百名倭寇登陸東南沿海,就搞得沿海地區不得安寧,很多年都沒有剿滅。說明這個老大帝國,軍隊戰鬥力根本不行。後來還是戚繼光用私家的兵卒,才剿滅了倭寇。

當時明朝就是這麼一種情況,表面上看似一切正常,但是皇帝是否勤政,官員是否辦事,都沒什麼差別,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停滯狀態。皇帝勵精圖治或者苟且偷安,首輔乾綱獨斷還是調和湊合,將軍是獨創還是現實,文官是廉潔還是貪瀆,思想家是激進還是保守,結果都是一樣,無法改變現狀。因為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這種陳舊的方式,不適合現代化國家的管理。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中國國內如今肆虐的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其實早在去年年底的12月8日就發現了第一例病例,在隨後的幾天裏這第一個病例和總計27例病人被歸總為不明肺炎患者。但是要遲遲到12月31日才由官方發布第一個公告,說發現了這種不明原因病毒引起的肺炎。

2019年月12月31日武漢發布的通報說,「目前已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嚴重,其餘病例病情穩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轉擬於近期出院。」

1月3號公布的患者44例,1月5號公布患者59例。從1月5號公布患者病例數以後,有半個月的時間,武漢市再沒有公布過有病例增加,下一次公布病例增加17例是19號凌晨公布的17號的病例。這中間已經過去了整整兩個星期。之前幾次武漢公布病例時候還洋洋自得的說,沒有1月3號以來增加的新病例。大家都皆大歡喜,以為這個疫情已經得到控制了。誰知道20號凌晨公布18號19號兩天的病例共增加了136例。之後全國的病例就開始天天飆升。

為什麼從1月5號到1月19號這兩個星期沒有任何新病例報告,而從事後各個省發的通告裏,卻看到有大量的在這段時間裏到過武漢的人被病毒感染呢?而從1月5號到1月11號這幾天,連病例報告都沒有。微信公眾號「事實雜貨鋪」披露,在1月11號到1月17號這段時間裏,武漢在開兩個「重要」的會議:

《長江日報》報導,1月11日,湖北省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開幕,1月15日閉幕。1月12日,湖北省十三屆人大三次會議開幕,17日上午閉幕。

而肺炎感染病例也是從17號才開始重新更新。事情有這麼巧?據「事實雜貨鋪」《我們已知的武漢肺炎的重要消息,都不是武漢官方首發的》一文披露,「有些武漢官員的想法恐怕是覺得重要會議期間要穩定,不要製造混亂。」所以為了社會穩定和政治和諧,就讓疫情數字「停表」。這樣就好像事情已經不存在了。

也有微博文字披露,不要以為試劑盒發到醫院就可以確診。醫院門診無權定性,不能根據症狀報疑似,需將標本上繳。省一級的疾控中心檢查陽性才能報疑似,省級上報國家,兩輪都陽性才能稱為確診病例,也就是說在中央集權國家,只有中央一級衞生單位才有權力定性一則病例,其中所費周章可想而知。這也就跟《萬曆十五年》裏面描述的老大帝國反應遲鈍做事慢一回事了。

再來看看,官員為什麼要瞞報不報疫情數字。看過HBO劇集《切爾諾貝爾》的都知道,一開始災難發生的時候,地方官員對上面來的官員拍着胸脯說事態可控,一切盡在掌握,誰知道那個測量儀器早已經爆表,得到的根本就不是真實數字,上面也就信以為真。隨後遠處的科學家發現污染嚴重,隨即上報,上面帶來的儀器發現事態嚴重,就馬上開始封堵圍城。思想動員,招募敢死隊,人海戰術搞定泄漏。並懲處直接責任人,事態趨於平穩,但是蘇聯國際形象一落千丈,沒過多久就解體了。

在中央看來,你要是上報疫情就說明官員任內失職,在任上出了差錯,升遷無望。而要是把疫情瞞下來壓下來,也許過個十天半個月疫情就過去了,到時候神不知鬼不覺,誰知道有什麼疫情,官還可以照做,還是可以升遷。所以官員當然就要消極怠政懶政了。不作為比有作為可能帶來的結果還要好,那為什麼要作為?有人問要是出了人命怎麼辦,媒體他管控,家屬他可以維穩,出了幾條人命也可以是發展必須要付出的代價,他們幾十年不就是這麼幹的。

先是封鎖消息,抓網上散步信息的人說是造謠的,隱瞞疫情,等待事態失控的時候又馬上搞一刀切,不管老百姓的生活和後勤保障,一夜之間宣布封城,造成的就是一個封閉的環境,得不到外部的有效物資供應,信息也很難順暢流通。他們總是能在所有的選擇中做出最壞的那個選擇。

我們可以看到中央集權的國家,遇到問題反應速度奇慢,官員欺上瞞下,不作為比有作為得到的結果有可能還更好,這也許就是幾千年官僚體制的弊端,社會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

好了傷疤忘了痛,SARS過了17年又來了新冠,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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